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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中学高级教师，全国中学语文优秀教师，全国教育学会先进工作者，教育部国培计划主讲教师，中西部教育顾问，河北省中考命题人，河北省中语会理事，河北省骨干教师，廊坊市十佳教师。先后出版《我，就是教育》《为师生赋能》等教育专著十一部。
2017年11月，北京师范大学组织第七届京师基础教育创新论坛，我有幸作为嘉宾参加题为“教育者自我发现”的论道环节。在现场，著名学者林格先生问我：如果你的人生走到了尽头，你希望自己的墓碑上刻什么字？”我回答说，“这是一个理想主义者。”
不经意间脱口而出的答案，流露出的正是我对自己职业生涯的定位：我希望自己做一名教育的理想主义者。
夏衍在《种子的力》里说过：“世界上气力最大的是植物的种子。”在教育这条路上，我就是一颗种子，而且是一株蒲公英的种子，我相信我的教育信念会随着一阵又一阵的细雨和风，吹散到每个角落，世界终会听到我的声音。
眼前生意满，春暖玉生烟
1988年，我師范毕业。8月30日那天，我拎着一箱书，来到一所规模很小、极为简陋的农村小学。只有一至四年级，拢共一百多个学生，加上我，七个老师。几间低矮的平房，小小的操场坑洼不平，提示上下课的，是一截吊在槐树上的锈迹斑斑的铁轨。宿舍只有几平米，一张单人床，一张小课桌，就满满当当转不过身来。屋子异常潮湿，一下雨，门外的烂泥巴就会带进房间。晚上经常停电，伴着摇动的烛光读书、备课，成了那段时间我夜生活最重要的内容。
然而，就在这样的环境中，我却充分体味到初为人师的快乐。
除去语文和数学，我包办了其余所有学科的教学。我带着孩子们动手平整操场，不分男生、女生，尽情地踢起了足球。乡里召开运动会，我主动和校长请缨，组成了学校史上的第一支运动队，坚持早晚训练。运动会那天，孩子们像过节一般，虽然遗憾地没有拿到分数，但我相信，那段珍贵的历史，一定会存进孩子们的记忆。闭幕式上，乡长特意表扬，并邀我上台。那是我第一次握住领导的手，激动程度远胜于后来岁月里任何一次被领导接见。
我把学校不知道什么年代留下的一架破风琴翻了出来，细心打扫干净，一点点修理损坏的琴键。我终于用并不高明的琴技，将音乐带进了课堂。孩子们昂着头，跟我一起演唱“小鸟在前边带路”，不亦乐乎。
那时候很忙，一周二十多节课，每天团团转。但我干劲十足，不知疲倦，每天都是创造的快乐。伴着昏黄的烛光，我在几张白纸上写下了自己的第一篇论文，居然在《河北教育》正式发表。那本带着墨香的杂志寄到学校，大家争相传阅，成为了最具轰动效应的新闻。
在那里，我深深感受到同事们给我带来的力量。六个人，包括校长在内，都是民办教师和代课教师，但是，大家工作那么认真，相处那么融洽，让我时刻感受着温暖和幸福。
若干年后回想这段经历，短短半年，却对我的一生产生了重要影响。质朴可爱的孩子，简单丰厚的教育生活，周围师长的引领，让我飘浮不定的心沉静下来，初识教师职业的特性，也牢牢锁定了我价值观的“锚”。
毕业以后的32年间，我教过小学，教过初中，当过教研员，干过教务主任、教学副校长、校长。我曾经问自己：在这个世界上，学生是最单纯的一个群体，如果要我这个全无半点心机的人去经营什么的话，大概最适合的莫过于做孩子王了吧？后来做管理工作，尽管与成人打交道不是我的长项，好在教师这个群体大多属于“象牙塔”中的人，受世俗影响较少，做起来还算得心应手。
如此看来，自己误打误撞进了教育这个行当，也算是命运的厚待了。
翠色折不尽，桃李郁氤氲
1996年仲夏，我带着年轻人特有的热情，走进了区教育局的大门，成为全市最年轻的语文教研员。那一年我26岁。之前八年的教学生涯，我可谓小有成就，不仅创下了一个青年教师在全市举行个人教学改革专场研讨会的“壮举”，而且，小小年纪，就接连拿下了“十佳教师”“教学能手”“语文教育先进工作者”等一大堆荣誉头衔。但一走进教研队伍，仿佛井底之蛙，突然见识到外面的世界。我这才意识到，语文教学的空间是如此辽阔。
语文的本质是什么？语文教学有哪些自身的规律？怎么改变语文教学“少慢差费”的现状？如何以一种清晰而简单的教改思路指引全区260余名语文教师的教学方向？这些问题，像一块块沉重的石头压在心头，我被深深的迷惘所覆盖。
但是，天生不服输的性格和对语文教学的痴情，决定了我不能停滞不前。
于是，书籍开始伴我度过一个个不眠之夜。我近乎贪婪地啃着教育名家的著作，拼命吮吸着教育思想的精髓，用自己的灵魂体味、揣摩、咀嚼着一道道精神的圣餐。我走进了叶圣陶先生的“自能读书，自能作文”，走进了魏书生的“科学与民主”，走进了于漪的“语文之美”，走进了李镇西的“儒雅与大气”，也走进了程翔、李卫东等同龄人的“轻灵与飘逸”。无数个夜晚，我与大师们倾心交谈，像蜜蜂一样辛勤采撷，写下了数万字的读书笔记。我仿佛看到，语文教学那扇神圣的大门，缓缓地在我面前敞开了。
我坚持语文教育的终极目标是提高人文素养，强调人生的阅历和生命的体验，以人性美的光辉给人以生存的力量、健全的人格;我坚持语文教育的重要举措是“授法养习”，掌握学习方法，自能在学海中泛舟采宝，并把培养良好的学习习惯纳入教学内容;我坚持语文教育的根本保证是高举民主旗帜，教师以睿智的思想火花，点燃学生思索的头脑，质疑与探究并行，求索与遐思共进，学生以一个有思想的个体身份参与到学习活动中来……
那些年，我得到了很多人的帮助。宁鸿彬老师曾在信中对我谆谆教导，北师大肖川教授、刘锡庆教授曾与我倾心交谈，《语文教学之友》的戚万君老师为我刊发了第一篇语文专业论文，“李镇西茶馆”里留下了我来来往往的身影。我的前任教研员，已经离休在家的王安硕老先生，一次次帮助我摆脱困惑，给了我无穷的信心……
我拔节般地飞速成长。我的文章陆陆续续在各级各类刊物公开发表，我主持的语文课题研究多次获得省市级教育科研成果奖，我开始参与编写语文教材，参加全省中考语文命题，获得了全国优秀语文教师的荣誉称号。更重要的是，在我的感召下，一群志同道合的年轻人，携手遨游于教学改革的大潮中，相伴而行，共同成长。 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职业像教师一样，在依靠工作获得了一份尚可糊口的物质待遇之外，还能获得这么多的精神财富。我固执地认为，一个富有理想主义情怀的教育人，就像执着的朝圣者，在朝圣之路上，生活和灵魂都会变得简单、自然、乐观、大度。
书生意气功名起，山重水复路存疑
2003年，是我教育生涯的又一个转折点。我离开教研室，回到学校，走上了管理岗位。几年间辗转于几所学校，有新建校，有曾经辉煌却已走向没落的薄弱校，也有炙手可热的“名校”。这让我得以从不同视角观察学校的种种情态，也让我因为夹在学校重重矛盾之间的身份，见证了教育真实而无奈的另一面。
那几年最大的感受是无处不在的“无力感”。面对学校的工作，常常“无力”：明知道某些做法急功近利、不符合教育规律，但迫于种种压力，不得不将防线一次次“后移”;面对家长的焦虑，常常“无力”：苦口婆心，拼命“灌输”，希望对教育的正解能够被家长接纳，但太多时候，收效甚微;面对老师的惰性，常常“无力”：社会的功利化，世俗化，金钱至上的思想，让学校已不再是净土;面对孩子的空洞，常常“无力”：每个生命的成长受着太多因素的影响，学校教育不是万能的。
那段时间，我几乎深陷于教育的“泥潭”：急功近利、虚假、伪善、谎言盛行;过分强调“智力”的重要性，一套模子，一把尺子，鲜活的“人”不见了，学生只是“产品”，教师是制造产品的“工具”;轰轰烈烈的改革此起彼伏，却大多成为追求经济利益的遮羞布;教师的社会地位没有实质性提高，幸福指数迅速下降;学生分数越来越高，道德修养却屡现问题，对教育目的的拷问摧残着每一个有良知的教育者的心……
三尺讲台，曾带给我生命中最简单的真实，最浓厚的快乐，但也将我打造成为一个徘徊在现实边缘的理想化的人。教育中的种种不堪让我无比困惑、失望，甚至一度严重怀疑自己工作的意义。2008年年末，在无比的愤懑中，我写下了一部反映基础教育黑暗面的长篇小说《太阳底下》。在小说中，我不遗余力、不计后果地描摹了教育身上的“脓疮”，坚决地剖开、撕裂，使其流脓、流血，以丑陋和伤痛示人。我的主人公“林志强”因为理想与现实的巨大差距而被迫逃离。
更让我痛苦的是，面对不堪事实，身边更多的人选择了忽略、沉默，一言不发。甚或，一边抱怨着种种不堪，一面又心甘情愿成为其中的一部分，对此推波助澜。来自一些教育管理部门评价体制调整的迟缓，来自社会对传统学校成果的认定习惯，来自家长对学校各种“风吹草动”的敏感、质疑、干预，来自师资队伍自身转型的艰难等，都成为制约学校变化的阻力。人们害怕变革，害怕权力，害怕失去眼前的利益，于是沉默、盲从就成了一种自我保护。
这个世界最可怕的不是潮流的偏颇、世俗的强大，而是每一个清醒的人选择默不作声、随波逐流。
当身边很多人还在绞尽脑汁如何爬得更高，我已经像小说里的主人公“林志强”一样，萌生去意。
心口催耕孺子意，此心安处是吾乡
2013年10月，《中国教育报》的一则招聘启事彻底改变了我的命运。我背着家人，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参加了北师大国内基础教育合作办学平台的校长招聘。
我在现场答辩时说：我们的基础教育有太多背离教育初衷和教育常识的东西，有太多违背人性和孩子发展规律的东西。我苦恼于身陷其中的无奈与挣扎。我是个理想主义者，热爱教育，热爱孩子，我渴望理想教育的光辉能够照耀到普通人身上。在我原有的环境里，我做了抗争，但没有太多成效。我渴望更高层次的引领，选择北师大，就是为了寻找已经失去的教育激情。
带着这样的理想，我走上了这个平台，开启了崭新的职业生涯。从河北到江苏，从江苏到辽宁，又从辽宁离开，来到天津，一所所新建学校在自己的参与和见证下诞生。
每一方校园，都成为最佳的试验田。我扑下身子，精心设计和雕琢：坚持“先成人，后成才”“先学生成长，后学校发展”“先身心健康，后学业进步”的学校价值，打造“好学校是一方池塘”的生态文化，创建基于“相信”和“尊重”的管理制度，开发“给学生提供无限可能”的课程体系，提倡“绿色升学率”的课堂教学理念，培养“温暖公正，专业有趣，向深行走”的教师团队。“不给学生公开排名”“蹲下来和学生说话”“落实学生权利保障公约”“坚持‘教师第一’”“人人拥有投票权、选择权”“校长满意率投票”“家委会驻校值班”等等，一系列的舉措为学校注入了无穷的活力。
我尝试着从“人”的视角来定义学校的意义，正本清源，试图呈现教育的本来面目，用生态化的学校文化、课堂样式为完整的“人”的出现、生长提供可能与养料，用适应未来的课程产品为“人”赋能，用解放教师、提升教师幸福感的价值追求打通教育发生的路径，这一切最终都是为了站在学校正中央的人——学生。
这个过程，艰辛而复杂。利益与良知的冲突，保守与创新的碰撞，有成功的喜悦，有失败的苦涩，我一次次在理想和现实的博弈中，跳着略显笨拙的舞姿。几年间，我经历了数次工作上的变故与生活的辗转，转眼间，容颜已老，可怜华发生。
朋友说：你这样做，注定会是失意的理想主义者。
我一笑，用沉默做回应。电影《肖申克的救赎》中有一句著名的台词：“这些墙很有趣。刚入狱的时候，你痛恨周围的高墙，慢慢地你习惯了生活在其中，最终你会发现自己不得不依靠它而生存。这就叫体制化。”归根结底，我们的困难就在于试图打破看似理所当然的现实壁垒，在没有路的地方重新走出一条路来。这种情况下，碰壁是意料之中的事。我的每一次离开，并非逃避，而是不肯选择“顺应”。值得庆幸的是，每走过的一方土地，都会有我留下的思想的种子。或许某一天它遇到适宜的环境，就会发芽，开花。更何况这些经历，让我对人性的复杂、资本的贪婪，对善良与软弱、厚道与虚伪，对理想和现实的关系产生了前所未有的透彻感悟。我在进化、迭代中，已不同于以往的“我”。
这几年的经历，让我意识到，自己存在的最大意义，或许就是向世界发出自己的声音。尽管这声音极为孱弱，但终究是黑暗中的一抹光亮，一丝呐喊，充满着积极的意义。
回想前半生的工作经历，其实我一直在这样践行。我先后出版了《做一个有思想的教师》《用心做教师》《我就是教育》《经营你的课堂》等十余部教育专著。我在全国各地进行了一百多场讲座，宣讲自己的主张“我，就是教育”，强调教育实施的最佳路径是教育者的自我完善、自我进化、自我提升，要做“目中有人”的教育。我经营自己的微信公众号“王福强的小院”，联接到更多更有趣的灵魂。我一次次在网上进行公益直播，把自己对教育的思考进行分享，以此寻找更多灵魂尺码相同的人。
我坚信：即使现行的教育体制短时间内不会发生质的变化，但有远见的校长和老师仍有巨大的操作空间，做出探索，并创造适合学生发展的教育生态。而这一切就是从“发声”开始。
2020年6月，我的新书《为师生赋能》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大夏书系”出版。这本书融汇了我三十多年对教育的所见所思，是时间轴上一次对教育的审视，贯穿了我整个大半生的教育经历。在空间上，它把我在华北、江南、东北、京津地区几所公办、民办学校的经历从纵深处打开，从不同地域文化的差异切入，对教育的思考一一呈现。“人”是这本书的主题，我试图去描摹“人”在教育中的模样。这个人，包括学生，包括老师，也包括管理者。我在探索，教育如何让不同身份、不同角色的人更舒展更自由，从而找到良好教育生态的生成之路。
这，是我向世界的又一次发声。
正如钱理群教授所言：教育本质上是一个理想主义的事业。
我相信善意和悲悯的力量。
我相信给弱者更多的可能，教育才有价值。
我相信最终走向公平和正义，必须有更多教育人的坚守和愚拙。
而这，恰是社会的希望和光明。也许我们终将在日复一日的生活里变得沧桑，但只要心里有光，即使寒夜里，也能看到方向。
万物皆有裂痕，只要心存希望，那便是光进来的地方。
年过五十，我对这个世界也多了一份和缓与宽谅。在一次次“退让”与妥协中，心中对美好教育的追求反倒蓬勃而起，且日趋坚定。遇到困难，我可能会停下来，但永远不会真正的退缩。
我相信，我们仰望星空，也终将被星空仰望。
责任编辑 李 淳
2017年11月，北京师范大学组织第七届京师基础教育创新论坛，我有幸作为嘉宾参加题为“教育者自我发现”的论道环节。在现场，著名学者林格先生问我：如果你的人生走到了尽头，你希望自己的墓碑上刻什么字？”我回答说，“这是一个理想主义者。”
不经意间脱口而出的答案，流露出的正是我对自己职业生涯的定位：我希望自己做一名教育的理想主义者。
夏衍在《种子的力》里说过：“世界上气力最大的是植物的种子。”在教育这条路上，我就是一颗种子，而且是一株蒲公英的种子，我相信我的教育信念会随着一阵又一阵的细雨和风，吹散到每个角落，世界终会听到我的声音。
眼前生意满，春暖玉生烟
1988年，我師范毕业。8月30日那天，我拎着一箱书，来到一所规模很小、极为简陋的农村小学。只有一至四年级，拢共一百多个学生，加上我，七个老师。几间低矮的平房，小小的操场坑洼不平，提示上下课的，是一截吊在槐树上的锈迹斑斑的铁轨。宿舍只有几平米，一张单人床，一张小课桌，就满满当当转不过身来。屋子异常潮湿，一下雨，门外的烂泥巴就会带进房间。晚上经常停电，伴着摇动的烛光读书、备课，成了那段时间我夜生活最重要的内容。
然而，就在这样的环境中，我却充分体味到初为人师的快乐。
除去语文和数学，我包办了其余所有学科的教学。我带着孩子们动手平整操场，不分男生、女生，尽情地踢起了足球。乡里召开运动会，我主动和校长请缨，组成了学校史上的第一支运动队，坚持早晚训练。运动会那天，孩子们像过节一般，虽然遗憾地没有拿到分数，但我相信，那段珍贵的历史，一定会存进孩子们的记忆。闭幕式上，乡长特意表扬，并邀我上台。那是我第一次握住领导的手，激动程度远胜于后来岁月里任何一次被领导接见。
我把学校不知道什么年代留下的一架破风琴翻了出来，细心打扫干净，一点点修理损坏的琴键。我终于用并不高明的琴技，将音乐带进了课堂。孩子们昂着头，跟我一起演唱“小鸟在前边带路”，不亦乐乎。
那时候很忙，一周二十多节课，每天团团转。但我干劲十足，不知疲倦，每天都是创造的快乐。伴着昏黄的烛光，我在几张白纸上写下了自己的第一篇论文，居然在《河北教育》正式发表。那本带着墨香的杂志寄到学校，大家争相传阅，成为了最具轰动效应的新闻。
在那里，我深深感受到同事们给我带来的力量。六个人，包括校长在内，都是民办教师和代课教师，但是，大家工作那么认真，相处那么融洽，让我时刻感受着温暖和幸福。
若干年后回想这段经历，短短半年，却对我的一生产生了重要影响。质朴可爱的孩子，简单丰厚的教育生活，周围师长的引领，让我飘浮不定的心沉静下来，初识教师职业的特性，也牢牢锁定了我价值观的“锚”。
毕业以后的32年间，我教过小学，教过初中，当过教研员，干过教务主任、教学副校长、校长。我曾经问自己：在这个世界上，学生是最单纯的一个群体，如果要我这个全无半点心机的人去经营什么的话，大概最适合的莫过于做孩子王了吧？后来做管理工作，尽管与成人打交道不是我的长项，好在教师这个群体大多属于“象牙塔”中的人，受世俗影响较少，做起来还算得心应手。
如此看来，自己误打误撞进了教育这个行当，也算是命运的厚待了。
翠色折不尽，桃李郁氤氲
1996年仲夏，我带着年轻人特有的热情，走进了区教育局的大门，成为全市最年轻的语文教研员。那一年我26岁。之前八年的教学生涯，我可谓小有成就，不仅创下了一个青年教师在全市举行个人教学改革专场研讨会的“壮举”，而且，小小年纪，就接连拿下了“十佳教师”“教学能手”“语文教育先进工作者”等一大堆荣誉头衔。但一走进教研队伍，仿佛井底之蛙，突然见识到外面的世界。我这才意识到，语文教学的空间是如此辽阔。
语文的本质是什么？语文教学有哪些自身的规律？怎么改变语文教学“少慢差费”的现状？如何以一种清晰而简单的教改思路指引全区260余名语文教师的教学方向？这些问题，像一块块沉重的石头压在心头，我被深深的迷惘所覆盖。
但是，天生不服输的性格和对语文教学的痴情，决定了我不能停滞不前。
于是，书籍开始伴我度过一个个不眠之夜。我近乎贪婪地啃着教育名家的著作，拼命吮吸着教育思想的精髓，用自己的灵魂体味、揣摩、咀嚼着一道道精神的圣餐。我走进了叶圣陶先生的“自能读书，自能作文”，走进了魏书生的“科学与民主”，走进了于漪的“语文之美”，走进了李镇西的“儒雅与大气”，也走进了程翔、李卫东等同龄人的“轻灵与飘逸”。无数个夜晚，我与大师们倾心交谈，像蜜蜂一样辛勤采撷，写下了数万字的读书笔记。我仿佛看到，语文教学那扇神圣的大门，缓缓地在我面前敞开了。
我坚持语文教育的终极目标是提高人文素养，强调人生的阅历和生命的体验，以人性美的光辉给人以生存的力量、健全的人格;我坚持语文教育的重要举措是“授法养习”，掌握学习方法，自能在学海中泛舟采宝，并把培养良好的学习习惯纳入教学内容;我坚持语文教育的根本保证是高举民主旗帜，教师以睿智的思想火花，点燃学生思索的头脑，质疑与探究并行，求索与遐思共进，学生以一个有思想的个体身份参与到学习活动中来……
那些年，我得到了很多人的帮助。宁鸿彬老师曾在信中对我谆谆教导，北师大肖川教授、刘锡庆教授曾与我倾心交谈，《语文教学之友》的戚万君老师为我刊发了第一篇语文专业论文，“李镇西茶馆”里留下了我来来往往的身影。我的前任教研员，已经离休在家的王安硕老先生，一次次帮助我摆脱困惑，给了我无穷的信心……
我拔节般地飞速成长。我的文章陆陆续续在各级各类刊物公开发表，我主持的语文课题研究多次获得省市级教育科研成果奖，我开始参与编写语文教材，参加全省中考语文命题，获得了全国优秀语文教师的荣誉称号。更重要的是，在我的感召下，一群志同道合的年轻人，携手遨游于教学改革的大潮中，相伴而行，共同成长。 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职业像教师一样，在依靠工作获得了一份尚可糊口的物质待遇之外，还能获得这么多的精神财富。我固执地认为，一个富有理想主义情怀的教育人，就像执着的朝圣者，在朝圣之路上，生活和灵魂都会变得简单、自然、乐观、大度。
书生意气功名起，山重水复路存疑
2003年，是我教育生涯的又一个转折点。我离开教研室，回到学校，走上了管理岗位。几年间辗转于几所学校，有新建校，有曾经辉煌却已走向没落的薄弱校，也有炙手可热的“名校”。这让我得以从不同视角观察学校的种种情态，也让我因为夹在学校重重矛盾之间的身份，见证了教育真实而无奈的另一面。
那几年最大的感受是无处不在的“无力感”。面对学校的工作，常常“无力”：明知道某些做法急功近利、不符合教育规律，但迫于种种压力，不得不将防线一次次“后移”;面对家长的焦虑，常常“无力”：苦口婆心，拼命“灌输”，希望对教育的正解能够被家长接纳，但太多时候，收效甚微;面对老师的惰性，常常“无力”：社会的功利化，世俗化，金钱至上的思想，让学校已不再是净土;面对孩子的空洞，常常“无力”：每个生命的成长受着太多因素的影响，学校教育不是万能的。
那段时间，我几乎深陷于教育的“泥潭”：急功近利、虚假、伪善、谎言盛行;过分强调“智力”的重要性，一套模子，一把尺子，鲜活的“人”不见了，学生只是“产品”，教师是制造产品的“工具”;轰轰烈烈的改革此起彼伏，却大多成为追求经济利益的遮羞布;教师的社会地位没有实质性提高，幸福指数迅速下降;学生分数越来越高，道德修养却屡现问题，对教育目的的拷问摧残着每一个有良知的教育者的心……
三尺讲台，曾带给我生命中最简单的真实，最浓厚的快乐，但也将我打造成为一个徘徊在现实边缘的理想化的人。教育中的种种不堪让我无比困惑、失望，甚至一度严重怀疑自己工作的意义。2008年年末，在无比的愤懑中，我写下了一部反映基础教育黑暗面的长篇小说《太阳底下》。在小说中，我不遗余力、不计后果地描摹了教育身上的“脓疮”，坚决地剖开、撕裂，使其流脓、流血，以丑陋和伤痛示人。我的主人公“林志强”因为理想与现实的巨大差距而被迫逃离。
更让我痛苦的是，面对不堪事实，身边更多的人选择了忽略、沉默，一言不发。甚或，一边抱怨着种种不堪，一面又心甘情愿成为其中的一部分，对此推波助澜。来自一些教育管理部门评价体制调整的迟缓，来自社会对传统学校成果的认定习惯，来自家长对学校各种“风吹草动”的敏感、质疑、干预，来自师资队伍自身转型的艰难等，都成为制约学校变化的阻力。人们害怕变革，害怕权力，害怕失去眼前的利益，于是沉默、盲从就成了一种自我保护。
这个世界最可怕的不是潮流的偏颇、世俗的强大，而是每一个清醒的人选择默不作声、随波逐流。
当身边很多人还在绞尽脑汁如何爬得更高，我已经像小说里的主人公“林志强”一样，萌生去意。
心口催耕孺子意，此心安处是吾乡
2013年10月，《中国教育报》的一则招聘启事彻底改变了我的命运。我背着家人，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参加了北师大国内基础教育合作办学平台的校长招聘。
我在现场答辩时说：我们的基础教育有太多背离教育初衷和教育常识的东西，有太多违背人性和孩子发展规律的东西。我苦恼于身陷其中的无奈与挣扎。我是个理想主义者，热爱教育，热爱孩子，我渴望理想教育的光辉能够照耀到普通人身上。在我原有的环境里，我做了抗争，但没有太多成效。我渴望更高层次的引领，选择北师大，就是为了寻找已经失去的教育激情。
带着这样的理想，我走上了这个平台，开启了崭新的职业生涯。从河北到江苏，从江苏到辽宁，又从辽宁离开，来到天津，一所所新建学校在自己的参与和见证下诞生。
每一方校园，都成为最佳的试验田。我扑下身子，精心设计和雕琢：坚持“先成人，后成才”“先学生成长，后学校发展”“先身心健康，后学业进步”的学校价值，打造“好学校是一方池塘”的生态文化，创建基于“相信”和“尊重”的管理制度，开发“给学生提供无限可能”的课程体系，提倡“绿色升学率”的课堂教学理念，培养“温暖公正，专业有趣，向深行走”的教师团队。“不给学生公开排名”“蹲下来和学生说话”“落实学生权利保障公约”“坚持‘教师第一’”“人人拥有投票权、选择权”“校长满意率投票”“家委会驻校值班”等等，一系列的舉措为学校注入了无穷的活力。
我尝试着从“人”的视角来定义学校的意义，正本清源，试图呈现教育的本来面目，用生态化的学校文化、课堂样式为完整的“人”的出现、生长提供可能与养料，用适应未来的课程产品为“人”赋能，用解放教师、提升教师幸福感的价值追求打通教育发生的路径，这一切最终都是为了站在学校正中央的人——学生。
这个过程，艰辛而复杂。利益与良知的冲突，保守与创新的碰撞，有成功的喜悦，有失败的苦涩，我一次次在理想和现实的博弈中，跳着略显笨拙的舞姿。几年间，我经历了数次工作上的变故与生活的辗转，转眼间，容颜已老，可怜华发生。
朋友说：你这样做，注定会是失意的理想主义者。
我一笑，用沉默做回应。电影《肖申克的救赎》中有一句著名的台词：“这些墙很有趣。刚入狱的时候，你痛恨周围的高墙，慢慢地你习惯了生活在其中，最终你会发现自己不得不依靠它而生存。这就叫体制化。”归根结底，我们的困难就在于试图打破看似理所当然的现实壁垒，在没有路的地方重新走出一条路来。这种情况下，碰壁是意料之中的事。我的每一次离开，并非逃避，而是不肯选择“顺应”。值得庆幸的是，每走过的一方土地，都会有我留下的思想的种子。或许某一天它遇到适宜的环境，就会发芽，开花。更何况这些经历，让我对人性的复杂、资本的贪婪，对善良与软弱、厚道与虚伪，对理想和现实的关系产生了前所未有的透彻感悟。我在进化、迭代中，已不同于以往的“我”。
这几年的经历，让我意识到，自己存在的最大意义，或许就是向世界发出自己的声音。尽管这声音极为孱弱，但终究是黑暗中的一抹光亮，一丝呐喊，充满着积极的意义。
回想前半生的工作经历，其实我一直在这样践行。我先后出版了《做一个有思想的教师》《用心做教师》《我就是教育》《经营你的课堂》等十余部教育专著。我在全国各地进行了一百多场讲座，宣讲自己的主张“我，就是教育”，强调教育实施的最佳路径是教育者的自我完善、自我进化、自我提升，要做“目中有人”的教育。我经营自己的微信公众号“王福强的小院”，联接到更多更有趣的灵魂。我一次次在网上进行公益直播，把自己对教育的思考进行分享，以此寻找更多灵魂尺码相同的人。
我坚信：即使现行的教育体制短时间内不会发生质的变化，但有远见的校长和老师仍有巨大的操作空间，做出探索，并创造适合学生发展的教育生态。而这一切就是从“发声”开始。
2020年6月，我的新书《为师生赋能》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大夏书系”出版。这本书融汇了我三十多年对教育的所见所思，是时间轴上一次对教育的审视，贯穿了我整个大半生的教育经历。在空间上，它把我在华北、江南、东北、京津地区几所公办、民办学校的经历从纵深处打开，从不同地域文化的差异切入，对教育的思考一一呈现。“人”是这本书的主题，我试图去描摹“人”在教育中的模样。这个人，包括学生，包括老师，也包括管理者。我在探索，教育如何让不同身份、不同角色的人更舒展更自由，从而找到良好教育生态的生成之路。
这，是我向世界的又一次发声。
正如钱理群教授所言：教育本质上是一个理想主义的事业。
我相信善意和悲悯的力量。
我相信给弱者更多的可能，教育才有价值。
我相信最终走向公平和正义，必须有更多教育人的坚守和愚拙。
而这，恰是社会的希望和光明。也许我们终将在日复一日的生活里变得沧桑，但只要心里有光，即使寒夜里，也能看到方向。
万物皆有裂痕，只要心存希望，那便是光进来的地方。
年过五十，我对这个世界也多了一份和缓与宽谅。在一次次“退让”与妥协中，心中对美好教育的追求反倒蓬勃而起，且日趋坚定。遇到困难，我可能会停下来，但永远不会真正的退缩。
我相信，我们仰望星空，也终将被星空仰望。
责任编辑 李 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