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肇政去世了。

　　这个出生于日据时代、年幼时“失语”、直到抗战胜利后才“复声”的作家，一生都在用客家写作、殖民写作和伤痕书写保留民族、家族的历史记忆。作为台湾“大河小说”举足轻重的人物，钟肇政的文学生命也如同浊流汇入江河的隐喻，他笔下的台湾的风物世态、万象众生如同历史的河床，与汹涌奔腾的历史本身共同构成了“大江大河”。
　　钟肇政1925年出生于中国台湾桃园，七岁起“即被迫学习日语，到了进中学时，校内日常所用语言已全部是日语，迨至中学时代，读写不用说，连思考也全是日文”。1945年日本投降之后，钟肇政如饥似渴地学习中文：“用日文思考、起草，然后自译为中文;继而，思考仍用日文，日文句子既成型，即在脑中译为中文，免去写下日文草稿的手续;最后才终于完全跨越语言障碍，能够直接用祖国的语言进行思考和写作了。”
　　“‘创作即翻译’的方式，不独为钟肇政所有，几乎是他们那一代作家所共通的经历。”台湾批评家杨宗翰如是说。
　　被迫学习日语，又历尽辛苦学回母语，如同一个失语的孩子重新学习说话。此后钟肇政在文学生命中，几乎都是呐喊着奔跑的姿态，这样的姿态隐隐约约透露出他对幼时“失语”经历的一种反抗。
　　1951年钟肇政在《自由谈》杂志发表小说处女作《婚后》，从此笔耕不辍，一生写下的作品逾2000万字。虽然他最为脍炙人口的作品是长篇小说《鲁冰花》，但最具文学价值和历史价值的作品则是“浊流三部曲”（《浊流》《江山万里》《流云》）和“台湾人三部曲”（《沉沦》《沧溟行》《插天山之歌》）等。钟肇政的文学理想和美学追求是一以贯之的。在“台湾人三部曲”的扉页上，钟肇政写下“希望着——永远希望着有更多的热爱，遍撒在大地上”这样的语句。爱的希望和对中国人未来的憧憬，形成了钟肇政的文学理想和美学基调：土地、母亲、男人和女人、古朴的民俗、爱情和丑恶、失望与希望、挣扎和无奈的搏斗……個人的悲欢离合被置于历史长河中加以观照。
　　一切书写都无法脱离书写者本人的个体经验，钟肇政亦如是。尽管致力于殖民书写和伤痕书写，但他的书写并不仅限于民族认同这样的宏大命题。在钟肇政的笔下，有勇于担当、成为时代弄潮儿的人，就有留下来守业的沉默的大多数，后者身上更具有人情味，也更具有真实的生存况味。他笔下的知识青年，除了要思索民族未来，更要面对每天贴近肌肤的在现实中无孔不入的贫穷、屈辱和卑微。此刻的钟肇政已经不是用历史语言来讲述他们，而是出于自身生命抒发的需要。历史的宏大一面与灰色的暗影交织，才有了打动人心的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