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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受教于中国传统文化，少年时期便熟读四书五经、楚辞汉赋、史记汉书、唐宋古文、宋明理学以及明末清初大批思想家的文章，拥有了深厚的国学基础和渊博的历史知识。同时，西学东渐之风日盛，他关心时事，阅读了大量改良派的论著，如郑观应的《盛世危言》、冯桂芬的《校庐抗议》、梁启超的《新民说》等，并广泛涉猎十八九世纪欧洲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书籍，如严复翻译的亚当·斯密的《原富》、孟德斯鸠的《法意》、卢梭的《民约论》、约·穆勒的《穆勒名学》、赫胥黎的《天演论》和达尔文关于物种起源方面的书等，由此开拓了西学视野。从青年时起他对西方文化的兴趣更是在国内外时政的风起云涌之中被进一步激发，他一方面汲取一切新知识，一方面在批判反思之中构建出自己的思想。其中，保尔森的《伦理学原理》在他早期思想发展的过程中起到了一个关键性的承前启后的作用。
弗里德里希·保尔森是德国第一位教育学教授和著名的新康德主义者，也是胡塞尔的哲学老师。19世纪后半叶，保尔森开始在全世界拥有广泛影响，出版了大量关于德国大学和预科学校的教育学著作和哲学著作。他的《哲学导论》（Einleitung in die Philosophie，1892）经历了多次重大修订共出版了40 多个版本，被翻译成英文、法文、俄文、中文、日文、荷兰文等，列宁也曾在1903年流亡日内瓦期间读过此书。保尔森的《伦理学体系与国家和社会学说纲要》（System der Ethik mit einem Umriss der Staats- und Gesellschaftslehre，1889）被认为“是迄今为止关于这一主题的最具人性和可读性的书籍之一”，他的写作不仅面向哲学专家，同时也面向那些对实践哲学感兴趣的人，其语言风格通俗易懂，内容多涉及当代伦理和社会现实问题，因此对于抱有极大时代困惑的中国学者具有很强吸引力，对我国思想界产生了重要影响，蔡元培、王国维、鲁迅等学者都深受其启发。
该书分为导论、第一编“人生观与道德哲学的历史纲要”、第二编“基本概念和原则问题”、第三编“德性与义务论”、第四编“社会生活之形态”。日本学者蟹江义丸在1899年将它编译为日文，蟹江氏在序言中曾表明近世伦理学著作汗牛充栋，“其间卓绝恒蹊者，不可以偻指数”，保尔森之作只能算是其中的平实之辈，而他唯独选择此书做翻译，是因为他认为伦理学并不只是叙述事理，而是要为人制定行为标准的，因此不能选择过于极端的学说，否则用于实践危害巨大。平实之说虽看似不能鼓舞兴会，但身体力行却会大有裨益。该书不偏于“大中至正之道”，力图调和动机论与功利论，符合欧洲伦理学之发展趋势。蔡元培认可蟹江氏之见解，根据其编译本于1909年将体系的导论及第二编转译为中文版《伦理学原理》。其后该书在我国的影响力经久不衰，何怀宏与廖申白于1988年又根据蒂利的英译本（A System of Ethics1899）翻译了全书的导论与一至三编。
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读书时，他的老师杨昌济于1917年下半年到1918年上半年以蔡元培译的《伦理学原理》为教材，以“伦理学大要及本国道德之特色”为主题开设修身课。毛泽东仔细研读该书并在其侧做了一万两千余字的批注，这些批注或赞或否、或直指机要或发挥想象，可让我们一窥伟人成长的思想演变。
17岁时，毛泽东在东山学堂学习期间读到了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他赞成康有为、梁启超主张的君主立宪制，对康、梁抱有崇拜之情。但等到他跟随杨昌济系统地学习了伦理学一段时间后，他的思想发生了转变。1917年，他在写给黎锦熙的信中谈到康有为的学理时说道：“似略有本源矣，然细观之，其本源究不能指其实在何处，徒为华言炫听，并无一干竖立、枝叶扶疏之妙”，他对康梁变法的态度也由支持转为否定：“今日变法，俱从枝节入手，如议会、宪法、总统、内阁、军事、实业、教育，一切皆枝节也。”他认为时人对于救国之道都没有找到根本之法，他强调必须“以大本大源为号召”，通过改造和普及哲学、伦理学来变换全国的思想。此处一方面他批评今日之变法中的“教育”是枝节，但另一方面他又认为要普及哲学、伦理学教育。两者看似矛盾，其实并行不悖。毛泽东在此批评的教育主要指技艺性的教学，而他主张的教育是根本性的伦理学哲学教育，力求“思想道德必真必实”，也就是说改革的首要切入口在于国民思想的变革，有了求真务实的思想基础才有其他具体改革措施的成长空间，在《伦理学原理》的批注（以后简称《批注》）中他明确表示“道德哲学在开放之时代尤要”。
而他主张的“本源”，就是“宇宙之真理”，他在信中说道：“天下之生民，各为宇宙之一體，即宇宙之真理，各具于人人之心中”，“今吾以大本大源为号召，天下之心其有不动者乎？天下之心皆动，天下之事有不能为者乎？天下之事可为，国家有不富强幸福者乎？”唯有唤起所有人的自觉，使人人“动心”有了自知之明，了解了救国之道，然后天下之事才大有可为。他此时有明显的观念论的倾向。当保尔森谈到“国民益进化，则能采其过去的历史，以构成理想。而实则全世界文明历史之生活，乃皆观念之所辖也”这一思想时，毛泽东批注曰：“观念造成文明。诚然，诚然。”他的老师杨昌济虽游学日欧近十载，却不是盲目崇拜西学之人，他一方面推崇康德之道德哲学，另一方面自编讲义，以孔孟程朱之学为正宗，参酌古今中西，使之冶于一炉，“所讲不限于西洋之伦理学说，中国先儒如孔孟周程张朱陆王及船山之学说亦间取之。”（《达化斋日记》）毛泽东深受其影响，自如地融汇了中国古典思想之精髓与西学启蒙之概要，将陆九渊的“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陆九渊集》卷二十二）在现象学意义上的自我与世界的关系展现出来。这并非僵硬的自我意识与物质世界的对立问题，而是切实地理解到认识论层面的自我意识的生成过程。但他又不停留于形而上的学术思辨，而是应时代之所需要将求学与救国真理有机结合，因此要了彻这个“宇宙之真理”并不是靠冥思苦想向内求索，而是要不断向外拓展以丰富“他者”之素材，在“尊德性”与“道问学”方面他更偏重于“道问学”。所以他在信中表示他想要做教员、办私塾，“取古代讲学与现今学校二者之长处”，既要“略通国学大要”，又要“出洋求学”，“求西学大要，归仍返于私塾生活”继续深造、教学。
《伦理学原理》其书
弗里德里希·保尔森是德国第一位教育学教授和著名的新康德主义者，也是胡塞尔的哲学老师。19世纪后半叶，保尔森开始在全世界拥有广泛影响，出版了大量关于德国大学和预科学校的教育学著作和哲学著作。他的《哲学导论》（Einleitung in die Philosophie，1892）经历了多次重大修订共出版了40 多个版本，被翻译成英文、法文、俄文、中文、日文、荷兰文等，列宁也曾在1903年流亡日内瓦期间读过此书。保尔森的《伦理学体系与国家和社会学说纲要》（System der Ethik mit einem Umriss der Staats- und Gesellschaftslehre，1889）被认为“是迄今为止关于这一主题的最具人性和可读性的书籍之一”，他的写作不仅面向哲学专家，同时也面向那些对实践哲学感兴趣的人，其语言风格通俗易懂，内容多涉及当代伦理和社会现实问题，因此对于抱有极大时代困惑的中国学者具有很强吸引力，对我国思想界产生了重要影响，蔡元培、王国维、鲁迅等学者都深受其启发。
该书分为导论、第一编“人生观与道德哲学的历史纲要”、第二编“基本概念和原则问题”、第三编“德性与义务论”、第四编“社会生活之形态”。日本学者蟹江义丸在1899年将它编译为日文，蟹江氏在序言中曾表明近世伦理学著作汗牛充栋，“其间卓绝恒蹊者，不可以偻指数”，保尔森之作只能算是其中的平实之辈，而他唯独选择此书做翻译，是因为他认为伦理学并不只是叙述事理，而是要为人制定行为标准的，因此不能选择过于极端的学说，否则用于实践危害巨大。平实之说虽看似不能鼓舞兴会，但身体力行却会大有裨益。该书不偏于“大中至正之道”，力图调和动机论与功利论，符合欧洲伦理学之发展趋势。蔡元培认可蟹江氏之见解，根据其编译本于1909年将体系的导论及第二编转译为中文版《伦理学原理》。其后该书在我国的影响力经久不衰，何怀宏与廖申白于1988年又根据蒂利的英译本（A System of Ethics1899）翻译了全书的导论与一至三编。
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读书时，他的老师杨昌济于1917年下半年到1918年上半年以蔡元培译的《伦理学原理》为教材，以“伦理学大要及本国道德之特色”为主题开设修身课。毛泽东仔细研读该书并在其侧做了一万两千余字的批注，这些批注或赞或否、或直指机要或发挥想象，可让我们一窥伟人成长的思想演变。
宇宙之真理与观念造文明
17岁时，毛泽东在东山学堂学习期间读到了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他赞成康有为、梁启超主张的君主立宪制，对康、梁抱有崇拜之情。但等到他跟随杨昌济系统地学习了伦理学一段时间后，他的思想发生了转变。1917年，他在写给黎锦熙的信中谈到康有为的学理时说道：“似略有本源矣，然细观之，其本源究不能指其实在何处，徒为华言炫听，并无一干竖立、枝叶扶疏之妙”，他对康梁变法的态度也由支持转为否定：“今日变法，俱从枝节入手，如议会、宪法、总统、内阁、军事、实业、教育，一切皆枝节也。”他认为时人对于救国之道都没有找到根本之法，他强调必须“以大本大源为号召”，通过改造和普及哲学、伦理学来变换全国的思想。此处一方面他批评今日之变法中的“教育”是枝节，但另一方面他又认为要普及哲学、伦理学教育。两者看似矛盾，其实并行不悖。毛泽东在此批评的教育主要指技艺性的教学，而他主张的教育是根本性的伦理学哲学教育，力求“思想道德必真必实”，也就是说改革的首要切入口在于国民思想的变革，有了求真务实的思想基础才有其他具体改革措施的成长空间，在《伦理学原理》的批注（以后简称《批注》）中他明确表示“道德哲学在开放之时代尤要”。
而他主张的“本源”，就是“宇宙之真理”，他在信中说道：“天下之生民，各为宇宙之一體，即宇宙之真理，各具于人人之心中”，“今吾以大本大源为号召，天下之心其有不动者乎？天下之心皆动，天下之事有不能为者乎？天下之事可为，国家有不富强幸福者乎？”唯有唤起所有人的自觉，使人人“动心”有了自知之明，了解了救国之道，然后天下之事才大有可为。他此时有明显的观念论的倾向。当保尔森谈到“国民益进化，则能采其过去的历史，以构成理想。而实则全世界文明历史之生活，乃皆观念之所辖也”这一思想时，毛泽东批注曰：“观念造成文明。诚然，诚然。”他的老师杨昌济虽游学日欧近十载，却不是盲目崇拜西学之人，他一方面推崇康德之道德哲学，另一方面自编讲义，以孔孟程朱之学为正宗，参酌古今中西，使之冶于一炉，“所讲不限于西洋之伦理学说，中国先儒如孔孟周程张朱陆王及船山之学说亦间取之。”（《达化斋日记》）毛泽东深受其影响，自如地融汇了中国古典思想之精髓与西学启蒙之概要，将陆九渊的“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陆九渊集》卷二十二）在现象学意义上的自我与世界的关系展现出来。这并非僵硬的自我意识与物质世界的对立问题，而是切实地理解到认识论层面的自我意识的生成过程。但他又不停留于形而上的学术思辨，而是应时代之所需要将求学与救国真理有机结合，因此要了彻这个“宇宙之真理”并不是靠冥思苦想向内求索，而是要不断向外拓展以丰富“他者”之素材，在“尊德性”与“道问学”方面他更偏重于“道问学”。所以他在信中表示他想要做教员、办私塾，“取古代讲学与现今学校二者之长处”，既要“略通国学大要”，又要“出洋求学”，“求西学大要，归仍返于私塾生活”继续深造、教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