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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冷的数据背后，是村庄里一个个令人阴郁和窒息的家庭。
编者按：经济要发展，但不能牺牲生态环境和居民健康。我们刊发这篇记者调查文章，意在关心、思考发生在文中所说的村庄里的，威胁到人民群众生命安全的癌症的原因。而从更深层意义上来说，则是要唤起更多人关注生态保护，关注环境污染，从而让人们在绿色发展中有获得感。
从马路边沿一条羊肠小道走下斜坡，再穿过一片绿油油的玉米地，就到孟大周的家了。
孟大周是云南省宣威市海岱镇水坪村村民，他的家位于斜坡底部。
6月18日中午，山间幽静，阳光明媚，但在孟大周低矮、破旧的屋内，光线暗淡。拍照时，《南风窗》记者拉开他家的电灯泡开关，但微弱的亮光像萤火虫一样，无法将阴暗驱散，一如缠绕在孟大周心头的阴霾。
自上月从医院退回后，大家都清楚、但没人戳破的一个事实是：孟大周就是在等待，等待死神的宣判：51岁的孟大周，患低分化磷癌，晚期。
现在，他每天只能躺在床上，生活无法自理。“腿软，没有力气，起不来了，”孟大周声音微弱，家族没有癌症遗传史，不知道为何就这样。
在水坪村，像孟大周这样的癌症病人，还有70多个。他们正挣扎在人间与地狱的边缘。另据水坪村卫生所统计，2011年起至今，村里因癌病逝的有35人。
冰冷的数据背后，是村庄里一个个令人阴郁和窒息的家庭。
水坪村卫生所的办公桌抽屉里，收藏着一本“死亡笔记”。那是由宣威市疾控中心印制并发给各卫生所的《死亡报告登记本》。6月18日下午，《南风窗》记者来到卫生所时，卫生所负责人徐尤航给记者出示了这本“死亡笔记”。
死亡笔记内，是死亡医学证明书的上报登记表，表格囊括死者姓名、性别、年龄、地址、死因和日期。
《南风窗》记者统计发现，2011年，水坪村全村死亡人数30人，其中10人死于癌症；2012年，全村死亡人数17人，其中5人死于癌症；2013年，全村死亡人数19人，其中4人死于癌症；2014年，全村死亡人数20人，其中7人死于癌症；2015年，全村死亡人数26人，其中5人死于癌症；2016年1月至6月，全村已有11人死亡，其中4人死于癌症。
除了死亡数据外，徐尤航说，目前，像孟大周一样，被确诊为癌症、但还活着的患者，全村有70多个人。
这意味着，水坪村，这个拥有16个社、3200人的行政村，从2011年至今，有超过100人被确诊为癌症（包括因癌症已逝的35人）。
死亡笔记的登记，从2011年才开始，但水坪村被癌症大规模“袭扰”和“包抄”，自2003年就开始了。
徐尤航至今已在水坪村从医25年，他对这一带的病情变化，有深刻而细微的观察。他告诉《南风窗》记者，13年前，这一带极少有癌症出现，即便有为数不多的癌症患者，7成以上是肝癌，肺癌很少。但2003年以来，癌症患者逐年上升，且肝癌的很少，7成以上是肺癌。
徐尤航说，“这说明我们这一带的空气污染已经很严重了。” 但从比例上来看，水坪村仍不属最严重的。徐尤航的同事丁丽芬告诉《南风窗》记者，大栗树村的情况更突出。
海岱镇委的宣传委员也隐约感觉到：这些年，癌症在海岱的表现，越来越活跃了。他告诉《南风窗》记者，“久不久就听村里说谁又得癌症死掉了，比如大栗树村。”
大栗树是海岱镇下属的一个行政村，有卓卡、大栗树、后山3个自然村，约1700人。大栗树卫生所提供给《南风窗》记者的数据显示，从2013年至2016年6月8日，大栗树村有约10人死于癌症。
“但目前被确诊为癌症，且还活着的，有13、14个。”6月19日下午，大栗树卫生所负责人余春琳告诉《南风窗》记者，印象中，2003年以后，大栗树的癌症患者逐渐增多，2010年后，患者猛增，其中2010年至2013年死于癌症的村民，约有12人。
至今，余春琳已在大栗树执医16年，在她的印象中，以前很少出现癌症，“整个行政村也就1、2例吧”。
大栗树卫生所的“死亡笔记”上，一个叫董衡的男孩，引起记者注意，他死于去年，死因也是癌症。“那是一个15岁左右的男孩，家里花了十多万元治疗，但最终还是没能保住他的命。”余春琳有些惋惜。
疾控中心印发的这一本本死亡笔记里，每串死亡数字的背后，都有着一个个被病魔“纠缠”得筋疲力尽的家庭，这些家庭的共同特点是：病后，家庭突然变得更为赤贫了。
癌症患者“走后”的很长时间里，留给这些家庭的，不只是深刻的悲伤，还有一笔笔沉重的债务：死者身后家庭的生存压力，并没有随着死者的逝去而消失，反而在现实生存压力的重重绞杀下，艰难喘息，无法解脱。
孟大周是在去年9月的一次检查中，发现自己患了癌症的。经几个月的治疗后，病情非但没好转，反而迅速耗尽了过去几十年里，他留下的全部积蓄—事实上，供着两个孩子上学，他也没什么积蓄。
“我妹妹学护士，今年才毕业。”孟大周的儿子孟红国说，“我工作后的收入，也都花在父亲的治疗上了，为治病，家里前后已经花了10万元。”
听到这话，病床上的孟大周，脸部突然抽动了一下，随之而来的，是愧疚写在脸上。只见他吃力地抬起右手，努力抹掉早已溢出眼角的泪水。
看到这一幕，屋内，原本七嘴八舌的亲属，突然安静了下来。
意识到自己说漏嘴，孟红国就此打住，没再把家庭困难之类的话说下去。他挤出一丝笑容大声说，“钱倒无所谓，我们都还年轻，可以再挣，关键是父亲的健康。”是的，他们毕竟已经开始长大并走向社会。
但对王友花而言，未来依旧是个沉重的话题，她告诉《南风窗》记者，“活路越来越难找了。” 1992年，王友花嫁到了现在的居住村落—宣威市来宾镇虎头村。宣威市自上世纪70年代起，就因保持着较高的癌症发病率，而被全国乃至全球著名的抗癌专家关注和研究。虎头村也因癌症高发，被媒体喻为“癌症村”，并引发密集的关注和报道。
在虎头村，王友花一家的命运，就是被癌症给深深锁住了咽喉：2011年正月，癌症带走了她43岁的丈夫朱兴福。同年3月，癌症再次带走了她年仅18岁的女儿。而十多年前，癌症同样带走她的家婆。
不幸的是，王友花也被病魔折磨着，她干不了重活，且长年吃药。
五年前，丈夫和女儿相继去世后，伴随着王友花的，还有一个11岁的儿子—朱恩航。生存的压力，一下子聚集到这个体弱多病的妇女身上，天仿佛一下子塌下来了。
所幸，这时，临近乡镇的代兴佑过来承担起做她男人的重任，做了上门女婿、当起朱恩航的继父。
代兴佑家里也很穷，且“离虎头村有15块钱的车费那么远”，代兴佑告诉《南风窗》记者。
“他过来的时候，还买了冰箱、洗衣机，花了5000多块钱呢。”王友花说，她很感激自己在最困难的时候，这个男人的出现。
王友花已40多岁，且身体不好，不适合再要孩子。代兴佑早前没有结过婚，但依旧默默承担起一个丈夫的责任：一年四季，为这个孱弱的家庭，他耕农田、收苞谷，同时，还帮王友花担起她前夫和女儿生前治病时所欠下的债务。
“两万多块钱的债，快还完了，还剩几千块。”正在饭桌上“啪啦、啪啦”吃面条的代兴佑，听到我们谈起这个话题时，停下了筷子，抬头看了记者一眼，脸上掠过一丝逐渐卸下重担后的笑容。
两万多元，四年多都没能还完，因为这个家庭确实很不容易。代兴佑说，在他老家，年迈的父亲去年去世了，目前还有71岁的母亲需要照顾。此外，智障的哥哥，也需要他照顾。所以，农忙时节，代兴佑通常两边跑，既照顾老家那边的母亲和哥哥，也照顾这边的妻子和小航。
在农村，当所有家庭成员或家庭主力被“绑架”在土地上，通常就意味着：除了温饱，这个家庭要致富，困难很大。
“盼点田，盼点地，”王友花告诉《南风窗》记者，生活的希望就寄托在两亩多的田地上了，“天气好的时候，多收一点。天气差了，少收些。”
如今，经济上的盼头就是她屋子里那两头百来斤的生猪，以及6只鸡。“钱越来越不好挣，但东西样样贵，花掉快得很。”王友花说，她已经很节俭了，“人家衣服一件几百块钱，我们一件十块、八块。人家买菜买肉吃，我们就是吃自己种的青菜。”
癌症，怕不怕？王友花说，“怕。怎么不怕呢？它把我三个亲人都夺走了。”她神情落寞，“不过，这就是命啊，没有什么办法。”
在虎头村，《南风窗》记者和一些村民闲聊时，他们表示，“对癌症，村民总会感到害怕，但谁碰到就谁倒霉了，也不可能因此就搬迁，毕竟土地在这儿，农民得围着土地讨生活。”
持这种心态的，还有羊场镇、海岱镇的村民。在羊场镇，《南风窗》记者先后走访了鸡场村、大松树村、镇兴村，发现这些地方，同样存在不少的癌症患者。镇兴村卫生所的工作人员说，“老人生病来打针，打着打着，打不动了（指没有效果），一查，通常就是癌症了。”在虎头村，一名村干部告诉记者，死亡人数中，有七成死于癌症。
马桑树，是大松树村下属的十个自然村之一，去年9月，村里的吕大朝、沈惠芬夫妇因癌症相继去世，享年46岁，“老公出殡一天后，老婆就跟着走了。”这消息，记者从死者亲属和村干部那儿，都得到了证实。
上月，大松树村下属的大硕德村，也有一名被确诊为癌症的患者死亡了。大松树村的村干部、村务监督委员会主任沈兴华告诉《南风窗》记者，最近十年，整个行政村每年新增的癌症患者，有12、13人—这对于一个有着3700多人的行政村，是不小的比例。
时光如果回到20年前，大松树村一年最多也就1、2例癌症患者。对这些巨大变化，作为羊场镇人大代表的沈兴华，很忧心，他说，最近三年，他和其他人大代表一起，将癌症高发、宣威磷电公司污染等问题，作为重点议案提出。每年，羊场镇党委、政府也对他们回复说，“宣威磷电公司正在搞脱硫治理，做到无烟、无明火、无气味，但事实上，你看看”，说着，沈兴华指着不远处宣威磷电耸入云霄的烟囱，那儿浓烟弥漫，正朝着附近村庄不断扩散，明火也“嗖嗖”朝烟囱外冒。
沈兴华说，治理没什么效果，老百姓也天天都看得见。
鸡场村、大松树村、镇兴村等村落，位于宣威磷电附近。很多村民，乃至有医学常识的医生，都把癌症高发和宣威磷电联系起来。甚至，海岱镇水坪村深凹子片区的段家村、播克新村，以及大栗树村等，村民也把癌症高发和宣威磷电联系起来，因为刮南风或北风时，宣威磷电常年冒出的浓烟和气味，一直朝这些地方灌过去。
宣威磷电有限公司成立于2003年8月，地处宣威市羊场镇草花村，占地700亩，主要利用当地磷矿和煤炭资源优势，建设磷电结合的一体化项目，项目以磷化工为主。
项目运营至今，争议不断。它首先给村民带来的麻烦是，自来水只能用来洗澡、洗衣服、喂牲口了，煮饭、做菜和饮用水，基本靠另外买。草花村村民告诉《南风窗》记者，水是别人到山上拉来后，沿村叫卖的，一桶25公斤的水，卖5块钱。一天至少要用掉一桶。
宣威磷电到来后，买水吃的，不只草花村，大松树、镇兴村以及鸡场村的很多村民，也基本靠买水度日。
此外，磷电公司整天浓烟缭绕，火苗嗖嗖外冒，雨天刮风带来的强刺激气味，也让村民的意见很大。加上宣威磷电到来的时间节点，刚好和当地癌症高发的时间吻合，这让村民很自然地将两者“联系”起来。
不过，6月20日上午十时许，《南风窗》记者来到宣威磷电有限公司采访时，遭到了拒绝。同样拒绝采访的，还有宣威市环保局。
就宣威磷电和癌症的关系，6月20日上午，羊场镇政府的一名官员接受《南风窗》记者采访时表示，“污染是肯定有，但这些年，宣威磷电通过技改，在逐年改善”，同时，这名官员表示，“没有科学的证据证明癌症和宣威磷电有关，如果有的话，环保部门肯定不让它开的。”
这名官员姓张，是羊场镇党政办主任。张主任表示，“也没有数据表明，羊场的癌症发病率在逐年上升。”
羊场镇人大代表沈兴华对此并不认同。6月20日上午，在羊场卫生院里，一名院领导告诉《南风窗》记者，“据医院掌握的情况，当地癌症发病确实逐年上升，预计已有百来人被确诊为癌症患者。”但他建议记者去疾控中心做进一步了解。
6月22日，宣威市疾控中心的相关负责人向《南风窗》记者透露，曾有国际、国内的抗癌专家对宣威的癌症长期跟踪调研，但成因一直没有定论，因为导致癌症发生的，有诸多因素和可能，目前还没有准确的科学数据来证明：宣威癌症，究竟谁起作用，起了多大作用？
找不到祸首的情况下，民众往往把目标锁定在当地的主要工业项目上，比如来宾镇的民众就认为，癌症高发和煤矿滥采有关；宣威市区许多民众认为，市区癌症和当地一家火电厂有关；如今，羊场镇、海岱镇的许多民众认为，当地癌症高发和宣威磷电到来有关……
事实上，这些都还没有被证实，当然也没有被证伪。
不幸逝去的生命让心痛惜，疾病阴影下的村庄，盼望尽快迎来温暖的阳光！
编者按：经济要发展，但不能牺牲生态环境和居民健康。我们刊发这篇记者调查文章，意在关心、思考发生在文中所说的村庄里的，威胁到人民群众生命安全的癌症的原因。而从更深层意义上来说，则是要唤起更多人关注生态保护，关注环境污染，从而让人们在绿色发展中有获得感。
从马路边沿一条羊肠小道走下斜坡，再穿过一片绿油油的玉米地，就到孟大周的家了。
孟大周是云南省宣威市海岱镇水坪村村民，他的家位于斜坡底部。
6月18日中午，山间幽静，阳光明媚，但在孟大周低矮、破旧的屋内，光线暗淡。拍照时，《南风窗》记者拉开他家的电灯泡开关，但微弱的亮光像萤火虫一样，无法将阴暗驱散，一如缠绕在孟大周心头的阴霾。
自上月从医院退回后，大家都清楚、但没人戳破的一个事实是：孟大周就是在等待，等待死神的宣判：51岁的孟大周，患低分化磷癌，晚期。
现在，他每天只能躺在床上，生活无法自理。“腿软，没有力气，起不来了，”孟大周声音微弱，家族没有癌症遗传史，不知道为何就这样。
在水坪村，像孟大周这样的癌症病人，还有70多个。他们正挣扎在人间与地狱的边缘。另据水坪村卫生所统计，2011年起至今，村里因癌病逝的有35人。
冰冷的数据背后，是村庄里一个个令人阴郁和窒息的家庭。
死亡笔记
水坪村卫生所的办公桌抽屉里，收藏着一本“死亡笔记”。那是由宣威市疾控中心印制并发给各卫生所的《死亡报告登记本》。6月18日下午，《南风窗》记者来到卫生所时，卫生所负责人徐尤航给记者出示了这本“死亡笔记”。
死亡笔记内，是死亡医学证明书的上报登记表，表格囊括死者姓名、性别、年龄、地址、死因和日期。
《南风窗》记者统计发现，2011年，水坪村全村死亡人数30人，其中10人死于癌症；2012年，全村死亡人数17人，其中5人死于癌症；2013年，全村死亡人数19人，其中4人死于癌症；2014年，全村死亡人数20人，其中7人死于癌症；2015年，全村死亡人数26人，其中5人死于癌症；2016年1月至6月，全村已有11人死亡，其中4人死于癌症。
除了死亡数据外，徐尤航说，目前，像孟大周一样，被确诊为癌症、但还活着的患者，全村有70多个人。
这意味着，水坪村，这个拥有16个社、3200人的行政村，从2011年至今，有超过100人被确诊为癌症（包括因癌症已逝的35人）。
死亡笔记的登记，从2011年才开始，但水坪村被癌症大规模“袭扰”和“包抄”，自2003年就开始了。
徐尤航至今已在水坪村从医25年，他对这一带的病情变化，有深刻而细微的观察。他告诉《南风窗》记者，13年前，这一带极少有癌症出现，即便有为数不多的癌症患者，7成以上是肝癌，肺癌很少。但2003年以来，癌症患者逐年上升，且肝癌的很少，7成以上是肺癌。
徐尤航说，“这说明我们这一带的空气污染已经很严重了。” 但从比例上来看，水坪村仍不属最严重的。徐尤航的同事丁丽芬告诉《南风窗》记者，大栗树村的情况更突出。
海岱镇委的宣传委员也隐约感觉到：这些年，癌症在海岱的表现，越来越活跃了。他告诉《南风窗》记者，“久不久就听村里说谁又得癌症死掉了，比如大栗树村。”
大栗树是海岱镇下属的一个行政村，有卓卡、大栗树、后山3个自然村，约1700人。大栗树卫生所提供给《南风窗》记者的数据显示，从2013年至2016年6月8日，大栗树村有约10人死于癌症。
“但目前被确诊为癌症，且还活着的，有13、14个。”6月19日下午，大栗树卫生所负责人余春琳告诉《南风窗》记者，印象中，2003年以后，大栗树的癌症患者逐渐增多，2010年后，患者猛增，其中2010年至2013年死于癌症的村民，约有12人。
至今，余春琳已在大栗树执医16年，在她的印象中，以前很少出现癌症，“整个行政村也就1、2例吧”。
大栗树卫生所的“死亡笔记”上，一个叫董衡的男孩，引起记者注意，他死于去年，死因也是癌症。“那是一个15岁左右的男孩，家里花了十多万元治疗，但最终还是没能保住他的命。”余春琳有些惋惜。
疾控中心印发的这一本本死亡笔记里，每串死亡数字的背后，都有着一个个被病魔“纠缠”得筋疲力尽的家庭，这些家庭的共同特点是：病后，家庭突然变得更为赤贫了。
癌症患者“走后”的很长时间里，留给这些家庭的，不只是深刻的悲伤，还有一笔笔沉重的债务：死者身后家庭的生存压力，并没有随着死者的逝去而消失，反而在现实生存压力的重重绞杀下，艰难喘息，无法解脱。
愁云不散
孟大周是在去年9月的一次检查中，发现自己患了癌症的。经几个月的治疗后，病情非但没好转，反而迅速耗尽了过去几十年里，他留下的全部积蓄—事实上，供着两个孩子上学，他也没什么积蓄。
“我妹妹学护士，今年才毕业。”孟大周的儿子孟红国说，“我工作后的收入，也都花在父亲的治疗上了，为治病，家里前后已经花了10万元。”
听到这话，病床上的孟大周，脸部突然抽动了一下，随之而来的，是愧疚写在脸上。只见他吃力地抬起右手，努力抹掉早已溢出眼角的泪水。
看到这一幕，屋内，原本七嘴八舌的亲属，突然安静了下来。
意识到自己说漏嘴，孟红国就此打住，没再把家庭困难之类的话说下去。他挤出一丝笑容大声说，“钱倒无所谓，我们都还年轻，可以再挣，关键是父亲的健康。”是的，他们毕竟已经开始长大并走向社会。
但对王友花而言，未来依旧是个沉重的话题，她告诉《南风窗》记者，“活路越来越难找了。” 1992年，王友花嫁到了现在的居住村落—宣威市来宾镇虎头村。宣威市自上世纪70年代起，就因保持着较高的癌症发病率，而被全国乃至全球著名的抗癌专家关注和研究。虎头村也因癌症高发，被媒体喻为“癌症村”，并引发密集的关注和报道。
在虎头村，王友花一家的命运，就是被癌症给深深锁住了咽喉：2011年正月，癌症带走了她43岁的丈夫朱兴福。同年3月，癌症再次带走了她年仅18岁的女儿。而十多年前，癌症同样带走她的家婆。
不幸的是，王友花也被病魔折磨着，她干不了重活，且长年吃药。
五年前，丈夫和女儿相继去世后，伴随着王友花的，还有一个11岁的儿子—朱恩航。生存的压力，一下子聚集到这个体弱多病的妇女身上，天仿佛一下子塌下来了。
所幸，这时，临近乡镇的代兴佑过来承担起做她男人的重任，做了上门女婿、当起朱恩航的继父。
代兴佑家里也很穷，且“离虎头村有15块钱的车费那么远”，代兴佑告诉《南风窗》记者。
“他过来的时候，还买了冰箱、洗衣机，花了5000多块钱呢。”王友花说，她很感激自己在最困难的时候，这个男人的出现。
王友花已40多岁，且身体不好，不适合再要孩子。代兴佑早前没有结过婚，但依旧默默承担起一个丈夫的责任：一年四季，为这个孱弱的家庭，他耕农田、收苞谷，同时，还帮王友花担起她前夫和女儿生前治病时所欠下的债务。
“两万多块钱的债，快还完了，还剩几千块。”正在饭桌上“啪啦、啪啦”吃面条的代兴佑，听到我们谈起这个话题时，停下了筷子，抬头看了记者一眼，脸上掠过一丝逐渐卸下重担后的笑容。
两万多元，四年多都没能还完，因为这个家庭确实很不容易。代兴佑说，在他老家，年迈的父亲去年去世了，目前还有71岁的母亲需要照顾。此外，智障的哥哥，也需要他照顾。所以，农忙时节，代兴佑通常两边跑，既照顾老家那边的母亲和哥哥，也照顾这边的妻子和小航。
在农村，当所有家庭成员或家庭主力被“绑架”在土地上，通常就意味着：除了温饱，这个家庭要致富，困难很大。
“盼点田，盼点地，”王友花告诉《南风窗》记者，生活的希望就寄托在两亩多的田地上了，“天气好的时候，多收一点。天气差了，少收些。”
如今，经济上的盼头就是她屋子里那两头百来斤的生猪，以及6只鸡。“钱越来越不好挣，但东西样样贵，花掉快得很。”王友花说，她已经很节俭了，“人家衣服一件几百块钱，我们一件十块、八块。人家买菜买肉吃，我们就是吃自己种的青菜。”
认命的挣扎
癌症，怕不怕？王友花说，“怕。怎么不怕呢？它把我三个亲人都夺走了。”她神情落寞，“不过，这就是命啊，没有什么办法。”
在虎头村，《南风窗》记者和一些村民闲聊时，他们表示，“对癌症，村民总会感到害怕，但谁碰到就谁倒霉了，也不可能因此就搬迁，毕竟土地在这儿，农民得围着土地讨生活。”
持这种心态的，还有羊场镇、海岱镇的村民。在羊场镇，《南风窗》记者先后走访了鸡场村、大松树村、镇兴村，发现这些地方，同样存在不少的癌症患者。镇兴村卫生所的工作人员说，“老人生病来打针，打着打着，打不动了（指没有效果），一查，通常就是癌症了。”在虎头村，一名村干部告诉记者，死亡人数中，有七成死于癌症。
马桑树，是大松树村下属的十个自然村之一，去年9月，村里的吕大朝、沈惠芬夫妇因癌症相继去世，享年46岁，“老公出殡一天后，老婆就跟着走了。”这消息，记者从死者亲属和村干部那儿，都得到了证实。
上月，大松树村下属的大硕德村，也有一名被确诊为癌症的患者死亡了。大松树村的村干部、村务监督委员会主任沈兴华告诉《南风窗》记者，最近十年，整个行政村每年新增的癌症患者，有12、13人—这对于一个有着3700多人的行政村，是不小的比例。
时光如果回到20年前，大松树村一年最多也就1、2例癌症患者。对这些巨大变化，作为羊场镇人大代表的沈兴华，很忧心，他说，最近三年，他和其他人大代表一起，将癌症高发、宣威磷电公司污染等问题，作为重点议案提出。每年，羊场镇党委、政府也对他们回复说，“宣威磷电公司正在搞脱硫治理，做到无烟、无明火、无气味，但事实上，你看看”，说着，沈兴华指着不远处宣威磷电耸入云霄的烟囱，那儿浓烟弥漫，正朝着附近村庄不断扩散，明火也“嗖嗖”朝烟囱外冒。
沈兴华说，治理没什么效果，老百姓也天天都看得见。
鸡场村、大松树村、镇兴村等村落，位于宣威磷电附近。很多村民，乃至有医学常识的医生，都把癌症高发和宣威磷电联系起来。甚至，海岱镇水坪村深凹子片区的段家村、播克新村，以及大栗树村等，村民也把癌症高发和宣威磷电联系起来，因为刮南风或北风时，宣威磷电常年冒出的浓烟和气味，一直朝这些地方灌过去。
宣威磷电有限公司成立于2003年8月，地处宣威市羊场镇草花村，占地700亩，主要利用当地磷矿和煤炭资源优势，建设磷电结合的一体化项目，项目以磷化工为主。
项目运营至今，争议不断。它首先给村民带来的麻烦是，自来水只能用来洗澡、洗衣服、喂牲口了，煮饭、做菜和饮用水，基本靠另外买。草花村村民告诉《南风窗》记者，水是别人到山上拉来后，沿村叫卖的，一桶25公斤的水，卖5块钱。一天至少要用掉一桶。
宣威磷电到来后，买水吃的，不只草花村，大松树、镇兴村以及鸡场村的很多村民，也基本靠买水度日。
此外，磷电公司整天浓烟缭绕，火苗嗖嗖外冒，雨天刮风带来的强刺激气味，也让村民的意见很大。加上宣威磷电到来的时间节点，刚好和当地癌症高发的时间吻合，这让村民很自然地将两者“联系”起来。
不过，6月20日上午十时许，《南风窗》记者来到宣威磷电有限公司采访时，遭到了拒绝。同样拒绝采访的，还有宣威市环保局。
就宣威磷电和癌症的关系，6月20日上午，羊场镇政府的一名官员接受《南风窗》记者采访时表示，“污染是肯定有，但这些年，宣威磷电通过技改，在逐年改善”，同时，这名官员表示，“没有科学的证据证明癌症和宣威磷电有关，如果有的话，环保部门肯定不让它开的。”
这名官员姓张，是羊场镇党政办主任。张主任表示，“也没有数据表明，羊场的癌症发病率在逐年上升。”
羊场镇人大代表沈兴华对此并不认同。6月20日上午，在羊场卫生院里，一名院领导告诉《南风窗》记者，“据医院掌握的情况，当地癌症发病确实逐年上升，预计已有百来人被确诊为癌症患者。”但他建议记者去疾控中心做进一步了解。
6月22日，宣威市疾控中心的相关负责人向《南风窗》记者透露，曾有国际、国内的抗癌专家对宣威的癌症长期跟踪调研，但成因一直没有定论，因为导致癌症发生的，有诸多因素和可能，目前还没有准确的科学数据来证明：宣威癌症，究竟谁起作用，起了多大作用？
找不到祸首的情况下，民众往往把目标锁定在当地的主要工业项目上，比如来宾镇的民众就认为，癌症高发和煤矿滥采有关；宣威市区许多民众认为，市区癌症和当地一家火电厂有关；如今，羊场镇、海岱镇的许多民众认为，当地癌症高发和宣威磷电到来有关……
事实上，这些都还没有被证实，当然也没有被证伪。
不幸逝去的生命让心痛惜，疾病阴影下的村庄，盼望尽快迎来温暖的阳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