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5月9日，《人民日报》“中国医疗卫生事业成就系列报道”載文称：“人均预期寿命、婴儿死亡率和孕产妇死亡率三大指标不断向好，中国人健康水平更高了。”在世界卫生组织和中国国家卫计委的网站上，这三项指标反复出现，都在强调一个概念：人均预期寿命是一个国家或地区民生的标志。
　　如何提高人均预期寿命的问题，不只是人口学家或统计学家的理论、卫生行政部门的决策，也是医院管理者和医护人员的职责。值得自豪的是，1949年以来，中国的人均预期寿命显著提高——2016年达到76.1岁，位居世界第26位，超过世界平均预期寿命的71.4岁。然而，和发达国家一样，我们已经完成了这一重要民生指标的快速提升阶段，目前则进入缓慢发展的平台期。
　　如何防止这一指标的回落进而促进其继续提升呢？任何改善健康与医疗服务的措施都将起到一定的作用。而人类学家提出，中国提高人均预期寿命，仅降低婴儿死亡率一项就能起到46%的作用，是单项最为重要的一个因素；孕产妇死亡率则为第二重要的因素。世界卫生组织共享数据库显示，2015年中国的新生儿死亡率为5.5‰，孕产妇死亡率为23.2/10万，分别居世界第61位、68位，还有非常大的提升空间。全世界范围内，这两个死亡率与人均预期寿命都呈线性关系。
　　其实这并不是一个复杂的计算，假如人均预期寿命为75岁，一个0岁（婴儿）死亡者，需要3个百岁老人平均才能弥补这一损失；而一位生育期孕产妇（以25岁计算）的死亡，需要2位百岁老人来平均。如此计算，在前段时间榆林事件中死亡的母婴二人需要5位百岁老人，才能填补其造成的平均人均预期寿命损失。
　　显而易见，我们需要把降低母婴死亡率作为一项非常重要的国策，因为代表国家医疗健康水平的3项指标中，至少2.5项与产房紧密相关，占了全部数字的83%，而现实中，对产房的资源投入并未能与之相匹配。
　　中国的大数据表明，对围产医学的投入会对国家民生指数的提高产生强有力的作用。自1990年以来，鼓励农村、边远地区孕妇去医院分娩的补贴政策，已大幅度降低了母婴死亡率。中国的孕产妇死亡率从96/10万降到了现在的水平。当然，中国瞄准的是发达国家低于10/10万的目标。
　　2016年二胎政策放开后，孕产妇死亡率有所回升。原本医护人员短缺、超负荷工作、以高剖宫产率而著称的中国围产医学，措手不及地迎来了大量带有剖宫产瘢痕的育龄妇女怀孕生子高峰，使得中国陷入母婴死亡率回升的困境，并直接面对平均预期寿命回落的风险。
　　实际上，美国的母婴死亡率回升已经令人困惑达10年之久。为此，美国自2006年起开始了加强现代产房多学科的合作，行之有效地遏制了孕产死亡率的攀升。2014年，一篇对全美2006～2009年全部分娩数据（相当于中国一年分娩量）的分析发现，家庭分娩、传统产房分娩、现代产房分娩的新生儿死亡率分别为12.6‰、5.9‰、3.2‰。2015年2月，美国妇产科医师学会与美国麻醉医师学会、美国儿科学会、美国助产师协会、美国医院管理协会等相关组织，出台了《现代产房分级》，让现代产房建设更趋正规化，为各级孕产妇医疗保健机构提供规范的命名法和临床标准定义，提供对应的临床指南，以提高医疗质量。
　　现代产房能在中国现行医疗体系与文化环境下发挥同样的作用吗？“无痛分娩中国行”项目通过帮助中国各级医院，包括基层农村医院、城市妇产专科医院、医学院附属医院中的6.5万名产妇的验证性研究发现，仅麻醉医师进入产房，开展产科麻醉最基本的“无痛分娩”一项，不仅使产妇舒适，而且降低了新生儿死亡率和产后大出血输血率，改善了母婴安全。
　　然而，以“无痛分娩”为基础、多学科团队医疗为核心的现代产房理念，在中国推广起来并非易事。除了需要政策、物价方面的支持外，在已经人满为患的中国大医院，医疗资源集中，没有市场竞争压力，因而，“无痛分娩中国行”期待与国内大型医疗机构合作的热忱往往遭到冷遇、变为尴尬的一厢情愿。
　　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之一，就是利用中国的体制优势，对医院的母婴安全进行调控。通过现代产房建设，能迅速提升民生指数，延长人均预期寿命。我们期待着各方共同努力，借助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东风，将围产医学的进程及三大民生指数的改善提升到新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