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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叶永烈，是20世纪60年代在小学时代读《十万个为什么》时记住了这个名字，在充满科学幻想的少年时代，这部书给我日后的成长和思维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事隔30年后的20世纪90年代，我在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主持编辑《新编十万个为什么》，邀请了原主编王国忠先生主持编写工作，他再次提到了叶永烈先生当年为《十万个为什么》撰稿的情形，幼时读书的情景又浮现眼前，叶永烈这个名字在我脑海中呼之即出，是如此之深刻和清晰。
真正接触叶永烈先生，是因为两次与出版有关的活动。第一次是2005年9月，叶永烈夫妇到南宁书城参加《红色三部曲》的签名售书活动。另一次是2007年4月在重庆参加全国书市，与叶永烈同住在和平大酒店。2005年9月10日晚，我与广西人民出版社总编辑江淳、责任编辑李克平，在南宁新华大酒店会见并宴请叶永烈先生夫妇。叶永烈先生把他签了名的4部新作品《红色的起点》、《历史选择了毛泽东》、《毛泽东与蒋介石》和《陈云之路》送给我。席间，叶永烈谈到了他写作的一些回忆。
叶永烈是当今一位著名党史文学作家，他从事纪实文学的创作始于1979年，时年39岁。对待历史传记的写作，叶永烈说，历史是凝固的现实，现实是流动的历史。书要被读者认可、欢迎，最重要的是实事求是地将历史的真实面貌反映出来。写书的人要忠于历史，要背负着厚重的历史责任。纪实文学写的是过去的重要事件和名人，读者通过它可以了解历史、了解名人；通过历史人物走过的道路，可以对人生有所启发。
叶永烈说到他的新著“红色三部曲”——《红色的起点》、《历史选择了毛泽东》、《毛泽东与蒋介石》，详细讲述了写《历史选择了毛泽东》动因。他说，几年前经过多方采访，写出了关于中国共产党诞生的30多万字历史长篇《红色的起点》，该书在建党七十周年前夕印出，之后有20多家报刊、杂志加以连载、选载或摘登。朋友们建议他继续写下去，从“红色的起点”向前推进。于是，他就上井冈山、入瑞金、进遵义，进行了一系列实地采访，写出40万字的《历史选择了毛泽东》。可以说，《历史选择了毛泽东》是《红色的起点》的续篇，《红色的起点》写的是“中国有了共产党”，《历史选择了毛泽东》写的是“中国共产党有了领袖毛泽东”。之后，他又沿着中国革命的红色道路继续写下去。除到西安、延安进行了实地采访外，还去重庆、南京、北京等有关的地方采访，写出50万字的续篇《毛泽东与蒋介石》，写出了“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战胜蒋介石”的历程。
叶永烈说，《红色的起点》在中国共产党诞生七十周年前夕出版，引起广泛的关注。因为在此之前，还没有一部如此详尽地记述这一重大事件的长篇。这本书一字不易，同时在香港和台湾出版，但是为了适合当地的图书市场，改了一下书名。香港版叫《中共之初》，台湾版则叫《大机密》——因为台湾读者几乎不知道中国共产党是怎样诞生的，所以这本书对于他们来说是“大机密”!从书名来说，《红色的起点》是带鲜明政治色彩的名字，《中共之初》则是中性的书名，《大机密》则带有浓厚的商业色彩。对于党的成败来说，领袖起很大的作用，在一定的条件下甚至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中国共产党在1921年诞生之后，没有成熟的领袖，因此早年“左”“右”摇摆不定，像走马灯似的更换领袖：从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到瞿秋白的“左”倾盲动主义，到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到王明、博古的“左”倾机会主义，走过了一“右”三“左”的曲折道路。毛泽东是中共一大代表，是中共创始人之一。不过，刚开始时，毛泽东在党内的地位并不显山露水。然而，他坚持了一条正确的路线，即坚持武装斗争，创立红色根据地和红色政权，运用游击战术和运动，粉碎了蒋介石的多次“围剿”。虽然他多次受到“左”倾中央的批判、打击，以至于被剥夺军权，但实践证明了他是正确的。特别是1934年冬，红军长征途中，在“左”倾军事路线指挥下，大败于湘江，博古和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威信扫地，党内、军内要求毛泽东主持中央工作的呼声日高。这样，在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上，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共和红军的领袖地位，乃是历史的选择的结果。事实表明了历史对毛泽东的选择是完全正确的：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到1935年遵义会议，这14年间经历了一“右”三“左”的挫折；从1935年遵义会议到1949年新中国诞生，也是14年，在毛泽东领导下，打败了蒋介石，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前14年和后14年的鲜明对比，显示了毛泽东的正确，表明了领袖的重要作用。《历史选择了毛泽东》，正是基于以上的思索写成的。
从20世纪20年代至70年代，蒋介石和毛泽东的合作和斗争，就是半个世纪的中国历史风云，就是国共两党的关系史。诚如美国总统尼克松所言：“半个世纪以来的中国史，在很大程度上是三个人的历史：一个人是毛泽东，一个人是周恩来，还有一个是蒋介石。”正是选择了这么一个特殊的视角，透过国共两党的领袖蒋介石和毛泽东以及周恩来间的谈谈打打，打打谈谈，边谈边打，边打边谈，把半个世纪的中国历史风云浓缩于本书之中。他运用“比较政治学”的手法，不断地将毛泽东和蒋介石进行比较，比较他们的思想，比较他们的功过。从他们在20世纪20年代初识始，比较到70年代他们相继死去。
“红色三部曲”是文学与史学的结合，讲究史实的准确性，是用文艺笔调写成的“党史文学”。由于叶永烈进行了多方采访，掌握了许多第一手资料，使书的内容很新鲜。
在写作党史传记人物的过程中，叶永烈谈到了一些轶事。有一次，韩国的记者采访他，告知他要翻译出版《红色的起点》，请他为译文作序。在交谈中，记者说，在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中国共产党在世界上非常引人注目。这个党是怎么来的?他们非常关心这件事，非常欢迎出版这本书。确实，当人们眼看着苏联、东欧一系列共产党领导几十年的国家，竟然几乎是在一夜之间相继分崩离析，而领导全球五分之一人口大国的中国共产党仍像巨石般屹立在世界东方，岂止是韩国、东西方两个半球的人们，谁都会对此产生深厚的兴趣，并力图解开这个难题。
叶永烈还说到了一次签名售书的活动，《红色的起点》一天之内售出1000多本，当时在现场有个读者请他签名，说：“我是你书中人物的亲戚，你先签名，我再告诉你我是谁。”原来他是陈独秀的亲戚，他认为这本书较公正地评价了陈独秀。陈独秀做了许多好事，也做过不好的事，好就说好，不好就说不好，这才是实事求是，他希望今后的党史读物都能公正地评价陈独秀。“可见大家对这本书的反应是不错的”，叶永烈说。
1993年3月9日，《人民日报(海外版)》刊登了以下一段话：“著名文学评论家冯牧说，(关于)写毛泽东的生活和工作，像叶永烈的一些作品，大体上都是第一手和 第二手资料，还是真实可信的。”
1993，年9月29日，《新民晚报》报道，1993深圳(中国)首次优秀文稿公开竞价活动昨日在深圳图书馆举行……叶永烈45万字纪实文学《毛泽东之初》(即，《历史选择了毛泽东》)以26万元成交。
1994年2月7日，上海电视台在新闻节目中播出了包括《毛泽东之初》在内的六卷本“叶永烈自选集”出版，并在上海南京东路新华书店进行签售活动，两小时签售150套，每套定价为74元。
1994年11月，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叶永烈《热点人物追踪》(印数1万册)，到2006年11月止，共出版叶永烈的书共10种。
在谈到中国的科普作家时，叶永烈如数家珍，特别介绍了郑延慧、王国忠、王义吾和周文斌等人。他说，当年王国忠在上海少儿社编辑部任主任，《十万个为什么》使他名声鹊起，成功地走上了上海新闻出版局局长的岗位；科普作家和记者金涛和他是当年在北大同年的同学，他在化学系学习，而金涛是安徽人，在北京大学地质系学习。叶永烈回忆说，当年他的毕业论文是在北大地质系教学楼里完成的，后来金涛和周文斌分别在《光明日报》记者部和科学部工作，写了不少科普方面的作品。他还谈到了著名科学家苏步青、谈家桢和陈中伟等著名的院士。
我问叶永烈，您写的都是一些敏感题材和敏感事件，有没有被有关部门过问或打过招呼?他说，现在和1957年最大的区别是，过去是对作者处理，现在是对出版者处理。
在谈到他的作品《梁实秋与韩菁清》时说，梁实秋也是一个有争议的人物，鲁迅批评他是一个“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书中有一张照片，是梁实秋在台北宴请鲁迅的孙子周令飞的。叶永烈说，鲁迅先生是很值得我尊重的一位著名文学家，在当时那个年代，鲁迅先生批评过很多人，他的批评也有不正确之处。有一阵，鲁迅批评过谁，谁就要被在政治上定性，所以梁实秋那个时候所有的书在大陆都是被禁的。后来他看了梁实秋本人写的与鲁迅恩恩怨怨的一篇文章后，觉得对历史应该有一个公平的态度。所以他开始关注梁实秋，一直到关注他晚年的恋爱，恰好梁实秋的夫人到上海来找他，后来他们来往非常密切，彼此间有很好的友情，她就把梁实秋写给她的那么多的情书，一封不漏全部交给他，使他写就了《梁实秋与韩菁清》这本书，这是出于对梁先生的尊重。
叶永烈还告诉我一件惊心的“趣事”：在写人物传记中非常担惊受怕的事情只有一次。那是上海作协接到中宣部的电话，问到叶永烈在《北京青年报》1995年头版的关于采访陈云的夫人于若木写的一篇回忆文章，当时没有E-mail，写了一篇稿件共6页纸，从上海发传真到北京，前3页折了，后3页继续发送，发完后再把第1-3页重新发送(没有续上第5-6页)，这样，《北京青年报》的编辑就把5至6页放在前面，1至3页放在后面。登出来后，怎么也读不通此文章，引起北京和中央读者的关注，投诉到中宣部，调了原稿之后才弄明白。上海《文汇报》马上按原文全文刊登，才“真相大白”。
2007年4月重庆书市期间，我在重庆和平大酒店1015房间再次拜访了叶永烈和他的夫人，并进行了写作的交流和探讨。叶永烈对我说：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国当代历史的转折点，是“新时期的遵义会议”。这次会议确立了邓小平的领袖地位，确立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方针，即把党的中心工作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对内改革、对外开放”。2008年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纪念，他将推出新作《1978：中国命运大转折——从华国锋到邓小平》，这是一部关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长篇纪实文学。这部长篇写出了从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起，到1978年底召开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艰难曲折历程，弘扬了时代的主旋律，突出了邓小平的巨大贡献，批判了“两个凡是”的“左”的错误。
《1978：中国命运大转折——从华国锋到邓小平》是《1978：中国命运大转折》增补版。1998年出版《1978：中国命运大转折》初版之后，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办的《中共党史研究》杂志在1998年第4期曾发表文章给予肯定，指出：“《1978：中国命运大转折》一书，是叶永烈的中共党史系列长篇纪实作品中，写得比较好的一部，也是近年来同类作品中写得比较好的一部。”评论文章同时指出了《1978：中国命运大转折》初版的一些讹误。这次，他根据中共党史专家的意见认真修改了全书，并补充了近年来对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最新研究成果，推出了《1978：中国命运大转折—一从华国锋到邓小平》。他说，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40周年时，他将修订再版的专著《真理讨论》、《1978：中国命运大转折——从华国锋到邓小平》两书。
谈到《陈伯达传》的写作过程，叶永烈说，对陈伯达本人的采访是在北京秦城监狱，开始陈伯达不太愿意说，后来说了很多。陈伯达说他最想不通的是毛泽东主席说的一句话，“我和陈伯达的几十年共事，基本是不合作。”(毛泽东有两个政治秘书：一个是胡乔木，一个是陈伯达，《人民日报》的社论一般是一人写一篇。陈伯达写一篇，胡乔木写一篇。)临别，陈伯达把自己在监狱里写的交代材料都交给叶永烈，这些交代材料都是非常珍贵的，他让叶永烈拿去复印后再还给他。彼此可以信任到这种程度，这就是一种诚信。陈伯达也看到叶永烈是一个非常可以信赖的人。
当《陈伯达传》完稿之后，准备出版发行时，中央要求装印20册先送审。胡乔木看完送审的《陈伯达传》之后，同意出版发行。结果印了几十万册，发行量很大。谈到了写《陈伯达传》的收获，叶永烈又谈起要修改《1978：中国命运大转折——从华国锋到邓小平》一书。叶永烈曾通过华国锋的秘书，多次对华国锋进行采访。叶永烈说，华国锋现在仍很谨慎，不多谈敏感问题。
叶永烈说，他近年创作颇多，主要新著为“红色三部曲”——《红色的起点》、《历史选择了毛泽东》、《毛泽东与蒋介石》，另有《追寻彭加木》、《行走美国》、《行走中国》、《行走俄罗斯》、《我的台湾之旅》、《飞天梦——目击中国航天秘史》、记述美国“9·11”恐怖袭击事件的纪实长篇《受伤的美国》等著作。
作为一位著名作家，叶永烈的创作成果是相当丰厚的。1993年作家出版社出版6卷本的《叶永烈自选集》，《叶永烈文集》正在分批出版。他的著作曾获奖80多次。1989年，叶永烈被收入美国《世界名人录》，并被美国传记研究所聘为顾问。1998年获香港“中华文学艺术家金龙奖”的“最佳传记文学家奖”。新版《小灵通漫游未来》于2002年12月获第13届中国图书奖。他在长达半个世纪的创作生活中，共著书50卷，计1600多万字。
从重庆回到南宁后不久，我收到叶永烈先生发来的电子邮件，并在附件中发来了5张我们在重庆和平宾馆会面和交流的照片，照片拍得相当成功，是叶永烈的夫人抓拍的。尽管叶永烈在重庆与我分别时说，他将于下周到澳大利亚的悉尼和墨尔本去讲学，5月份又要去美国作为期两周的讲学，手头上还有《1978：中国命运大转折》书稿的修改审定，工作和生活十分繁忙，但从发电子邮件这点小事看，他十分细致和周全，反映了他做事和做人的风格。
真正接触叶永烈先生，是因为两次与出版有关的活动。第一次是2005年9月，叶永烈夫妇到南宁书城参加《红色三部曲》的签名售书活动。另一次是2007年4月在重庆参加全国书市，与叶永烈同住在和平大酒店。2005年9月10日晚，我与广西人民出版社总编辑江淳、责任编辑李克平，在南宁新华大酒店会见并宴请叶永烈先生夫妇。叶永烈先生把他签了名的4部新作品《红色的起点》、《历史选择了毛泽东》、《毛泽东与蒋介石》和《陈云之路》送给我。席间，叶永烈谈到了他写作的一些回忆。
叶永烈是当今一位著名党史文学作家，他从事纪实文学的创作始于1979年，时年39岁。对待历史传记的写作，叶永烈说，历史是凝固的现实，现实是流动的历史。书要被读者认可、欢迎，最重要的是实事求是地将历史的真实面貌反映出来。写书的人要忠于历史，要背负着厚重的历史责任。纪实文学写的是过去的重要事件和名人，读者通过它可以了解历史、了解名人；通过历史人物走过的道路，可以对人生有所启发。
叶永烈说到他的新著“红色三部曲”——《红色的起点》、《历史选择了毛泽东》、《毛泽东与蒋介石》，详细讲述了写《历史选择了毛泽东》动因。他说，几年前经过多方采访，写出了关于中国共产党诞生的30多万字历史长篇《红色的起点》，该书在建党七十周年前夕印出，之后有20多家报刊、杂志加以连载、选载或摘登。朋友们建议他继续写下去，从“红色的起点”向前推进。于是，他就上井冈山、入瑞金、进遵义，进行了一系列实地采访，写出40万字的《历史选择了毛泽东》。可以说，《历史选择了毛泽东》是《红色的起点》的续篇，《红色的起点》写的是“中国有了共产党”，《历史选择了毛泽东》写的是“中国共产党有了领袖毛泽东”。之后，他又沿着中国革命的红色道路继续写下去。除到西安、延安进行了实地采访外，还去重庆、南京、北京等有关的地方采访，写出50万字的续篇《毛泽东与蒋介石》，写出了“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战胜蒋介石”的历程。
叶永烈说，《红色的起点》在中国共产党诞生七十周年前夕出版，引起广泛的关注。因为在此之前，还没有一部如此详尽地记述这一重大事件的长篇。这本书一字不易，同时在香港和台湾出版，但是为了适合当地的图书市场，改了一下书名。香港版叫《中共之初》，台湾版则叫《大机密》——因为台湾读者几乎不知道中国共产党是怎样诞生的，所以这本书对于他们来说是“大机密”!从书名来说，《红色的起点》是带鲜明政治色彩的名字，《中共之初》则是中性的书名，《大机密》则带有浓厚的商业色彩。对于党的成败来说，领袖起很大的作用，在一定的条件下甚至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中国共产党在1921年诞生之后，没有成熟的领袖，因此早年“左”“右”摇摆不定，像走马灯似的更换领袖：从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到瞿秋白的“左”倾盲动主义，到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到王明、博古的“左”倾机会主义，走过了一“右”三“左”的曲折道路。毛泽东是中共一大代表，是中共创始人之一。不过，刚开始时，毛泽东在党内的地位并不显山露水。然而，他坚持了一条正确的路线，即坚持武装斗争，创立红色根据地和红色政权，运用游击战术和运动，粉碎了蒋介石的多次“围剿”。虽然他多次受到“左”倾中央的批判、打击，以至于被剥夺军权，但实践证明了他是正确的。特别是1934年冬，红军长征途中，在“左”倾军事路线指挥下，大败于湘江，博古和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威信扫地，党内、军内要求毛泽东主持中央工作的呼声日高。这样，在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上，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共和红军的领袖地位，乃是历史的选择的结果。事实表明了历史对毛泽东的选择是完全正确的：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到1935年遵义会议，这14年间经历了一“右”三“左”的挫折；从1935年遵义会议到1949年新中国诞生，也是14年，在毛泽东领导下，打败了蒋介石，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前14年和后14年的鲜明对比，显示了毛泽东的正确，表明了领袖的重要作用。《历史选择了毛泽东》，正是基于以上的思索写成的。
从20世纪20年代至70年代，蒋介石和毛泽东的合作和斗争，就是半个世纪的中国历史风云，就是国共两党的关系史。诚如美国总统尼克松所言：“半个世纪以来的中国史，在很大程度上是三个人的历史：一个人是毛泽东，一个人是周恩来，还有一个是蒋介石。”正是选择了这么一个特殊的视角，透过国共两党的领袖蒋介石和毛泽东以及周恩来间的谈谈打打，打打谈谈，边谈边打，边打边谈，把半个世纪的中国历史风云浓缩于本书之中。他运用“比较政治学”的手法，不断地将毛泽东和蒋介石进行比较，比较他们的思想，比较他们的功过。从他们在20世纪20年代初识始，比较到70年代他们相继死去。
“红色三部曲”是文学与史学的结合，讲究史实的准确性，是用文艺笔调写成的“党史文学”。由于叶永烈进行了多方采访，掌握了许多第一手资料，使书的内容很新鲜。
在写作党史传记人物的过程中，叶永烈谈到了一些轶事。有一次，韩国的记者采访他，告知他要翻译出版《红色的起点》，请他为译文作序。在交谈中，记者说，在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中国共产党在世界上非常引人注目。这个党是怎么来的?他们非常关心这件事，非常欢迎出版这本书。确实，当人们眼看着苏联、东欧一系列共产党领导几十年的国家，竟然几乎是在一夜之间相继分崩离析，而领导全球五分之一人口大国的中国共产党仍像巨石般屹立在世界东方，岂止是韩国、东西方两个半球的人们，谁都会对此产生深厚的兴趣，并力图解开这个难题。
叶永烈还说到了一次签名售书的活动，《红色的起点》一天之内售出1000多本，当时在现场有个读者请他签名，说：“我是你书中人物的亲戚，你先签名，我再告诉你我是谁。”原来他是陈独秀的亲戚，他认为这本书较公正地评价了陈独秀。陈独秀做了许多好事，也做过不好的事，好就说好，不好就说不好，这才是实事求是，他希望今后的党史读物都能公正地评价陈独秀。“可见大家对这本书的反应是不错的”，叶永烈说。
1993年3月9日，《人民日报(海外版)》刊登了以下一段话：“著名文学评论家冯牧说，(关于)写毛泽东的生活和工作，像叶永烈的一些作品，大体上都是第一手和 第二手资料，还是真实可信的。”
1993，年9月29日，《新民晚报》报道，1993深圳(中国)首次优秀文稿公开竞价活动昨日在深圳图书馆举行……叶永烈45万字纪实文学《毛泽东之初》(即，《历史选择了毛泽东》)以26万元成交。
1994年2月7日，上海电视台在新闻节目中播出了包括《毛泽东之初》在内的六卷本“叶永烈自选集”出版，并在上海南京东路新华书店进行签售活动，两小时签售150套，每套定价为74元。
1994年11月，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叶永烈《热点人物追踪》(印数1万册)，到2006年11月止，共出版叶永烈的书共10种。
在谈到中国的科普作家时，叶永烈如数家珍，特别介绍了郑延慧、王国忠、王义吾和周文斌等人。他说，当年王国忠在上海少儿社编辑部任主任，《十万个为什么》使他名声鹊起，成功地走上了上海新闻出版局局长的岗位；科普作家和记者金涛和他是当年在北大同年的同学，他在化学系学习，而金涛是安徽人，在北京大学地质系学习。叶永烈回忆说，当年他的毕业论文是在北大地质系教学楼里完成的，后来金涛和周文斌分别在《光明日报》记者部和科学部工作，写了不少科普方面的作品。他还谈到了著名科学家苏步青、谈家桢和陈中伟等著名的院士。
我问叶永烈，您写的都是一些敏感题材和敏感事件，有没有被有关部门过问或打过招呼?他说，现在和1957年最大的区别是，过去是对作者处理，现在是对出版者处理。
在谈到他的作品《梁实秋与韩菁清》时说，梁实秋也是一个有争议的人物，鲁迅批评他是一个“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书中有一张照片，是梁实秋在台北宴请鲁迅的孙子周令飞的。叶永烈说，鲁迅先生是很值得我尊重的一位著名文学家，在当时那个年代，鲁迅先生批评过很多人，他的批评也有不正确之处。有一阵，鲁迅批评过谁，谁就要被在政治上定性，所以梁实秋那个时候所有的书在大陆都是被禁的。后来他看了梁实秋本人写的与鲁迅恩恩怨怨的一篇文章后，觉得对历史应该有一个公平的态度。所以他开始关注梁实秋，一直到关注他晚年的恋爱，恰好梁实秋的夫人到上海来找他，后来他们来往非常密切，彼此间有很好的友情，她就把梁实秋写给她的那么多的情书，一封不漏全部交给他，使他写就了《梁实秋与韩菁清》这本书，这是出于对梁先生的尊重。
叶永烈还告诉我一件惊心的“趣事”：在写人物传记中非常担惊受怕的事情只有一次。那是上海作协接到中宣部的电话，问到叶永烈在《北京青年报》1995年头版的关于采访陈云的夫人于若木写的一篇回忆文章，当时没有E-mail，写了一篇稿件共6页纸，从上海发传真到北京，前3页折了，后3页继续发送，发完后再把第1-3页重新发送(没有续上第5-6页)，这样，《北京青年报》的编辑就把5至6页放在前面，1至3页放在后面。登出来后，怎么也读不通此文章，引起北京和中央读者的关注，投诉到中宣部，调了原稿之后才弄明白。上海《文汇报》马上按原文全文刊登，才“真相大白”。
2007年4月重庆书市期间，我在重庆和平大酒店1015房间再次拜访了叶永烈和他的夫人，并进行了写作的交流和探讨。叶永烈对我说：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国当代历史的转折点，是“新时期的遵义会议”。这次会议确立了邓小平的领袖地位，确立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方针，即把党的中心工作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对内改革、对外开放”。2008年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纪念，他将推出新作《1978：中国命运大转折——从华国锋到邓小平》，这是一部关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长篇纪实文学。这部长篇写出了从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起，到1978年底召开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艰难曲折历程，弘扬了时代的主旋律，突出了邓小平的巨大贡献，批判了“两个凡是”的“左”的错误。
《1978：中国命运大转折——从华国锋到邓小平》是《1978：中国命运大转折》增补版。1998年出版《1978：中国命运大转折》初版之后，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办的《中共党史研究》杂志在1998年第4期曾发表文章给予肯定，指出：“《1978：中国命运大转折》一书，是叶永烈的中共党史系列长篇纪实作品中，写得比较好的一部，也是近年来同类作品中写得比较好的一部。”评论文章同时指出了《1978：中国命运大转折》初版的一些讹误。这次，他根据中共党史专家的意见认真修改了全书，并补充了近年来对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最新研究成果，推出了《1978：中国命运大转折—一从华国锋到邓小平》。他说，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40周年时，他将修订再版的专著《真理讨论》、《1978：中国命运大转折——从华国锋到邓小平》两书。
谈到《陈伯达传》的写作过程，叶永烈说，对陈伯达本人的采访是在北京秦城监狱，开始陈伯达不太愿意说，后来说了很多。陈伯达说他最想不通的是毛泽东主席说的一句话，“我和陈伯达的几十年共事，基本是不合作。”(毛泽东有两个政治秘书：一个是胡乔木，一个是陈伯达，《人民日报》的社论一般是一人写一篇。陈伯达写一篇，胡乔木写一篇。)临别，陈伯达把自己在监狱里写的交代材料都交给叶永烈，这些交代材料都是非常珍贵的，他让叶永烈拿去复印后再还给他。彼此可以信任到这种程度，这就是一种诚信。陈伯达也看到叶永烈是一个非常可以信赖的人。
当《陈伯达传》完稿之后，准备出版发行时，中央要求装印20册先送审。胡乔木看完送审的《陈伯达传》之后，同意出版发行。结果印了几十万册，发行量很大。谈到了写《陈伯达传》的收获，叶永烈又谈起要修改《1978：中国命运大转折——从华国锋到邓小平》一书。叶永烈曾通过华国锋的秘书，多次对华国锋进行采访。叶永烈说，华国锋现在仍很谨慎，不多谈敏感问题。
叶永烈说，他近年创作颇多，主要新著为“红色三部曲”——《红色的起点》、《历史选择了毛泽东》、《毛泽东与蒋介石》，另有《追寻彭加木》、《行走美国》、《行走中国》、《行走俄罗斯》、《我的台湾之旅》、《飞天梦——目击中国航天秘史》、记述美国“9·11”恐怖袭击事件的纪实长篇《受伤的美国》等著作。
作为一位著名作家，叶永烈的创作成果是相当丰厚的。1993年作家出版社出版6卷本的《叶永烈自选集》，《叶永烈文集》正在分批出版。他的著作曾获奖80多次。1989年，叶永烈被收入美国《世界名人录》，并被美国传记研究所聘为顾问。1998年获香港“中华文学艺术家金龙奖”的“最佳传记文学家奖”。新版《小灵通漫游未来》于2002年12月获第13届中国图书奖。他在长达半个世纪的创作生活中，共著书50卷，计1600多万字。
从重庆回到南宁后不久，我收到叶永烈先生发来的电子邮件，并在附件中发来了5张我们在重庆和平宾馆会面和交流的照片，照片拍得相当成功，是叶永烈的夫人抓拍的。尽管叶永烈在重庆与我分别时说，他将于下周到澳大利亚的悉尼和墨尔本去讲学，5月份又要去美国作为期两周的讲学，手头上还有《1978：中国命运大转折》书稿的修改审定，工作和生活十分繁忙，但从发电子邮件这点小事看，他十分细致和周全，反映了他做事和做人的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