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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能否在“十一五”期间继续高速健康发展，增长速度最快、创造新增就业岗位最多的非公经济发展态势如何，无疑是非常重要的环节。
《瞭望东方周刊》就“十一五”期间非公经济的发展趋势，采访了国务院研究部门和全国工商联的一些专家以及知名学者。
定心丸：“非公经济36条”
2月25日是国务院《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颁布一周年，这个文件因提出了36条鼓励、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具体措施，在民营企业界和经济研究人士中众口相传，被亲切地称为“非公经济36条”。
“非公经济36条”起草小组组长，国务院研究室工交贸易研究司原司长陈全生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指出，“非公经济36条”发布一周年，最重要的成绩是确立了非公经济的法律地位。
1998年和2002年的宪法修正案写入了“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的合法的权利与利益。”等内容，而“非公经济36条”的颁布则是中央政府第一次出台鼓励支持非公有制经济的文件，是落实宪法精神的重大举措。
陈全生介绍说，“非公经济36条”同时也是推进市场化改革的重大举措。36条措施的核心是打破垄断，为各种所有制企业创造平等竞争的社会环境，这种环境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由之路。
“非公经济36条”起草人之一、全国工商联研究室主任陈永杰则认为，国务院颁布这个文件，标志着党和国家关于非公有制经济的基本理论正在向具体政策转化，将逐渐形成制度。国家关于非公经济的理论和政策，只会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不断充实、丰富、提高和完善，不会发生方向性的变化，更不会发生逆转。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名誉院长刘吉教授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公平的游戏规则，起跑线公平，但终点公平是不对的。”
刘吉打了一个比方，“刘翔和其他世界冠军站在同一个起跑线上，但是比赛的结果名次是不一样的，市场也是这样的，起点公平，游戏规则公平，但是再要求结果一样就是不对的。以往表面看似公平，但是有不少人不能温饱，现在是大家都在奔跑，都在进步，在奔跑和进步中，必然有先有后，如果再要求速度一样，那么只能是回到原来的起点。”
哪些门槛最难跨
有了国务院的这把“尚方宝剑”，非公经济更有底气，但专家认为，消除限制非公经济发展的种种门槛不可能在短时间内一蹴而就。
陈永杰从国务院研究室调任全国工商联研究室主任后，主持了一个“非公经济36条”贯彻落实情况的问卷调查。陈永杰向《瞭望东方周刊》介绍说，调查显示，有67．1％的受访者对国家政府有关部门的落实贯彻情况表示总体上满意，只有5％表示不满意。对于地方政府贯彻落实情况，有61．9％的受访者表示满意，6．8％不满意。
有70％的受调查者认为融资渠道是影响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主要问题，位居首位，而受访者认为最明显的改善是基础设施领域进入方面，在这方面，非公经济的国民待遇有明显的改善，其次是电信，随后是公用事业和教育领域。
但陈永杰也提到，在所有的影响非公经济发展的方面中，没有任何一项有超过50％的受调查者选择“明显改善”，其中对财政补贴、金融、税收的意见还比较多。
在提供公共服务方面，超过40％的受访者认为企业培训方面有一定的改善，而受访者对科技创新服务的改善则感觉不明显。
政府下一步应该在哪些方面加大力度呢?调查显示，74．6％的受调查者认为给“非公经济36条”制定配套的实施细则是最紧迫的工作。
陈永杰总结出来的非公经济的主要制约因素集中在市场准入限制，融资渠道窄、贷款困难，实际税费较重，社会服务体系缺乏等几个方面。
一些行业和领域在准人政策上虽无公开限制，但对进入资格设置过高门槛，给某些行业安上子“名义开放、实际限制”的“玻璃门”；占GDP四成的非公企业获得的银行信贷长期徘徊在10％上下，许多地方对非公有制企业的收费项目太多，不少企业反映各种名目的收费实际上已经大于正式税收，大量非公有制中小企业特别需要的创业辅导、企业诊断、技术支持、员工培训等政府服务和社会服务，或是基本没有，或是尚处于起步阶段。
一些观念上的因素也制约着非公经济的发展，部分官员脑海中公私有别的传统观念，使他们并不把非公经济当作国民财富看待，对非公有制经济多头管理、各自为政。部门、机构之间在非公有制经济管理上往往是涉及利益大家都插手，遇到困难大家都回避，承担责任时大家都推诿。一个典型的例子是，2002年全国私营企业户数，国家税务总局统计为127万户，国家工商总局统计为243万户，农业部乡镇私营企业统计为229万户，三个数据最大差额100多万户。
非公经济自身的原因也制约着它的进一步发展：相当部分非公企业经营者素质不高，企业法人治理结构不完善，管理制度不健全，部分企业缺乏诚信、账目不实、偷漏税款、逃废债务、制假售假，一些私营企业与部分政府官员权钱交易、相互利用，政府官员入股私营企业或参与企业经营从中牟利，形成新的“政企不分”、“官商一体”。
破解体制和观念瓶颈
中国民(私)营经济研究会会长保育钧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提出，非公有制经济在思想上、理论上、政治上、法律上的束缚被解脱后，下一步任务是砸碎体制上的枷锁。
在一份研究报告中，陈永杰根据行政部门与企业的关系，将当前中国基础产业中的政府机构角色划出了四种类型。他发现，在基础产业中，既存在像铁路系统这样投资、监管、经营完全合一的体制，又有电力部门这样投资、监管、经营相对分离的体制。这反映出，在市场取向的改革中，政府机构正在逐步找准自身定位，政企关系尚在理顺中。而制约非公经济发展的行政审批制度、投融资管理体制、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能否尽快展开，都与政企能否真正分开有密切关系。
保育钧说，制定法规、执行法规的权力归政府机构所有，如果政府不能真正与企业脱钩，就不能指望它们对非公经济一视同仁。身为十届全国政协委员的保育钧透露，他将在今年两会上提出一个政协提案，并争取人大代表的附议，建议重新组建体制改革领导机构，初步设想这个体制改革机构是在党中央、国务院直接领导下，超出部门、超出地区，处理包括经济、社会、政治各方面的体制改革事务。保育钧强调，成立的这个机构，能不能超出部门利益，这个很关键。
专家们提到，人们对非公经济存 在的一些认识偏差，也是制约其发展的重要因素。陈永杰说，当前有人认为，是发展非公经济导致了贫富差别。陈的观点是，非公经济的发展总体上促进了社会公平而不是妨害了社会公平，他认为，平均主义并不是公平的经济，既不是市场经济，也并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
保育钧则认为，在这个问题上应该坚持和谐统一，反对把公有制经济和非公经济分割对立。 保育钧举例说，国有经济比重曾经占绝对优势的上海市，非公经济占到41％多，非公经济发展的同时，国有资产增值了7倍，国有资产从改革开放初期几百个亿增长到7000多个亿，怎么来的?就是公有制经济和非公经济和谐统一在一起，相互促进发展而来的。
刘吉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发展经济学表明，人均1000美元左右正是经济指数增长曲线的拐点，中国经济目前正处在拐点上，增长的前景是广阔的。日本、韩国等的发展经验，都是过了1000美元，经济就上去丁，我们要抓住这个机遇加快经济发展，发展才是根本出路。”
非公经济的“十一五”新路径
尽管发展非公经济的体制壁垒不会在短期内完全消失，但以“非公经济36条”颁布为标志的非公经济法规体系正在逐步建立。
截止到2005年12月份，国务院有关部门相继出台了贯彻落实“非公经济36条”的具体措施和配套办法17件：天津、河北、上海、河南、湖北、山东等13个省市出台了贯彻落实“非公经济36条”的实施细则。如天津出台的配套方案将鼓励支持非公经济的措施细化到了80条，非公经济发达的浙江省以省政府2006年“1号文件”的形式颁布了“非公经济36条实施意见”，明确了非公经济可以“非禁即人”，电力、铁路、燃油零售，乃至国防工业，都允许符合条件的非公有制企业平等参与竞争。
专家们相信会有更多部门和地方出台更加“宽容”的政策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经济发展，非公经济必将在“十一五”期间实现更大的发展。保育钧认为，“十一五”期间，非公经济最可能突破的领域是农业产业上，谁来建设新农村，非公经济应该是主力之一，这个领域投入不多，产出很快，应该引导非公经济积极参与新农村建设，使之成为联系国内、国际两个市场，工业、农业两大产业的纽带。
陈永杰则认为，非公经济在“十一五”期间可能出现多领域、多层次、多向度发展的趋势。首先，在行业分布上，非公有制经济将从传统上占优势的轻工纺织、普通机械、建筑运输、商贸服务等领域向重化工业、基础设施、公用事业等领域拓展。随着政府采购日益透明，非公经济可望更多地在道路桥梁建设、城市环保、公共交通领域和其他大型项目上中标。
其次，在结构规模上，非公有制经济将逐步改变目前以劳动密集型企业为主的局面，全国工商联的调查显示，中国(境内)私营企业户均资产规模，1990年为9．7万元，2000年为75．5万元，2003年达到118万元。目前中国(境内)位居前列的500家私营企业平均资产规模为12．9亿元，平均年销售收人14．1亿元。位居第一的东方集团2003年资产规模为327亿元，销售收入为203亿元。可以预见，“十一五”期间将涌现出一批资本密集、技术密集的非公有制大企业、大集团。在冶金、汽车、电力等行业，将会出现投资规模几十亿、上百亿元的私营企业。
当前，非公有制经济在组织形式上以个人、家族企业为主，但多元投资主体的公司制企业已经成为中国非公企业的发展方向。股份制私营公司将在“十一五”期间迅速发展。目前全国已有200多家由私人企业控股的上市公司，占全部上市公司20％左右。随着非公企业组织形式的变化和融资政策放宽，非公企业占上市公司的比例也将在“十一五”期间有大幅增加。
非公经济在沿海地区率先发展，所占GDP比重也比较高，2005年，福建民营经济约占GDP的一半以上，浙江民营经济占全省GDP的70％以上。随着非公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在地价、劳动力价格的调节下，非公经济将在“十一五”期间加快向中西部地区布局。非公经济对生产要素价格更为敏感，将成为拉动中西部发展，消弭地区间发展不均衡的重要力量。
走向国际市场将是“十一五”期间非公经济的另一个发展趋势，随着国家放开私营企业进出口经营权，一大批私营企业从国内市场转向国际贸易。进入21世纪以来，非公经济中的私营企业进出口业务发展速度不仅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也高于外资企业。非公经济大省浙江的民营经济出口已占全省出口的40％左右，超过国有及外商投资企业，成为出口第一军团。先行一步的浙江非公经济在国际贸易方面的成就使人有理由相信，非公经济将会是未来的外贸主力。
刘吉认为，“十一五”期间，民营资本有更广阔的前景。
刘吉强调说，“凡是不影响国家安全的领域，都应该向民营资本开放。现在中国企业也有几个进入500强的，那是垄断企业，规模虽然很大，但是竞争力恐怕还不能说真正进了500强。”
《瞭望东方周刊》就“十一五”期间非公经济的发展趋势，采访了国务院研究部门和全国工商联的一些专家以及知名学者。
定心丸：“非公经济36条”
2月25日是国务院《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颁布一周年，这个文件因提出了36条鼓励、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具体措施，在民营企业界和经济研究人士中众口相传，被亲切地称为“非公经济36条”。
“非公经济36条”起草小组组长，国务院研究室工交贸易研究司原司长陈全生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指出，“非公经济36条”发布一周年，最重要的成绩是确立了非公经济的法律地位。
1998年和2002年的宪法修正案写入了“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的合法的权利与利益。”等内容，而“非公经济36条”的颁布则是中央政府第一次出台鼓励支持非公有制经济的文件，是落实宪法精神的重大举措。
陈全生介绍说，“非公经济36条”同时也是推进市场化改革的重大举措。36条措施的核心是打破垄断，为各种所有制企业创造平等竞争的社会环境，这种环境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由之路。
“非公经济36条”起草人之一、全国工商联研究室主任陈永杰则认为，国务院颁布这个文件，标志着党和国家关于非公有制经济的基本理论正在向具体政策转化，将逐渐形成制度。国家关于非公经济的理论和政策，只会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不断充实、丰富、提高和完善，不会发生方向性的变化，更不会发生逆转。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名誉院长刘吉教授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公平的游戏规则，起跑线公平，但终点公平是不对的。”
刘吉打了一个比方，“刘翔和其他世界冠军站在同一个起跑线上，但是比赛的结果名次是不一样的，市场也是这样的，起点公平，游戏规则公平，但是再要求结果一样就是不对的。以往表面看似公平，但是有不少人不能温饱，现在是大家都在奔跑，都在进步，在奔跑和进步中，必然有先有后，如果再要求速度一样，那么只能是回到原来的起点。”
哪些门槛最难跨
有了国务院的这把“尚方宝剑”，非公经济更有底气，但专家认为，消除限制非公经济发展的种种门槛不可能在短时间内一蹴而就。
陈永杰从国务院研究室调任全国工商联研究室主任后，主持了一个“非公经济36条”贯彻落实情况的问卷调查。陈永杰向《瞭望东方周刊》介绍说，调查显示，有67．1％的受访者对国家政府有关部门的落实贯彻情况表示总体上满意，只有5％表示不满意。对于地方政府贯彻落实情况，有61．9％的受访者表示满意，6．8％不满意。
有70％的受调查者认为融资渠道是影响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主要问题，位居首位，而受访者认为最明显的改善是基础设施领域进入方面，在这方面，非公经济的国民待遇有明显的改善，其次是电信，随后是公用事业和教育领域。
但陈永杰也提到，在所有的影响非公经济发展的方面中，没有任何一项有超过50％的受调查者选择“明显改善”，其中对财政补贴、金融、税收的意见还比较多。
在提供公共服务方面，超过40％的受访者认为企业培训方面有一定的改善，而受访者对科技创新服务的改善则感觉不明显。
政府下一步应该在哪些方面加大力度呢?调查显示，74．6％的受调查者认为给“非公经济36条”制定配套的实施细则是最紧迫的工作。
陈永杰总结出来的非公经济的主要制约因素集中在市场准入限制，融资渠道窄、贷款困难，实际税费较重，社会服务体系缺乏等几个方面。
一些行业和领域在准人政策上虽无公开限制，但对进入资格设置过高门槛，给某些行业安上子“名义开放、实际限制”的“玻璃门”；占GDP四成的非公企业获得的银行信贷长期徘徊在10％上下，许多地方对非公有制企业的收费项目太多，不少企业反映各种名目的收费实际上已经大于正式税收，大量非公有制中小企业特别需要的创业辅导、企业诊断、技术支持、员工培训等政府服务和社会服务，或是基本没有，或是尚处于起步阶段。
一些观念上的因素也制约着非公经济的发展，部分官员脑海中公私有别的传统观念，使他们并不把非公经济当作国民财富看待，对非公有制经济多头管理、各自为政。部门、机构之间在非公有制经济管理上往往是涉及利益大家都插手，遇到困难大家都回避，承担责任时大家都推诿。一个典型的例子是，2002年全国私营企业户数，国家税务总局统计为127万户，国家工商总局统计为243万户，农业部乡镇私营企业统计为229万户，三个数据最大差额100多万户。
非公经济自身的原因也制约着它的进一步发展：相当部分非公企业经营者素质不高，企业法人治理结构不完善，管理制度不健全，部分企业缺乏诚信、账目不实、偷漏税款、逃废债务、制假售假，一些私营企业与部分政府官员权钱交易、相互利用，政府官员入股私营企业或参与企业经营从中牟利，形成新的“政企不分”、“官商一体”。
破解体制和观念瓶颈
中国民(私)营经济研究会会长保育钧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提出，非公有制经济在思想上、理论上、政治上、法律上的束缚被解脱后，下一步任务是砸碎体制上的枷锁。
在一份研究报告中，陈永杰根据行政部门与企业的关系，将当前中国基础产业中的政府机构角色划出了四种类型。他发现，在基础产业中，既存在像铁路系统这样投资、监管、经营完全合一的体制，又有电力部门这样投资、监管、经营相对分离的体制。这反映出，在市场取向的改革中，政府机构正在逐步找准自身定位，政企关系尚在理顺中。而制约非公经济发展的行政审批制度、投融资管理体制、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能否尽快展开，都与政企能否真正分开有密切关系。
保育钧说，制定法规、执行法规的权力归政府机构所有，如果政府不能真正与企业脱钩，就不能指望它们对非公经济一视同仁。身为十届全国政协委员的保育钧透露，他将在今年两会上提出一个政协提案，并争取人大代表的附议，建议重新组建体制改革领导机构，初步设想这个体制改革机构是在党中央、国务院直接领导下，超出部门、超出地区，处理包括经济、社会、政治各方面的体制改革事务。保育钧强调，成立的这个机构，能不能超出部门利益，这个很关键。
专家们提到，人们对非公经济存 在的一些认识偏差，也是制约其发展的重要因素。陈永杰说，当前有人认为，是发展非公经济导致了贫富差别。陈的观点是，非公经济的发展总体上促进了社会公平而不是妨害了社会公平，他认为，平均主义并不是公平的经济，既不是市场经济，也并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
保育钧则认为，在这个问题上应该坚持和谐统一，反对把公有制经济和非公经济分割对立。 保育钧举例说，国有经济比重曾经占绝对优势的上海市，非公经济占到41％多，非公经济发展的同时，国有资产增值了7倍，国有资产从改革开放初期几百个亿增长到7000多个亿，怎么来的?就是公有制经济和非公经济和谐统一在一起，相互促进发展而来的。
刘吉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发展经济学表明，人均1000美元左右正是经济指数增长曲线的拐点，中国经济目前正处在拐点上，增长的前景是广阔的。日本、韩国等的发展经验，都是过了1000美元，经济就上去丁，我们要抓住这个机遇加快经济发展，发展才是根本出路。”
非公经济的“十一五”新路径
尽管发展非公经济的体制壁垒不会在短期内完全消失，但以“非公经济36条”颁布为标志的非公经济法规体系正在逐步建立。
截止到2005年12月份，国务院有关部门相继出台了贯彻落实“非公经济36条”的具体措施和配套办法17件：天津、河北、上海、河南、湖北、山东等13个省市出台了贯彻落实“非公经济36条”的实施细则。如天津出台的配套方案将鼓励支持非公经济的措施细化到了80条，非公经济发达的浙江省以省政府2006年“1号文件”的形式颁布了“非公经济36条实施意见”，明确了非公经济可以“非禁即人”，电力、铁路、燃油零售，乃至国防工业，都允许符合条件的非公有制企业平等参与竞争。
专家们相信会有更多部门和地方出台更加“宽容”的政策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经济发展，非公经济必将在“十一五”期间实现更大的发展。保育钧认为，“十一五”期间，非公经济最可能突破的领域是农业产业上，谁来建设新农村，非公经济应该是主力之一，这个领域投入不多，产出很快，应该引导非公经济积极参与新农村建设，使之成为联系国内、国际两个市场，工业、农业两大产业的纽带。
陈永杰则认为，非公经济在“十一五”期间可能出现多领域、多层次、多向度发展的趋势。首先，在行业分布上，非公有制经济将从传统上占优势的轻工纺织、普通机械、建筑运输、商贸服务等领域向重化工业、基础设施、公用事业等领域拓展。随着政府采购日益透明，非公经济可望更多地在道路桥梁建设、城市环保、公共交通领域和其他大型项目上中标。
其次，在结构规模上，非公有制经济将逐步改变目前以劳动密集型企业为主的局面，全国工商联的调查显示，中国(境内)私营企业户均资产规模，1990年为9．7万元，2000年为75．5万元，2003年达到118万元。目前中国(境内)位居前列的500家私营企业平均资产规模为12．9亿元，平均年销售收人14．1亿元。位居第一的东方集团2003年资产规模为327亿元，销售收入为203亿元。可以预见，“十一五”期间将涌现出一批资本密集、技术密集的非公有制大企业、大集团。在冶金、汽车、电力等行业，将会出现投资规模几十亿、上百亿元的私营企业。
当前，非公有制经济在组织形式上以个人、家族企业为主，但多元投资主体的公司制企业已经成为中国非公企业的发展方向。股份制私营公司将在“十一五”期间迅速发展。目前全国已有200多家由私人企业控股的上市公司，占全部上市公司20％左右。随着非公企业组织形式的变化和融资政策放宽，非公企业占上市公司的比例也将在“十一五”期间有大幅增加。
非公经济在沿海地区率先发展，所占GDP比重也比较高，2005年，福建民营经济约占GDP的一半以上，浙江民营经济占全省GDP的70％以上。随着非公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在地价、劳动力价格的调节下，非公经济将在“十一五”期间加快向中西部地区布局。非公经济对生产要素价格更为敏感，将成为拉动中西部发展，消弭地区间发展不均衡的重要力量。
走向国际市场将是“十一五”期间非公经济的另一个发展趋势，随着国家放开私营企业进出口经营权，一大批私营企业从国内市场转向国际贸易。进入21世纪以来，非公经济中的私营企业进出口业务发展速度不仅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也高于外资企业。非公经济大省浙江的民营经济出口已占全省出口的40％左右，超过国有及外商投资企业，成为出口第一军团。先行一步的浙江非公经济在国际贸易方面的成就使人有理由相信，非公经济将会是未来的外贸主力。
刘吉认为，“十一五”期间，民营资本有更广阔的前景。
刘吉强调说，“凡是不影响国家安全的领域，都应该向民营资本开放。现在中国企业也有几个进入500强的，那是垄断企业，规模虽然很大，但是竞争力恐怕还不能说真正进了500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