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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新中国的事业进程中的每一个大的决策的决定和执行，当然也包括1957年的整风和反右派斗争，周恩来都担当了极其重要的角色。
整风运动决策的主要参与者
1956年初至1957年春，国内国际形势发生一些重要变化。我国在基本实现社会主义改造之后，不少人对新的社会制度还不能马上适应，再加上党和一些政府工作部门存在主观主义、官僚主义作风，引起一些群众的不满，因此出现了一些以前很少出现的情况，发生了诸如工人罢工、农民退社、学生闹事、复员军人集体请愿等社会群体性事件。
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说道：“这些人闹事的直接的原因，是有一些物质上的要求没有得到满足;而这些要求，有些是应当和可能解决的，有些是不适当的和要求过高、一时还不能解决的。但是发生闹事的更重要的因素，还是领导上的官僚主义。这种官僚主义的错误，有一些是要由上级机关负责，不能全怪下面。闹事的另一个原因是对于工人、学生缺乏思想政治教育。”“为了从根本上消灭发生闹事的原因，必须坚决地克服官僚主义，很好地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恰当地处理各种矛盾。”
在稍后的3月12日的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又提出，要在适当的时候重新提倡新的整风来克服党内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的作风。毛泽东的这两次讲话，在党内外引起巨大反响。
周恩来对毛泽东的上述讲话有格外深切的体会，因为他还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到了坚决地克服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和恰当地处理各种矛盾的重要性。
当时在国际出现了一些复杂的情况。苏共二十大和赫鲁晓夫在大会上作《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以及波兰、匈牙利事件，在我国国内引起一些人的思想波动。
周恩来于1956年11月至1957年2月，访问亚欧十一个国家。其中对波兰和匈牙利的访问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
这两个国家当时都是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国家，当时都经历了严重的的群体事件，对两个国家都造成了严重的损失。
回国后，周恩来联系他在波兰匈牙利还有苏联访问了解到的情况，结合国内群体事件频发的实际，在各种场合强调了共产党开门整风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他说：匈牙利事件的教训“促醒了社会主义国家要自己考虑自己的问题”，应该把我们社会主义国家自己搞好，这是根本大计，这就首先要承认国内的矛盾，要正确处理国内的矛盾。
他进一步指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首先要在党内搞通，使党本身能够认识、掌握和解决这个问题。“领导者永远依靠广大人民群众”，“我们党有个走群众路线的传统，还有一个传统是整风，整风就如人脏了要洗脸。”因此，周恩来十分赞成毛泽东提出的“在适当的时候要重新提倡新的整风”。1957年4月13日，周恩来还主持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了《关于整风运动的决定（草案）》。
坚定地支持反右派斗争
整风初期，运动是健康地向前发展的。毛泽东肯定了开门整风的成果，指出：开展整风“这是天下第一大事”，“不整风党就会毁了”。而且认为“党外人士对我们的批评，不管如何尖锐，包括北京大学傅鹰化学教授在内，基本上是诚恳的，正确的。这类批评占百分之九十以上，对于我们党整风，改正缺点错误，大有利益。”
但是，随着形势的发展，报纸上发表的一些报道、评论越来越给人一种印象：似乎中国共产党的各级领导都发生了严重问题，这些问题不是局部的，而是全局的，根源就在于党委（党组）领导负责制;似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已经发生危机，快要混不下去了，需要别人帮助收拾局面。在这种错误导向下，有人公开在大学里演讲，攻击中国共产党，攻击社会主义，煽动学生上街，工人罢工。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有些当初称赞中共执政7年“累累硕果”的著名的民主党派人士，现在却把共产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攻击为“党天下”，要求“轮流坐庄”。这些言论，周恩来认为是“出了轨”的。
显然，这些极端言论和违宪行动是完全出乎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预料之外的。为了确保整风运动能够顺利进行下去，中央领导人多次开会研究局势。
为了研判局势，6月4日晚，毛泽东召集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等人开会;6月5日晚毛泽东又召集周恩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彭真和公安部部长罗瑞卿开会;6月7日，毛泽东约见周恩来和李维汉。对李维汉请示的要不要表示反击的问题，周恩来说：你可以讲。第二天，李维汉在座谈会上总结说，大多数意见是正确的，是善意的，有一部分是错误的，其中一部分的性质是严重的。这一天，《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这是为什么？》。
当天下午，毛泽东召集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彭德怀、陆定一、康生和李维汉开会。这一系列的会议周恩来没有缺席过一次。
6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了由毛泽东起草的《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
7月26日，周恩来在主持国务院第55次全体会议时时指出：党中央原来决定整风是只在中央和省、市、自治区两级发动。由于右派有目的、有部署地到处点火，放阴风，现在运动需要广泛展开，要求大家過好社会主义的关。
这清楚表明，整风运动转入反右派斗争的决策，是在有人企图改变社会主义道路的言行日益嚣张的情况下采取的必要措施。
执行反右派斗争方针政策
反右派斗争在全国迅速展开后，尽管党中央、毛泽东试图把反右派斗争在政治上打击的范围尽量缩小到极右派，加大争取中间派的力度，但由于当时党对整个阶级斗争的形势作了过分严重的估计，并且沿用革命时期大规模的疾风暴雨式的群众性政治运动的斗争方式，群众运动一经广泛发动便往往很难加以控制，反右派斗争出现了严重地扩大化。
周恩来一直是执行党中央方针政策的模范，在反右派斗争期间更是如此。一九六一年六月十九日，他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发表讲话的时候，结合当时文艺界发扬民主不够的现象，回顾了反右时的情况，他说：
“我们也不一般地反对抓辫子，我们要抓大辫子，抓那种政治上反动的大辫子，那种‘白发三千丈’的辫子。例如一九五七年对于资产阶级右派，他们猖狂进攻，反党反社会主义，‘黑云压城城欲摧’，于是抓住辫子予以反击。对于根子也不是不要研究，上面已经分析过，应当对历史和出身作连带的研究，但主要还是看本人、看今天。戴帽子，如果确是右派，就要戴帽子，只是不可乱戴。现在的问题正是乱戴帽子，把一句话的错误、一种想法的错误，甚至把那种本来是允许的、可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各种说法想法，也都看成毒草、邪道，那就不对了。打棍子就更加要慎重。即使他错了，只要他愿意改也还要允许他改，一时改不过来的还要等待，不能随便开除党籍，那是不慎重的做法。……”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分别在1951年、1956年和1962年就知识分子问题专门作过三篇重要讲话，其中1962年讲话的主要意见，随后经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同意，写入了第二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
周恩来的这个讲话，后来收入了《周恩来选集》，标题为：《论知识分子问题》。文中关于反右派有这样的表述：“但是，十二年当中，甚至很长时期内，总有一小部分人怀疑或者不同意社会主义，保持原来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立场，拒绝改造甚至进行反对社会主义的活动。这些人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甚至是右派。毛主席对民主党派领导人曾经讲过，现在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消灭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要做“梁上君子”，这部分知识分子应该投到无产阶级方面来，承认共产党的领导，这才有出路。这话是有所指的，是在一九五七年五一前后说的，但是到六月，右派还是进攻。当时反击是必要的，但这决不会动摇我们党在整个历史时期对知识分子的根本政策和战略方针，决不会改变无产阶级同其他劳动人民的联盟。我们党内有一部分同志对这些认识不清楚。”
“对右派，还要给他们工作，还要容纳在统一战线之内，有的还在政协嘛。我们要团结最大多数的人，能改造的改造过来，不能改造的孤立起来。”
（《党史博采》2015年第1期 胡新民/文）
整风运动决策的主要参与者
1956年初至1957年春，国内国际形势发生一些重要变化。我国在基本实现社会主义改造之后，不少人对新的社会制度还不能马上适应，再加上党和一些政府工作部门存在主观主义、官僚主义作风，引起一些群众的不满，因此出现了一些以前很少出现的情况，发生了诸如工人罢工、农民退社、学生闹事、复员军人集体请愿等社会群体性事件。
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说道：“这些人闹事的直接的原因，是有一些物质上的要求没有得到满足;而这些要求，有些是应当和可能解决的，有些是不适当的和要求过高、一时还不能解决的。但是发生闹事的更重要的因素，还是领导上的官僚主义。这种官僚主义的错误，有一些是要由上级机关负责，不能全怪下面。闹事的另一个原因是对于工人、学生缺乏思想政治教育。”“为了从根本上消灭发生闹事的原因，必须坚决地克服官僚主义，很好地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恰当地处理各种矛盾。”
在稍后的3月12日的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又提出，要在适当的时候重新提倡新的整风来克服党内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的作风。毛泽东的这两次讲话，在党内外引起巨大反响。
周恩来对毛泽东的上述讲话有格外深切的体会，因为他还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到了坚决地克服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和恰当地处理各种矛盾的重要性。
当时在国际出现了一些复杂的情况。苏共二十大和赫鲁晓夫在大会上作《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以及波兰、匈牙利事件，在我国国内引起一些人的思想波动。
周恩来于1956年11月至1957年2月，访问亚欧十一个国家。其中对波兰和匈牙利的访问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
这两个国家当时都是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国家，当时都经历了严重的的群体事件，对两个国家都造成了严重的损失。
回国后，周恩来联系他在波兰匈牙利还有苏联访问了解到的情况，结合国内群体事件频发的实际，在各种场合强调了共产党开门整风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他说：匈牙利事件的教训“促醒了社会主义国家要自己考虑自己的问题”，应该把我们社会主义国家自己搞好，这是根本大计，这就首先要承认国内的矛盾，要正确处理国内的矛盾。
他进一步指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首先要在党内搞通，使党本身能够认识、掌握和解决这个问题。“领导者永远依靠广大人民群众”，“我们党有个走群众路线的传统，还有一个传统是整风，整风就如人脏了要洗脸。”因此，周恩来十分赞成毛泽东提出的“在适当的时候要重新提倡新的整风”。1957年4月13日，周恩来还主持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了《关于整风运动的决定（草案）》。
坚定地支持反右派斗争
整风初期，运动是健康地向前发展的。毛泽东肯定了开门整风的成果，指出：开展整风“这是天下第一大事”，“不整风党就会毁了”。而且认为“党外人士对我们的批评，不管如何尖锐，包括北京大学傅鹰化学教授在内，基本上是诚恳的，正确的。这类批评占百分之九十以上，对于我们党整风，改正缺点错误，大有利益。”
但是，随着形势的发展，报纸上发表的一些报道、评论越来越给人一种印象：似乎中国共产党的各级领导都发生了严重问题，这些问题不是局部的，而是全局的，根源就在于党委（党组）领导负责制;似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已经发生危机，快要混不下去了，需要别人帮助收拾局面。在这种错误导向下，有人公开在大学里演讲，攻击中国共产党，攻击社会主义，煽动学生上街，工人罢工。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有些当初称赞中共执政7年“累累硕果”的著名的民主党派人士，现在却把共产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攻击为“党天下”，要求“轮流坐庄”。这些言论，周恩来认为是“出了轨”的。
显然，这些极端言论和违宪行动是完全出乎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预料之外的。为了确保整风运动能够顺利进行下去，中央领导人多次开会研究局势。
为了研判局势，6月4日晚，毛泽东召集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等人开会;6月5日晚毛泽东又召集周恩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彭真和公安部部长罗瑞卿开会;6月7日，毛泽东约见周恩来和李维汉。对李维汉请示的要不要表示反击的问题，周恩来说：你可以讲。第二天，李维汉在座谈会上总结说，大多数意见是正确的，是善意的，有一部分是错误的，其中一部分的性质是严重的。这一天，《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这是为什么？》。
当天下午，毛泽东召集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彭德怀、陆定一、康生和李维汉开会。这一系列的会议周恩来没有缺席过一次。
6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了由毛泽东起草的《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
7月26日，周恩来在主持国务院第55次全体会议时时指出：党中央原来决定整风是只在中央和省、市、自治区两级发动。由于右派有目的、有部署地到处点火，放阴风，现在运动需要广泛展开，要求大家過好社会主义的关。
这清楚表明，整风运动转入反右派斗争的决策，是在有人企图改变社会主义道路的言行日益嚣张的情况下采取的必要措施。
执行反右派斗争方针政策
反右派斗争在全国迅速展开后，尽管党中央、毛泽东试图把反右派斗争在政治上打击的范围尽量缩小到极右派，加大争取中间派的力度，但由于当时党对整个阶级斗争的形势作了过分严重的估计，并且沿用革命时期大规模的疾风暴雨式的群众性政治运动的斗争方式，群众运动一经广泛发动便往往很难加以控制，反右派斗争出现了严重地扩大化。
周恩来一直是执行党中央方针政策的模范，在反右派斗争期间更是如此。一九六一年六月十九日，他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发表讲话的时候，结合当时文艺界发扬民主不够的现象，回顾了反右时的情况，他说：
“我们也不一般地反对抓辫子，我们要抓大辫子，抓那种政治上反动的大辫子，那种‘白发三千丈’的辫子。例如一九五七年对于资产阶级右派，他们猖狂进攻，反党反社会主义，‘黑云压城城欲摧’，于是抓住辫子予以反击。对于根子也不是不要研究，上面已经分析过，应当对历史和出身作连带的研究，但主要还是看本人、看今天。戴帽子，如果确是右派，就要戴帽子，只是不可乱戴。现在的问题正是乱戴帽子，把一句话的错误、一种想法的错误，甚至把那种本来是允许的、可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各种说法想法，也都看成毒草、邪道，那就不对了。打棍子就更加要慎重。即使他错了，只要他愿意改也还要允许他改，一时改不过来的还要等待，不能随便开除党籍，那是不慎重的做法。……”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分别在1951年、1956年和1962年就知识分子问题专门作过三篇重要讲话，其中1962年讲话的主要意见，随后经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同意，写入了第二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
周恩来的这个讲话，后来收入了《周恩来选集》，标题为：《论知识分子问题》。文中关于反右派有这样的表述：“但是，十二年当中，甚至很长时期内，总有一小部分人怀疑或者不同意社会主义，保持原来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立场，拒绝改造甚至进行反对社会主义的活动。这些人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甚至是右派。毛主席对民主党派领导人曾经讲过，现在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消灭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要做“梁上君子”，这部分知识分子应该投到无产阶级方面来，承认共产党的领导，这才有出路。这话是有所指的，是在一九五七年五一前后说的，但是到六月，右派还是进攻。当时反击是必要的，但这决不会动摇我们党在整个历史时期对知识分子的根本政策和战略方针，决不会改变无产阶级同其他劳动人民的联盟。我们党内有一部分同志对这些认识不清楚。”
“对右派，还要给他们工作，还要容纳在统一战线之内，有的还在政协嘛。我们要团结最大多数的人，能改造的改造过来，不能改造的孤立起来。”
（《党史博采》2015年第1期 胡新民/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