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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寓言”一词最早见于《庄子·杂篇·寓言》：“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卮言日出，和以天倪。”早在春秋战国时代，寓言这种文学体裁就已经盛行。这一时期的寓言主要是为了表达一种哲学理论，或阐述某种思想观点。到了唐朝随着“古文运动”的开展和深入，柳宗元等人丰富并促进了寓言这种文学形式在中国的发展，使寓言不再像先秦时代一般只是为了阐述一家一派的观点而存在，真正转化为一种独立的文学形式，并不断地成熟和完善起来。纵观我国的古代文学史，柳宗元作为“唐宋八大家之一”，他在文学理论和文学创作上都有极其重要的贡献。他的寓言以讽剌当时的社会制度的弊端，揭露社会矛盾、针砭陈规陋习等为主要目标，具有很强的现实主义色彩。“褒贬讽谕”、“辅时及物”这种鲜明的写作特点，对当时社会产生了非常重大的影响，上至统治者，下至文武百官，乃至市民生活，无一不受其影响。这种写作特点的产生与当时社会的政治格局，文化发展趋势，以及柳宗元个人的宦海沉浮、情感经历都有重要的联系。
一.柳宗元寓言创作的动因
柳宗元使寓言成为一种独立的文学体裁的重要原因在于他寓言创作的“有意为之”。柳宗元的寓言大部分写于被贬永州期间，结合这段时期柳宗元的心态，可看出此时他偏重创作寓言的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其所处的历史阶段和被贬的客观环境所激发，借寓言抒发自己内心的抑郁不平和对保守顽固派进行嘲讽；另一方面是作者个人高深的文学素养和社会实践积累所决定。首先柳宗元是著名的文学家，具有从事寓言创作的有利条件。其次是柳宗元先进的哲学思想，使他有着比较细致的观察力和深刻的分析力，能透过现象认识事物的本质，发掘其根本特征。再次是柳宗元有着长期的社会实践，积累了大量的创作素材。柳宗元阅历丰富，曾身为朝官直接参与了国家的政治生活，对官场、社会的黑暗腐败十分熟悉并有切身感受。他在遭贬之后能够有机会更广泛地接触社会实际，接近下层人民。他把生活实践中所积累的素材，经过很好的提炼而摄取过来，构成了创作的原型，为他的寓言写作提供了充实的材料。
二.柳宗元寓言的思想内容
柳宗元的寓言内容丰富、寓意深远，具有强烈的政治性和高度的哲理性。从其现有的寓言内容来看大致可分为三类：
1、讽刺现实，针砭时弊。柳宗元的寓言以犀利的笔锋，通过生动有趣的故事，全面勾勒出了当时社会中的群丑形象。如《三戒》是作者贬官后写的一组著名的寓言，是由《临江之糜》、《黔之驴》、《永某氏之鼠》三篇短小精炼的寓言构成，作者借麋、驴、鼠三种动物的可悲结局，对社会上那些倚仗人势、色厉内荏、擅威作福的人进行辛辣讽刺，在当时很有现实的针对性和普遍意义。而《憎王孙文》中作者通过描写猿与王孙两种兽类善恶不相容的特点来隐喻当时的政治斗争，赞美了柳宗元曾经参加过的王叔文集团，揭露和鞭挞了宦官、藩镇等顽固旧势力，并且对姑息养奸的皇帝提出责问。《罴说》是一篇含义深刻的寓言。故事虽然简单，却极具吸引力、环环紧扣地描写了一个只会吹竹管引野兽而没有真实本领的猎人的可悲下场、借此辛辣地讽刺那种靠“吹”来欺世惑众的人。
2、抒发自己的政治主张。柳宗元的寓言除了讽刺一类，还有一类是书写自己的所闻所感所思，采用正面说理的形式，发表自己的政治见解。其中《种树郭橐驼传》最为突出，它是一篇类似寓言的人物传记。文中描写的郭橐驼是一位种树的行家，他种的树木长得快，寿命长，产果早，结实多，因此誉满长安。文章写郭橐驼的种树之道是“能顺木之天，以致其性”，详细地介绍了他的经验；其他种树者则反其道而行之，结果树木倍受摧残。文章接着将种树之道“移之官理”，通过郭橐驼之口揭露当时官吏政令苛烦，处处扰乱百姓、侵害百姓生机的现象；又从正面指出官吏治民也应像郭橐驼种树一样，必须顺应百姓的要求，使百姓安居乐业。这反映出他改革弊政的愿望。
3、表达自己的志趣和高尚情操。柳宗元是中唐时期杰出的思想家和政治家。他自幼博览群书，思想比较活跃，对忠臣义士怀有欣赏崇拜和歌颂赞美之情。他在《吊苌弘文》中借对苌弘的赞美，表达了自己对李唐王朝的耿耿忠心。为了振兴唐朝国势、维护统一，他参与了永贞革新运动。永贞革新失败后，贬谪永州，他虽不能参与朝政，但依然以笔为武器，“勤勤勉勉，以中正信义为志，以尧、舜、孔子之道，利安元为务”，从而达到他“报国恩”、“益国事”的目的。无论身处何种境地，心里想的仍然是国家和生民。所以，他的作品中常有为了坚持理想与人格操守而“虽死不憾”的表白。如《瓶赋》里描写瓶盛清水是：“清白可鉴，终不媚私。利泽广大，孰能去之？”用以象征个人廉洁奉公无私无怨的品质和勇于献身的决心。《愚溪对》则采用神话的形式，写出了个人虽遭贬谪处于逆境之中但仍坚强不屈的性格，也反映出他开阔豁达的思想，不因被贬而改变自己的人格理想，也不放弃他所推崇和决心弘扬的“大中之道”。
三.柳宗元寓言的艺术特色
柳宗元的寓言构思精巧，故事完整，情节曲折，内容丰富，含义深刻，风格峭拔矫健、严峻沉郁，同时有又一种优美高洁的情致。语言特色是多用短句，精密含蓄，字凝句炼，刻画人物生动传神，笔锋犀利，简洁明快。每篇寓言都有其特有的风格，总体上有以下特点：
1、讽刺辛辣，幽默传神。强烈的讽刺作用是寓言的重要功能，柳宗元的寓言尤其如此。如《憎王孙文》中对于王孙凶残本质的刻画，《黔之驴》中对于外强中干的驴的描写，《永某氏之鼠》中对于老鼠的可恶可恨、肆无忌惮的神态勾勒，都给予有力的讽刺，从而激起人们对讽刺对象的憎恶和极大的反感，达到了必要的艺术效果。同时，柳宗元的寓言还具有一定的幽默情节，如《蝜蝂传》中对于贪婪官僚死不回头的嘲讽，用“其名，人也，而智则小虫也”，讽刺得既尖锐又幽默。对于蝜蝂的失足跌倒而又本性不改的负重和爬高癖以致死不回头的描写，令人发笑而又回味无穷。
2、以寓言志，借物抒怀。永贞革新失败后柳宗元虽遭流放，但其内心的价值观没有动摇，始终坚持一个人的价值在于能否顺应人性，安定民生，将“尧舜之道”发扬光大，因此在《答周君巢饵药久寿书》中他写道：“生人之性得以安，圣人之道得以光。”此刻，他在官场上已失去了施展抱负的空间，所以他将他的理想埋藏进寓言中。他在《牛赋》一文中，通过对牛“日耕百亩”、“利满天下，皮角见用”的描写，赞美它造福人类和自我牺牲的精神，也坦言“牛虽有功，于己何益”，悲叹自己被贬黜的遭遇与牛的悲惨结局一样。
3、有喻有法，寓旨鲜明。为了将他的观点和思想更明白地表述出来，柳宗元在他的寓言作品中创新了一种写法，即在寓言故事中必定写出一句能够发人深省的语句，即“喻”和“法”的合成。“喻”是一篇简短的寓言，“法”是本篇寓言所显示的教诫。柳宗元吸取中外笔法之精髓，在他的寓言故事里，常常写下令人警醒的惊世之语。如《哀溺》：“且若是，得不有大货之溺大氓者乎？”讽刺了那些利令智昏的人，警告贪婪之人，如不醒悟，必然葬身名利场中。再如《蝜蝂传》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抓住蝜蝂善负物，喜爬高两个特性；第二部分讽刺腐败官僚的贪得无厌。两部分相辅相成，“喻”“法”兼行，寓旨十分鲜明。
参考文献：
[1]柳宗元.《柳宗元集》北京：中华书局，1997.
[2]陈蒲清.《中国古代寓言史》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3.
[3]包启新.《唐宋八大家名篇浅析》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3.
[4]翟满桂.《一代宗师柳宗元》长沙：岳麓书社，2002.
[5]赵萍君.浅论屈原对柳宗元的影响.商洛：商洛学院学报，2007，1.
[6]韩兆琦，李道英.《简明中国文学史》（上）北京：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2006.
熊志敏，湖北大学知行学院人文社会科学系讲师。
一.柳宗元寓言创作的动因
柳宗元使寓言成为一种独立的文学体裁的重要原因在于他寓言创作的“有意为之”。柳宗元的寓言大部分写于被贬永州期间，结合这段时期柳宗元的心态，可看出此时他偏重创作寓言的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其所处的历史阶段和被贬的客观环境所激发，借寓言抒发自己内心的抑郁不平和对保守顽固派进行嘲讽；另一方面是作者个人高深的文学素养和社会实践积累所决定。首先柳宗元是著名的文学家，具有从事寓言创作的有利条件。其次是柳宗元先进的哲学思想，使他有着比较细致的观察力和深刻的分析力，能透过现象认识事物的本质，发掘其根本特征。再次是柳宗元有着长期的社会实践，积累了大量的创作素材。柳宗元阅历丰富，曾身为朝官直接参与了国家的政治生活，对官场、社会的黑暗腐败十分熟悉并有切身感受。他在遭贬之后能够有机会更广泛地接触社会实际，接近下层人民。他把生活实践中所积累的素材，经过很好的提炼而摄取过来，构成了创作的原型，为他的寓言写作提供了充实的材料。
二.柳宗元寓言的思想内容
柳宗元的寓言内容丰富、寓意深远，具有强烈的政治性和高度的哲理性。从其现有的寓言内容来看大致可分为三类：
1、讽刺现实，针砭时弊。柳宗元的寓言以犀利的笔锋，通过生动有趣的故事，全面勾勒出了当时社会中的群丑形象。如《三戒》是作者贬官后写的一组著名的寓言，是由《临江之糜》、《黔之驴》、《永某氏之鼠》三篇短小精炼的寓言构成，作者借麋、驴、鼠三种动物的可悲结局，对社会上那些倚仗人势、色厉内荏、擅威作福的人进行辛辣讽刺，在当时很有现实的针对性和普遍意义。而《憎王孙文》中作者通过描写猿与王孙两种兽类善恶不相容的特点来隐喻当时的政治斗争，赞美了柳宗元曾经参加过的王叔文集团，揭露和鞭挞了宦官、藩镇等顽固旧势力，并且对姑息养奸的皇帝提出责问。《罴说》是一篇含义深刻的寓言。故事虽然简单，却极具吸引力、环环紧扣地描写了一个只会吹竹管引野兽而没有真实本领的猎人的可悲下场、借此辛辣地讽刺那种靠“吹”来欺世惑众的人。
2、抒发自己的政治主张。柳宗元的寓言除了讽刺一类，还有一类是书写自己的所闻所感所思，采用正面说理的形式，发表自己的政治见解。其中《种树郭橐驼传》最为突出，它是一篇类似寓言的人物传记。文中描写的郭橐驼是一位种树的行家，他种的树木长得快，寿命长，产果早，结实多，因此誉满长安。文章写郭橐驼的种树之道是“能顺木之天，以致其性”，详细地介绍了他的经验；其他种树者则反其道而行之，结果树木倍受摧残。文章接着将种树之道“移之官理”，通过郭橐驼之口揭露当时官吏政令苛烦，处处扰乱百姓、侵害百姓生机的现象；又从正面指出官吏治民也应像郭橐驼种树一样，必须顺应百姓的要求，使百姓安居乐业。这反映出他改革弊政的愿望。
3、表达自己的志趣和高尚情操。柳宗元是中唐时期杰出的思想家和政治家。他自幼博览群书，思想比较活跃，对忠臣义士怀有欣赏崇拜和歌颂赞美之情。他在《吊苌弘文》中借对苌弘的赞美，表达了自己对李唐王朝的耿耿忠心。为了振兴唐朝国势、维护统一，他参与了永贞革新运动。永贞革新失败后，贬谪永州，他虽不能参与朝政，但依然以笔为武器，“勤勤勉勉，以中正信义为志，以尧、舜、孔子之道，利安元为务”，从而达到他“报国恩”、“益国事”的目的。无论身处何种境地，心里想的仍然是国家和生民。所以，他的作品中常有为了坚持理想与人格操守而“虽死不憾”的表白。如《瓶赋》里描写瓶盛清水是：“清白可鉴，终不媚私。利泽广大，孰能去之？”用以象征个人廉洁奉公无私无怨的品质和勇于献身的决心。《愚溪对》则采用神话的形式，写出了个人虽遭贬谪处于逆境之中但仍坚强不屈的性格，也反映出他开阔豁达的思想，不因被贬而改变自己的人格理想，也不放弃他所推崇和决心弘扬的“大中之道”。
三.柳宗元寓言的艺术特色
柳宗元的寓言构思精巧，故事完整，情节曲折，内容丰富，含义深刻，风格峭拔矫健、严峻沉郁，同时有又一种优美高洁的情致。语言特色是多用短句，精密含蓄，字凝句炼，刻画人物生动传神，笔锋犀利，简洁明快。每篇寓言都有其特有的风格，总体上有以下特点：
1、讽刺辛辣，幽默传神。强烈的讽刺作用是寓言的重要功能，柳宗元的寓言尤其如此。如《憎王孙文》中对于王孙凶残本质的刻画，《黔之驴》中对于外强中干的驴的描写，《永某氏之鼠》中对于老鼠的可恶可恨、肆无忌惮的神态勾勒，都给予有力的讽刺，从而激起人们对讽刺对象的憎恶和极大的反感，达到了必要的艺术效果。同时，柳宗元的寓言还具有一定的幽默情节，如《蝜蝂传》中对于贪婪官僚死不回头的嘲讽，用“其名，人也，而智则小虫也”，讽刺得既尖锐又幽默。对于蝜蝂的失足跌倒而又本性不改的负重和爬高癖以致死不回头的描写，令人发笑而又回味无穷。
2、以寓言志，借物抒怀。永贞革新失败后柳宗元虽遭流放，但其内心的价值观没有动摇，始终坚持一个人的价值在于能否顺应人性，安定民生，将“尧舜之道”发扬光大，因此在《答周君巢饵药久寿书》中他写道：“生人之性得以安，圣人之道得以光。”此刻，他在官场上已失去了施展抱负的空间，所以他将他的理想埋藏进寓言中。他在《牛赋》一文中，通过对牛“日耕百亩”、“利满天下，皮角见用”的描写，赞美它造福人类和自我牺牲的精神，也坦言“牛虽有功，于己何益”，悲叹自己被贬黜的遭遇与牛的悲惨结局一样。
3、有喻有法，寓旨鲜明。为了将他的观点和思想更明白地表述出来，柳宗元在他的寓言作品中创新了一种写法，即在寓言故事中必定写出一句能够发人深省的语句，即“喻”和“法”的合成。“喻”是一篇简短的寓言，“法”是本篇寓言所显示的教诫。柳宗元吸取中外笔法之精髓，在他的寓言故事里，常常写下令人警醒的惊世之语。如《哀溺》：“且若是，得不有大货之溺大氓者乎？”讽刺了那些利令智昏的人，警告贪婪之人，如不醒悟，必然葬身名利场中。再如《蝜蝂传》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抓住蝜蝂善负物，喜爬高两个特性；第二部分讽刺腐败官僚的贪得无厌。两部分相辅相成，“喻”“法”兼行，寓旨十分鲜明。
参考文献：
[1]柳宗元.《柳宗元集》北京：中华书局，1997.
[2]陈蒲清.《中国古代寓言史》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3.
[3]包启新.《唐宋八大家名篇浅析》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3.
[4]翟满桂.《一代宗师柳宗元》长沙：岳麓书社，2002.
[5]赵萍君.浅论屈原对柳宗元的影响.商洛：商洛学院学报，2007，1.
[6]韩兆琦，李道英.《简明中国文学史》（上）北京：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2006.
熊志敏，湖北大学知行学院人文社会科学系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