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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研究浙江社会变迁背景下武术文化适应过程，运用文献资料、逻辑分析法，得出以下结论：社会变迁必然会引起武术文化进行调适，浙江武术文化变迁的动因有设武举取仕，武术从民间逐渐步入正途，南宋定都，促进全国武术在浙江的文化融合，防寇、抗倭兴武，藏武于民，民国国术馆成立，武术名师荟萃。浙江武术文化有“三态”，即“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三种基本形态。舶来运动对浙江武术文化产生了较大冲击，浙江武术文化采用了文化救赎、传承救赎和经济反哺三种适应模式。
关键词：武术文化；社会变迁；适应
嬗变于生产劳动、脱离了军事需求的武术变革变得更加的纯粹和专一，它承载了古人的智慧、哲学、伦理和价值观，受传统文化的润饰，它已经成为中华文化的重要部分，武术文化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符号。时至今日，在全球多元文化的强烈冲击下，传统武术逐渐陷入边缘化的困境，散落民间以拳理相通的传统武术逐渐被西方外来武术文化强势取代，武术文化正在走向迷失的深渊。浙江在中国历史上和现代社会中都具有较大影响，它是五代吴越国和南宋都城所在地，明清时期抗倭寇的主战场，文、武、商皆备在全国唯数少见，浙江南拳是我国七大拳系之一，钱塘、瓯越武坛在历史上享誉盛名。浙江也是我国社会经济变革最为深刻的地区之一。历史经验证明，社会变迁触及了传统文化生存的根基，拥有优秀传统文化的浙江武术在不断的自身变革和社会变迁中得以传承与适应。因此，研究浙江武术随社会变迁的规律，阐释浙江武术文化在社会经济文化变迁中的适应模式。
一、 社会变迁与武术文化
武术文化是人类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独特文化现象。与其他文化一样，武术赖以生存的社会环境正在发生深刻的变迁。尽管浙江武术文化的起源已无从考究，但可以肯定，自先秦以来，武术在军事上的技击价值一直备受君王的青睐。五代和南宋定都浙江大地，岳飞练兵抗金、戚继光在浙江东南沿海操兵抗倭寇，浙江山多林密，自然环境优良，因此，退隐的将士和来到都城全国各地的武术高手推动了浙江武术的发展。农耕文明下的传统武术符合当时社会价值和需求而具有其他运动无法取代的优势。
二、 浙江武术文化变迁的成因、形态与冲击
马克思认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的变化导致社会变革。浙江武术变迁是动态的，它与其他社会现象一样，变迁是本质是社会文化结构的变化，其存在和变化都有具有历史的必然与需要。
（一） 武术文化变迁的成因
武术变迁是多种因素共同合力的结果，武术变迁归根结底是文化的变迁。武术文化是人类社会实践的结果，因此，只有联系具体的社会结构、政治结构、社会条件和自然环境来洞察武术文化，才能全面、深刻地理解武术文化变迁的客观规律。
1. 设武举取仕，浙江武术从民间逐渐步入正途
武举制度是朝廷设立考试科目，通过定期统一考试的方式选拔武艺人才，并对其分别授予官职的一项人事选拔制度。武举制度始创于唐朝武则天长安二年（702年），在宋代臻于完备，沿袭至明清时期，光绪二十七年（1903 年） 废止，历时1201年。据《新唐书·选举志》记载：“武举，盖起于武后之时，长安二年，始置武举。”武举制度对中国封建社会变迁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它是君王开疆拢地，以“武”强国的国家机器，武举取士作为特殊的历史现象对浙江武术自身的发展和适应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概括起来可以归纳为以下两个方面：首先，武举制度打破了长期以文取仕的格局，突显了习武人士的社会地位，武而优则仕被奉为“正途”。
2. 南宋定都，促进全国武术在浙江的文化融合
南宋建炎元年（1127年）宋代皇室迁都临安（杭州）后，临安不仅成为全国的政治和经济中心，还是全国武术活动最为活跃的地区。一批爱国将领如岳飞、韩世忠不愿向金兵屈服，带兵习武，一时临安城武风炽盛。当时，临安盛行以上肢拳势为主，辅以肘膝，很少离地用腿的南拳，在城内设立武学，并颁布“武举绝伦从军法”，规定学武之人可以直接经武考取功名，从军升官，在城外设有英略社、射水弩社、川弩射弓社、角抵社、练马社、锦标社等二十余个练武团体，每个团体之间定期进行武术交流。由于北方受金兵侵扰，大批的武术人士前来临安避难，也带来了北方的一些拳种和技法，它们与原来流传于浙江地区的南派拳种相融汇，使浙江成为当时南北拳种交汇的中心。
（二） 浙江武术文化的形态。
浙江武术的制度文化主要包括组织形式、传承方式等内涵。在清代浙江余姚开设有十八局组织，这是在庙会组织基础上建立起来，每个庙会设一个局，先后共设立了18局。在温州平阳地区，农村以乡社为基础建立民间武术组织，农民既务农又习武的现象十分普遍。当前，为了保护温州南拳这一国宝，温州成立了介于政府和民间之间，既独立又有很强组织性的温州南拳协会。在传承方面，笔者走访了浙江平阳、仙居民间武术传承人，他们对于接班人的态度比较开放，并未设置地域、性别和功底的限制，交谈中他们无一例外都显示了对于传统武术后继无人的担忧。
（三） 舶来运动项目对浙江武术文化的冲击
改革开放后，人们的思想观念得到进一步的开放，社会变得更加具有包容，人们生活方式选择呈现多样化。在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下，我们正在经历着多元化的文化时代。浙江作为全国改革开放后率先发展起来的省市，在经济和文化建设上均走在了全国的前列，城乡居民收入居全国各省区首位，全面小康实现水平达到90%以上。殷实和开放的浙江人对待外来体育运动更加的积极。據《2012年浙江省休闲产业发展报告》统计，2012年浙江省休闲体育项目涵盖了包括地域（攀岩、探险、滑雪、高尔夫、网球、瑜伽、跆拳道、剑道、空手道等）、水域（划船、赛艇、帆板、潜水、冲浪等）、空域（滑翔、跳伞、热气球）立体的全覆盖。在浙经营的各类健身场所达到2000余家，5000万元规模以上健身俱乐部有220余家，中国传统武术具备的强身健体功能逐渐被健身俱乐部所取代，而代表传统中华文化的武术在这场外来运动的冲击下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与社会主流生活方式渐行渐远。在面对外来体育文化和当代社会变迁下，浙江武术文化发展正在迷失自我，失去方向。 三、 浙江武术文化调适的方式
（一） 文化救赎
无论是社会变迁带来的武术形式上的变化，还是全球多元文化带来的冲击，当前浙江武术面临的发展问题究其根源仍是关乎文化层面的诸多问题，浙江武术的发展已经上升到文化发展的高度。
增强人们对浙江武术文化的认同是重要的环节。毋庸置疑，武术的产生和发展有着特殊的环境，正如王俊奇在《武术文化形成与地理环境关系》中指出“中华武术文化也是我们祖先在半封闭、内陆性地理多样性、民族生活多样化、特定的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诸因素交织的环境中创造出来的。”浙江七分山水三分地，具有武力抵御外侵的历史，经历了中华文化交融的历史时期（五代吴越和南宋建都在此），形成了浙江独著代表的武术形态和文化，但其历史渊源和知名度远不及少林寺、武当山、峨眉山等传统派系，在现有的影视作品中也鲜有对浙江武术的宣传。而浙江历史上与武术有关的素材却非常丰富，如浙江东南沿海抗倭寇、南宋岳飞带兵抗金，台州天台紫凝道人创作的中华武术第一部专著《易筋经》“天下第一剑”龙泉宝剑等。浙江武术文化的重燃梦想正得到当地有识知士的竭力支持，他们不仅资助承办国际传统武术比赛宣传浙江南拳，还借助金华横店影视基地的技术力量拍摄反映浙江武术历史的纪录片。获得武术文化的认同非一朝一夕，只有将传统武术文化融入浙江文化之中才能获得持久力。一旦形成对浙江武术文化的认同，就等于贴上与其他地方武术不同的文化标识。
（二） 传承救赎
浙江传统武术由于传承过程具有封闭性、修炼的体悟性等特征，对外表现出强烈的文化排化性，以师徒传承为主，形成保守、单一的传承过程。1983年6月2日浙江省体委成立了“浙江省武术挖掘整理工作小组”，为抢救国家武术瑰宝，开展武术挖掘整理工作。据1988年由浙江省武术挖掘整理工作小组办公室主任朱震武主编出版《浙江武术拳械录》记载，当时流行的拳种有64个、总计套路1263路，而1998年再次统计发现，有13种拳种出现消失，大量拳种面临后继无人的尴尬局面。2007年浙江省各地市开始兴起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经整理和走访发现，有11种拳种面临传承人年岁过高而无法进行传授的令人叹息事情。为了保住悠久的传统武术文化，在浙江各地相继成立武术协会、南拳分会、综合拳种分会、太极拳分会等组织，同时民间武术也随之蓬勃发展。截止2012年底，浙江开办较大规模的民办武术学校18所，在校学生约3万，有8所学校招收外籍学生，已培养（含在读）外籍学生2000余人。2012年11月，有幸随团参观了“全国十大武术名校”“中国十佳民办学校”的湖州清泉武术学校，学校在技术类课程上特别每周安排有6个时段的浙江地方拳种操习，浙江民办武术学校的蓬勃发展为浙江当地武术文化的传播与传承注入了新的机会。从1983年开始，在政府相关部门和民间人士的积极参与下，浙江传统武术的收集与整理工作取得了较大的进步，目前已出版了《浙江武术拳械录》《浙江传统武术简史》《龙湾武术》等10余部，收集武术古籍《江南经略》等200余篇，古代兵器300余件。五常十八般武艺、上宕功夫、黄岩新前武术、练市船拳、舟山船拳、武林活拳、常山猷辂拳等7个深藏在浙江民间的武术非常荣幸地被列入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
（三） 经济反哺武术
富而思源，报效桑梓。在过去30多年间，浙江人敢为人先，凭借敏锐的市场意识，抢抓机遇、创业发展，实现了经济和社会的快速发展。先富的浙江人开始将目光投向保护传统武术领域。在有“浙江武术之乡”之称的永嘉瓯渠，村村建有练武馆，馆内设备器械俱全，有新落成的上新屋武术楼、吴氏大宗武术交流场、瓯渠武术博物馆，而基建和购买器械的绝大部分资金都来自当地企业的“武术基金”，不仅教拳的拳师能够获得基金的资助，而且参加拳种练习者也能得到相应的基金补贴。温州市企业家协会还出资建立了占地达8亩的龙湾度山村南拳培训基础。在浙江南拳的另一盛行地台州，它是我国股份制经济的发源地，除了建设武术练习馆、武术主题公园等基建项目的资金来自当地私人和企业捐助外，企业和私人还资助了当地武术文化的保护、开发和拳种传承人的继承等工作。在浙南的温州、台州和丽水等地，每年春节期间村、乡镇都会有相当规模的武术庙会，而筹措庙会的资金中有相当一部分来自当地企业和私人。据温州南拳研究院的人员介绍，当前正在筹划拍摄一部反映当地南拳的电视剧，而出资方为当地的三个民营企业。像温州、台州这样先富起来的企业家不忘家乡的传统武术事业，在浙江其他地方也十分普遍。
四、 结束语
浙江在历史长河中属于社会变革比较深刻的地区，作为南拳派的主要代表地区，浙江传统武术文化的发展不可避免地参与了社会变迁的冲突——适应的矛盾过程，任何社会变迁的发生、发展都会传导到文化领域，武术文化就在这种平衡到不平衡再到新的平衡中实现螺旋式发展，而适应总是滞后的，需要在平衡与不平衡间找到中间变量。浙江武术文化随社会变迁的过程是复杂的、动态的，因此，只有站在历史客观的角度，正确处理浙江武术文化与社会变迁的关系，以保全自身并得以发展。
參考文献：
[1]张杰，姚远.武术变迁与文化调适[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11，（3）：221-223.
[2]欧阳修，宋祁等.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170.
[3]朱九德.倭变事略[M].上海：上海书店，1982：76.
[4]无谷，刘志学.少林寺资料集[M].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2：102.
[5]郑若曾.江南经略[M].台北：商务印书馆，1983：460-462.
关键词：武术文化；社会变迁；适应
嬗变于生产劳动、脱离了军事需求的武术变革变得更加的纯粹和专一，它承载了古人的智慧、哲学、伦理和价值观，受传统文化的润饰，它已经成为中华文化的重要部分，武术文化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符号。时至今日，在全球多元文化的强烈冲击下，传统武术逐渐陷入边缘化的困境，散落民间以拳理相通的传统武术逐渐被西方外来武术文化强势取代，武术文化正在走向迷失的深渊。浙江在中国历史上和现代社会中都具有较大影响，它是五代吴越国和南宋都城所在地，明清时期抗倭寇的主战场，文、武、商皆备在全国唯数少见，浙江南拳是我国七大拳系之一，钱塘、瓯越武坛在历史上享誉盛名。浙江也是我国社会经济变革最为深刻的地区之一。历史经验证明，社会变迁触及了传统文化生存的根基，拥有优秀传统文化的浙江武术在不断的自身变革和社会变迁中得以传承与适应。因此，研究浙江武术随社会变迁的规律，阐释浙江武术文化在社会经济文化变迁中的适应模式。
一、 社会变迁与武术文化
武术文化是人类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独特文化现象。与其他文化一样，武术赖以生存的社会环境正在发生深刻的变迁。尽管浙江武术文化的起源已无从考究，但可以肯定，自先秦以来，武术在军事上的技击价值一直备受君王的青睐。五代和南宋定都浙江大地，岳飞练兵抗金、戚继光在浙江东南沿海操兵抗倭寇，浙江山多林密，自然环境优良，因此，退隐的将士和来到都城全国各地的武术高手推动了浙江武术的发展。农耕文明下的传统武术符合当时社会价值和需求而具有其他运动无法取代的优势。
二、 浙江武术文化变迁的成因、形态与冲击
马克思认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的变化导致社会变革。浙江武术变迁是动态的，它与其他社会现象一样，变迁是本质是社会文化结构的变化，其存在和变化都有具有历史的必然与需要。
（一） 武术文化变迁的成因
武术变迁是多种因素共同合力的结果，武术变迁归根结底是文化的变迁。武术文化是人类社会实践的结果，因此，只有联系具体的社会结构、政治结构、社会条件和自然环境来洞察武术文化，才能全面、深刻地理解武术文化变迁的客观规律。
1. 设武举取仕，浙江武术从民间逐渐步入正途
武举制度是朝廷设立考试科目，通过定期统一考试的方式选拔武艺人才，并对其分别授予官职的一项人事选拔制度。武举制度始创于唐朝武则天长安二年（702年），在宋代臻于完备，沿袭至明清时期，光绪二十七年（1903 年） 废止，历时1201年。据《新唐书·选举志》记载：“武举，盖起于武后之时，长安二年，始置武举。”武举制度对中国封建社会变迁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它是君王开疆拢地，以“武”强国的国家机器，武举取士作为特殊的历史现象对浙江武术自身的发展和适应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概括起来可以归纳为以下两个方面：首先，武举制度打破了长期以文取仕的格局，突显了习武人士的社会地位，武而优则仕被奉为“正途”。
2. 南宋定都，促进全国武术在浙江的文化融合
南宋建炎元年（1127年）宋代皇室迁都临安（杭州）后，临安不仅成为全国的政治和经济中心，还是全国武术活动最为活跃的地区。一批爱国将领如岳飞、韩世忠不愿向金兵屈服，带兵习武，一时临安城武风炽盛。当时，临安盛行以上肢拳势为主，辅以肘膝，很少离地用腿的南拳，在城内设立武学，并颁布“武举绝伦从军法”，规定学武之人可以直接经武考取功名，从军升官，在城外设有英略社、射水弩社、川弩射弓社、角抵社、练马社、锦标社等二十余个练武团体，每个团体之间定期进行武术交流。由于北方受金兵侵扰，大批的武术人士前来临安避难，也带来了北方的一些拳种和技法，它们与原来流传于浙江地区的南派拳种相融汇，使浙江成为当时南北拳种交汇的中心。
（二） 浙江武术文化的形态。
浙江武术的制度文化主要包括组织形式、传承方式等内涵。在清代浙江余姚开设有十八局组织，这是在庙会组织基础上建立起来，每个庙会设一个局，先后共设立了18局。在温州平阳地区，农村以乡社为基础建立民间武术组织，农民既务农又习武的现象十分普遍。当前，为了保护温州南拳这一国宝，温州成立了介于政府和民间之间，既独立又有很强组织性的温州南拳协会。在传承方面，笔者走访了浙江平阳、仙居民间武术传承人，他们对于接班人的态度比较开放，并未设置地域、性别和功底的限制，交谈中他们无一例外都显示了对于传统武术后继无人的担忧。
（三） 舶来运动项目对浙江武术文化的冲击
改革开放后，人们的思想观念得到进一步的开放，社会变得更加具有包容，人们生活方式选择呈现多样化。在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下，我们正在经历着多元化的文化时代。浙江作为全国改革开放后率先发展起来的省市，在经济和文化建设上均走在了全国的前列，城乡居民收入居全国各省区首位，全面小康实现水平达到90%以上。殷实和开放的浙江人对待外来体育运动更加的积极。據《2012年浙江省休闲产业发展报告》统计，2012年浙江省休闲体育项目涵盖了包括地域（攀岩、探险、滑雪、高尔夫、网球、瑜伽、跆拳道、剑道、空手道等）、水域（划船、赛艇、帆板、潜水、冲浪等）、空域（滑翔、跳伞、热气球）立体的全覆盖。在浙经营的各类健身场所达到2000余家，5000万元规模以上健身俱乐部有220余家，中国传统武术具备的强身健体功能逐渐被健身俱乐部所取代，而代表传统中华文化的武术在这场外来运动的冲击下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与社会主流生活方式渐行渐远。在面对外来体育文化和当代社会变迁下，浙江武术文化发展正在迷失自我，失去方向。 三、 浙江武术文化调适的方式
（一） 文化救赎
无论是社会变迁带来的武术形式上的变化，还是全球多元文化带来的冲击，当前浙江武术面临的发展问题究其根源仍是关乎文化层面的诸多问题，浙江武术的发展已经上升到文化发展的高度。
增强人们对浙江武术文化的认同是重要的环节。毋庸置疑，武术的产生和发展有着特殊的环境，正如王俊奇在《武术文化形成与地理环境关系》中指出“中华武术文化也是我们祖先在半封闭、内陆性地理多样性、民族生活多样化、特定的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诸因素交织的环境中创造出来的。”浙江七分山水三分地，具有武力抵御外侵的历史，经历了中华文化交融的历史时期（五代吴越和南宋建都在此），形成了浙江独著代表的武术形态和文化，但其历史渊源和知名度远不及少林寺、武当山、峨眉山等传统派系，在现有的影视作品中也鲜有对浙江武术的宣传。而浙江历史上与武术有关的素材却非常丰富，如浙江东南沿海抗倭寇、南宋岳飞带兵抗金，台州天台紫凝道人创作的中华武术第一部专著《易筋经》“天下第一剑”龙泉宝剑等。浙江武术文化的重燃梦想正得到当地有识知士的竭力支持，他们不仅资助承办国际传统武术比赛宣传浙江南拳，还借助金华横店影视基地的技术力量拍摄反映浙江武术历史的纪录片。获得武术文化的认同非一朝一夕，只有将传统武术文化融入浙江文化之中才能获得持久力。一旦形成对浙江武术文化的认同，就等于贴上与其他地方武术不同的文化标识。
（二） 传承救赎
浙江传统武术由于传承过程具有封闭性、修炼的体悟性等特征，对外表现出强烈的文化排化性，以师徒传承为主，形成保守、单一的传承过程。1983年6月2日浙江省体委成立了“浙江省武术挖掘整理工作小组”，为抢救国家武术瑰宝，开展武术挖掘整理工作。据1988年由浙江省武术挖掘整理工作小组办公室主任朱震武主编出版《浙江武术拳械录》记载，当时流行的拳种有64个、总计套路1263路，而1998年再次统计发现，有13种拳种出现消失，大量拳种面临后继无人的尴尬局面。2007年浙江省各地市开始兴起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经整理和走访发现，有11种拳种面临传承人年岁过高而无法进行传授的令人叹息事情。为了保住悠久的传统武术文化，在浙江各地相继成立武术协会、南拳分会、综合拳种分会、太极拳分会等组织，同时民间武术也随之蓬勃发展。截止2012年底，浙江开办较大规模的民办武术学校18所，在校学生约3万，有8所学校招收外籍学生，已培养（含在读）外籍学生2000余人。2012年11月，有幸随团参观了“全国十大武术名校”“中国十佳民办学校”的湖州清泉武术学校，学校在技术类课程上特别每周安排有6个时段的浙江地方拳种操习，浙江民办武术学校的蓬勃发展为浙江当地武术文化的传播与传承注入了新的机会。从1983年开始，在政府相关部门和民间人士的积极参与下，浙江传统武术的收集与整理工作取得了较大的进步，目前已出版了《浙江武术拳械录》《浙江传统武术简史》《龙湾武术》等10余部，收集武术古籍《江南经略》等200余篇，古代兵器300余件。五常十八般武艺、上宕功夫、黄岩新前武术、练市船拳、舟山船拳、武林活拳、常山猷辂拳等7个深藏在浙江民间的武术非常荣幸地被列入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
（三） 经济反哺武术
富而思源，报效桑梓。在过去30多年间，浙江人敢为人先，凭借敏锐的市场意识，抢抓机遇、创业发展，实现了经济和社会的快速发展。先富的浙江人开始将目光投向保护传统武术领域。在有“浙江武术之乡”之称的永嘉瓯渠，村村建有练武馆，馆内设备器械俱全，有新落成的上新屋武术楼、吴氏大宗武术交流场、瓯渠武术博物馆，而基建和购买器械的绝大部分资金都来自当地企业的“武术基金”，不仅教拳的拳师能够获得基金的资助，而且参加拳种练习者也能得到相应的基金补贴。温州市企业家协会还出资建立了占地达8亩的龙湾度山村南拳培训基础。在浙江南拳的另一盛行地台州，它是我国股份制经济的发源地，除了建设武术练习馆、武术主题公园等基建项目的资金来自当地私人和企业捐助外，企业和私人还资助了当地武术文化的保护、开发和拳种传承人的继承等工作。在浙南的温州、台州和丽水等地，每年春节期间村、乡镇都会有相当规模的武术庙会，而筹措庙会的资金中有相当一部分来自当地企业和私人。据温州南拳研究院的人员介绍，当前正在筹划拍摄一部反映当地南拳的电视剧，而出资方为当地的三个民营企业。像温州、台州这样先富起来的企业家不忘家乡的传统武术事业，在浙江其他地方也十分普遍。
四、 结束语
浙江在历史长河中属于社会变革比较深刻的地区，作为南拳派的主要代表地区，浙江传统武术文化的发展不可避免地参与了社会变迁的冲突——适应的矛盾过程，任何社会变迁的发生、发展都会传导到文化领域，武术文化就在这种平衡到不平衡再到新的平衡中实现螺旋式发展，而适应总是滞后的，需要在平衡与不平衡间找到中间变量。浙江武术文化随社会变迁的过程是复杂的、动态的，因此，只有站在历史客观的角度，正确处理浙江武术文化与社会变迁的关系，以保全自身并得以发展。
參考文献：
[1]张杰，姚远.武术变迁与文化调适[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11，（3）：221-223.
[2]欧阳修，宋祁等.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170.
[3]朱九德.倭变事略[M].上海：上海书店，1982：76.
[4]无谷，刘志学.少林寺资料集[M].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2：102.
[5]郑若曾.江南经略[M].台北：商务印书馆，1983：460-4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