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今天，“不相信’的情绪已然渗透进多数中国人的生活：吃饭不相信食品的安全性，出行不相信铁路行业解决买票难的能力和诚意，上医院不相信医生没有给自己多开药，打官司不相信司法会保持公正……
有人说，幸福感源自相信。而当怀疑一切成为整个人群的集体意识，中国人与幸福的距离又该有多远?
这是一个神奇的国度。
我们曾经对一切都充满信任，对领袖、对革命、对资本主义的必将灭亡和共产主义的光明未来……但我们现在却似乎什么都不信………不相信地方政府的表态，不相信媒体的报道，不相信身边人………尤其，“政府说什么都加以怀疑，这已经成为多数人的习惯”。
当怀疑成为中国人的生活方式
不相信其实未见得比相信糟糕，怀疑有时候是一种进步，说明信息渠道多了，社会开放程度增强了。但我们的问题是爱走极端、擅长创造世界之最。所谓中庸之道只是传说，现实是别人干不出来的我们干得出来，别人想不出来的我们也干得出来。一旦相信我们就热血沸腾，全国串连，亩产十万斤，儿子打倒老子，老婆跟老公划清界线，不相信则心如死灰，国产奶粉不喝了，老人家倒地也不扶了。
如今，怀疑和警惕已经成为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因为令人匪夷所思的事情不断发生。住，我们有楼倒倒楼脆脆楼歪歪楼薄薄；吃，我们得小心假烟、假酒、假鸡蛋、假牛奶、地沟油、人造脂肪、美容而成的大米、药水泡大的豆芽、避孕药喂肥的王八、洗衣粉炸出的油条；出门，我们要提防推销的碰瓷的钓鱼(执法)的；上医院，我们担心假药、无照行医、被过度治疗(香港《太阳报》近日称，中国人去年一年输液104亿瓶，相当于人均8瓶)。此外，我们还要面对假票、假证、假中奖、银行诈骗、假老虎、假新闻等等。
面对如此世态炎凉只能茫然自问：我们究竟该相信谁?
武汉洪山区“钉子户”童贻鸿选择了首都警察。在武汉他被指控扔砖头伤人，因为不信任当地警方，自己花1000多块钱坐飞机到北京朝阳双井派出所自首。而浙江乐清村民钱云会被重型卡车压死一案，乐清警方第一时间发布微博澄清案情，但数万条跟帖绝大部分都抨击警方撒谎，人们不相信钱运会之死的背后没有打击报复。同样，在有媒体爆出八成火锅为“化学锅底”后，中国烹饪协会立即辟谣，但网民并不买账，并“人肉”出协会相关部门主要负责人乃某知名火锅企业老板的身份。
一时之间，“阴谋论”风行中国互联网。有时候，往往越是被官方或专家澄清的，反而越遭遇网民的质疑。英国《卫报》评论说：“人们对此类事件(浙江乐清案)的猜疑显示出当局所面临的信任问题的严重性。在所有国家，阴谋论在网上都很盛行，但在中国有着尤为强大的吸引力。”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黄亚生也表示：“不管钱先生之死的真相如何，考虑到舆论的偏向，这难道不正揭示了一种危机?如果你是官员，你不应该感到焦虑和担心吗?”
信任不再，只剩下笑骂狂欢
需要焦虑和担心的或许不只是政府官员。今天的中国，让我们不相信的土壤几乎随处可见且都相当肥沃。
“绿豆治百病”的张悟本之所以能大行其道，最初就是被中国中医研究院下属的产业部门聘为养生食疗专家，开讲座，上电视，卖产品，利益共享。当张悟本坐镇的建筑被以“违法建筑”拆除后，其他相关利益方的处境如何却没了下文。作家谢朝平因自费出版纪实文学作品《大迁徙》而遭遇陕西渭南警方赴京拘押，后者在敲开谢朝平租住房前自报家门称“人口普查的”，后来谢被取保候审。
怪事多发，就见怪不怪了。每件奇闻都会引来人群的围观和议论，但很快被新奇闻的热闹所取代。我们是能屈能伸知足常乐的民族，吃饱肚子就一团和气。鲁迅说过：“我们都不太有记性。这也难怪，人生苦痛的事太多了，尤其是在中国。记性好的，大概都被厚重的苦痛压死了；只有记性坏的，适者生存，还能欣然活着。”但真相没有弹性，而且刺目，扎手，揪心。
纵观中国历史，我们不仅出产残缺的身体——太监和小脚女人，也出产残缺的精神——奴性。革命军中马前卒邹容在1903年的《革命军》中说：中国人无历史，中国之所谓二十四朝之史，实为一部奴隶史。鲁迅在《华盖集》中说，中国的尊孔、学儒、读经、复古，是为知道“怎样敷衍、偷生、献媚、弄权，然而能够假借大义，窃取美名。”反右、大跃进和文革更是让许多人都学会了说谎，而且把谎言上升到“爱国”的高度。
我们活着，而且确实“欣然”。任何可悲可恨的事情都可以用笑骂的形式变成娱乐甚至狂欢——只要没发生在自己身上。我们在挖掘黑色幽默方面体现出无穷无尽的聪明才智。比如“蒜你狠”、“豆你玩”、“糖高宗”、“姜你军”和“床前明月光，我爸是李刚”。我们编出《救助老人安全宝典》，我们在《阿凡达》里看到野蛮拆迁，从《让子弹飞》的台词“步子迈大了容易扯着蛋”读出政治隐喻。
除了自己，还能相信谁
我们活在两个世界。现实中，我们不相信一切陌生人。我们明哲保身，安安稳稳做沉默的大多数；家家都安防盗门，低层住户都装防盗网；我们不敢让小孩自己上下学，学校门口有警察维持治安；我们对陌生人充滿警惕，人口普查遭遇入户难。虚拟世界里，网络是那件神奇的衣服，把大家全变成了蜘蛛侠。现实到了网络就完全调了个儿：发言者陷入沉默，沉默者开始发言；权贵默默退后，草民成了主角。
所以，一些人说，现在的人很虚伪。这种虚伪甚至渗入我们的教育。百度百科有个词条“伪文章”，指的是不惜通过虚构事实表现真善美的小品文。其煽情和编造手段之虚假严重到令人发指的地步，代表作就是入选小学语文教材的《一面五星红旗》。给儿童爱国主义教育没问题，关键在于以什么方式进行这种教育。当“伪文章”充斥教科书，虚伪就不仅变得可以接受，而且成了准则。
从某种角度，许多人的虚伪不是虚伪，而是“务实”，是我们多少年来在理论与实际、语言与行动、书本与生活、理想与现状的巨大反差中总结出来的“智慧”和生存之道。比如，我们从小就被灌输尊老爱幼助人为乐是中国民族的传统美德，但老人当街摔倒我们不扶，因为有“彭宇们”的前车之鉴。这不等于说满大街的老年人都准备讹人，相反，绝大多数人都是善良的。但疑虑是一种心魔，一旦迅速传播很难治愈。
普遍的强大的疑虑已经成为社会的“精神疾病”。假的我们不信，真的我们也不信。当“77元廉租房”引发的愤怒被证明是一起谣言时，我们也会陷入迷惘：除了自己，到底我们还能相信谁?
也许只能信小孩子。北京一名11岁的小学生去年在老师帮助下做了一个简单的食品安全测试，发现他随机选择的14种 鲜蘑中有13种经过漂白处理。而北京市政府食品安全办公室进行的调查称，北京市场上销售的蘑菇97％未检出漂白剂，可以安全食用。一个是小学生的随机调查，一个是政府部门的“权威发布”，你该相信谁?对1100多人进行的网络调查显示，绝大部分人相信小学生的检测结果，只有8个人说他们对政府部门的检测有信心。
不只普通人相信小孩子，一些地方有关部门也在公开或半公开地表达着自己对于成人的不信任。甘肃省武威市凉州区2009年7月在全区公检法系统笔试中让当地18位少先队员来监考，结果抓出25个作弊的。公检法的责任是维持社会正义，他们自己内部的公平却要未成年人来监督。
“国民不相信运动”症结
今天的什么都不信和幾十年前的盲信是一枚硬币的正反面。信任不是单纯的道德问题，而关系到一个社会一个国家的生死存亡。
对陌生人的不信任只是当前“不信任文化”最末端的表现。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在《不信任砌成中国墙》一文中说，中国没有“柏林墙”，但由高强度的“不信任”砌成的“墙”却存在于社会各个群体和各个角色之间，在政府和人民之间，在穷人和富人之间……不一而足。
信任是人与人交往合作的基础。无论夫妻关系还是官民关系，没有信任就只剩下彼此哄骗，自欺欺人。像那个段子形容的：官员们哄百姓开心做做秀，下级哄上级开心做做假，丈夫哄老婆开心做做饭，自己哄自己开心做做梦……哄来哄去的结果就是鲁迅说的比真的做戏还要坏的“普遍的做戏”，也是严复所说的“华风之弊，八字尽之。始作于伪，终于无耻”。
纵观近年来的网络热点事件，资深网友黎明如是总结：只要是涉官、涉权的都会出现这个规律：不信——不信——就是不信。老百姓已经变成了“老不信”。黎明认为，解决这场“国民不相信运动”的办法就是政府退出“经济竞争”，不与民争利，更不夺民之利，不作为纠纷或迷案中的利益方出现。
周国平在北京大学做过一篇演讲，题目叫《中国人缺少什么》。他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严重弱点是重实用价值而轻精神价值。中国人缺少的不是物质文明，而是精神文明，即真正的灵魂生活和广义的宗教精神，所以没有敬畏之心，没有自律。几十年来的经验证明，财富未必能带来尊严，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也不成正比。飞奔在致富的道路上，我们更是成了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上帝、马克思、老天爷和十八层地狱都不能让我们敬，也不能让我们怕。当下的游戏规则就是不要规则，不懂这个道理的就是阿甘，或者唐吉诃德，只能等着被淘汰。最近一项面对上海市民的调查显示，有超过90％的人认为诚实守信会在不同程度上吃亏。
但是，中国有句老话，吃亏就是福。西人也说，被骗也比骗人强。历史告诉我们，判断事物的标准往往并不在当下。检验真理的标准是实践，更是时间。违背常识的情况无论多么普遍多么强大都不可能长久。今天的什么都不信和几十年前的盲信是一枚硬币的正反面。信任不是单纯的道德问题，而关系到一个社会一个国家的生死存亡。
“地方政府的话越来越不被相信”
一些突出的热点事件，比如“李刚事件”，会给政府公信力带来多大程度的损害?
单学刚：“李刚事件”比较典型，它涉及到中国社会的很多领域。比如“官二代”、交通肇事、学校“朴素”的维稳观、学术诚信等。由于它涉及到社会矛盾的很多领域，所以很受关注。“李刚事件”和“浙江乐清村长之死”可以说是去年最受关注的事件，这些事件给了社会舆论一个宣泄的窗口。网民利用这些事件进行了情绪上的宣泄。“李刚事件”，对整体“官二代”的形象、官员形象都有负面作用。
这一事件留给我们的教训是，应对突发事件，信息透明、公开，不能以维稳的目的去遮蔽，去拖延。网络是社会情绪的宣泄窗口，用传统的维稳观去应对微博背景下的媒体环境，会构成很大的矛盾。这个事件还留下一个隐患：事发后出现了几十万造句，比如，“床前明月光、我爸是李刚”；“飞流直下三千尺，不如我爸是李刚”等。很多娱乐化的造句，对政府公信力也好、对官员形象也好，是一个长期的负面效果。“李刚”已经变成了不良官员的代称。
网络舆情表达的诉求主要有两点：第一是真相，网民首先要知道不管是好事坏事，真相是什么，而不是含糊其辞；真相之后就是追究责任，哪个环节出现问题了，谁应该负责?影响政府公信力的主要是真相和责任。当然，真相可能很复杂，也许在第一天不能把真相说清楚，但是要有一个好的态度，对信息积极通报。最近几个案例还不错，比如“跨省追捕王鹏错案”，媒体披露后第三天，当地公安机关最高的两个负责人就被免职了。这与以往相比，已有很显著的提高。
由此出发，又产生弱势群体和强势群体——也就是与特殊利益集团的对立情绪，进一步产生仇官、仇富情绪。这种情况下，我们要加以疏导，要建立文明的精神，道德规范，要从物质主义、享受主义和金钱至上的思想中解脱出来，更多关注人文精神，要有精神的追求，精神的关怀，把公民的精神层面提得更高一些。
人际关系在社会转型期间，总会有一个调节的过程。所以这里面需要有一个社会基层的自治，社会的问题交给社会自己治理。公民之间要自我管理、自我提高、自我监督，要形成公民社会的规则。
总之，我们需要从法制、建立公民社会等多方面努力，才能重构信任，获得幸福。
有人说，幸福感源自相信。而当怀疑一切成为整个人群的集体意识，中国人与幸福的距离又该有多远?
这是一个神奇的国度。
我们曾经对一切都充满信任，对领袖、对革命、对资本主义的必将灭亡和共产主义的光明未来……但我们现在却似乎什么都不信………不相信地方政府的表态，不相信媒体的报道，不相信身边人………尤其，“政府说什么都加以怀疑，这已经成为多数人的习惯”。
当怀疑成为中国人的生活方式
不相信其实未见得比相信糟糕，怀疑有时候是一种进步，说明信息渠道多了，社会开放程度增强了。但我们的问题是爱走极端、擅长创造世界之最。所谓中庸之道只是传说，现实是别人干不出来的我们干得出来，别人想不出来的我们也干得出来。一旦相信我们就热血沸腾，全国串连，亩产十万斤，儿子打倒老子，老婆跟老公划清界线，不相信则心如死灰，国产奶粉不喝了，老人家倒地也不扶了。
如今，怀疑和警惕已经成为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因为令人匪夷所思的事情不断发生。住，我们有楼倒倒楼脆脆楼歪歪楼薄薄；吃，我们得小心假烟、假酒、假鸡蛋、假牛奶、地沟油、人造脂肪、美容而成的大米、药水泡大的豆芽、避孕药喂肥的王八、洗衣粉炸出的油条；出门，我们要提防推销的碰瓷的钓鱼(执法)的；上医院，我们担心假药、无照行医、被过度治疗(香港《太阳报》近日称，中国人去年一年输液104亿瓶，相当于人均8瓶)。此外，我们还要面对假票、假证、假中奖、银行诈骗、假老虎、假新闻等等。
面对如此世态炎凉只能茫然自问：我们究竟该相信谁?
武汉洪山区“钉子户”童贻鸿选择了首都警察。在武汉他被指控扔砖头伤人，因为不信任当地警方，自己花1000多块钱坐飞机到北京朝阳双井派出所自首。而浙江乐清村民钱云会被重型卡车压死一案，乐清警方第一时间发布微博澄清案情，但数万条跟帖绝大部分都抨击警方撒谎，人们不相信钱运会之死的背后没有打击报复。同样，在有媒体爆出八成火锅为“化学锅底”后，中国烹饪协会立即辟谣，但网民并不买账，并“人肉”出协会相关部门主要负责人乃某知名火锅企业老板的身份。
一时之间，“阴谋论”风行中国互联网。有时候，往往越是被官方或专家澄清的，反而越遭遇网民的质疑。英国《卫报》评论说：“人们对此类事件(浙江乐清案)的猜疑显示出当局所面临的信任问题的严重性。在所有国家，阴谋论在网上都很盛行，但在中国有着尤为强大的吸引力。”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黄亚生也表示：“不管钱先生之死的真相如何，考虑到舆论的偏向，这难道不正揭示了一种危机?如果你是官员，你不应该感到焦虑和担心吗?”
信任不再，只剩下笑骂狂欢
需要焦虑和担心的或许不只是政府官员。今天的中国，让我们不相信的土壤几乎随处可见且都相当肥沃。
“绿豆治百病”的张悟本之所以能大行其道，最初就是被中国中医研究院下属的产业部门聘为养生食疗专家，开讲座，上电视，卖产品，利益共享。当张悟本坐镇的建筑被以“违法建筑”拆除后，其他相关利益方的处境如何却没了下文。作家谢朝平因自费出版纪实文学作品《大迁徙》而遭遇陕西渭南警方赴京拘押，后者在敲开谢朝平租住房前自报家门称“人口普查的”，后来谢被取保候审。
怪事多发，就见怪不怪了。每件奇闻都会引来人群的围观和议论，但很快被新奇闻的热闹所取代。我们是能屈能伸知足常乐的民族，吃饱肚子就一团和气。鲁迅说过：“我们都不太有记性。这也难怪，人生苦痛的事太多了，尤其是在中国。记性好的，大概都被厚重的苦痛压死了；只有记性坏的，适者生存，还能欣然活着。”但真相没有弹性，而且刺目，扎手，揪心。
纵观中国历史，我们不仅出产残缺的身体——太监和小脚女人，也出产残缺的精神——奴性。革命军中马前卒邹容在1903年的《革命军》中说：中国人无历史，中国之所谓二十四朝之史，实为一部奴隶史。鲁迅在《华盖集》中说，中国的尊孔、学儒、读经、复古，是为知道“怎样敷衍、偷生、献媚、弄权，然而能够假借大义，窃取美名。”反右、大跃进和文革更是让许多人都学会了说谎，而且把谎言上升到“爱国”的高度。
我们活着，而且确实“欣然”。任何可悲可恨的事情都可以用笑骂的形式变成娱乐甚至狂欢——只要没发生在自己身上。我们在挖掘黑色幽默方面体现出无穷无尽的聪明才智。比如“蒜你狠”、“豆你玩”、“糖高宗”、“姜你军”和“床前明月光，我爸是李刚”。我们编出《救助老人安全宝典》，我们在《阿凡达》里看到野蛮拆迁，从《让子弹飞》的台词“步子迈大了容易扯着蛋”读出政治隐喻。
除了自己，还能相信谁
我们活在两个世界。现实中，我们不相信一切陌生人。我们明哲保身，安安稳稳做沉默的大多数；家家都安防盗门，低层住户都装防盗网；我们不敢让小孩自己上下学，学校门口有警察维持治安；我们对陌生人充滿警惕，人口普查遭遇入户难。虚拟世界里，网络是那件神奇的衣服，把大家全变成了蜘蛛侠。现实到了网络就完全调了个儿：发言者陷入沉默，沉默者开始发言；权贵默默退后，草民成了主角。
所以，一些人说，现在的人很虚伪。这种虚伪甚至渗入我们的教育。百度百科有个词条“伪文章”，指的是不惜通过虚构事实表现真善美的小品文。其煽情和编造手段之虚假严重到令人发指的地步，代表作就是入选小学语文教材的《一面五星红旗》。给儿童爱国主义教育没问题，关键在于以什么方式进行这种教育。当“伪文章”充斥教科书，虚伪就不仅变得可以接受，而且成了准则。
从某种角度，许多人的虚伪不是虚伪，而是“务实”，是我们多少年来在理论与实际、语言与行动、书本与生活、理想与现状的巨大反差中总结出来的“智慧”和生存之道。比如，我们从小就被灌输尊老爱幼助人为乐是中国民族的传统美德，但老人当街摔倒我们不扶，因为有“彭宇们”的前车之鉴。这不等于说满大街的老年人都准备讹人，相反，绝大多数人都是善良的。但疑虑是一种心魔，一旦迅速传播很难治愈。
普遍的强大的疑虑已经成为社会的“精神疾病”。假的我们不信，真的我们也不信。当“77元廉租房”引发的愤怒被证明是一起谣言时，我们也会陷入迷惘：除了自己，到底我们还能相信谁?
也许只能信小孩子。北京一名11岁的小学生去年在老师帮助下做了一个简单的食品安全测试，发现他随机选择的14种 鲜蘑中有13种经过漂白处理。而北京市政府食品安全办公室进行的调查称，北京市场上销售的蘑菇97％未检出漂白剂，可以安全食用。一个是小学生的随机调查，一个是政府部门的“权威发布”，你该相信谁?对1100多人进行的网络调查显示，绝大部分人相信小学生的检测结果，只有8个人说他们对政府部门的检测有信心。
不只普通人相信小孩子，一些地方有关部门也在公开或半公开地表达着自己对于成人的不信任。甘肃省武威市凉州区2009年7月在全区公检法系统笔试中让当地18位少先队员来监考，结果抓出25个作弊的。公检法的责任是维持社会正义，他们自己内部的公平却要未成年人来监督。
“国民不相信运动”症结
今天的什么都不信和幾十年前的盲信是一枚硬币的正反面。信任不是单纯的道德问题，而关系到一个社会一个国家的生死存亡。
对陌生人的不信任只是当前“不信任文化”最末端的表现。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在《不信任砌成中国墙》一文中说，中国没有“柏林墙”，但由高强度的“不信任”砌成的“墙”却存在于社会各个群体和各个角色之间，在政府和人民之间，在穷人和富人之间……不一而足。
信任是人与人交往合作的基础。无论夫妻关系还是官民关系，没有信任就只剩下彼此哄骗，自欺欺人。像那个段子形容的：官员们哄百姓开心做做秀，下级哄上级开心做做假，丈夫哄老婆开心做做饭，自己哄自己开心做做梦……哄来哄去的结果就是鲁迅说的比真的做戏还要坏的“普遍的做戏”，也是严复所说的“华风之弊，八字尽之。始作于伪，终于无耻”。
纵观近年来的网络热点事件，资深网友黎明如是总结：只要是涉官、涉权的都会出现这个规律：不信——不信——就是不信。老百姓已经变成了“老不信”。黎明认为，解决这场“国民不相信运动”的办法就是政府退出“经济竞争”，不与民争利，更不夺民之利，不作为纠纷或迷案中的利益方出现。
周国平在北京大学做过一篇演讲，题目叫《中国人缺少什么》。他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严重弱点是重实用价值而轻精神价值。中国人缺少的不是物质文明，而是精神文明，即真正的灵魂生活和广义的宗教精神，所以没有敬畏之心，没有自律。几十年来的经验证明，财富未必能带来尊严，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也不成正比。飞奔在致富的道路上，我们更是成了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上帝、马克思、老天爷和十八层地狱都不能让我们敬，也不能让我们怕。当下的游戏规则就是不要规则，不懂这个道理的就是阿甘，或者唐吉诃德，只能等着被淘汰。最近一项面对上海市民的调查显示，有超过90％的人认为诚实守信会在不同程度上吃亏。
但是，中国有句老话，吃亏就是福。西人也说，被骗也比骗人强。历史告诉我们，判断事物的标准往往并不在当下。检验真理的标准是实践，更是时间。违背常识的情况无论多么普遍多么强大都不可能长久。今天的什么都不信和几十年前的盲信是一枚硬币的正反面。信任不是单纯的道德问题，而关系到一个社会一个国家的生死存亡。
“地方政府的话越来越不被相信”
一些突出的热点事件，比如“李刚事件”，会给政府公信力带来多大程度的损害?
单学刚：“李刚事件”比较典型，它涉及到中国社会的很多领域。比如“官二代”、交通肇事、学校“朴素”的维稳观、学术诚信等。由于它涉及到社会矛盾的很多领域，所以很受关注。“李刚事件”和“浙江乐清村长之死”可以说是去年最受关注的事件，这些事件给了社会舆论一个宣泄的窗口。网民利用这些事件进行了情绪上的宣泄。“李刚事件”，对整体“官二代”的形象、官员形象都有负面作用。
这一事件留给我们的教训是，应对突发事件，信息透明、公开，不能以维稳的目的去遮蔽，去拖延。网络是社会情绪的宣泄窗口，用传统的维稳观去应对微博背景下的媒体环境，会构成很大的矛盾。这个事件还留下一个隐患：事发后出现了几十万造句，比如，“床前明月光、我爸是李刚”；“飞流直下三千尺，不如我爸是李刚”等。很多娱乐化的造句，对政府公信力也好、对官员形象也好，是一个长期的负面效果。“李刚”已经变成了不良官员的代称。
网络舆情表达的诉求主要有两点：第一是真相，网民首先要知道不管是好事坏事，真相是什么，而不是含糊其辞；真相之后就是追究责任，哪个环节出现问题了，谁应该负责?影响政府公信力的主要是真相和责任。当然，真相可能很复杂，也许在第一天不能把真相说清楚，但是要有一个好的态度，对信息积极通报。最近几个案例还不错，比如“跨省追捕王鹏错案”，媒体披露后第三天，当地公安机关最高的两个负责人就被免职了。这与以往相比，已有很显著的提高。
由此出发，又产生弱势群体和强势群体——也就是与特殊利益集团的对立情绪，进一步产生仇官、仇富情绪。这种情况下，我们要加以疏导，要建立文明的精神，道德规范，要从物质主义、享受主义和金钱至上的思想中解脱出来，更多关注人文精神，要有精神的追求，精神的关怀，把公民的精神层面提得更高一些。
人际关系在社会转型期间，总会有一个调节的过程。所以这里面需要有一个社会基层的自治，社会的问题交给社会自己治理。公民之间要自我管理、自我提高、自我监督，要形成公民社会的规则。
总之，我们需要从法制、建立公民社会等多方面努力，才能重构信任，获得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