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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写得了他吗？
六十多年的编辑生涯，在辽宁文学界早已是桃李满园的园丁;闲暇勤于笔耕，著书、编书之多令人惊叹;学富五车，德高望重。以我的不才之笔来写他，确乎不自量力了。可我还是愿写写这位让自己從心底景仰的人，哪怕写出他的功德于万一。他，就是在省内外文坛享有盛名的路地老师，人们都由衷地尊他路老。
一
小小的傅家堡，藏在辽宁省岫岩满族自治县洋河乡的大山里，是路老生于斯长于斯的故乡。路老原名傅云生，满族，祖姓富察氏，隶属正黄旗。故乡的土地虽然贫瘠，那里却深扎着传统文化血脉的根。受粗通文墨的祖父影响，路老少小就喜欢听满族民间故事和大鼓艺人演唱的古书段子。尤其“人心不足蛇吞相（宰相）”、《不见黄河心不死》等故事和《薛刚反唐》一类的段子，让他深深迷恋，对“杨贵妃梨花树下香魂散”等许多唱词，也是熟记在心。上学后酷爱读课外书，小小年纪就先后读完了《封神演义》《小八义》等古代小说和伪满时期的一些刊物。每逢春节，在外省当铁路工人的老叔都要给他带些刊物回来，其中《麒麟》等新文艺刊物更引发了他的阅读兴趣，一本《福尔摩斯探案》让他爱不释手，为节省灯油，傍晚坐在碾盘上直读到月上柳梢。他秉承祖父“耕读传家”的理念，在上学和帮助家里做农活的间隙，还将祖父珍藏在旧木箱里的一些唱本和笔记小说悉数读完。祖父写得一手好字，县城“福源昌”等商号的牌匾都出自他的手笔。每至腊月底，是祖父最忙碌的时候。村里家家拿着大红纸登门求祖父写春联，路老就帮着裁纸、研墨，一面耳濡目染地跟祖父习练书法，也学着写春联。祖父忙不过来时，就让他帮着写上几副。路老还试着把祖父对他启蒙第一课“三春花柳三秋月，半日渔樵半夜书”的诗句，写成了一副副春联，贴在自家和一户户邻居的大门上，给乡间的春节增添了几许文化气息。由此，路老记住了祖父本子上的许多春联，而且自成一本，常常吟诵，潜移默化地得其滋养。
路老读小学时，受到有强烈爱国心的王姓老师的指教和影响，跟他学唱的第一首歌是《苏武牧羊》，歌词的内涵深深打动着他，苏武宁愿放羊十九年也不肯向匈奴屈服的爱国精神，更在他心里镌刻下牢牢的印记。他还跟王老师学唱歌曲《春来百花开》，那优美的词曲使他深深陶醉在烂漫、美好的春色里。直到老年怀旧时，他还常常沉醉地放歌一回：“春深如海，春色如黛，春水绿如带，白云快飞开……”每唱，精神必受到振奋，更加眷恋故乡的一草一木。故乡，文化的因子无处不在，正是这些后来被路老本人称为“瘦文化”的“古书段子、民间唱曲和春联”等，在他少年的心田里播下了文化的种子，引他在吸吮传统文化的汁液中孕育了诗情，从而把自己的一生交给了钟情的文学事业。
迷上写作，是在路老念高中时。初出茅庐的他，就把诗歌、小说和散文写上了《工人报》（《沈阳日报》前身）。那字里行间，无不留下了故乡文化对他熏陶的影子。
二
自1947年投身革命几年后，路老便与文学编辑结下了不解之缘。从《辽宁文艺》《文学青年》《鸭绿江》编辑而至《杜鹃》《满族文学》主编，大半生全身心地投入到文学编辑事业中，干得有声有色，硕果累累。辽宁省作家协会1980年3月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他是受大会表扬的四个编辑之一;1987年中国作家协会授予他“文学编辑荣誉证书”，同年丹东市人民政府授予他“园丁奖”;2005年，辽宁省作家协会授予他首届优秀会员“勤耕奖”。
一个人的成长，与其曾经所处过的环境和走过的道路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早在国民党统治时期，路老痛恨国民政府的腐败和黑暗，毅然参加了我党地下组织，曾几度置生死于不顾为我党传送情报;在东北文教队工作期间，为宣传民众迎接解放，曾热血沸腾地参加各项文艺演出;尤其是在抗美援朝战场上，他作为“志愿军后方勤务司令部一分部”有些名声的“路参谋”，为保证部队的后勤供应和前方急需物资的运送，一次次经受了血与火、生与死的考验。正是革命大熔炉火热的战斗岁月，为他“三观”的树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使他成为一个为事业奋不顾身的人。
志存高远的路老深知，要胜任刊物编辑工作，仅有这些还是远远不够的。从干上编辑工作伊始，他就给自己制定了十年读书计划，利用业余时间系统学习、掌握各类文学知识。他先后读了我国各朝代的主要文学作品及文论;西欧文艺复兴时期代表作;法国、俄国作家的作品;马恩列斯毛论文艺、外国的《文艺对话集》《歌德谈话录》;建国后许多中外诗集、诗论、短篇小说集以及新时期的文学理论。读书使他眼界大开，学识日渐丰厚，并在实践中不断探索文学的艺术规律，成为编辑各类稿件的“多面手”。在省刊工作期间，诗歌编辑只有他一人，在完成自己的工作之余，见小说组、评论组忙不过来时，他就常常主动去“顶岗”。1958年，路老从大量来稿中慧眼识珠，亲手选编发稿的小说《一幅画》，被文学巨匠茅盾先生看中，收入由他主编的《全国青年作家短篇小说选》中，更可喜的是茅公还亲自给加了评点。自己的编辑能力得到高水准的首肯和印证，更加坚定了路老终生当个好编辑的信念和决心。
担任《满族文学》主编后，路老深感一个主编的思想、政策、理论水平和胆识，往往会决定办刊的方向。1979年，当文学还没有完全从脱离生活和实际的桎梏中挣脱出来时，他就勇敢地打破常规，在省内率先办起了业余作者读书创作班，选取古今中外名著集体阅读，而且颇有胆识地提出“请现实主义回来”“根据生活体验结构故事”等文学主张（《辽宁日报》给予报道），收到良好的效果。创作班结束不久，我市便有批判红卫兵“打砸抢”的《妈妈石》、批判学大寨中“浮夸风”的《无言论》，批判党内不正之风的《桥》等短篇小说相继问世。这些作品对极左思潮的强烈批判意识，在那个“乍暖还寒”的文学艺术天地里，无疑是大胆而超前的。当全国许多读者还沉湎于“伤痕文学”的悲伤气氛中时，路老又有意识地在1981年3月选发了描写先进工人形象的短篇小说《装卸工和红衣女郎》，并配以评论，呼唤作品应给读者以振奋人心的力量，成为时代的号角。他还频频组织作者下基层，采写具有时代风采的报告文学和诗报告，在刊物上连发特辑。超前的主编意识，使他为刊物在时代的风浪中稳稳掌着舵，保证了始终沿着正确的航向前行。 为加强编辑部的力量，路老求贤若渴，知难而进，想方设法争取把人才吸收进来。他提出并向市委宣传部打报告，并亲身与多方沟通、协调，一直找到市委书记和政府有关部门主要领导，终于将张涛、张素娥由农村调入编辑部工作;又几经周折，将作家王中和、评论家包泉万分别从岫岩满族自治县文化馆和凤城市教育部门调入，使编辑部成为文学人才荟萃之地。事实证明，正是这些人才的加入，对于凝聚、壮大丹东的创作力量，提升创作质量和层次，繁荣我市新时期的文学创作，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为了提高编辑人员素质和专业水平，路老注重走“教学相长，编辑相长”的路子，鼓励他们既编且“创”，在胜任编辑工作的同时也当作家。他还常常同编辑人员一起研究作品的结构和写法，帮助出点子，力促其成功。当年王中和在写短篇小说《黑蝴蝶》时，路老便与他一起把原来的结构推翻，另起炉灶，发表后被《当代满族小说选》收入。路老还注重倾听编辑人员对生活的感受，善于抓住他们的思想“火花”，引导成篇。当他听着贺业安讲起女儿在端午节拉露水一事时，兴奋地说“这是篇很不错的散文”，鼓励他写出来，并协助研究结构，贺业安的散文《露珠》由此而生。在省《文学少年》发表后，很快被省内外和国家級报刊转载，荣获省内当年唯一的一篇优秀散文奖，并被选入《中国年编》。编辑部内，以获1985年辽宁省政府文艺奖的《斗牛人》、获第三届《青年文学》奖的《滚单鼓的老人》等短篇小说以及获“辽宁省首届曹雪芹长篇小说奖”、第四届东北文学长篇小说一等奖的《窑地》步入全国文坛的著名作家张涛，曾在《路地老师》一文中深情地写道：“而对于我个人的作品，他不仅常是第一个读者，而有的在酝酿中，就不止一次地提出意见。而他的意见，又常常是很关键的。”
路老的远见卓识和不凡的胸襟，使《满族文学》逐步形成了一个“重思想、重艺术、重探索、重韵味”的有统一审美标准的，人人能写作品和评论，工作中又能独当一面的群体。尤为值得高兴的是，这一切又在主编一茬茬更换的编辑部里薪火相传，为丹东的文学事业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三
“要对作者有感情，望其成长。”这是路老曾当众说过的掏心窝子的话，更成为他多年来用满腔心血奋力践行的诺言。丹东得路地，是丹东文学事业的幸运;作者得路地老师，更是何等的福气。
路老把“有感情”，实实在在地体现在对作者一以贯之的满腔热忱和不遗余力地“培养”二字上，他视培养作者重于自己的创作，用几十年的心血扶持起一茬茬文学新秀。具体点说，就体现在他与熟悉的或未曾谋面的作者的一次次谈稿件修改事宜的书信里，体现在他与来访作者的一次次促膝交谈中，体现在他常常废寝忘食地为作者润色的字里行间，体现在他把自己的生活体验和灵感毫无保留地注入到作者的作品中去……他像一团炽烈的火焰，虔心竭力地为作者烛照前行的脚步，甘于为别人做嫁衣，其间多少往事，让许多作者一生铭记难忘。
老一点的作者还会记得，路老在编辑部担纲之初，丹东尚未开始营造作者群。他戴着老花镜，每日认真阅读大量来稿，一旦发现有培养价值的“苗子”便如获至宝，采用多种形式着力培养，渐渐营造起浓厚的创作氛围。首先，他以刊物《杜鹃》为依托，很快组建起相对稳定的文学沙龙，组织选拔的“苗子”经常开展活动。他热心为作者联系场地，让作者读自己的作品，大家共同讨论修改意见，互相撞击思想的火花;还围绕创作中出现的问题，请编辑部的其他老师有针对性地介绍自己的创作经验和体会，讲解名著中一些相关的经典情节、细节和技法，为这些“苗子”开发创作潜能，提高创作能力起了不可小觑的作用。后来本地区一批中坚力量作家，都得益过小说沙龙的栽培。
路老还采用举办笔会、创作班、讲习所和召开研讨会等诸多形式，组织作者结合创作实践，深入探讨诸如主题、人物、结构、构思、情节、细节、描写等写作基本知识和创作技巧，为作者在艺术上铺垫扎实的成长之路。1981年的大孤山庙宇笔会，当数其中举办较早的一次。多年后，作家戊子对这次笔会仍记忆犹新，在他的散文《风骨》中有这样的记叙：“约一个月的光景，路老作为主编的几次授课和对初学写作者的殷殷教诲，真使我记忆犹新……他说，作为文人，一是写作不可图解政治和政策，不可追风赶潮，否则，将是你文学艺术上的颗粒无收;二是要追求带有普遍意义的东西，不能污人眼目，要有至善至美，净化心灵，启迪人生，生命羽化了的境界;三是一定要提高阅读和欣赏能力，读那些与自己的心灵可以契合相印，焕发激情的东西，注重读名著原作，正本清源，考察源头。书读多了，才会有坚实的文学功底。”我之所以引用了作者长长的一段话，是想藉此证明，经了如此漫长时光的磨砺和实践的检验，这些话依然在打动着我们，依然是入情在理合乎艺术规律的文学主张和忠告。多年间，有谁记得清，路老类似这样深刻的教诲，有过多少次谆谆响起在作者的耳边。那是他在崎岖文学路上跋涉的心血结晶，句句像春风化雨滋润着饥渴的文学青苗，催生着年青一代的文学梦，使他们不断迸发出创作激情，数十年如一日地在文学田园上耕耘着，收获着。其中的佼佼者于德才，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的《焦大轮子》;林和平以获1987年《小说选刊》优秀作品奖的短篇小说《腊月》、获第四届《小说月报》百花奖和东北三省文学奖的短篇小说《乡长》;王金力以被《小说月报》转载的《发生在春天里》的短篇小说、被《中篇小说选刊》选载的《黄豆芽、绿豆芽》等先后涉足全国文坛。据悉，他们的处女作也都是经了路老之手发出的，他们的一些作品，也大都是经过路老的参与指导而问世的。王金力、林和平在给路老的信中说，写信时“流着眼泪”，不胜感激路地老师对他们的培养之恩。诗人顾芳还由路老联系进入辽大中文系进修二年，并成为《朦胧诗选》的四编者之一。为给业余作者加油鼓劲，路老还在1996年编辑出版了《丹东作家丛书》，由他撰写的序言通篇跃动着对作者一颗赤诚的提挈之心，那谋深思远的劝学，饱含激情的鼓励，对创作整体寄予的深切期望，岂不是向丹东的作者群吹响了向文学进军的“集结号”，召唤着文学创作在丹东大地上的奋起？ 离休后的路老无意享清福，为培养作者依然默默地奉献着。他像一块磁铁，身边总是吸引着许多作者。他经常提供场所，热心为作者看稿“号脉”。他恰切有力的指导，为作品画龙点睛者有之，点石成金者有之，起死回生者亦有之，让作者在探及创作奥妙中提升着文学素养。渐而渐之，他的家也成了作者登门求教的“课堂”。斗室之内，主客对坐，几缕茶香，静听路老指点迷津。我，也是其中一个呢。记得那次，我在他家品着路老的夫人烹的茶，听着路老对我前几日送给他的短篇小说《知青旧事》一稿的意见。我惊讶这位年近古稀的老人，对我这篇上万字的拙作竟看得那般仔细，记得那么牢，其中的情节、细节张口便可直陈优劣。尤其对其中《打狗》一篇，他根据生活提出了给知青“并点”（几个知青点并在一起）的点子，给后文埋下了悬念和冲突的伏笔，使全篇增添了艺术张力，令我惊赞不已。这篇小说得以顺利发表，仰承的是路老指教之功。那天，路老还结合我的作品谈到“文学不能迎合粗俗，高雅与文学相伴”等一些真知灼见，让我在文学正被时弊污染的年月，呼吸到清新空气一样感到异常振奋。
或许，至今还有人会记起这样一件轶闻旧事。是在丹东文学艺术的土壤刚刚“解冻”之时，文革遗风尚存。我市一名年轻作者发表的短篇小说《底蕴》，因暗含老干部跟不上形势，应及时退出领导岗位的意思，从而触碰了某些人的神经，以致放话欲追究。路老闻讯挺身而出据理力争，才使这位作者幸免于被问责的后果。据相关知情者透露，其时丹东因作品获咎者非止一例，皆凭仗路老以其磊落的人品和威望从中斡旋而得以了之。
哦，我明白了，路老一生所获文学奖多矣，为什么他最看重的是“园丁獎”，这个“奖”更凝聚着他对作者全部的爱！正是路老的善于发现、团结、爱护、培养作者，才使丹东大大加快形成了一支颇有实力和影响的作家群体。著名评论家李作祥在《丹东文学风景素描》一文中指出：“丹东已经崛起，居于全省文坛的显要位置”。而为建造起这道“风景”，路老委实有着筚路蓝缕之功，他堪称是新时期丹东文学的开拓者。
四
路老，还是个出色的文学社会活动家。但凡对发展文学事业有益的事，不管办起来有多难，他都义不容辞地扛在肩上，为之奔走呼号，疏通关节，“劳心”且“劳力”而不足惜，成就的一件件业绩无不令人刮目相看。
先说事关丹东文学事业的一件大事——改刊吧。起因是由路老率省内各市之先创办的文学期刊《杜鹃》，正当向全国发行量高达两万册时，国家有关部门出台新规定：全国市级刊物一律限省内发行，但少数民族刊物除外。对此，省委宣传部领导提出，《杜鹃》如能改刊成《满族文学》应例外。为了改刊成功，争得本刊继续向全国发行的权利，路老踏上了艰辛的奔波之路。在一次次向市委、省委宣传部门打报告之后，他又先后六次赴沈阳向省委宣传部领导请示、沟通，特别是与省民委领导就改刊后由其部门主办事宜反复磋商。几经周折达成共识后，他又马不停蹄三进北京，托人引见，叩访满族书法家启功先生府邸，求其为《满族文学》题写刊名;并又先后叩访爱新觉罗·溥杰、端木蕻良、胡絜青、舒群等名家府邸，求其一一为本刊题了词，成了丹东文学界的盛事。
办理改刊过程说起来简单，实则运作的每一步都很不易。从市到省与牵涉的部门疏通中极尽周折，事无巨细都要路老不停地往返其间亲力亲为，其时间之长、程序之繁、颠簸之累、寒暑之苦，让已近离休年龄的路老备尝艰辛。一次到沈阳正下大雪，市内交通中断。为了不影响办事，他一路趟雪连跐带滑地赶到省民委。当省民委领导看到他像个雪人似的出现在大门口时，感动地亲自为他拍打身上的雪花。1986年3月，当改刊后的《满族文学》终于被批准作为省级刊物向国内外发行，丹东文学界为之奔走相告时，有多少人不仅在嘴上，更是在心里感念地道一声：路老，你有功啊！
作为满族作家、诗人，路老深爱着自己的民族，赋闲后不仅为满族名家编纂立说，还一次次发起和组织了省市及全国性的满族作家大型活动，为发展满族文学事业功不可没。
十几年间，他先后主编出版了《满族诗人诗选》《舒群纪念文集》（与华舒合作）《现代满族英烈传》（与孙辑六合作）《现代满族书画家传略》（与于岱岩合作）《现代满族作家论》。这些书籍，除了艺术价值之外，还有着较高的史料、资料价值，填补了我国满族系列丛书的空白，受到国内满学家的好评。
更值得一提的是，路老积极张罗创办了满族文学基金会，与他人合力成立了辽宁省满族文学会、丹东满族联谊会。年已古稀的他，还多次奔走于丹东、北京之间，与一些热衷于满族文学发展的文友联手，共同发起并组织了全国第一届、第二届“满族文学奖”的评比暨颁奖活动，赢得了国内满族才俊、名家的赞许，也引起了海内外媒体的瞩目。
为此，路老在幕后做着大量繁琐的事情，其中操劳的甘苦，难为局外人所知。而同他一起参与活动筹备的北京满族作家关纪新对此心有戚戚焉，曾撰文写道：“路地好不容易筹集到几个钱，准备作为费用，不敢乱花一文。他到北京后，邀我坐在马路牙子上，敲定了评奖方案。有谁能想到，这样一个全国注目的满族文学大奖，它的第一次预备会竟是这样召开的。”读着亲历者感受至深的文字，我们焉能不为之动情生感？
路老做的这些都是无偿的奉献。路老无愧于文学事业，无愧于他的民族。
五
作为作家的路老，心里始终涌动着创作激情。在做好编辑当好园丁之余，他远离世俗的喧嚣，潜心躬耕文学田园。新时期的十年，他被文革遏制的创作欲望得以喷发，小说、散文、戏剧、曲艺、评论以及编辑手册样样命笔，其创作数量，远超前三十年创作的总和。其间和之后，先后出版了散文集《木舟柳笛》、诗文集《路地散传》和《一个满族家庭的变迁》等专著，编辑出版了《丹东文学创作评论集》和省内外名家对他的诗评以及文友的纪念文章《文友情长》。
一颗不泯的诗心，使他的诗歌更是喷涌迭出，数量居其它创作之首。在形式和内容上，他的诗歌着意独辟蹊径，既不重复别人也不重复自己，用心积蓄着思索的精华，用笔倾吐着心灵的珠玑，打动了无数读者的心，也获得了省内外众多诗家的好评。除了在报刊上陆续发表外，还相继出版了诗集《绿纱窗》《淡淡的紫雾》《鹅黄的柳絮》及近体诗集《人生拾趣》;其中《淡淡的紫雾》荣获全国第四届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奖。
路老八十多高龄诗兴不衰，创作激情不输当年。家住鸭绿江边的他，喜爱与江为伴，情系一江水，从江水多姿多彩的风貌中感悟着世情百态，犹如行吟于江岸的歌者，以江为镜，以情寓诗，写下了五百余首吟诵鸭绿江的诗作，并接连出版了诗集《鸭绿江吟》《续鸭绿江吟》。他以对这条大江明睿、独到的洞察，以江喻人明理，言人之所未言，令读者在他笔下以大江折射的大千世界中，感悟到诗人的人格、情操和人生追求，并以构思新巧，内涵深邃和深厚的艺术功力引起辽宁诗坛的关注和称赞。
对路老诗歌的艺术个性，读者自会见仁见智。但我深知，诗如其人，人品决定诗品。正直的人格，使路老崇尚直面人生，面对真善美，他常常饱含激动的泪水;而对邪恶的丑类，又必愤然而鞭挞。诗之于他纯然是心迹的展露，简约中融汇深刻的哲理，恬淡中闪烁思索的光焰，深沉中昂扬着刚正的风骨。对世间的多少感怀、好恶、欢忧和希冀，都化在了他的一首首诗行里，和着新时代跳动的节律，让我们的心灵一次次受到震动和启迪。
行文至此，蓦然想起路老的长子路绵在为父亲九十诞辰而作的《父亲与书》中说：“您秉烛在前，我们承光于后，沿着这座书籍之桥，传递不息的薪火”。诚哉斯言！传递这薪火的，又何止是路老的儿孙，还有我们一茬茬曾受教于路老的文学晚辈，将沿着路老用一生读过的浩瀚书籍架起的这座“书籍之桥”继续前行，努力学着他那样“咀嚼着先贤培育的桑叶，于是吐出清亮如丝般的诗歌”（路绵语），一如“火传也，不知其尽”！
编后记
路地，《满族文学》杂志创刊人、前主编。编审。生于1928年8月20日，因病于2018年8月29日逝世，享年91岁。路地先生逝世一周年前夕，特发此文，以示我们的怀念。
〔责任编辑 宋长江〕
六十多年的编辑生涯，在辽宁文学界早已是桃李满园的园丁;闲暇勤于笔耕，著书、编书之多令人惊叹;学富五车，德高望重。以我的不才之笔来写他，确乎不自量力了。可我还是愿写写这位让自己從心底景仰的人，哪怕写出他的功德于万一。他，就是在省内外文坛享有盛名的路地老师，人们都由衷地尊他路老。
一
小小的傅家堡，藏在辽宁省岫岩满族自治县洋河乡的大山里，是路老生于斯长于斯的故乡。路老原名傅云生，满族，祖姓富察氏，隶属正黄旗。故乡的土地虽然贫瘠，那里却深扎着传统文化血脉的根。受粗通文墨的祖父影响，路老少小就喜欢听满族民间故事和大鼓艺人演唱的古书段子。尤其“人心不足蛇吞相（宰相）”、《不见黄河心不死》等故事和《薛刚反唐》一类的段子，让他深深迷恋，对“杨贵妃梨花树下香魂散”等许多唱词，也是熟记在心。上学后酷爱读课外书，小小年纪就先后读完了《封神演义》《小八义》等古代小说和伪满时期的一些刊物。每逢春节，在外省当铁路工人的老叔都要给他带些刊物回来，其中《麒麟》等新文艺刊物更引发了他的阅读兴趣，一本《福尔摩斯探案》让他爱不释手，为节省灯油，傍晚坐在碾盘上直读到月上柳梢。他秉承祖父“耕读传家”的理念，在上学和帮助家里做农活的间隙，还将祖父珍藏在旧木箱里的一些唱本和笔记小说悉数读完。祖父写得一手好字，县城“福源昌”等商号的牌匾都出自他的手笔。每至腊月底，是祖父最忙碌的时候。村里家家拿着大红纸登门求祖父写春联，路老就帮着裁纸、研墨，一面耳濡目染地跟祖父习练书法，也学着写春联。祖父忙不过来时，就让他帮着写上几副。路老还试着把祖父对他启蒙第一课“三春花柳三秋月，半日渔樵半夜书”的诗句，写成了一副副春联，贴在自家和一户户邻居的大门上，给乡间的春节增添了几许文化气息。由此，路老记住了祖父本子上的许多春联，而且自成一本，常常吟诵，潜移默化地得其滋养。
路老读小学时，受到有强烈爱国心的王姓老师的指教和影响，跟他学唱的第一首歌是《苏武牧羊》，歌词的内涵深深打动着他，苏武宁愿放羊十九年也不肯向匈奴屈服的爱国精神，更在他心里镌刻下牢牢的印记。他还跟王老师学唱歌曲《春来百花开》，那优美的词曲使他深深陶醉在烂漫、美好的春色里。直到老年怀旧时，他还常常沉醉地放歌一回：“春深如海，春色如黛，春水绿如带，白云快飞开……”每唱，精神必受到振奋，更加眷恋故乡的一草一木。故乡，文化的因子无处不在，正是这些后来被路老本人称为“瘦文化”的“古书段子、民间唱曲和春联”等，在他少年的心田里播下了文化的种子，引他在吸吮传统文化的汁液中孕育了诗情，从而把自己的一生交给了钟情的文学事业。
迷上写作，是在路老念高中时。初出茅庐的他，就把诗歌、小说和散文写上了《工人报》（《沈阳日报》前身）。那字里行间，无不留下了故乡文化对他熏陶的影子。
二
自1947年投身革命几年后，路老便与文学编辑结下了不解之缘。从《辽宁文艺》《文学青年》《鸭绿江》编辑而至《杜鹃》《满族文学》主编，大半生全身心地投入到文学编辑事业中，干得有声有色，硕果累累。辽宁省作家协会1980年3月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他是受大会表扬的四个编辑之一;1987年中国作家协会授予他“文学编辑荣誉证书”，同年丹东市人民政府授予他“园丁奖”;2005年，辽宁省作家协会授予他首届优秀会员“勤耕奖”。
一个人的成长，与其曾经所处过的环境和走过的道路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早在国民党统治时期，路老痛恨国民政府的腐败和黑暗，毅然参加了我党地下组织，曾几度置生死于不顾为我党传送情报;在东北文教队工作期间，为宣传民众迎接解放，曾热血沸腾地参加各项文艺演出;尤其是在抗美援朝战场上，他作为“志愿军后方勤务司令部一分部”有些名声的“路参谋”，为保证部队的后勤供应和前方急需物资的运送，一次次经受了血与火、生与死的考验。正是革命大熔炉火热的战斗岁月，为他“三观”的树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使他成为一个为事业奋不顾身的人。
志存高远的路老深知，要胜任刊物编辑工作，仅有这些还是远远不够的。从干上编辑工作伊始，他就给自己制定了十年读书计划，利用业余时间系统学习、掌握各类文学知识。他先后读了我国各朝代的主要文学作品及文论;西欧文艺复兴时期代表作;法国、俄国作家的作品;马恩列斯毛论文艺、外国的《文艺对话集》《歌德谈话录》;建国后许多中外诗集、诗论、短篇小说集以及新时期的文学理论。读书使他眼界大开，学识日渐丰厚，并在实践中不断探索文学的艺术规律，成为编辑各类稿件的“多面手”。在省刊工作期间，诗歌编辑只有他一人，在完成自己的工作之余，见小说组、评论组忙不过来时，他就常常主动去“顶岗”。1958年，路老从大量来稿中慧眼识珠，亲手选编发稿的小说《一幅画》，被文学巨匠茅盾先生看中，收入由他主编的《全国青年作家短篇小说选》中，更可喜的是茅公还亲自给加了评点。自己的编辑能力得到高水准的首肯和印证，更加坚定了路老终生当个好编辑的信念和决心。
担任《满族文学》主编后，路老深感一个主编的思想、政策、理论水平和胆识，往往会决定办刊的方向。1979年，当文学还没有完全从脱离生活和实际的桎梏中挣脱出来时，他就勇敢地打破常规，在省内率先办起了业余作者读书创作班，选取古今中外名著集体阅读，而且颇有胆识地提出“请现实主义回来”“根据生活体验结构故事”等文学主张（《辽宁日报》给予报道），收到良好的效果。创作班结束不久，我市便有批判红卫兵“打砸抢”的《妈妈石》、批判学大寨中“浮夸风”的《无言论》，批判党内不正之风的《桥》等短篇小说相继问世。这些作品对极左思潮的强烈批判意识，在那个“乍暖还寒”的文学艺术天地里，无疑是大胆而超前的。当全国许多读者还沉湎于“伤痕文学”的悲伤气氛中时，路老又有意识地在1981年3月选发了描写先进工人形象的短篇小说《装卸工和红衣女郎》，并配以评论，呼唤作品应给读者以振奋人心的力量，成为时代的号角。他还频频组织作者下基层，采写具有时代风采的报告文学和诗报告，在刊物上连发特辑。超前的主编意识，使他为刊物在时代的风浪中稳稳掌着舵，保证了始终沿着正确的航向前行。 为加强编辑部的力量，路老求贤若渴，知难而进，想方设法争取把人才吸收进来。他提出并向市委宣传部打报告，并亲身与多方沟通、协调，一直找到市委书记和政府有关部门主要领导，终于将张涛、张素娥由农村调入编辑部工作;又几经周折，将作家王中和、评论家包泉万分别从岫岩满族自治县文化馆和凤城市教育部门调入，使编辑部成为文学人才荟萃之地。事实证明，正是这些人才的加入，对于凝聚、壮大丹东的创作力量，提升创作质量和层次，繁荣我市新时期的文学创作，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为了提高编辑人员素质和专业水平，路老注重走“教学相长，编辑相长”的路子，鼓励他们既编且“创”，在胜任编辑工作的同时也当作家。他还常常同编辑人员一起研究作品的结构和写法，帮助出点子，力促其成功。当年王中和在写短篇小说《黑蝴蝶》时，路老便与他一起把原来的结构推翻，另起炉灶，发表后被《当代满族小说选》收入。路老还注重倾听编辑人员对生活的感受，善于抓住他们的思想“火花”，引导成篇。当他听着贺业安讲起女儿在端午节拉露水一事时，兴奋地说“这是篇很不错的散文”，鼓励他写出来，并协助研究结构，贺业安的散文《露珠》由此而生。在省《文学少年》发表后，很快被省内外和国家級报刊转载，荣获省内当年唯一的一篇优秀散文奖，并被选入《中国年编》。编辑部内，以获1985年辽宁省政府文艺奖的《斗牛人》、获第三届《青年文学》奖的《滚单鼓的老人》等短篇小说以及获“辽宁省首届曹雪芹长篇小说奖”、第四届东北文学长篇小说一等奖的《窑地》步入全国文坛的著名作家张涛，曾在《路地老师》一文中深情地写道：“而对于我个人的作品，他不仅常是第一个读者，而有的在酝酿中，就不止一次地提出意见。而他的意见，又常常是很关键的。”
路老的远见卓识和不凡的胸襟，使《满族文学》逐步形成了一个“重思想、重艺术、重探索、重韵味”的有统一审美标准的，人人能写作品和评论，工作中又能独当一面的群体。尤为值得高兴的是，这一切又在主编一茬茬更换的编辑部里薪火相传，为丹东的文学事业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三
“要对作者有感情，望其成长。”这是路老曾当众说过的掏心窝子的话，更成为他多年来用满腔心血奋力践行的诺言。丹东得路地，是丹东文学事业的幸运;作者得路地老师，更是何等的福气。
路老把“有感情”，实实在在地体现在对作者一以贯之的满腔热忱和不遗余力地“培养”二字上，他视培养作者重于自己的创作，用几十年的心血扶持起一茬茬文学新秀。具体点说，就体现在他与熟悉的或未曾谋面的作者的一次次谈稿件修改事宜的书信里，体现在他与来访作者的一次次促膝交谈中，体现在他常常废寝忘食地为作者润色的字里行间，体现在他把自己的生活体验和灵感毫无保留地注入到作者的作品中去……他像一团炽烈的火焰，虔心竭力地为作者烛照前行的脚步，甘于为别人做嫁衣，其间多少往事，让许多作者一生铭记难忘。
老一点的作者还会记得，路老在编辑部担纲之初，丹东尚未开始营造作者群。他戴着老花镜，每日认真阅读大量来稿，一旦发现有培养价值的“苗子”便如获至宝，采用多种形式着力培养，渐渐营造起浓厚的创作氛围。首先，他以刊物《杜鹃》为依托，很快组建起相对稳定的文学沙龙，组织选拔的“苗子”经常开展活动。他热心为作者联系场地，让作者读自己的作品，大家共同讨论修改意见，互相撞击思想的火花;还围绕创作中出现的问题，请编辑部的其他老师有针对性地介绍自己的创作经验和体会，讲解名著中一些相关的经典情节、细节和技法，为这些“苗子”开发创作潜能，提高创作能力起了不可小觑的作用。后来本地区一批中坚力量作家，都得益过小说沙龙的栽培。
路老还采用举办笔会、创作班、讲习所和召开研讨会等诸多形式，组织作者结合创作实践，深入探讨诸如主题、人物、结构、构思、情节、细节、描写等写作基本知识和创作技巧，为作者在艺术上铺垫扎实的成长之路。1981年的大孤山庙宇笔会，当数其中举办较早的一次。多年后，作家戊子对这次笔会仍记忆犹新，在他的散文《风骨》中有这样的记叙：“约一个月的光景，路老作为主编的几次授课和对初学写作者的殷殷教诲，真使我记忆犹新……他说，作为文人，一是写作不可图解政治和政策，不可追风赶潮，否则，将是你文学艺术上的颗粒无收;二是要追求带有普遍意义的东西，不能污人眼目，要有至善至美，净化心灵，启迪人生，生命羽化了的境界;三是一定要提高阅读和欣赏能力，读那些与自己的心灵可以契合相印，焕发激情的东西，注重读名著原作，正本清源，考察源头。书读多了，才会有坚实的文学功底。”我之所以引用了作者长长的一段话，是想藉此证明，经了如此漫长时光的磨砺和实践的检验，这些话依然在打动着我们，依然是入情在理合乎艺术规律的文学主张和忠告。多年间，有谁记得清，路老类似这样深刻的教诲，有过多少次谆谆响起在作者的耳边。那是他在崎岖文学路上跋涉的心血结晶，句句像春风化雨滋润着饥渴的文学青苗，催生着年青一代的文学梦，使他们不断迸发出创作激情，数十年如一日地在文学田园上耕耘着，收获着。其中的佼佼者于德才，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的《焦大轮子》;林和平以获1987年《小说选刊》优秀作品奖的短篇小说《腊月》、获第四届《小说月报》百花奖和东北三省文学奖的短篇小说《乡长》;王金力以被《小说月报》转载的《发生在春天里》的短篇小说、被《中篇小说选刊》选载的《黄豆芽、绿豆芽》等先后涉足全国文坛。据悉，他们的处女作也都是经了路老之手发出的，他们的一些作品，也大都是经过路老的参与指导而问世的。王金力、林和平在给路老的信中说，写信时“流着眼泪”，不胜感激路地老师对他们的培养之恩。诗人顾芳还由路老联系进入辽大中文系进修二年，并成为《朦胧诗选》的四编者之一。为给业余作者加油鼓劲，路老还在1996年编辑出版了《丹东作家丛书》，由他撰写的序言通篇跃动着对作者一颗赤诚的提挈之心，那谋深思远的劝学，饱含激情的鼓励，对创作整体寄予的深切期望，岂不是向丹东的作者群吹响了向文学进军的“集结号”，召唤着文学创作在丹东大地上的奋起？ 离休后的路老无意享清福，为培养作者依然默默地奉献着。他像一块磁铁，身边总是吸引着许多作者。他经常提供场所，热心为作者看稿“号脉”。他恰切有力的指导，为作品画龙点睛者有之，点石成金者有之，起死回生者亦有之，让作者在探及创作奥妙中提升着文学素养。渐而渐之，他的家也成了作者登门求教的“课堂”。斗室之内，主客对坐，几缕茶香，静听路老指点迷津。我，也是其中一个呢。记得那次，我在他家品着路老的夫人烹的茶，听着路老对我前几日送给他的短篇小说《知青旧事》一稿的意见。我惊讶这位年近古稀的老人，对我这篇上万字的拙作竟看得那般仔细，记得那么牢，其中的情节、细节张口便可直陈优劣。尤其对其中《打狗》一篇，他根据生活提出了给知青“并点”（几个知青点并在一起）的点子，给后文埋下了悬念和冲突的伏笔，使全篇增添了艺术张力，令我惊赞不已。这篇小说得以顺利发表，仰承的是路老指教之功。那天，路老还结合我的作品谈到“文学不能迎合粗俗，高雅与文学相伴”等一些真知灼见，让我在文学正被时弊污染的年月，呼吸到清新空气一样感到异常振奋。
或许，至今还有人会记起这样一件轶闻旧事。是在丹东文学艺术的土壤刚刚“解冻”之时，文革遗风尚存。我市一名年轻作者发表的短篇小说《底蕴》，因暗含老干部跟不上形势，应及时退出领导岗位的意思，从而触碰了某些人的神经，以致放话欲追究。路老闻讯挺身而出据理力争，才使这位作者幸免于被问责的后果。据相关知情者透露，其时丹东因作品获咎者非止一例，皆凭仗路老以其磊落的人品和威望从中斡旋而得以了之。
哦，我明白了，路老一生所获文学奖多矣，为什么他最看重的是“园丁獎”，这个“奖”更凝聚着他对作者全部的爱！正是路老的善于发现、团结、爱护、培养作者，才使丹东大大加快形成了一支颇有实力和影响的作家群体。著名评论家李作祥在《丹东文学风景素描》一文中指出：“丹东已经崛起，居于全省文坛的显要位置”。而为建造起这道“风景”，路老委实有着筚路蓝缕之功，他堪称是新时期丹东文学的开拓者。
四
路老，还是个出色的文学社会活动家。但凡对发展文学事业有益的事，不管办起来有多难，他都义不容辞地扛在肩上，为之奔走呼号，疏通关节，“劳心”且“劳力”而不足惜，成就的一件件业绩无不令人刮目相看。
先说事关丹东文学事业的一件大事——改刊吧。起因是由路老率省内各市之先创办的文学期刊《杜鹃》，正当向全国发行量高达两万册时，国家有关部门出台新规定：全国市级刊物一律限省内发行，但少数民族刊物除外。对此，省委宣传部领导提出，《杜鹃》如能改刊成《满族文学》应例外。为了改刊成功，争得本刊继续向全国发行的权利，路老踏上了艰辛的奔波之路。在一次次向市委、省委宣传部门打报告之后，他又先后六次赴沈阳向省委宣传部领导请示、沟通，特别是与省民委领导就改刊后由其部门主办事宜反复磋商。几经周折达成共识后，他又马不停蹄三进北京，托人引见，叩访满族书法家启功先生府邸，求其为《满族文学》题写刊名;并又先后叩访爱新觉罗·溥杰、端木蕻良、胡絜青、舒群等名家府邸，求其一一为本刊题了词，成了丹东文学界的盛事。
办理改刊过程说起来简单，实则运作的每一步都很不易。从市到省与牵涉的部门疏通中极尽周折，事无巨细都要路老不停地往返其间亲力亲为，其时间之长、程序之繁、颠簸之累、寒暑之苦，让已近离休年龄的路老备尝艰辛。一次到沈阳正下大雪，市内交通中断。为了不影响办事，他一路趟雪连跐带滑地赶到省民委。当省民委领导看到他像个雪人似的出现在大门口时，感动地亲自为他拍打身上的雪花。1986年3月，当改刊后的《满族文学》终于被批准作为省级刊物向国内外发行，丹东文学界为之奔走相告时，有多少人不仅在嘴上，更是在心里感念地道一声：路老，你有功啊！
作为满族作家、诗人，路老深爱着自己的民族，赋闲后不仅为满族名家编纂立说，还一次次发起和组织了省市及全国性的满族作家大型活动，为发展满族文学事业功不可没。
十几年间，他先后主编出版了《满族诗人诗选》《舒群纪念文集》（与华舒合作）《现代满族英烈传》（与孙辑六合作）《现代满族书画家传略》（与于岱岩合作）《现代满族作家论》。这些书籍，除了艺术价值之外，还有着较高的史料、资料价值，填补了我国满族系列丛书的空白，受到国内满学家的好评。
更值得一提的是，路老积极张罗创办了满族文学基金会，与他人合力成立了辽宁省满族文学会、丹东满族联谊会。年已古稀的他，还多次奔走于丹东、北京之间，与一些热衷于满族文学发展的文友联手，共同发起并组织了全国第一届、第二届“满族文学奖”的评比暨颁奖活动，赢得了国内满族才俊、名家的赞许，也引起了海内外媒体的瞩目。
为此，路老在幕后做着大量繁琐的事情，其中操劳的甘苦，难为局外人所知。而同他一起参与活动筹备的北京满族作家关纪新对此心有戚戚焉，曾撰文写道：“路地好不容易筹集到几个钱，准备作为费用，不敢乱花一文。他到北京后，邀我坐在马路牙子上，敲定了评奖方案。有谁能想到，这样一个全国注目的满族文学大奖，它的第一次预备会竟是这样召开的。”读着亲历者感受至深的文字，我们焉能不为之动情生感？
路老做的这些都是无偿的奉献。路老无愧于文学事业，无愧于他的民族。
五
作为作家的路老，心里始终涌动着创作激情。在做好编辑当好园丁之余，他远离世俗的喧嚣，潜心躬耕文学田园。新时期的十年，他被文革遏制的创作欲望得以喷发，小说、散文、戏剧、曲艺、评论以及编辑手册样样命笔，其创作数量，远超前三十年创作的总和。其间和之后，先后出版了散文集《木舟柳笛》、诗文集《路地散传》和《一个满族家庭的变迁》等专著，编辑出版了《丹东文学创作评论集》和省内外名家对他的诗评以及文友的纪念文章《文友情长》。
一颗不泯的诗心，使他的诗歌更是喷涌迭出，数量居其它创作之首。在形式和内容上，他的诗歌着意独辟蹊径，既不重复别人也不重复自己，用心积蓄着思索的精华，用笔倾吐着心灵的珠玑，打动了无数读者的心，也获得了省内外众多诗家的好评。除了在报刊上陆续发表外，还相继出版了诗集《绿纱窗》《淡淡的紫雾》《鹅黄的柳絮》及近体诗集《人生拾趣》;其中《淡淡的紫雾》荣获全国第四届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奖。
路老八十多高龄诗兴不衰，创作激情不输当年。家住鸭绿江边的他，喜爱与江为伴，情系一江水，从江水多姿多彩的风貌中感悟着世情百态，犹如行吟于江岸的歌者，以江为镜，以情寓诗，写下了五百余首吟诵鸭绿江的诗作，并接连出版了诗集《鸭绿江吟》《续鸭绿江吟》。他以对这条大江明睿、独到的洞察，以江喻人明理，言人之所未言，令读者在他笔下以大江折射的大千世界中，感悟到诗人的人格、情操和人生追求，并以构思新巧，内涵深邃和深厚的艺术功力引起辽宁诗坛的关注和称赞。
对路老诗歌的艺术个性，读者自会见仁见智。但我深知，诗如其人，人品决定诗品。正直的人格，使路老崇尚直面人生，面对真善美，他常常饱含激动的泪水;而对邪恶的丑类，又必愤然而鞭挞。诗之于他纯然是心迹的展露，简约中融汇深刻的哲理，恬淡中闪烁思索的光焰，深沉中昂扬着刚正的风骨。对世间的多少感怀、好恶、欢忧和希冀，都化在了他的一首首诗行里，和着新时代跳动的节律，让我们的心灵一次次受到震动和启迪。
行文至此，蓦然想起路老的长子路绵在为父亲九十诞辰而作的《父亲与书》中说：“您秉烛在前，我们承光于后，沿着这座书籍之桥，传递不息的薪火”。诚哉斯言！传递这薪火的，又何止是路老的儿孙，还有我们一茬茬曾受教于路老的文学晚辈，将沿着路老用一生读过的浩瀚书籍架起的这座“书籍之桥”继续前行，努力学着他那样“咀嚼着先贤培育的桑叶，于是吐出清亮如丝般的诗歌”（路绵语），一如“火传也，不知其尽”！
编后记
路地，《满族文学》杂志创刊人、前主编。编审。生于1928年8月20日，因病于2018年8月29日逝世，享年91岁。路地先生逝世一周年前夕，特发此文，以示我们的怀念。
〔责任编辑 宋长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