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传统士绅到新式出版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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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言论机关的兴起在一定意义上继承了士大夫的“清议”传统,这给士绅阶层介入新式出版业提供了文化上的依据。科举的废除斩断了士绅阶层“集道统与政统于一身”的生存模式,并由此逐渐发展出一种专业化的思路,新式出版业成为士绅阶层转型之后的首选。在“清议”传统和专业化思路的影响下,新式出版人在启蒙和商业两方面都取得前所未有的成就,这给当下出版业以有益的启示。
  关键词:传统士绅;新式出版人;“清议”传统;专业化
  晚清科举制度的改革以至废除对于传统士绅的生存之道而言是极大的挑战。传统士绅中的先进分子开始调整自身的文化策略,试图重新融入并引导不断变化的社会进程。这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途径就是参与新式出版业。1898年前后涌现出来的报刊创办者大多出自士绅阶层,这一时期甚至出现了熊月之所谓的举人办报、进士办报的局面。传统士绅投身新式出版业一方面体现出知识阶层在新旧激荡时代新的价值选择,同时也必然给新式出版业带来新的风貌。这正是近代文化史上真正有贡献的知识者往往出自转型成功的传统士绅,近代新式出版业在获取自身盈利的同时拥有社会声誉的重要原因。
  一、“清议”传统与言论机关的兴起
  科举制度的废除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影响是全面性的,自1890年代起,传统士绅进入出版机构的高潮逐渐形成。曾视“报馆主笔”为末路的传统士绅是如何调整心态,主动接近、参与新式出版业的?这一切也许都要从以戊戌变法为核心而鼓荡起来的维新风潮说起。如果说洋务派大举兴办实业,以富强为尚,未能在传统士绅当中赢得广泛认同,那么维新派则纷纷投身报业,以言论为凭借,传统士绅便不能不受其影响了。士人态度的转变,甲午战败自然是一个重要契机。但具体考察士人态度变迁的过程,我们将会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当时处在言论顶端、鼓动维新风潮的人物,大多没有太高的功名,而受其影响的士人则大多为科举正途出身。在晚清特定的时代环境下,处在言论顶端、左右风潮的维新人物多具名士风采。将晚清一代的名士品格和本相体现得最为突出的当数《时务报》的主笔梁启超。以才学见长的名士在科举考试中往往并不如意,且在实际的权力结构中处于下游,也谈不上任何实质性的社会地位,但他们却能在甲午战后呼风唤雨,引导舆论,特别是在传统士绅阶层引起共鸣、惊羡、追随,其关键就是维新派名士所采取的看似大而无当、实则针对性极强的发言策略。
  维新派名士避实就虚、因势利导,大兴各种言论机关。这些言论机关在一定意义上暗合了历史悠久的士大夫“清议”传统,这也许是传统士绅认同维新派名士,也是传统士绅逐渐融入新式出版业,乃至成功转型为新式出版人的关键。维新派名士大多起于庙堂之外,这一点自然与历来的清流人物不同,但追溯其渊源便不难发现,“后起的名士大半都与清流一脉曾相延接”。清议是中国传统士绅的悠久传统。清议首先是传统士绅获取并维持其社会地位的保障。传统读书人通过科举正途获得功名,严格意义上讲只是具备了在官场上生存的资本,能不能将这种功名转化为社会影响力,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在于是否敢言敢议。同时,清议也反过来塑造传统士绅。清议传统引发了士大夫“与皇帝共治天下”的抱负,士大夫更以直言敢谏自诩。张朋园将知识分子对于政治和社会所采取的态度分为抗议(protest)、疏离(alienation)和退隐(withdrawal)三种。他认为中国知识分子从传统上看属积极进取型的,很早就产生了抗议的传统,到了近代则因时局多蹇敢于抗议者尤多。①事实上,到了光绪初年,由于洋务运动的推进,“清议”传统再次蔚为大观,最终形成清流人物与洋务派的对抗,并影响到晚清整个政局。甲午战败后维新派名士之所以一鸣惊人,正是自觉继承了士大夫的清议传统,将精力主要放在了报刊等言论机关的创办和经营上。因此,“《时务报》取法的不是重新闻的《申报》,而是布道理的《万国公报》,而由此形成的‘按时立论,畅所欲言’在那个时候都是士人写而且士人读的东西。另一方面,士大夫办报又显然是前所未有地别开一种立说的空间,使产生于这个群体的议论一经变为报章文字便可周行而四达,引出交流、交汇、共鸣、回响。”②
  维新派名士选择和继承士大夫的“清议”传统,这一以言论代言路的策略必然使得传统士绅逐渐认识到报刊等言论机关的重要性。言论机关让晚清士绅在固有社会地位摇摇欲坠的情况下重新找到了安身立命的根本所在。此后,传统士绅开始参与和经营出版业自然顺理成章了。传统士绅以“清议”传统为媒介,在文化心理上接受并认同由维新派名士所发起的言论机关,这才是传统士绅转型为新式出版人的内在动力。
  二、专业化思潮与新式出版业的出现
  传统士绅的一个根本特点就是“集道统与政统于一身,有务本的责任,故要有远虑;对于眼前的国是,也必须有以因应。对他们来说,‘澄清天下’同时落实在‘人心’和‘世道’两方面,即不仅意味着作‘社会的良心’,而且必然包括实际政治活动的参与。”③科举制度的废除则从根本上取消了传统士绅出入内外、联系上下的功能。一些从传统士绅阵营蜕化出来的趋新人士如蔡元培,则主动退居边缘,提倡专心读书而不过问政治。同时,传统士绅自觉承担“道统”的观念也日渐淡薄。在西方近代文明的强烈冲击下,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在他们这里已大打折扣。所以,不论是国粹派还是激进派对于传统文化的自信均远不如前。
  传统士绅被迫远离政统,同时又失道统的庇护,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回过头来重捡以一技之长而求生存的“士”的最初含义,并由此发展出来一套专业化的思路。陈平原就曾指出从“不出如苍生何”的“王者师”到学有所长的“专门家”是晚清读书人身份及地位急剧转变的一大标志。④如果我们从传统士绅所享有的文化资源入手,这一问题就更好理解。费孝通将人类的知识根据所知的性质做了一个十分有价值的区分:“一是知道事物是怎样的,一是知道应当怎样去处理事物。前者是自然知识,后者是规范知识。”在传统中国社会,自然知识对于士绅是没有价值的,而规范知识对于他们则至关重要。传统士绅的地位是和规范知识的性质和功效联系在一起的。规范知识之所以成为社会共同生活的有效指导,很大程度上因为传统社会是一个威权社会,“在这种只要遵守现存的规范就可以解决生活上各种问题的社会里做人,他们不必去推究‘为什么’的问题,只要问‘应当怎么办’或是‘以前人曾经怎么办的’就够了。”⑤因此可以说传统士绅是一个缺乏技术知识支撑的阶层,只不过是独占着引导社会规范的地位而已。但是科举取消后,传统士绅便再也不能单纯依靠规范知识来维持自己的地位,相反,在西方文明的催逼下,自然知识越来越受重视。维持威权社会的规范知识受到空前的挑战,因西方文明而大放异彩的自然知识则对传统士绅充满诱惑。传统士绅在价值观念上逐渐认同自然知识,倾向于走专业化之路,必然导致在职业选择上的多样化。   近代中国转型过程中,处于开放前沿的通商口岸逐渐萌生出众多新兴行业,为读书人提供了新的出路。张灏认为,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转型时代(1895~1925)在思想知识的传播媒介和思想的内容上均有突破性的巨变。而就传播媒介而言,主要变化体现在制度性传播媒介的出现与新的知识阶层的形成。这里的制度性传播媒介包括报刊杂志、新式学校、学会三个方面。⑥在诸如公司、企业、商务、学堂、报馆、学会、自治乃至新军……所有这些新型行业中,包括报刊杂志在内的新式出版业无疑最值得关注。早在通商口岸形成的城市社会里,游离于传统士绅之外的口岸知识分子就已经出入于报馆、出版社、译馆等文化机构,开风气之先。传统士绅在寻求新的职业取向时,因为自身的文化属性天然地接近以报刊、书籍的生产与流通为主的新式出版业。
  三、徘徊于义理与事功之间的新式出版人
  在某种意义上,科举制度是官方与传统读书人关于权力结构的共同想象,或者共谋。一方面官方通过科举扩大自己的统治基础,另一方面读书人通过科举取得相应的社会地位。“所以,官学和整个科举制度旨在迫使绅士以及谋取绅士地位的人沉湎于‘科举生涯’,将他们的思想导入以纲常名教为重点的官方思想渠道中去。再由接受灌输的绅士将这些儒学原则印入民众的头脑中,目的便是造就一个满足于清朝统治和现存社会结构的清平世界。”⑦从根本上讲,科举制度只是一项统治术,是官方为了稳定社会秩序而采取的一项制度安排,而这一制度安排又是建立在相应的经济基础之上。获取功名意味着享有官方提供的俸禄,另外,做官所得的额外收入以及作为绅士的功能性收入也是绅士们的重要经济来源。绅士们的特权地位与经济来源决定了他们仰仗的是科举提供的功名,而非自食其力的产业经营。这与当时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也是相适应的。传统士绅凭借功名而衣食无忧,因此在价值观念上也明显倾向于贵与义,而非富与利。
  到了晚清,洋务派一反士人重义理的传统,开始明确提倡有用之学,希望在事功上有所建树。而所谓的清流人物用来对抗洋务派的仍然是义理之学。后起的维新派大兴言论机关,继承的还是重义理而轻事功的传统。与创刊较早的《申报》、《新闻报》等重视新闻报道相比较,《时务报》继承的是《万国公报》的传统,即重视论说,这使得它在创刊不久便成为全国舆论界的中心。传统士绅希望借助出版来寄托乃至实现自己的抱负,这种重义理而轻事功的取向很容易为新式出版业注入理想色彩。1897年张元济在给当时主持《时务报》的汪康年回信中,表达了他对报业的意见,“吾兄办事,从报入手,最为中肯,今天未尝无有心人,苦于隔而不同,散而不聚耳。今渐通矣,聚矣。凡有同志,或至馆相访,或以文字相赠者,吾兄宜加以牢笼,毋使倦懈。始则观听系焉,继则臭味洽焉,终且为我所用矣。”⑧在这里,张元济不单表达了对汪康年办报的支持,更是传递出一种与以前的港口报纸不同的办报理念。在他看来,办报还有联络同志、维系感情的功能,这一点便是出身传统士绅阶层的先进分子对新式出版业与众不同的理解,并进而影响了晚清民初出版业的整体风貌。
  当然,新式出版业本来就具有浓厚的商业味道,办报刊、书局而不言利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正如李仁渊所指出的:“早期开疆拓土者,或许有很高的理想性,然而当传播领域在与官方的折冲之下,基础日渐稳固,成为一个可实践理想的事业,加以商业化的因素介入,各种抱持不同理念、不同意图士人都可能加进来寻求自己的生涯。”⑨以上的分析似乎说明近代中国的企业包括出版业经历了一个由重义理到重事功的过程。单就传统士绅群体而言,更为常见的是在义理与事功之间的徘徊:不得不把出版作为一种产业经营的同时,依然充满理想主义的色彩。这在由传统士绅转型而来的新式出版人身上更为典型。只有将从传统士绅转型而来的新式出版人纳入讨论,并将其价值观中成功转化的部分作为讨论的重点,才能回答晚清民初何以出现如此之多在商业和启蒙两个方面均获得成功的出版企业。
  (牟利锋,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生,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师)
  注释:
  ①张朋园. 清末民初的知识分子[A]. 许纪霖主编. 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 史论[C]. 北京:新星出版社.2005∶229。
  ②杨国强. 晚清的士人与世相[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8∶ 197.
  ③罗志田. 权势转移[M]. 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203.
  ④陈平原. 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以章太炎、胡适之为中心[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13.
  ⑤费孝通. 论知识阶级[A]. 许纪霖主编. 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史论[C]. 北京:新星出版社.2005∶102.
  ⑥张灏. 幽暗意识与民主传统[M]. 北京:新星出版社. 2006∶134.
  ⑦张仲礼. 中国绅士研究[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167.
  ⑧汪家熔. 中国出版通史·清代卷(下)[M]. 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 2008∶164.
  ⑨李仁渊. 晚清传播媒体与知识分子:以江南为例[A]. 许纪霖编. 公共 空间中的知识分子[C].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7∶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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