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文艺复兴”出自意大利语Rinascere，原意是再生或复活。来自牛津大学的伊恩·戈尔丁（Ian Goldin）和克里斯·柯塔纳（Chris Kutarna）在21世纪重提“文艺复兴”，他们在《发现的时代》一书中呼吁，我们要从米开朗基罗和达·芬奇的时代汲取勇气、智慧和灵感，以深刻的洞见来定义和引领今天这个新的大变动时代。
在当下初秋时节，《南风窗》记者在上海专访了戈丁尔和柯塔纳。我们随意地坐在沙发上，窗外是气温骤降的魔幻大都市，这里每一分钟都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快速变化也让人感受到不稳定性，这是一种全球普遍存在的不安。
历史的过往其实与当下有惊人的相似性。无论个人还是国家，都需要发现自己的“佛罗伦萨”：500年前，它是文艺复兴天才们爆发的聚集地，500年后，你的佛罗伦萨在哪里？
N-南风窗G-戈尔丁K-柯塔纳我们正在迎来新一次文艺复兴
N：《发现的时代》对比了欧洲文艺复兴和当今时代，为读者提供了一个观察世界发展方向、机遇和风险的新思路。你们认为文艺复兴时期的价值和寓意何在？你们是如何定义当今时代的？
G：相比上一次文艺复兴时期，当今时代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其中有两个根本性的变化。首先是信息革命，从古登堡印刷术到互联网，人类的交流切换到了一个新常态；另一个是全球化，它带来了新的组织形态和新的超越式的相互关联性。冷战结束之后，伴随中国迅速发展、贸易市场转移、世界金融一体化、武器突破了限制等，正处在自文艺复兴以来变革最快的世界，从一个零碎散落的模样，渐渐整合，有了千丝万缕的联系。
当今时代的文艺复兴和500年前欧洲的文艺复兴一样，都充斥了太多可见的变化，同时还有不确定性。这本书旨在解释为什么正处在新的文艺复兴，以及若想持续发展应该如何处理当下的风险。
N：书中提到，新的文艺复兴伴随着“繁荣背后的危机”，让时代充满“系统性风险”，你们认为最大的风险是什么？
G：有两类风险吧。一类是复杂性和系统性风险。现在我们看到系统性风险越来越复杂，这是因为互联互通造成的。2008年的金融危机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现有技术没办法理解日益增长的复杂性、集中性所带来的危机。另一代表是流行病，这类风险被放大是因为人口流动密度被放大了，就像机场，它是一个枢纽，既输送全球化商品，也传播着病毒。
另一类的风险被经济学家称之为“公地悲剧”（Tragedy of the commons）。这种风险来自于进步，以及人们乐于享受这种进步带来的好处，最明显的是全球气候变化。再比如生物多样性的减少，海上渔民为赚取更多利益，毫无节制的捕杀动物。大量滥用抗生素，对人类健康造成了威胁，也是这个结果。
N：卡尔·马克思说过，历史经常重演，第一次是悲剧，第二次是闹剧。你们乐观地把当今比作新的文艺复兴，难道历史不会重演悲剧，甚至闹剧？
G：历史是不会重复的。当今时代有很多不同课题，当选择不同的方式就有不同细节和不同结局。因此我不认为这是一场闹剧，悲剧倒是有可能。克里斯请你来谈谈吧。
K：我猜想马克思说闹剧的危险言下之意是指，如果没有从历史中汲取教训、从过去的智慧里获得力量，悲剧就会变为闹剧，就可能重蹈覆辙。回顾历史的价值在于尽量避免像卡尔·马克思说的情况。感激所有的挑战，但在吸取历史教训的同时，更应着眼当下。回顾欧洲的文艺复兴并不在于寻找一个精准的答案，而是汲取勇气、智慧和灵感。历史提供了很多帮助，可以举出很多例子。
在现在这样快速变化的时代，要求每一个人都成为参与者。回想去年，特别是北美、欧洲经历了特朗普当政、英国脱欧等政治性冲击，部分原因是因为人们处于被动的状态。过去25年的变革中那些受益者对于时代无法分辨，是很被动的。若想要继续受益，那么需要严肃对待，考虑其他人会不会有打破现状、扭转全球化的力量。特别是在信息革命中，话语权增加了，个体不再孤立，可以把观点分享出去、组合在一起。
500年前，新的印刷术力量帮助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抗议罗马天主教会。天主教会原本是一个非常稳定且强大的權威机构，能制定法律、规范公民生活，有强大的信仰力量。马丁·路德却证明了当信息革命发生时，传统的权威就会变得脆弱。现在，逐步认识到人人需要积极参与的时刻到来了。所以可以乐观地认为，在许多方面，不会重复文艺复兴时期的失败。我们花了五年时间写出《发现的时代》，就提供了最直接的教训。
文艺复兴时期的一大特点就是，当时并没有参与全球政治、经济活动的欧洲，突然成为全球的领导者。而新的文艺复兴之时，一些国家崛起与当时是多么的相似。当一个新的力量回归或上升时，将重塑世界。中国、印度、巴西等发展中国家的快速繁荣，让我们意识到，在全球范围内不能天真，需要提高认识和敏感度。
发现今天的佛罗伦萨
N：书里指出文艺复兴是天才爆发的结果，当今的天才要比古代先贤更能深刻理解和把握现代社会，要去发现属于自己的佛罗伦萨。怎么理解？
G：一则是信息平台的产生。思想的流动速度、种类和丰富程度的暴涨，让人快速地学习，甚至不一定要去顶尖的学府求学。
二则是受过良好教育的聪明头脑加入其中，尤其是那些博学之人。500年前的达·芬奇不仅是一个艺术家、一个工程师，还是一个数学家。懂得跨领域学习和工作的人，能突破个体思维的局限，将人类的思想延伸到新的方向。但同样要意识到，天才不一定都是正面的。有好天才，也有坏天才。
三则是市场。之所以像阿里巴巴、微信、苹果这些企业能够诞生，需要人们信服你的观点，愿意买你的产品、服务，听从于你。更需要一个市场，市场是释放集体天才的基础。 K：我想补充一个因素，地理条件。这一点尤其要引起注意，要清楚地理对集体天才的诞生所带来的积极作用。500年前文艺复兴有一个城市—佛罗伦萨，它位于意大利的心脏位置，是贸易和金融的主要十字路口和东西方交流的前线。对于一个掌握着卓越技能、才华和知识的人而言，他们在佛罗伦萨聚集。
因此，如今再谈到要让天才诞生、要发展才能，选择合适的安顿地点比以往更加重要。如果你想成为一名艺术天才，试试把自己带去纽约。如果你想开发下一个伟大的移动APP，那就来上海吧。如果你想在政治科學有大的突破，就去牛津。如果你想在奥运会上赢得1公里比赛，就去肯尼亚。
N：除了个人要去发现自己的佛罗伦萨，我觉得要创造新的文艺复兴，还需要全社会的努力。这方面你们的建议是什么？
K：有两个思路可以探讨这个问题。第一是如何帮助天才抵达“佛罗伦萨”，第二是如何管理当下的风险，包括金融风险、环境风险、复杂性与集中性。如果讨论政府应该怎么做，那是一个很长的清单。几个月前我在澳大利亚的一个会议上遇到一位市政官员，他的职责就像墨尔本的城市经理，但他不是一个对自己的工作感到兴奋的人。我告诉他：“这个时代对政府来说是一个黄金时代，因为你们有太多的工作可以做。”
税收政策的调整可能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要想在充满机遇的时刻为公民创造条件，就必须采取果敢的行动。那么，建立一个强大的社会安全网是件紧急的事。在中国，经济学家会也许会说，中国人的储蓄率很高，人们需要更多的投资项目，减少一点储蓄。但是，我会担心某种风险会波及我家人的健康、教育、住房，还有退休以后的生活。所有这些都意味着我必须先有储蓄。因此建立社会安全网络，也就是福利系统，作为社会个体就能能够承担更大的风险。
在中国运作这样的系统很重要，它能帮助中国在21世纪成为智识强国。建立税收制度能确保富裕的公司和个人，不能回避其为社会贡献财富和遗产税的责任。这意味着，富裕群体的下一代不仅是继承上代人的财富，更是重新融入社会中。社会不公已经严重到了天才难以在社会中获得更好资源的地步，因此在当下，改变这种自然趋势就变得分外重要。
N：我怀疑当代佛罗伦萨的紧密共同体并不能够形成，因为困难很多。至少要跨越语言与文化的隔阂，才能构建一个生机勃勃的全球化的思想市场。
G：多样性是好事。有很多证据表明，多样性会导致更多的快速创新。人们有不同的洞见，可以彼此分享。观察美国诺贝尔奖得主，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是移民或来自不同文化的背景。电影制造者、奥斯卡学院奖的得主也是如此，超过一半的都是外国人。天才队伍是非常多样化的。
这不是一个意外。因为来自不同地方的人带来不同的想法，把它们与当地的想法相融合就能创造新的想法，所以说移民政策是一个宏大的问题。这也正是，为什么我认为英国“脱欧”是糟糕的行为的原因之一。如果你把这些想不断贡献的人踢出去，它会减缓社会创新。
但对中国我不太确定，因为中国太大了。这次来上海，我觉得现在的上海有点像1960年的伦敦，有许多事情在这里萌生，这在本世纪里十分有吸引力，是年轻人热情追逐之城、令人激动之地。在未来的竞争之中，允许和激励人口流动，促使观点相互撞击，将诞生新的格局，习得尊重和理解外国文化和文明的能力是一件至关重要的事情。
N：打造新的佛罗伦萨的解决方案，必然会集中更多的财富，那么是否产生新一轮贫富差距、更多的集体挫败？
G：不平等的增加因为有部分人做的不好，并不是天才的增加造成的。天才会减少这样的不平等，他们是问题的解决者，能找到解决方法去处理这些看上去艰难的问题。不平等的问题的确很严峻，但有更多可能对未来造成根本影响的问题，比如如何阻止气候变化、如何获得新能源、如何从海洋里汲取引用水资源……我们面临着还无法找到答案的危险。要弄懂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天才存在的意义是什么，到底是为了让所有人获得福祉，还是少数人。
中国角色
N：中产阶级一直被认为是推动社会进步的中坚力量。本书里的统计表明中产阶级的真实收入自1988年起增加了60%～70%，得到了较大的改善。有了经济基础，在这样的群体里面能够产生像上一次文艺复兴中那样的天才吗？
K：希望如此。什么是天才诞生的基本条件？或许是教育、资源，还有机遇，以及一个能够承受风险的环境。无论是基于自身阅历的增长还是和他人接触机会的增多，能够接触新思想的机会也逐渐变多，当下的很多变化都会拓展能够实现这些条件的人群数量。中国就是第一个例子。如今中国发生了很多革新，这不仅仅受到政府的驱动，或仅仅少数精英的影响。
N：在书的中文版序言里你们说，中国将会在这个全新的发现的时代扮演领导的角色。可否进一步解释下？
G：因为那些有创造性的人，以及中产阶层在这个国家聚集了很多。这是由中国国内和全球机遇驱动而成的。相比其他的新兴地区，比如印度，中国的治安问题和教育普及做得更好。我不是说印度的教育不好，只是不均匀。
中国早前就是一股强大的力量，但是全世界似乎一直遗忘了，现在重新认识到这一点。比如苹果意识到需要利用微信平台。对我来说这是一个有趣的迹象。
K：新的文艺复兴时期，中国领导层的良好治理也是一部分。以全球化为例，这对领导力是一个考验。在很大程度上，西方国家已经失败了，而习近平主席使得中国保持了繁荣，举世瞩目。中国领导层的行动是基于对全球性问题的判断之上的，像应对气候变化，像在全球化中继续坚持从事全球贸易和金融，并尝试促进它。世界的一些地区，现在主要是美国，反而开始在我们已经推倒的壁垒前又重新竖起一堵墙。
中国的领导层很明白，中国在这个自身繁荣的时刻，将会和全球繁荣交织在一起。回顾过往几百年，再谈论今天的全球领导者在哪里、会是谁，我认为，中国会是那个领导者。
在当下初秋时节，《南风窗》记者在上海专访了戈丁尔和柯塔纳。我们随意地坐在沙发上，窗外是气温骤降的魔幻大都市，这里每一分钟都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快速变化也让人感受到不稳定性，这是一种全球普遍存在的不安。
历史的过往其实与当下有惊人的相似性。无论个人还是国家，都需要发现自己的“佛罗伦萨”：500年前，它是文艺复兴天才们爆发的聚集地，500年后，你的佛罗伦萨在哪里？
N-南风窗G-戈尔丁K-柯塔纳我们正在迎来新一次文艺复兴
N：《发现的时代》对比了欧洲文艺复兴和当今时代，为读者提供了一个观察世界发展方向、机遇和风险的新思路。你们认为文艺复兴时期的价值和寓意何在？你们是如何定义当今时代的？
G：相比上一次文艺复兴时期，当今时代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其中有两个根本性的变化。首先是信息革命，从古登堡印刷术到互联网，人类的交流切换到了一个新常态；另一个是全球化，它带来了新的组织形态和新的超越式的相互关联性。冷战结束之后，伴随中国迅速发展、贸易市场转移、世界金融一体化、武器突破了限制等，正处在自文艺复兴以来变革最快的世界，从一个零碎散落的模样，渐渐整合，有了千丝万缕的联系。
当今时代的文艺复兴和500年前欧洲的文艺复兴一样，都充斥了太多可见的变化，同时还有不确定性。这本书旨在解释为什么正处在新的文艺复兴，以及若想持续发展应该如何处理当下的风险。
N：书中提到，新的文艺复兴伴随着“繁荣背后的危机”，让时代充满“系统性风险”，你们认为最大的风险是什么？
G：有两类风险吧。一类是复杂性和系统性风险。现在我们看到系统性风险越来越复杂，这是因为互联互通造成的。2008年的金融危机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现有技术没办法理解日益增长的复杂性、集中性所带来的危机。另一代表是流行病，这类风险被放大是因为人口流动密度被放大了，就像机场，它是一个枢纽，既输送全球化商品，也传播着病毒。
另一类的风险被经济学家称之为“公地悲剧”（Tragedy of the commons）。这种风险来自于进步，以及人们乐于享受这种进步带来的好处，最明显的是全球气候变化。再比如生物多样性的减少，海上渔民为赚取更多利益，毫无节制的捕杀动物。大量滥用抗生素，对人类健康造成了威胁，也是这个结果。
N：卡尔·马克思说过，历史经常重演，第一次是悲剧，第二次是闹剧。你们乐观地把当今比作新的文艺复兴，难道历史不会重演悲剧，甚至闹剧？
G：历史是不会重复的。当今时代有很多不同课题，当选择不同的方式就有不同细节和不同结局。因此我不认为这是一场闹剧，悲剧倒是有可能。克里斯请你来谈谈吧。
K：我猜想马克思说闹剧的危险言下之意是指，如果没有从历史中汲取教训、从过去的智慧里获得力量，悲剧就会变为闹剧，就可能重蹈覆辙。回顾历史的价值在于尽量避免像卡尔·马克思说的情况。感激所有的挑战，但在吸取历史教训的同时，更应着眼当下。回顾欧洲的文艺复兴并不在于寻找一个精准的答案，而是汲取勇气、智慧和灵感。历史提供了很多帮助，可以举出很多例子。
在现在这样快速变化的时代，要求每一个人都成为参与者。回想去年，特别是北美、欧洲经历了特朗普当政、英国脱欧等政治性冲击，部分原因是因为人们处于被动的状态。过去25年的变革中那些受益者对于时代无法分辨，是很被动的。若想要继续受益，那么需要严肃对待，考虑其他人会不会有打破现状、扭转全球化的力量。特别是在信息革命中，话语权增加了，个体不再孤立，可以把观点分享出去、组合在一起。
500年前，新的印刷术力量帮助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抗议罗马天主教会。天主教会原本是一个非常稳定且强大的權威机构，能制定法律、规范公民生活，有强大的信仰力量。马丁·路德却证明了当信息革命发生时，传统的权威就会变得脆弱。现在，逐步认识到人人需要积极参与的时刻到来了。所以可以乐观地认为，在许多方面，不会重复文艺复兴时期的失败。我们花了五年时间写出《发现的时代》，就提供了最直接的教训。
文艺复兴时期的一大特点就是，当时并没有参与全球政治、经济活动的欧洲，突然成为全球的领导者。而新的文艺复兴之时，一些国家崛起与当时是多么的相似。当一个新的力量回归或上升时，将重塑世界。中国、印度、巴西等发展中国家的快速繁荣，让我们意识到，在全球范围内不能天真，需要提高认识和敏感度。
发现今天的佛罗伦萨
N：书里指出文艺复兴是天才爆发的结果，当今的天才要比古代先贤更能深刻理解和把握现代社会，要去发现属于自己的佛罗伦萨。怎么理解？
G：一则是信息平台的产生。思想的流动速度、种类和丰富程度的暴涨，让人快速地学习，甚至不一定要去顶尖的学府求学。
二则是受过良好教育的聪明头脑加入其中，尤其是那些博学之人。500年前的达·芬奇不仅是一个艺术家、一个工程师，还是一个数学家。懂得跨领域学习和工作的人，能突破个体思维的局限，将人类的思想延伸到新的方向。但同样要意识到，天才不一定都是正面的。有好天才，也有坏天才。
三则是市场。之所以像阿里巴巴、微信、苹果这些企业能够诞生，需要人们信服你的观点，愿意买你的产品、服务，听从于你。更需要一个市场，市场是释放集体天才的基础。 K：我想补充一个因素，地理条件。这一点尤其要引起注意，要清楚地理对集体天才的诞生所带来的积极作用。500年前文艺复兴有一个城市—佛罗伦萨，它位于意大利的心脏位置，是贸易和金融的主要十字路口和东西方交流的前线。对于一个掌握着卓越技能、才华和知识的人而言，他们在佛罗伦萨聚集。
因此，如今再谈到要让天才诞生、要发展才能，选择合适的安顿地点比以往更加重要。如果你想成为一名艺术天才，试试把自己带去纽约。如果你想开发下一个伟大的移动APP，那就来上海吧。如果你想在政治科學有大的突破，就去牛津。如果你想在奥运会上赢得1公里比赛，就去肯尼亚。
N：除了个人要去发现自己的佛罗伦萨，我觉得要创造新的文艺复兴，还需要全社会的努力。这方面你们的建议是什么？
K：有两个思路可以探讨这个问题。第一是如何帮助天才抵达“佛罗伦萨”，第二是如何管理当下的风险，包括金融风险、环境风险、复杂性与集中性。如果讨论政府应该怎么做，那是一个很长的清单。几个月前我在澳大利亚的一个会议上遇到一位市政官员，他的职责就像墨尔本的城市经理，但他不是一个对自己的工作感到兴奋的人。我告诉他：“这个时代对政府来说是一个黄金时代，因为你们有太多的工作可以做。”
税收政策的调整可能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要想在充满机遇的时刻为公民创造条件，就必须采取果敢的行动。那么，建立一个强大的社会安全网是件紧急的事。在中国，经济学家会也许会说，中国人的储蓄率很高，人们需要更多的投资项目，减少一点储蓄。但是，我会担心某种风险会波及我家人的健康、教育、住房，还有退休以后的生活。所有这些都意味着我必须先有储蓄。因此建立社会安全网络，也就是福利系统，作为社会个体就能能够承担更大的风险。
在中国运作这样的系统很重要，它能帮助中国在21世纪成为智识强国。建立税收制度能确保富裕的公司和个人，不能回避其为社会贡献财富和遗产税的责任。这意味着，富裕群体的下一代不仅是继承上代人的财富，更是重新融入社会中。社会不公已经严重到了天才难以在社会中获得更好资源的地步，因此在当下，改变这种自然趋势就变得分外重要。
N：我怀疑当代佛罗伦萨的紧密共同体并不能够形成，因为困难很多。至少要跨越语言与文化的隔阂，才能构建一个生机勃勃的全球化的思想市场。
G：多样性是好事。有很多证据表明，多样性会导致更多的快速创新。人们有不同的洞见，可以彼此分享。观察美国诺贝尔奖得主，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是移民或来自不同文化的背景。电影制造者、奥斯卡学院奖的得主也是如此，超过一半的都是外国人。天才队伍是非常多样化的。
这不是一个意外。因为来自不同地方的人带来不同的想法，把它们与当地的想法相融合就能创造新的想法，所以说移民政策是一个宏大的问题。这也正是，为什么我认为英国“脱欧”是糟糕的行为的原因之一。如果你把这些想不断贡献的人踢出去，它会减缓社会创新。
但对中国我不太确定，因为中国太大了。这次来上海，我觉得现在的上海有点像1960年的伦敦，有许多事情在这里萌生，这在本世纪里十分有吸引力，是年轻人热情追逐之城、令人激动之地。在未来的竞争之中，允许和激励人口流动，促使观点相互撞击，将诞生新的格局，习得尊重和理解外国文化和文明的能力是一件至关重要的事情。
N：打造新的佛罗伦萨的解决方案，必然会集中更多的财富，那么是否产生新一轮贫富差距、更多的集体挫败？
G：不平等的增加因为有部分人做的不好，并不是天才的增加造成的。天才会减少这样的不平等，他们是问题的解决者，能找到解决方法去处理这些看上去艰难的问题。不平等的问题的确很严峻，但有更多可能对未来造成根本影响的问题，比如如何阻止气候变化、如何获得新能源、如何从海洋里汲取引用水资源……我们面临着还无法找到答案的危险。要弄懂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天才存在的意义是什么，到底是为了让所有人获得福祉，还是少数人。
中国角色
N：中产阶级一直被认为是推动社会进步的中坚力量。本书里的统计表明中产阶级的真实收入自1988年起增加了60%～70%，得到了较大的改善。有了经济基础，在这样的群体里面能够产生像上一次文艺复兴中那样的天才吗？
K：希望如此。什么是天才诞生的基本条件？或许是教育、资源，还有机遇，以及一个能够承受风险的环境。无论是基于自身阅历的增长还是和他人接触机会的增多，能够接触新思想的机会也逐渐变多，当下的很多变化都会拓展能够实现这些条件的人群数量。中国就是第一个例子。如今中国发生了很多革新，这不仅仅受到政府的驱动，或仅仅少数精英的影响。
N：在书的中文版序言里你们说，中国将会在这个全新的发现的时代扮演领导的角色。可否进一步解释下？
G：因为那些有创造性的人，以及中产阶层在这个国家聚集了很多。这是由中国国内和全球机遇驱动而成的。相比其他的新兴地区，比如印度，中国的治安问题和教育普及做得更好。我不是说印度的教育不好，只是不均匀。
中国早前就是一股强大的力量，但是全世界似乎一直遗忘了，现在重新认识到这一点。比如苹果意识到需要利用微信平台。对我来说这是一个有趣的迹象。
K：新的文艺复兴时期，中国领导层的良好治理也是一部分。以全球化为例，这对领导力是一个考验。在很大程度上，西方国家已经失败了，而习近平主席使得中国保持了繁荣，举世瞩目。中国领导层的行动是基于对全球性问题的判断之上的，像应对气候变化，像在全球化中继续坚持从事全球贸易和金融，并尝试促进它。世界的一些地区，现在主要是美国，反而开始在我们已经推倒的壁垒前又重新竖起一堵墙。
中国的领导层很明白，中国在这个自身繁荣的时刻，将会和全球繁荣交织在一起。回顾过往几百年，再谈论今天的全球领导者在哪里、会是谁，我认为，中国会是那个领导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