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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尽管有灯光映着,这枚银锭看上去并不起眼,我有点失望,与我印象里亮闪闪的银元宝有相当的差距。其形状,不是常见的两头翘翘中间隆起的马蹄形,也不是船形,而是罕见的束腰形。正面看,蝴蝶结状,颜色灰秃秃的,失却了纯银应有的光泽,且表面坑坑洼洼,有如遮蔽了五官的老妇蜂窝一样的雀斑脸。
这银锭就是平常所说的银元宝,“元宝元宝,元军制造”。当时的蒙古士兵,打马江南,一路烧杀抢掠。抢来的散碎银子不容易携带,丞相伯颜命将士献出碎银,在扬州铸为银锭,每个重达五十两,该银锭即为“扬州元宝”。
我一直以为,元青花是一个短命王朝在蛮横杀戮后给现代人的补偿。随着元的覆灭,银锭也成为那个时代的一个符号,它虽然没有青花瓷的辉煌,但具有草原民族粗犷的特征。把银锭称作元宝始于元,这枚银锭全称为“束腰形银锭”。
这枚银锭带着秘密沉睡了数百年,陈旧得有点让人痛惜。我相信,它仍然是有生命的。经过人间烟火的濡养,慢慢会溢出包浆,它会一如刚铸成时光彩烈烈,莹莹照人。一枚银锭的前世,也许是一堆堆白花花的散碎银子,也许是老百姓的银钗银锁银手镯银项圈,它们离开了前主人的呵护,经过时间与火的淬炼,涅槃成另一种身份、身高、重量的独立个体,走向不同的拥有者和归属。或许用于盐、铁交易,或者被蒙古王赏赐给贵族大臣。
作为上海金山区唯一一个国家一级文物,这枚银锭被珍藏在金山博物馆,它的铸造者也因此获得相对的永生。金元时期,有着对工匠的特殊需求,手艺人往往能逃离被杀的命运。作为养家糊口甚至能保住性命的手艺,一般会祖辈相传,如果它的铸造者是祖孙三代,百年的时间正好伴随元的始终。
二
在扬州,血色黄昏映在一湾湾碧水中。渔船的桅杆歪斜着,战马系在舟边,蒙古军士们手握着弯刀或站岗、或巡逻,作为三等人的汉民或四等人的南人一组一组劳作着。这一组也许是祖孙三代,孙子拉着风箱,父亲收拾着银锭范,爷爷则注视着沸腾的银液。风箱呱哒哒响着,银液如注,激起銀光闪闪的小花。滚烫的银液,在冰凉的范里慢慢凝固,直至成为一枚枚沉甸甸的银锭,也将人间的悲欢嵌到里面。
蒙古铁骑,纵马挥刀,霍霍而来,百年的时光,陈旧了战袍,银锭不过是其战袍上一个沉甸甸的纽扣。
不知道这枚银锭在世上行走了多久,直到明取代了元,银锭携带着自己的故事沉入金山的寒圩村。
《东方行记》中,蒙古国的大汗宫廷有一棵巨大的银树。它是银的,银树叶、银果子,树下有银狮子,树梢上有吹小号的银天使。
无边无际的绿色的草原,飞驰的白色宝马,遇到银树安静下来,微风吹过来,银树在月光下闪烁着光彩,狮子嘴里流出了香甜的马奶……这是天上还是人间?
这棵银树,由白银铸造。其中,狮子和小天使显然来自西方世界。而银子,我猜测更多来自于黄河以南。蒙古人素来崇尚武力和掠夺,弯弓和弯刀划下的弧线,沾满热血,激起的狼烟远达中亚、东欧,及至中原,财富及国土都归属于成吉思汗的子孙。
关于银锭,我觉得该有个传奇。月黑风高之夜,一群蒙古士兵打马飞奔,银元宝也慌慌张张从包袱里滚落出来。是因为八月十五杀鞑子时的仓惶逃命,还是因为大明的兴起,蒙古烈马嘚嘚败北?
李敬泽先生的《布谢的银树》,写了传说中的银树。但卢勃鲁克的《东方行记》并非子虚乌有的臆想,他记录了沿途的山川河流以及蒙古人、吐蕃、唐兀、契丹等各民族的衣食住行、风俗、信仰、政治、军事等情况。卢勃鲁克以传教士的身份奉命而来,所记录的情况不会太虚。
我看到李敬泽先生根据《东方行记》描述的银树,大为惊奇。如果当时元代没有高超的冶炼技术,银树是不存在的。而铸银为树,是盛极的奢华,预示着一个以征服为荣耀的朝代开始走向没落。
银锭旁边,是城隍霍光画像。
这又是一个有悬念的问题。霍光竟然是金山的城隍爷,也是上海和附近地区的城隍爷。据我所知,霍光是汉昭宣时代的辅政名臣,曾与被尊为武威马神的金日磾共同辅佐汉昭帝,鞠躬尽瘁,其异母兄为赫赫有名的大将军霍去病,功劳显赫一时,位居大司马大将军之位。霍光死后两年,因族人谋反,全族被诛。而他被尊为城隍爷,由人而神化,符合朝廷维护统治的需求,所以也缔造了成神的传奇。当地朋友讲,三国时期,吴主孙浩以霍光为捍海之神,在金山上立庙,那时候制盐业发达,盐民渔民,均求霍光保佑,所以该地多有霍光祠。《云间志》是上海现存最早的一部地方志,它完整记录了金山神主霍光在宋代的四次官方封号,这也是历史上仅有的四次加封,而按宋代“神祠遇有灵应,即先赐额,次封侯,次封公,次封王”的官方规定,霍光的封号从两个字到八个字,达到了宋代官方敕封神祠的最高标准。自北宋年间至此,尤其有明一朝,对霍光也多有恩赐,封号一个接一个,什么“显忠庙”,什么“忠烈公”,什么“忠烈顺济”,什么“昭应”,后世称“忠烈昭应庙”。金山是三座矗立在海边的小山,沧海桑田,金山沦入海中,金山庙失去了众多参拜的信众,与其他另两座庙都沉入海中。
金山人祖祖辈辈传说着霍光的神奇。
颇具盛名的上海城隍庙敬奉着霍光。数百年烟火,无以计数的祭祀,这位来自汉代的人臣完成了由人而神的晋身,自金山庙走出去,并融入上海金山历史中。
懵懵懂懂走出了金山博物馆。迈出大门的一刹那,我回了一下头,银锭、霍光真实又恍惚。
三
我在银锭上看到的“蜂窝”,原来是气孔。而这枚银锭表面确实铸有文字,其正面凹进去,有阴文,共计35字,中间为“行中书省”;右侧一行为“扬州 库官孟珪 销银官王琪 验银库子吴武”;左侧一行见“至元十四年 重伍拾两 银匠侯君用”字样;在银锭底部,密布蜂窝状气孔,刻有阴文“元宝”两个大字。这与“扬州元宝”特征契合。
银锭上的蜂窝气孔,还是鉴定元宝的一个指标呢。 这枚银锭,或许来自殷实人家,或许来自官宦者的墓地,是富贵人的陪葬品。无论阳光明媚的人间或是阴暗潮湿的地下,均是历史的产物,记录着元代人的生活变迁。它不再光洁亮丽,恰是时间的沉淀。
令人感慨的是,二十天后,我在千里之外的平泉博物馆发现了一个亚腰形银锭铸范。还好,这个青铜铸范,除了一侧的扁方形短銎破损,主体保存完好。我惊呼找到了金山银锭的“妈妈”,虽然这个范所注的文字是“亚腰形”,一字之差,并不能阻挡我的惊喜和天马行空的想象。同为元代文物,其中必有渊源。面对着平泉博物馆的银锭范,我惊喜万分。
在昏黄的灯光下,隔着特制的玻璃,银锭范在诉说它的秘密。不知道银锭范上有没有铸造者的名字,是不是铸好后雕刻的。不容置疑的是,这个银锭范随着元的灭亡失去意义。它的挖掘出现,是铸造史上的一个意外,任人写出一些或许根本不着边际的故事。没有人能复原它的身世,唯有依据它进行逆时的虚构再现。
銀锭及范一南一北,与我的现居地恰好构成一个不等边三角形。按文化带看,正是游牧、农耕和江南水乡三个点 。我搞不清金山银锭与平泉银锭范有没有联系,也许它们根本不存在必然的隶属,只是同一时间节点上的两个貌似母子的标本。也许这个范与银锭是母子,它们曾经亲密拥抱,又以分离的形式留存,犹如人生与社会运动形态的某种隐喻……
银锭和范,远隔千里,而我恰好有机缘看到它们,不由不暗暗感叹造物主的神奇。我在银锭身上读出了岁月的沧桑,以及朝代更迭的无情。银锭铸造的秘密已不可复制,也许世间万物都有不同的宿命和际遇。银锭本无生命,也有生命,它代表着铸造者的工艺和精神,是铸造者艺术生命的另一种状态。银锭在金山的存在是一个偶然,也是一个异数。透过银锭看金山,与现实里的金山不仅是时光的距离。
金山沿海。乘车走在海岸线边,海浪涌动着,切割着阳光,银色瓦片一样,金山隐在海上。
岸边的渔村还保持着部分原始的风貌,海风裹挟着海的气息。穿过海货小巷,是别墅林立的村居,豌豆结了豆荚,孩子们和紫藤花一起映在水中,宁静,安详,童话一样。金山几经患难,海难,鞑子,倭寇,太平天国,日伪军……而顾野王,杨维桢,俞大猷,陈陶遗,顾炎武等,包括霍光,则是金山的精神高地。
从金山回来,我的床头、书桌摆满金山的史料,金山区档案局的《金山志》做得详实精美,是我认识金山的一条路径。金山银锭成了我思维的载体,它的能量超越了其审美价值。有人说文物有衡量小人物历史、社会价值的作用,我更看重银锭所附带的生命气息,生于以杀戮暴虐著称的元代的这枚银锭,带着血泪,也有民族融合后的豁然和昌兴,这也是文明发展的必然。辉煌一时的元朝灭亡了,而它的银锭却永恒着。再看银锭,犹如金山历史显影剂,过去和现在,荒凉与繁华,在银锭上交错。
尽管有灯光映着,这枚银锭看上去并不起眼,我有点失望,与我印象里亮闪闪的银元宝有相当的差距。其形状,不是常见的两头翘翘中间隆起的马蹄形,也不是船形,而是罕见的束腰形。正面看,蝴蝶结状,颜色灰秃秃的,失却了纯银应有的光泽,且表面坑坑洼洼,有如遮蔽了五官的老妇蜂窝一样的雀斑脸。
这银锭就是平常所说的银元宝,“元宝元宝,元军制造”。当时的蒙古士兵,打马江南,一路烧杀抢掠。抢来的散碎银子不容易携带,丞相伯颜命将士献出碎银,在扬州铸为银锭,每个重达五十两,该银锭即为“扬州元宝”。
我一直以为,元青花是一个短命王朝在蛮横杀戮后给现代人的补偿。随着元的覆灭,银锭也成为那个时代的一个符号,它虽然没有青花瓷的辉煌,但具有草原民族粗犷的特征。把银锭称作元宝始于元,这枚银锭全称为“束腰形银锭”。
这枚银锭带着秘密沉睡了数百年,陈旧得有点让人痛惜。我相信,它仍然是有生命的。经过人间烟火的濡养,慢慢会溢出包浆,它会一如刚铸成时光彩烈烈,莹莹照人。一枚银锭的前世,也许是一堆堆白花花的散碎银子,也许是老百姓的银钗银锁银手镯银项圈,它们离开了前主人的呵护,经过时间与火的淬炼,涅槃成另一种身份、身高、重量的独立个体,走向不同的拥有者和归属。或许用于盐、铁交易,或者被蒙古王赏赐给贵族大臣。
作为上海金山区唯一一个国家一级文物,这枚银锭被珍藏在金山博物馆,它的铸造者也因此获得相对的永生。金元时期,有着对工匠的特殊需求,手艺人往往能逃离被杀的命运。作为养家糊口甚至能保住性命的手艺,一般会祖辈相传,如果它的铸造者是祖孙三代,百年的时间正好伴随元的始终。
二
在扬州,血色黄昏映在一湾湾碧水中。渔船的桅杆歪斜着,战马系在舟边,蒙古军士们手握着弯刀或站岗、或巡逻,作为三等人的汉民或四等人的南人一组一组劳作着。这一组也许是祖孙三代,孙子拉着风箱,父亲收拾着银锭范,爷爷则注视着沸腾的银液。风箱呱哒哒响着,银液如注,激起銀光闪闪的小花。滚烫的银液,在冰凉的范里慢慢凝固,直至成为一枚枚沉甸甸的银锭,也将人间的悲欢嵌到里面。
蒙古铁骑,纵马挥刀,霍霍而来,百年的时光,陈旧了战袍,银锭不过是其战袍上一个沉甸甸的纽扣。
不知道这枚银锭在世上行走了多久,直到明取代了元,银锭携带着自己的故事沉入金山的寒圩村。
《东方行记》中,蒙古国的大汗宫廷有一棵巨大的银树。它是银的,银树叶、银果子,树下有银狮子,树梢上有吹小号的银天使。
无边无际的绿色的草原,飞驰的白色宝马,遇到银树安静下来,微风吹过来,银树在月光下闪烁着光彩,狮子嘴里流出了香甜的马奶……这是天上还是人间?
这棵银树,由白银铸造。其中,狮子和小天使显然来自西方世界。而银子,我猜测更多来自于黄河以南。蒙古人素来崇尚武力和掠夺,弯弓和弯刀划下的弧线,沾满热血,激起的狼烟远达中亚、东欧,及至中原,财富及国土都归属于成吉思汗的子孙。
关于银锭,我觉得该有个传奇。月黑风高之夜,一群蒙古士兵打马飞奔,银元宝也慌慌张张从包袱里滚落出来。是因为八月十五杀鞑子时的仓惶逃命,还是因为大明的兴起,蒙古烈马嘚嘚败北?
李敬泽先生的《布谢的银树》,写了传说中的银树。但卢勃鲁克的《东方行记》并非子虚乌有的臆想,他记录了沿途的山川河流以及蒙古人、吐蕃、唐兀、契丹等各民族的衣食住行、风俗、信仰、政治、军事等情况。卢勃鲁克以传教士的身份奉命而来,所记录的情况不会太虚。
我看到李敬泽先生根据《东方行记》描述的银树,大为惊奇。如果当时元代没有高超的冶炼技术,银树是不存在的。而铸银为树,是盛极的奢华,预示着一个以征服为荣耀的朝代开始走向没落。
银锭旁边,是城隍霍光画像。
这又是一个有悬念的问题。霍光竟然是金山的城隍爷,也是上海和附近地区的城隍爷。据我所知,霍光是汉昭宣时代的辅政名臣,曾与被尊为武威马神的金日磾共同辅佐汉昭帝,鞠躬尽瘁,其异母兄为赫赫有名的大将军霍去病,功劳显赫一时,位居大司马大将军之位。霍光死后两年,因族人谋反,全族被诛。而他被尊为城隍爷,由人而神化,符合朝廷维护统治的需求,所以也缔造了成神的传奇。当地朋友讲,三国时期,吴主孙浩以霍光为捍海之神,在金山上立庙,那时候制盐业发达,盐民渔民,均求霍光保佑,所以该地多有霍光祠。《云间志》是上海现存最早的一部地方志,它完整记录了金山神主霍光在宋代的四次官方封号,这也是历史上仅有的四次加封,而按宋代“神祠遇有灵应,即先赐额,次封侯,次封公,次封王”的官方规定,霍光的封号从两个字到八个字,达到了宋代官方敕封神祠的最高标准。自北宋年间至此,尤其有明一朝,对霍光也多有恩赐,封号一个接一个,什么“显忠庙”,什么“忠烈公”,什么“忠烈顺济”,什么“昭应”,后世称“忠烈昭应庙”。金山是三座矗立在海边的小山,沧海桑田,金山沦入海中,金山庙失去了众多参拜的信众,与其他另两座庙都沉入海中。
金山人祖祖辈辈传说着霍光的神奇。
颇具盛名的上海城隍庙敬奉着霍光。数百年烟火,无以计数的祭祀,这位来自汉代的人臣完成了由人而神的晋身,自金山庙走出去,并融入上海金山历史中。
懵懵懂懂走出了金山博物馆。迈出大门的一刹那,我回了一下头,银锭、霍光真实又恍惚。
三
我在银锭上看到的“蜂窝”,原来是气孔。而这枚银锭表面确实铸有文字,其正面凹进去,有阴文,共计35字,中间为“行中书省”;右侧一行为“扬州 库官孟珪 销银官王琪 验银库子吴武”;左侧一行见“至元十四年 重伍拾两 银匠侯君用”字样;在银锭底部,密布蜂窝状气孔,刻有阴文“元宝”两个大字。这与“扬州元宝”特征契合。
银锭上的蜂窝气孔,还是鉴定元宝的一个指标呢。 这枚银锭,或许来自殷实人家,或许来自官宦者的墓地,是富贵人的陪葬品。无论阳光明媚的人间或是阴暗潮湿的地下,均是历史的产物,记录着元代人的生活变迁。它不再光洁亮丽,恰是时间的沉淀。
令人感慨的是,二十天后,我在千里之外的平泉博物馆发现了一个亚腰形银锭铸范。还好,这个青铜铸范,除了一侧的扁方形短銎破损,主体保存完好。我惊呼找到了金山银锭的“妈妈”,虽然这个范所注的文字是“亚腰形”,一字之差,并不能阻挡我的惊喜和天马行空的想象。同为元代文物,其中必有渊源。面对着平泉博物馆的银锭范,我惊喜万分。
在昏黄的灯光下,隔着特制的玻璃,银锭范在诉说它的秘密。不知道银锭范上有没有铸造者的名字,是不是铸好后雕刻的。不容置疑的是,这个银锭范随着元的灭亡失去意义。它的挖掘出现,是铸造史上的一个意外,任人写出一些或许根本不着边际的故事。没有人能复原它的身世,唯有依据它进行逆时的虚构再现。
銀锭及范一南一北,与我的现居地恰好构成一个不等边三角形。按文化带看,正是游牧、农耕和江南水乡三个点 。我搞不清金山银锭与平泉银锭范有没有联系,也许它们根本不存在必然的隶属,只是同一时间节点上的两个貌似母子的标本。也许这个范与银锭是母子,它们曾经亲密拥抱,又以分离的形式留存,犹如人生与社会运动形态的某种隐喻……
银锭和范,远隔千里,而我恰好有机缘看到它们,不由不暗暗感叹造物主的神奇。我在银锭身上读出了岁月的沧桑,以及朝代更迭的无情。银锭铸造的秘密已不可复制,也许世间万物都有不同的宿命和际遇。银锭本无生命,也有生命,它代表着铸造者的工艺和精神,是铸造者艺术生命的另一种状态。银锭在金山的存在是一个偶然,也是一个异数。透过银锭看金山,与现实里的金山不仅是时光的距离。
金山沿海。乘车走在海岸线边,海浪涌动着,切割着阳光,银色瓦片一样,金山隐在海上。
岸边的渔村还保持着部分原始的风貌,海风裹挟着海的气息。穿过海货小巷,是别墅林立的村居,豌豆结了豆荚,孩子们和紫藤花一起映在水中,宁静,安详,童话一样。金山几经患难,海难,鞑子,倭寇,太平天国,日伪军……而顾野王,杨维桢,俞大猷,陈陶遗,顾炎武等,包括霍光,则是金山的精神高地。
从金山回来,我的床头、书桌摆满金山的史料,金山区档案局的《金山志》做得详实精美,是我认识金山的一条路径。金山银锭成了我思维的载体,它的能量超越了其审美价值。有人说文物有衡量小人物历史、社会价值的作用,我更看重银锭所附带的生命气息,生于以杀戮暴虐著称的元代的这枚银锭,带着血泪,也有民族融合后的豁然和昌兴,这也是文明发展的必然。辉煌一时的元朝灭亡了,而它的银锭却永恒着。再看银锭,犹如金山历史显影剂,过去和现在,荒凉与繁华,在银锭上交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