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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名臣张之洞，在晚清险恶的局势中能够脱颖而出，励精图治，功垂青史，为时人所誉，为史家所赞，为后世所传，其为人、为官之道留给我们许多思考与启示。
为官之首要：忠正
张之洞出身于官宦之家，由科举步入仕途，历经学政、翰林院京官、巡抚、总督、大学士、军机大臣。观其一生，始终保持着对国家和民族的忠诚，对国家利益的维护。他勤于政事，一身正气，用权不结党，用人不谋私，始终做到心正、言正、行正、身正。
“公在晋三年，劳顿过度，心忡气喘，须发多白。”“勤于政务，无片刻暇，诗文皆辍笔。”在他的政治生涯中，忠诚勤勉的本色始终没有改变。
张之洞以国为重，确实做到“不分畛域，统筹全局”，因而得到慈禧“张之洞办事向来实心”的赞赏。中日战争中，张之洞对过鄂境北上御敌各军，无不助赏械，耗资数十万两。山东威海危机，他主动送去快枪一千支，子弹一百万发。山东巡抚李秉衡电谢曰：“公统筹全面，谋国至忠，与人之厚，深钦佩！”
张之洞病危之际，还写好遗折，做最后一次进谏：“当此国步维艰，外患日棘，民穷财尽，百废待兴，朝廷方宵旰忧勤，预备立宪，但能自强不息，终可转危为安。……”
1908年8月21日晚，张之洞肝痛加剧，向老友陈宝琛叹曰：“国运尽矣！”转而对子孙说：“勿负国恩，勿堕家学，勿争家产，勿入下流。”并说：“我生平学术行十之四五，政术行之五六，心术则大中至正也。”语毕命去。赤诚之心，可鉴日月。
为官之胸襟：担当
张之洞所处的时代，正是中国社会从传统向近代转型的大变革时代。《清史稿·张之洞列传》说，张之洞“莅官所至，必有兴作”，而且“务宏大”。他努力在激进与保守之间寻求一条稳健的改革之路。
张之洞为广兴实业，增强国力，可谓绞尽脑汁，不留余力。抓工业，他创办汉阳铁厂、湖北枪炮厂和纺织四局，主持、督办修筑芦汉铁路、粤汉铁路、川汉铁路;抓教育，他开办实业学堂并筹划废除科举制;抓军事，他编练新军、建设一支以铁甲舰船装备起来的新式海军，加速了中国军事工业和军队的现代化建设进程;抓经济，他发行彩票、开铸银圆;抓国防，他维护民族利益、抵御外侮的爱国主张与振兴中华实业的政绩，在客观上于民族和国家既有利，又有功……
“应省之事必须省，应办之事必须办，应用之财必须用。”这是张之洞求真务实的鲜明特点。张之洞是第一个将电灯引进官署的中国人。第二年，广东商人黄秉常在他的支持下，创办中国第一个民办电灯公司。
“天下艰巨之事，成效则俟之于天，立志则操之在己。志定力坚，自有成效可观。”他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千难不惧，万险不辞。这正是张之洞思想性格、为官品格中最为光彩的一笔。
为官之境界：善任
张之洞一贯主张“任人者治”，认为“凡百政事，竭须得人”。他任用部属的首要标准，是人品、才气、气节。他的聚才之心，容才之量，用才之能，护才之胆，令幕僚鼎力佐助，也使他在历次政治风波中有惊无险，在清朝改革进程中声名赫赫。
当年，梁启超久闻他大名，决定前去拜访时任湖广总督的张之洞。刚一见面，张之洞就毫不客气地要考考这个光绪帝的红人：“四水江第一，四时夏第二，先生来江夏，谁是第一？谁是第二？”梁启超沉思片刻，脱口答道：“三教儒在前，三才人在后，小子本儒人，何敢在前？何敢在后？”
张之洞一听，拍案叫绝。他发觉梁启超的才气与胆略，绝非等闲之辈。虽然，在政见上与张之洞代表的洋务派格格不入，但他不仅盛情接待了梁启超，还资助康梁发起的“强学会”一大笔款子。
古语云：“能领兵者，谓之将也，能将将者，谓之帅也。”张之洞无疑是后者。
1884年，张之洞署理两广总督，统筹前线军事。危急关头，他力排众谤，大胆起用爱国老将冯子材。
此时，冯子材已近古稀之年。以前有人建议李鸿章起用冯赴越作战，李鸿章以其年老力衰未允。可张之洞却认为：“冯虽老，闻未衰;旧部多，成军易：由钦往，到越速;在越久，水土习，用土人，补遣便。将才难得，节取用之。”
1885年3月24日冯氏率军在镇南关击败法国侵略者，进而攻克谅山等地，扭转了中法战争的局势，在19世纪中国的对外战争中，取得空前绝后的一次重大胜利。张之洞称“自中国与西洋交涉，数百年来，未有如此大胜者”。
古人云，荐人于无名之时，助人于落寞之刻。赋闲在家的阎敬铭是位清廉的理财专家。阎敬铭受人冷落的时候，受到张之洞的大力举荐，成为户部尚书，这无疑让他心存感激，也必然会在张之洞做事时予以诸多援助。张之洞在湖北办洋务时，得到阎敬铭的大量资金支持，使张之洞成为洋务运动的代表人物。
张之洞用人不拘一格，不避嫌怨，幕中收納了一批奇才怪杰。他主张用人宜破格，提出“勿计年资，勿泥成例，奇杰之士不拘文武，艰巨之任不限疏戚。”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用当其时，才能让人才尽心尽力，发挥最大潜能。
“海不辞水，故能成其大;山不辞石，故能成其高;明主不厌人，故能成其众。”他一生保荐人才300余名，其中不乏在清末民初的政治界、学术界有一定影响的人士。
无湘无淮，无台无阁。不分派系，不分畛域，唯才是举，力求道合。时至今日，斗转星移，可张之洞选人用人的胆识和方略，仍值得后人学习和借鉴。
为官之本色：清廉
张之洞是一个有操守的封建士大夫。他以身作则，还要求各级官员不要接受属吏的馈赠。这样，“于陋规少一分沾润，自必于公事少一分通融”，才能做到公事公办，不徇私情。
在无官不贪、无吏不肥的晚清官场，张之洞清正廉洁，可谓凤毛麟角。当时，湖广一带流传着一句歇后语：“张之洞当皮箱过年——习以为常。”
更令人为之心折的是，这位封疆大吏以不惜花巨资建学校、工厂和其他设施著称于世，但他绝不利用权势捞钱。张之洞“所到各省，从不用门丁，不收门包，不收馈遗礼物”。督粤时，时逢其50寿辰，为拒绝生日寿礼，他紧闭辕门，不纳贺客;广东海关依惯例每月送3000两规费给总督，他将此款按月存入善后局，用于修建广雅书院及救济灾民;中华名砚端砚停产多年，他支持商人何昆玉开采，收效颇丰。他调任湖北后，商人“寄十方至鄂”，张之洞付“时价每方二十金”;暂署两江总督时，“有道员私献商人金二十万为寿，请开矿海州”，张之洞不为所动，反将这位道员“立劾罢之”;他热衷留学教育，经他手派出的公费生无数，但自己的儿子留学，却坚持“自备资斧，不领薪水”。
《清史稿》本传记载：“张之洞任疆吏数十年，及卒，家房不增一间，地不加一亩。”连他的丧事，也是靠门人幕僚送的“赙仪”办下来的。在汉口传教的英国人杨格非曾写下：“张之洞在中国官吏中是一个少有的人才。他不爱财，在这个帝国中他本可以是个大富翁，但事实上他却是个穷人。财富进了他的衙门，都用在公共事业和公共福利上。”
（责编/彭澜）
为官之首要：忠正
张之洞出身于官宦之家，由科举步入仕途，历经学政、翰林院京官、巡抚、总督、大学士、军机大臣。观其一生，始终保持着对国家和民族的忠诚，对国家利益的维护。他勤于政事，一身正气，用权不结党，用人不谋私，始终做到心正、言正、行正、身正。
“公在晋三年，劳顿过度，心忡气喘，须发多白。”“勤于政务，无片刻暇，诗文皆辍笔。”在他的政治生涯中，忠诚勤勉的本色始终没有改变。
张之洞以国为重，确实做到“不分畛域，统筹全局”，因而得到慈禧“张之洞办事向来实心”的赞赏。中日战争中，张之洞对过鄂境北上御敌各军，无不助赏械，耗资数十万两。山东威海危机，他主动送去快枪一千支，子弹一百万发。山东巡抚李秉衡电谢曰：“公统筹全面，谋国至忠，与人之厚，深钦佩！”
张之洞病危之际，还写好遗折，做最后一次进谏：“当此国步维艰，外患日棘，民穷财尽，百废待兴，朝廷方宵旰忧勤，预备立宪，但能自强不息，终可转危为安。……”
1908年8月21日晚，张之洞肝痛加剧，向老友陈宝琛叹曰：“国运尽矣！”转而对子孙说：“勿负国恩，勿堕家学，勿争家产，勿入下流。”并说：“我生平学术行十之四五，政术行之五六，心术则大中至正也。”语毕命去。赤诚之心，可鉴日月。
为官之胸襟：担当
张之洞所处的时代，正是中国社会从传统向近代转型的大变革时代。《清史稿·张之洞列传》说，张之洞“莅官所至，必有兴作”，而且“务宏大”。他努力在激进与保守之间寻求一条稳健的改革之路。
张之洞为广兴实业，增强国力，可谓绞尽脑汁，不留余力。抓工业，他创办汉阳铁厂、湖北枪炮厂和纺织四局，主持、督办修筑芦汉铁路、粤汉铁路、川汉铁路;抓教育，他开办实业学堂并筹划废除科举制;抓军事，他编练新军、建设一支以铁甲舰船装备起来的新式海军，加速了中国军事工业和军队的现代化建设进程;抓经济，他发行彩票、开铸银圆;抓国防，他维护民族利益、抵御外侮的爱国主张与振兴中华实业的政绩，在客观上于民族和国家既有利，又有功……
“应省之事必须省，应办之事必须办，应用之财必须用。”这是张之洞求真务实的鲜明特点。张之洞是第一个将电灯引进官署的中国人。第二年，广东商人黄秉常在他的支持下，创办中国第一个民办电灯公司。
“天下艰巨之事，成效则俟之于天，立志则操之在己。志定力坚，自有成效可观。”他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千难不惧，万险不辞。这正是张之洞思想性格、为官品格中最为光彩的一笔。
为官之境界：善任
张之洞一贯主张“任人者治”，认为“凡百政事，竭须得人”。他任用部属的首要标准，是人品、才气、气节。他的聚才之心，容才之量，用才之能，护才之胆，令幕僚鼎力佐助，也使他在历次政治风波中有惊无险，在清朝改革进程中声名赫赫。
当年，梁启超久闻他大名，决定前去拜访时任湖广总督的张之洞。刚一见面，张之洞就毫不客气地要考考这个光绪帝的红人：“四水江第一，四时夏第二，先生来江夏，谁是第一？谁是第二？”梁启超沉思片刻，脱口答道：“三教儒在前，三才人在后，小子本儒人，何敢在前？何敢在后？”
张之洞一听，拍案叫绝。他发觉梁启超的才气与胆略，绝非等闲之辈。虽然，在政见上与张之洞代表的洋务派格格不入，但他不仅盛情接待了梁启超，还资助康梁发起的“强学会”一大笔款子。
古语云：“能领兵者，谓之将也，能将将者，谓之帅也。”张之洞无疑是后者。
1884年，张之洞署理两广总督，统筹前线军事。危急关头，他力排众谤，大胆起用爱国老将冯子材。
此时，冯子材已近古稀之年。以前有人建议李鸿章起用冯赴越作战，李鸿章以其年老力衰未允。可张之洞却认为：“冯虽老，闻未衰;旧部多，成军易：由钦往，到越速;在越久，水土习，用土人，补遣便。将才难得，节取用之。”
1885年3月24日冯氏率军在镇南关击败法国侵略者，进而攻克谅山等地，扭转了中法战争的局势，在19世纪中国的对外战争中，取得空前绝后的一次重大胜利。张之洞称“自中国与西洋交涉，数百年来，未有如此大胜者”。
古人云，荐人于无名之时，助人于落寞之刻。赋闲在家的阎敬铭是位清廉的理财专家。阎敬铭受人冷落的时候，受到张之洞的大力举荐，成为户部尚书，这无疑让他心存感激，也必然会在张之洞做事时予以诸多援助。张之洞在湖北办洋务时，得到阎敬铭的大量资金支持，使张之洞成为洋务运动的代表人物。
张之洞用人不拘一格，不避嫌怨，幕中收納了一批奇才怪杰。他主张用人宜破格，提出“勿计年资，勿泥成例，奇杰之士不拘文武，艰巨之任不限疏戚。”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用当其时，才能让人才尽心尽力，发挥最大潜能。
“海不辞水，故能成其大;山不辞石，故能成其高;明主不厌人，故能成其众。”他一生保荐人才300余名，其中不乏在清末民初的政治界、学术界有一定影响的人士。
无湘无淮，无台无阁。不分派系，不分畛域，唯才是举，力求道合。时至今日，斗转星移，可张之洞选人用人的胆识和方略，仍值得后人学习和借鉴。
为官之本色：清廉
张之洞是一个有操守的封建士大夫。他以身作则，还要求各级官员不要接受属吏的馈赠。这样，“于陋规少一分沾润，自必于公事少一分通融”，才能做到公事公办，不徇私情。
在无官不贪、无吏不肥的晚清官场，张之洞清正廉洁，可谓凤毛麟角。当时，湖广一带流传着一句歇后语：“张之洞当皮箱过年——习以为常。”
更令人为之心折的是，这位封疆大吏以不惜花巨资建学校、工厂和其他设施著称于世，但他绝不利用权势捞钱。张之洞“所到各省，从不用门丁，不收门包，不收馈遗礼物”。督粤时，时逢其50寿辰，为拒绝生日寿礼，他紧闭辕门，不纳贺客;广东海关依惯例每月送3000两规费给总督，他将此款按月存入善后局，用于修建广雅书院及救济灾民;中华名砚端砚停产多年，他支持商人何昆玉开采，收效颇丰。他调任湖北后，商人“寄十方至鄂”，张之洞付“时价每方二十金”;暂署两江总督时，“有道员私献商人金二十万为寿，请开矿海州”，张之洞不为所动，反将这位道员“立劾罢之”;他热衷留学教育，经他手派出的公费生无数，但自己的儿子留学，却坚持“自备资斧，不领薪水”。
《清史稿》本传记载：“张之洞任疆吏数十年，及卒，家房不增一间，地不加一亩。”连他的丧事，也是靠门人幕僚送的“赙仪”办下来的。在汉口传教的英国人杨格非曾写下：“张之洞在中国官吏中是一个少有的人才。他不爱财，在这个帝国中他本可以是个大富翁，但事实上他却是个穷人。财富进了他的衙门，都用在公共事业和公共福利上。”
（责编/彭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