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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化性和文学性是美国华裔文学创作和欣赏的两个维度，两者应该共生共荣而不是此消彼长甚至互为消解。本文基于这两个维度从创作背景、个人经历和创作目的三个方面，来分析林语堂和哈金这两位美国华裔作家的英文小说，以此关照美国华裔文学的发展和繁荣。
关键词：林语堂；哈金；英语小说；比较研究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此前，鲜见研究者将生活在不同时代的林语堂和哈金这两位华裔美国作家并置在一起进行讨论和研究。对于哈金这位美国华裔文学的新秀，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他在美国华裔文学中所获得的褒贬不一的评价。美国华裔文学正承受着前所未有的关注，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不同于其他研究美国华裔文学的角度，笔者对两人的并置研究是基于两人具有诸多让人惊叹的相似之处。本文希望通过两人的创作背景、个人经历以及创作目的三个侧面分析两人英语小说的素材、语言风格和叙事技巧，以此来关照美国华裔文学的发展和繁荣。
一 创作背景
本文所关注的林语堂英语小说的创作背景主要指的是1936年至上世纪60年代这段时间。在赛珍珠的帮助下，林语堂在上世纪30年代中期离开当时时局混乱的中国，举家赴美，从此，在美国醉心于用英语讲述中国人的经验。他的英文小说《京华烟云》（1939）、《风声鹤唳》（1940）、《朱门》（1953）等基本上都是在美国完成的。
哈金长篇小说的创作时间大致在上世纪80年代至本世纪初的20年间。这一阶段正是美国华裔文学的繁荣时期，出现了大量美国华裔作家，如汤婷婷、谭恩美、任碧莲、伍慧明等，创作了很多讲述中国人在美国经验的作品。但哈金在其主要的长篇小说中讲述的是中国人在上世纪50至80年代这个特殊时代下的经验。哈金在此期间凭借《在池塘》（1998）、《等待》（1999）、《疯狂》（2002）、《战争垃圾》（2004）等长篇小说获得了笔会福克纳小说奖、美国国家图书奖等奖项。因此，两人都是在美国凭借讲述中国人的经验获得了文学创作上的巨大成功。
对林语堂而言，中国面临的日本侵略、美国面临的战后精神危机、同鲁迅在文学志向上的嫌隙，使得他带着娴熟得如同母语一样的英文前往美国。讲述中国人的经验、传播中国的文化自然就成了他的使命。而哈金同林语堂则有着不一样的创作背景。首先，哈金留在美国走上文学创作的初衷不同于林语堂。1989年，哈金在即将获得博士学位时却决定不回国了。至此，为了能在美国生存下来，写作成了他获得面包的惟一可行方法。其次，不同于汤婷婷等第二代、第三代美国华裔作家的作品，哈金的小说突然打开了另一扇展示中国人的经验、中国文化的窗口，尤其是中国在上世纪50至80年代的影像，如文化大革命；而这，恰恰满足了西方读者对这段历史的好奇。
林语堂和哈金自觉或不自觉地把自身所处的时代背景纳入到了小说的创作之中，他们在美国的创作上都有一个共同点：距离感产生出的反思情结。由于作者在创作之时的距离感让两人能更加深刻地描述中国人在中国的经验。当我们在欣赏两人小说中极具时代意义的中国人经验时，更应该关注的是他们这种对于自己根文化的深刻反思，而不是一味地指责他们为了迎合西方所犯下的“自我东方主义”的错误。
二 个人经历
林语堂，1895年10月10日生人，祖籍福建，其父母都是基督教徒，因此，西方的思想理念，尤其是基督教文化对林语堂影响甚深。1916年大学毕业后，林语堂先后在清华大学、美国哈佛大学和德国莱比锡大学研究学习，并先后获得了硕士和博士学位，在此期间，语言学一直是他的主修方向。1923年回国后，他先后在北京大学等多所大学从事英语教学工作。
哈金原名金雪飞，1956年出生于大连金州一个军官家庭，十四岁时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六年之后，他离开军队去上大学，不久文化大革命开始。1977年高考制度恢复后，他以优异的成绩被黑龙江大学英语系录取，本科毕业后在山东大学学习并取得美国文学硕士学位。1985年移居美国，1986年以“哈金”为笔名发表第一首英语诗，其后还著有短篇小说、长篇小说和论文集等英语作品。这样的人生履历清晰地说明哈金英文创作的成功跟林语堂很不一样。他在去美国之前并没有进行过任何英语创作。他的英语创作开始并不是小说，而是诗歌。这两个不同点能帮助笔者对林语堂和哈金在英语小说创作中的语言和叙事风格进行分析。
1 语言风格
林语堂在去美国之前其实已经在文坛颇有声望了。除了中文作品之外，林语堂已经有大量的英文作品面世，拥有了英语读者群。后来由于赛珍珠的提携，加上庄台公司老板华尔希帮助打理图书市场，林语堂很快在美国奠定了名声。不难发现，林语堂日后在小说中用英语“对外讲中”的巨大成功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他深厚的英语语言功底。很多研究林语堂中文散文的学者指出，林语堂的笔调平和闲适、慢条斯理；幽默亦庄亦谐、兴趣盎然。林氏这种幽默闲适的风格在他的小说创作中演化成了语言的机敏、平和、纯熟。这样的语言风格同林语堂个人经历，包括教育、性情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这种语言风格源自林语堂成长经历中所熏染的幽默气质，得益于去美之初生活的优裕，而纯熟自然归因于其学贯中西的广博见闻。如在《京华烟云》中，林语堂为了区别文言文和白话文的不同，用了一个妙趣横生的比喻——优雅女士沙龙里突然闯进一群来抢亲的乡下新郎，有的觉得粗俗，没教养，简直让人毛骨悚然；而也有人认为直接、有趣，让人心满意足——从而把白话文和文言文的不同之处讲解得惟妙惟肖，其间全然没有一般人期待的高深晦涩的专业术语。
很多学者普遍认为哈金的语言简约，属于现实主义（甚至超现实主义）派。英语之于哈金不同于英语之于林语堂：哈金去了美国之后迫于生计用英语进行创作。这个选择意味着哈金不可能像林语堂那样娴熟自如地运用英文，每一句话每一个段落每一个章节只能踏踏实实地写，如此谨慎的态度容不得些许游戏，因此反复修改就成了哈金在英文语言功底上磨练自己的最好方法。当一个句子被修改过十遍后，剩下的就是平静的叙述，克制的语调和深邃的洞察了。如《等待》里，哈金（2000：95）描写淑玉想跟孔林再生一个儿子时，运用了极具生活气息的白描写实，简单的词汇却把这个贤惠得近乎卑微的农村妻子刻画得栩栩如生：“脸埋得很低”，“在床沿坐下”“怯怯地问”，“我不是个不要脸的女人”，“她站起身走了出去，肩膀垂得更低了。”在这样的白描中，哪怕是英文词汇量不大的一般读者也能毫不费力地捕捉到哈金对人性的细腻而深刻的触摸，因为只有这种最简单质朴的描述才最容易在普通读者中激起内心深处最真挚的共鸣。 2 叙事风格
就叙事风格而言，林语堂小说深受中国古典小说的影响：《京华烟云》、《风声鹤唳》和《朱门》都选择了波澜壮阔的中国近现代史为故事背景，运用中国古典小说常见的史诗结构。这三部英文小说都围绕古典小说所聚焦的“家”“国”，其中贯穿了中国人丰富的情感和厚重文化，因而无论是情节还是人物都呈现出中国古典小说恢弘的叙事体系。事实上，当林语堂到北平后，就以极大的热情、新鲜的感觉、独特的思维、明朗的态度和坚定的信念对中国古典小说进行观照、反思和取舍。《京华烟云》作为现代版的《红楼梦》自不待言，《风声鹤唳》续写了《京华烟云》，仍然把个人命运与民族前途放置在抗日战争中描摹；《朱门》则把杜柔安和李飞的爱情搁置到了30年代初的中国西北部，情节跌宕起伏。
哈金的作品在结构上大多平铺展开，通过人物的命运，展现人与社会的紧张关系。例如在《等待》《疯狂》《在池塘》等作品里都看不到高大英勇的英雄人物、柳暗花明的险情、壮阔的航程及远大的目标这些宏大叙事的要素，总体上仍遵守了开端—发展—高潮—结局的经典现实主义情节布局，其间一个个小人物卑微渺小的故事不具备很强的故事性，平淡却又极其深刻。哈金自己曾经解释说，西方文化对他的渲染使他的文学作品尤其是长篇小说有俄罗斯伟大作家的影子，最为明显的是契诃夫式的叙事技巧。哈金这种俄式写实风格是在他去美国后形成的。美国很多大学的英语系设有写作班，其中很多课程是关于这样的西方写作风格训练的。1990年后，哈金在波士顿大学的写作班先后上过也教过这样的课程。
同为英语讲述的中国人经验，林语堂和哈金可以说为当下的美国华裔作家提供了两个参照：中国古典小说关照下的创作范式和西方写作训练下的创作范式。但无论哪种语言风格，何种叙事技巧，其实都是作者个人在体验了某些经历过后做出的适应彼时的选择。这种选择不是一朝一夕做出的，其间既有作者审度时势的考虑，也有自身创作素养的经年累积。对于眼下华裔作家的英文创作来说，这种选择的过程远比最终选择的结果要重要得多。
三 创作目的
作家进行文学创作总会出于某种目的，多数伟大的作家经常充当某种社会需求之传声筒的角色，比如林语堂。江帆认为，林语堂创作英文小说目的就是为了向西方介绍中国的传统文化。甚至林语堂本人也认为自己英语小说具有很强的宣传中国传统文化的功能。在请求郁达夫将《京华烟云》译为中文的信中，林语堂就明确提出《京华烟云》实现了其“对外讲中”的目的。其后的《风声鹤唳》和《朱门》也契合了林语堂的创作目的：展现丰富的中国物质文化（主要是生活方式）和宣扬博大的中国精神文化（主要是人生哲理）。
哈金说他的创作是通过文学来展现真实的自己，一个具体的可以触摸得到的人，而不是一个空泛的抽象的国家或者区域，即通过他的作品探讨不同文化下共通的人性。哈金曾经提出的“伟大的中国小说”的概念可以看作是其这一创作目的的延伸：《等待》细腻、深刻地描述了在特定年代背景下一群小人物的生活，其中包含的同情很容易获得那些经历过那段历史的中国人的认同。其后的《疯狂》、《战争垃圾》也通过一个个原本平凡的小人物展现了特定时代的精神危机，暴露了特殊环境下人性的脆弱，非常态政治历史背景对人性的扭曲等。
林语堂和哈金似乎秉持了不同的创作目的，但无论是为了向西方介绍中国传统文化，还是深刻地探讨人性，其实都可以体会到两人对于社会需求的感召。这种来自社会启蒙精神的呼唤，让林语堂创作出《京华烟云》等极富中国传统文化色彩的英文小说，从而让沉寂了差不多六十年的关于中国人经验的华裔文学又开始繁荣起来。同样是这种来自社会启蒙精神的呼唤，让哈金同与很多以单纯地揭中国历史疮疤和痛苦记忆的那些纪实文学有所不同。可以说，林语堂和哈金在各自的创作目的下，完成了或者正在完成华裔作家的文学使命。
四 结语
相隔了几乎半个世纪的两位美国华裔作家林语堂和哈金，在美国用英语描写中国人在中国的经验，并且都因此在美国华裔文学界建立了赫赫之名，这明显区别于其他华裔作家在美国描写中国人在美国的经验的成功，例如汤婷婷、谭恩美、任碧莲等美国华裔作家。对林语堂和哈金小说的对比分析是为了让华裔美国文学这一美国少数族裔文学能突破原先第二代甚至第三代移民作家所关注的身份焦虑、文化认同等问题，通过中华民族本身的经验书写，找到华裔美国文学在美国乃至世界这个多元文化大背景下调整、整合共同繁荣的方向。
注：本文系乐山师范学院科研课题“林语堂与哈金小说的比较研究——基于文化性和文学性的讨论”（项目号：S1118）的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1] Ha Jin.Waiting.New York:Vintage,2000:95.
[2] Yutang,Lin.Moment In Peking[M].Beijing: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1998:576.
[3] 崔杰：《林语堂的个性在其创作中的体现》，《现代语文（文学研究）》，2009年第4期。
[4] 胡春梅：《两个“中心”之间：论哈金的文学作品兼及海外华人作家的文学创作》，《世界文学评论》，2006年第2期。
[5] 江帆、范若恩：《假想的文化守成主义和变形的镜子——论林语堂英语小说》，《安徽大学学报》，2007年第2期。
[6] 李平：《书写差异：林语堂同一作品在中美的不同策略》，《阅江学刊》，2010年第2期。
[7] 王兆胜：《林语堂与中国古典小说》，《海南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第5期。
作者简介：陈燕琼，女，1980—，四川峨眉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跨文化交际、华裔美国文学，工作单位：乐山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
关键词：林语堂；哈金；英语小说；比较研究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此前，鲜见研究者将生活在不同时代的林语堂和哈金这两位华裔美国作家并置在一起进行讨论和研究。对于哈金这位美国华裔文学的新秀，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他在美国华裔文学中所获得的褒贬不一的评价。美国华裔文学正承受着前所未有的关注，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不同于其他研究美国华裔文学的角度，笔者对两人的并置研究是基于两人具有诸多让人惊叹的相似之处。本文希望通过两人的创作背景、个人经历以及创作目的三个侧面分析两人英语小说的素材、语言风格和叙事技巧，以此来关照美国华裔文学的发展和繁荣。
一 创作背景
本文所关注的林语堂英语小说的创作背景主要指的是1936年至上世纪60年代这段时间。在赛珍珠的帮助下，林语堂在上世纪30年代中期离开当时时局混乱的中国，举家赴美，从此，在美国醉心于用英语讲述中国人的经验。他的英文小说《京华烟云》（1939）、《风声鹤唳》（1940）、《朱门》（1953）等基本上都是在美国完成的。
哈金长篇小说的创作时间大致在上世纪80年代至本世纪初的20年间。这一阶段正是美国华裔文学的繁荣时期，出现了大量美国华裔作家，如汤婷婷、谭恩美、任碧莲、伍慧明等，创作了很多讲述中国人在美国经验的作品。但哈金在其主要的长篇小说中讲述的是中国人在上世纪50至80年代这个特殊时代下的经验。哈金在此期间凭借《在池塘》（1998）、《等待》（1999）、《疯狂》（2002）、《战争垃圾》（2004）等长篇小说获得了笔会福克纳小说奖、美国国家图书奖等奖项。因此，两人都是在美国凭借讲述中国人的经验获得了文学创作上的巨大成功。
对林语堂而言，中国面临的日本侵略、美国面临的战后精神危机、同鲁迅在文学志向上的嫌隙，使得他带着娴熟得如同母语一样的英文前往美国。讲述中国人的经验、传播中国的文化自然就成了他的使命。而哈金同林语堂则有着不一样的创作背景。首先，哈金留在美国走上文学创作的初衷不同于林语堂。1989年，哈金在即将获得博士学位时却决定不回国了。至此，为了能在美国生存下来，写作成了他获得面包的惟一可行方法。其次，不同于汤婷婷等第二代、第三代美国华裔作家的作品，哈金的小说突然打开了另一扇展示中国人的经验、中国文化的窗口，尤其是中国在上世纪50至80年代的影像，如文化大革命；而这，恰恰满足了西方读者对这段历史的好奇。
林语堂和哈金自觉或不自觉地把自身所处的时代背景纳入到了小说的创作之中，他们在美国的创作上都有一个共同点：距离感产生出的反思情结。由于作者在创作之时的距离感让两人能更加深刻地描述中国人在中国的经验。当我们在欣赏两人小说中极具时代意义的中国人经验时，更应该关注的是他们这种对于自己根文化的深刻反思，而不是一味地指责他们为了迎合西方所犯下的“自我东方主义”的错误。
二 个人经历
林语堂，1895年10月10日生人，祖籍福建，其父母都是基督教徒，因此，西方的思想理念，尤其是基督教文化对林语堂影响甚深。1916年大学毕业后，林语堂先后在清华大学、美国哈佛大学和德国莱比锡大学研究学习，并先后获得了硕士和博士学位，在此期间，语言学一直是他的主修方向。1923年回国后，他先后在北京大学等多所大学从事英语教学工作。
哈金原名金雪飞，1956年出生于大连金州一个军官家庭，十四岁时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六年之后，他离开军队去上大学，不久文化大革命开始。1977年高考制度恢复后，他以优异的成绩被黑龙江大学英语系录取，本科毕业后在山东大学学习并取得美国文学硕士学位。1985年移居美国，1986年以“哈金”为笔名发表第一首英语诗，其后还著有短篇小说、长篇小说和论文集等英语作品。这样的人生履历清晰地说明哈金英文创作的成功跟林语堂很不一样。他在去美国之前并没有进行过任何英语创作。他的英语创作开始并不是小说，而是诗歌。这两个不同点能帮助笔者对林语堂和哈金在英语小说创作中的语言和叙事风格进行分析。
1 语言风格
林语堂在去美国之前其实已经在文坛颇有声望了。除了中文作品之外，林语堂已经有大量的英文作品面世，拥有了英语读者群。后来由于赛珍珠的提携，加上庄台公司老板华尔希帮助打理图书市场，林语堂很快在美国奠定了名声。不难发现，林语堂日后在小说中用英语“对外讲中”的巨大成功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他深厚的英语语言功底。很多研究林语堂中文散文的学者指出，林语堂的笔调平和闲适、慢条斯理；幽默亦庄亦谐、兴趣盎然。林氏这种幽默闲适的风格在他的小说创作中演化成了语言的机敏、平和、纯熟。这样的语言风格同林语堂个人经历，包括教育、性情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这种语言风格源自林语堂成长经历中所熏染的幽默气质，得益于去美之初生活的优裕，而纯熟自然归因于其学贯中西的广博见闻。如在《京华烟云》中，林语堂为了区别文言文和白话文的不同，用了一个妙趣横生的比喻——优雅女士沙龙里突然闯进一群来抢亲的乡下新郎，有的觉得粗俗，没教养，简直让人毛骨悚然；而也有人认为直接、有趣，让人心满意足——从而把白话文和文言文的不同之处讲解得惟妙惟肖，其间全然没有一般人期待的高深晦涩的专业术语。
很多学者普遍认为哈金的语言简约，属于现实主义（甚至超现实主义）派。英语之于哈金不同于英语之于林语堂：哈金去了美国之后迫于生计用英语进行创作。这个选择意味着哈金不可能像林语堂那样娴熟自如地运用英文，每一句话每一个段落每一个章节只能踏踏实实地写，如此谨慎的态度容不得些许游戏，因此反复修改就成了哈金在英文语言功底上磨练自己的最好方法。当一个句子被修改过十遍后，剩下的就是平静的叙述，克制的语调和深邃的洞察了。如《等待》里，哈金（2000：95）描写淑玉想跟孔林再生一个儿子时，运用了极具生活气息的白描写实，简单的词汇却把这个贤惠得近乎卑微的农村妻子刻画得栩栩如生：“脸埋得很低”，“在床沿坐下”“怯怯地问”，“我不是个不要脸的女人”，“她站起身走了出去，肩膀垂得更低了。”在这样的白描中，哪怕是英文词汇量不大的一般读者也能毫不费力地捕捉到哈金对人性的细腻而深刻的触摸，因为只有这种最简单质朴的描述才最容易在普通读者中激起内心深处最真挚的共鸣。 2 叙事风格
就叙事风格而言，林语堂小说深受中国古典小说的影响：《京华烟云》、《风声鹤唳》和《朱门》都选择了波澜壮阔的中国近现代史为故事背景，运用中国古典小说常见的史诗结构。这三部英文小说都围绕古典小说所聚焦的“家”“国”，其中贯穿了中国人丰富的情感和厚重文化，因而无论是情节还是人物都呈现出中国古典小说恢弘的叙事体系。事实上，当林语堂到北平后，就以极大的热情、新鲜的感觉、独特的思维、明朗的态度和坚定的信念对中国古典小说进行观照、反思和取舍。《京华烟云》作为现代版的《红楼梦》自不待言，《风声鹤唳》续写了《京华烟云》，仍然把个人命运与民族前途放置在抗日战争中描摹；《朱门》则把杜柔安和李飞的爱情搁置到了30年代初的中国西北部，情节跌宕起伏。
哈金的作品在结构上大多平铺展开，通过人物的命运，展现人与社会的紧张关系。例如在《等待》《疯狂》《在池塘》等作品里都看不到高大英勇的英雄人物、柳暗花明的险情、壮阔的航程及远大的目标这些宏大叙事的要素，总体上仍遵守了开端—发展—高潮—结局的经典现实主义情节布局，其间一个个小人物卑微渺小的故事不具备很强的故事性，平淡却又极其深刻。哈金自己曾经解释说，西方文化对他的渲染使他的文学作品尤其是长篇小说有俄罗斯伟大作家的影子，最为明显的是契诃夫式的叙事技巧。哈金这种俄式写实风格是在他去美国后形成的。美国很多大学的英语系设有写作班，其中很多课程是关于这样的西方写作风格训练的。1990年后，哈金在波士顿大学的写作班先后上过也教过这样的课程。
同为英语讲述的中国人经验，林语堂和哈金可以说为当下的美国华裔作家提供了两个参照：中国古典小说关照下的创作范式和西方写作训练下的创作范式。但无论哪种语言风格，何种叙事技巧，其实都是作者个人在体验了某些经历过后做出的适应彼时的选择。这种选择不是一朝一夕做出的，其间既有作者审度时势的考虑，也有自身创作素养的经年累积。对于眼下华裔作家的英文创作来说，这种选择的过程远比最终选择的结果要重要得多。
三 创作目的
作家进行文学创作总会出于某种目的，多数伟大的作家经常充当某种社会需求之传声筒的角色，比如林语堂。江帆认为，林语堂创作英文小说目的就是为了向西方介绍中国的传统文化。甚至林语堂本人也认为自己英语小说具有很强的宣传中国传统文化的功能。在请求郁达夫将《京华烟云》译为中文的信中，林语堂就明确提出《京华烟云》实现了其“对外讲中”的目的。其后的《风声鹤唳》和《朱门》也契合了林语堂的创作目的：展现丰富的中国物质文化（主要是生活方式）和宣扬博大的中国精神文化（主要是人生哲理）。
哈金说他的创作是通过文学来展现真实的自己，一个具体的可以触摸得到的人，而不是一个空泛的抽象的国家或者区域，即通过他的作品探讨不同文化下共通的人性。哈金曾经提出的“伟大的中国小说”的概念可以看作是其这一创作目的的延伸：《等待》细腻、深刻地描述了在特定年代背景下一群小人物的生活，其中包含的同情很容易获得那些经历过那段历史的中国人的认同。其后的《疯狂》、《战争垃圾》也通过一个个原本平凡的小人物展现了特定时代的精神危机，暴露了特殊环境下人性的脆弱，非常态政治历史背景对人性的扭曲等。
林语堂和哈金似乎秉持了不同的创作目的，但无论是为了向西方介绍中国传统文化，还是深刻地探讨人性，其实都可以体会到两人对于社会需求的感召。这种来自社会启蒙精神的呼唤，让林语堂创作出《京华烟云》等极富中国传统文化色彩的英文小说，从而让沉寂了差不多六十年的关于中国人经验的华裔文学又开始繁荣起来。同样是这种来自社会启蒙精神的呼唤，让哈金同与很多以单纯地揭中国历史疮疤和痛苦记忆的那些纪实文学有所不同。可以说，林语堂和哈金在各自的创作目的下，完成了或者正在完成华裔作家的文学使命。
四 结语
相隔了几乎半个世纪的两位美国华裔作家林语堂和哈金，在美国用英语描写中国人在中国的经验，并且都因此在美国华裔文学界建立了赫赫之名，这明显区别于其他华裔作家在美国描写中国人在美国的经验的成功，例如汤婷婷、谭恩美、任碧莲等美国华裔作家。对林语堂和哈金小说的对比分析是为了让华裔美国文学这一美国少数族裔文学能突破原先第二代甚至第三代移民作家所关注的身份焦虑、文化认同等问题，通过中华民族本身的经验书写，找到华裔美国文学在美国乃至世界这个多元文化大背景下调整、整合共同繁荣的方向。
注：本文系乐山师范学院科研课题“林语堂与哈金小说的比较研究——基于文化性和文学性的讨论”（项目号：S1118）的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1] Ha Jin.Waiting.New York:Vintage,2000:95.
[2] Yutang,Lin.Moment In Peking[M].Beijing: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1998:576.
[3] 崔杰：《林语堂的个性在其创作中的体现》，《现代语文（文学研究）》，2009年第4期。
[4] 胡春梅：《两个“中心”之间：论哈金的文学作品兼及海外华人作家的文学创作》，《世界文学评论》，2006年第2期。
[5] 江帆、范若恩：《假想的文化守成主义和变形的镜子——论林语堂英语小说》，《安徽大学学报》，2007年第2期。
[6] 李平：《书写差异：林语堂同一作品在中美的不同策略》，《阅江学刊》，2010年第2期。
[7] 王兆胜：《林语堂与中国古典小说》，《海南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第5期。
作者简介：陈燕琼，女，1980—，四川峨眉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跨文化交际、华裔美国文学，工作单位：乐山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