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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密协商
1925年冬，正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的毛泽民奉命来沪，他化名“杨杰”，担任中共中央出版发行部经理并兼所属上海书店负责人。
上海书店成立于1923年11月，店址设于沪南小北门民国路振业里口11号（后为人民路1025号，现己辟成绿地）。这是沿街房屋，单开间门面，为一上一下加弄堂过街楼;门口挂着一块蓝底白字的“上海书店”招牌，店堂两侧放置木框玻璃书柜。
这天上午，下了一夜的雪刚停，路面一片白皑皑。上海书店的“伙计”小张跨出门清扫，看见隔壁邻居刘老伯的孙子在上街沿那光秃秃的杨柳树下堆雪人，就问：“你冷不冷呀？”
小男孩抬起头，把手在破烂的棉袄上擦了擦，说：“家里没有米烧粥了。我很饿，就出来堆雪人啦。”
“别把手冻僵了。”小张转身进店堂，柜台上有他准备做早餐的两个大饼，他拿出一个给小男孩，“快回家吃吧。”
小张刚把店门口的积雪扫干净，一个穿棉袍、戴皮帽的人顶着寒风走过来，他约30岁，双目炯炯有神。小张作为年轻的交通员，知道中共中央出版发行部经理毛泽民将初次前来商量工作，就用暗号问：“先生是不是在敝店订购过一本《申城概览》？这书还没到货呢。”
毛泽民一边警惕地打量着四周环境，一边回答：“敝人订购的是一本《上海传说》和一本《外滩故事》，听说昨天已到货了。”
小张马上放下扫帚，把毛泽民往店堂里引：“哦，是‘杨老板’吧？天太冷，快请进！”
毛泽民在店堂里端详一会儿，就从书柜背后的扶梯走上过街楼，具体负责上海书店印刷、发行业务的徐白民（中共上海地委兼区委执行委员）己在等候。徐白民与毛泽民握了握手，便端上一杯热茶：“您是第一次到这里来，请对我们的工作多提意见。”
毛泽民拿着玻璃杯焐了焐手，瞅了瞅沿街的窗外说：“上海书店的位置不错，离租界不远，又隐身于普通居民集中地段。但是，店堂里放着不少革命书籍，很容易引起敌人注意。”他想了想补充道，“上海书店的编辑工作由瞿秋白、蔡和森、恽代英等同志分别承担。这里也是相关同志的一个碰头地点，为了确保安全，我建议在过街楼开一扇天窗，遇紧急情况可爬窗到邻居家脱险。”
徐白民想了想，说：“这个建议好！那就把天窗开在过街楼朝弄内的一边，就装一块大玻璃，看似固定密封，实际能向上推起。”
毛泽民又叮嘱：“还有，店堂里的各种革命书籍应撤掉，全部移到本埠的几个发行点。为了转移鹰犬们的视线，应在醒目处多放一些上海商务印书馆、民智书局、亚东图书馆、新文化书社的知识性读物。”
“我们立即落实。”徐白民说，“目前，印刷和发行工作亟须加强，但难度很大啊。”
两人坐在桌子旁认真商量起来。一晃两个多钟头过去，小张送来两碗从饮食摊买回的“阳春面”。毛泽民这才记起自己因忙未顾得上用早餐，感到肚子里在唱“空城计”，他便端起那葱花光面津津有味地吃起来。
一、革命伉俪
根据开展业务的需要，毛泽民频繁出入申城的一些报馆、书店、发行所、印刷所，总是起早摸黑地工作。
党组织经研究，把杨浦怡和纱厂工会骨干、中共党员钱希均派到中共中央出版发行部，让这位女青年做毛泽民的助手，两人假扮“老板”和“老板娘”掩护设于上海新闸路培德里的机关。
毛泽民一见到这位秀气的年轻女工，就语重心长地叮嘱：“关于你的工作，除了搞好报纸和书刊的发行外，还要担任地下交通，要经常去中央机关及一些领导同志的家中联络。这个工作更重要，机密性更强。做好这一工作，一方面要灵活，同时还要严格保密，尽量减少社会关系，少与别人来往……”
钱希均回答：“我一定會小心谨慎，努力完成党组织下达的各种任务。”
毛泽民点头说：“你是平民女校培养的妇女干部嘛，一定会干得非常好。”
这番话，使钱希均又想起自己就读于党组织创办的第一所妇女干部学校的情景。
那是在1922年初春，中共中央局为了培养妇女干部到纱厂、丝厂、烟厂开展工作，在上海南成都路辅德里632号A（今老成都北路7弄42—44号）办起平民女校，钱希均成为数十名学员之一。平民女校不仅开设语文、数学、英文、物理、化学、经济学、教育学和社会学等课程，还尤其重视传播马克思主义和分析时事政治，刘少奇、张太雷、恽代英等都为学员作过报告或讲座;该校也常组织学员向社会进行演讲，声援工人运动，她与同学蒋冰之（即丁玲）等一起积极参加各种活动，得到了锻炼。
如今，钱希均看起来还像个弱不禁风的姑娘，实际已是一位经历过风雨的坚强战士。钱希均首次按毛泽民嘱托去给中共中央领导送文件时，在路上被密探盯梢;由于她警惕性高，很快就觉察到，立即机灵地改变行走路线，闪入南京路顾客众多的永安公司，兜几圈从后面的门离开，甩掉了“尾巴”。
有了钱希均的协助，毛泽民开展工作更得心应手。两人由于志同道合，在艰苦奋战中互相关心体贴，很快产生真挚的爱情，于翌年结为伉俪。此后，他们在上海大通路（今大田路）大通里的老房子住了半年多。
三、遭遇突袭
随着天气转暖，马路两边的杨柳树枝头已开始泛绿。小张一块块地取下上海书店的排门板，又迎来了忙碌的一天。他沐浴在穿过树枝的阳光中，有一种自豪感：“毛经理常说，我们这里‘店堂小，乾坤大’。还真是这样，党中央要求印行的大量革命书刊都在此‘调配’。我一定要协助徐委员把各项工作做好！”
确实，上海书店看似简陋，但负有重任，它除了印行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和马列著作，也相继出版许多革命书籍，其中有瞿秋白等的《社会科学讲义》《社会科学概论》《国外游记汇刊》《新社会观》，恽代英等编的《反帝国主义运动》，施存统的《世界劳工运动史》，李求实编的《革命歌声》，杨明斋的《评中西文化观》，蒋光赤的诗集《新梦》等;还陆续推出“中国青年丛书”6种，“向导丛书”4种，合计逾30种。该店的许多书籍都由党内同志编写，装帧讲究，销量较大，如《马克思主义浅说》多次重印。为了方便读者，毛泽民不仅对在申城的发行点进行调整，并四处奔波使外埠分销处扩展至全国20多个城市，在香港地区也设发行点，连巴黎、柏林也有代售处。 由于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和各种革命书籍的发行逐渐扩大，上海书店原有的印刷能力已无法满足需要。毛泽民又在上海新闸路培德里建起一个秘密印刷所，它直接归中共中央出版发行部管理。小张去送一本将付梓的书稿时，看见这秘密印刷所设于弄堂深处，门口挂着五花八门的广告样张，他由衷佩服毛泽民的考虑周全。
然而，由于上海书店的影响不断扩大，反动军阀当局产生怀疑，派密探进行侦查。由于闸北的发行点附于一个小书摊，摊主没有遵守“常流动”规定，长时间待在行人很多的北火车站附近。密探盯了数日，发现摊主多次卖《中国青年》周刊和一些革命书籍，就悄悄抓起来拷问，他供出是上海书店委托销售的。
1926年春的一个下午，小张正在店堂整理书柜，淞沪警察厅的车突然停在门前，几个带枪的家伙快步闯入，为首的瘦高个子凶巴巴地问：“哪个是掌柜啊？”
小张马上明白了一切，应付道：“掌柜出去办事了。我是店里的伙计，请问有啥事？”
“经侦查，上海书店违禁销售共产党的书刊！”瘦高个子嚷道，“你不许离开。我让弟兄们先搜查，等掌柜回来就带走，然后把这里查封！”
小张急中生智，为了提醒正在过街楼埋头算账的徐白民快从天窗离开，他大声喊叫：“店里没有违禁品，我们一直安分守己……”与此同时，他还故意撞倒挨着楼梯口的书柜，书籍落了一地。
瘦高个子发怒：“小赤佬，快点把书柜挪开，弟兄们搜完店堂要上楼。你如果捣乱，老子就毙了你！”
小张装作非常害怕连连作揖，弯腰整理乱糟糟的书籍，再慢吞吞地扶起书柜。此刻，他料定徐白民已爬出天窗跳到隔壁刘老伯家的晒台，而那位与上海书店关系很好的穷苦老工人必定会伸援手给予帮助。瘦高个子在店堂里没有找到什么，就带人上过街楼，发现了一张号召工人反抗资本家剥削的传单。
小张继续假装胆子很小有点哆嗦，说：“这东西不是店里的，准是街上有人硬塞给掌柜的。”
“队长，我们一审完那摊主，就火速赶过来，这里的掌柜却碰巧出门了，他真是运气好！”有个家伙眼珠一转，对瘦高个子耳语道，“现在动静搞大了，那掌柜肯定不会再回来。要不要把这小伙计抓去顶罪？”
瘦高个子说：“瞧这小伙计的熊样，一看就只是卖苦力的，抓回去还得管牢饭，算了吧。我们捣毁这个赤色窝点，也是一功。马上贴了封条，回去交差吧！”
徐白民脱险后，赶紧向毛泽民汇报情况。毛泽民夸奖小张机智，并表示一定要对敌人进行抨击。
《中国青年》周刊很快发表文章指出：“直系军阀孙传芳以煽动工团、妨害治安的罪名加之本刊，因而封闭受本刊委托代收发行兼编辑通信的上海书店。军阀以武力摧残我们，适足反映出中国革命运动之进展。然而革命的势力是摧残不了的：从此本刊将益自策励，领导青年作革命的斗争……”
面对反动军阀当局的迫害，毛泽民毫不气馁，他立即在上海另设相关实体，使各项业务正常进行。不久，他又奉命赴汉口创办长江书店，作为上海书店后继者。此后，他多次往来于沪鄂两地，千方百计调运印刷物资，动足脑筋打通发行渠道。其间，他还在上海新闸路西新康里设大明印务局，在上海虞洽卿路（今西藏中路）瑞和里设瑞和印刷所。
由于毛泽民精心管理、善于开拓，他到任一年，中共中央出版发行部作内部结算，己盈余1.5万多银元，这保障了出版发行工作的资金周转。中共中央机关会计进行核查时，得出的结论是财、物两清。尽管经济实力增强，但毛泽民始终非常节俭，例如有一次他因劳累而生病，钱希均想买些鸡蛋改善伙食，他却竭力劝阻：“党的经费，一分一厘也不能多花。”
四、伪装掩护
1927年初，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毛澤民尽力扩大出版发行业务，使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读物销量猛增，如《共产主义ABC》一书，半年内在全国售出3万多册。他在给中共中央的信中提到：“上海的宣传工作异常扩大，各种书报之销数非常之多，《向导》-项，全国销到8万份……”大革命失败后，他参加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
同年11月，毛泽民重返申城，继续从事党的出版发行工作。客轮从吴淞口驶进黄浦江时，一只海鸥跟过来，翱翔于上空。他站在甲板上，心里想得很多：在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上海被国民党反动派的白色恐怖所笼罩，环境极为险恶，但这无法动摇共产党人的坚定信念;为了传播真理，发动工人群众不屈不挠地开展革命斗争，我将置生死于度外，带领同志们更努力地奋斗。
这时，《向导》周刊已被迫停办。此前的10月22日，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举行会议，己决定在沪创办综合性的中央机关刊物《布尔塞维克》周刊（后因条件限制逐步改为半月刊、月刊、双月刊）;瞿秋白在主持中共中央工作的同时，担任《布尔塞维克》主编，决心使它成为“工农群众革命行动的前锋”。毛泽民当下的要务，就是保障《布尔塞维克》周刊的印行，他感到原来的秘密印刷所己遭破坏，立即再添置新印刷设备困难重重，便通过上海商界的关系，先暂时租用一个可靠的小印刷所应急。
1928年夏，毛泽民在上海爱而近路（今安庆路）春晖里建起协盛印刷所，负责排印《布尔塞维克》周刊。一天，刚转入协盛印刷所做地下交通工作的小张汇报，他在运送刊物途中遇到敌人的检查，随机应变才没有发生意外。毛泽民望着这位曾在上海书店经受锻炼的年轻同志，心里很欣慰，但他很快又陷入沉思：敌人的突击检查越来越多，必须有应对办法。为了保证安全，他经与编辑部商量，《布尔塞维克》周刊就采用伪装封面印行，陆续用过《中国文化史》《中国古史考》《经济月刊》《平民》《虹》等刊头，这起到了很好的掩护作用，敌人在检查时看了封面往往懒得翻开。
在党的一些秘密印刷所中，协盛印刷所可算规模最大。毛泽民觉得，要顺利完成繁重的印刷任务，除了需要印刷设备，还得物色一些具有革命觉悟、严守组织纪律的业务骨干。夜深了，他还站在寓所窗前思考着。
钱希均关心地走过来，给毛泽民披上一件外套。当她得知丈夫的心事，不禁记起毛泽东在1926年11月担任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来沪负责制定《目前农运计划》，暂住大通里时曾谈起他创建中共韶山特别支部的过程，介绍那里有一大批忠诚于党的有志青年，就提出了一个建议。 毛泽民一听，高兴地说：“对呀，可请家乡韶山的同志给予支持和帮助，派几位优秀青年充实印刷力量。”于是，他在第二天就写了一封密信。
不久，韶山的毛特夫、毛远耀等来沪进入协盛印刷所，他们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五、妙计脱险
数月后，上海公共租界巡捕房一个“包打听”向上司报告：“共产党的《布尔塞维克》很有影响，但多次追踪搜查，都没有结果。近来发现，爱而近路春晖里的协盛印刷所举动隐秘，十分可疑。’
于是，20多个密探气势汹汹冲进协盛印刷所搜查，却一无所得。因为毛泽民发现有陌生人出入春晖里，已引起警惕做了准备。这帮家伙恼羞成怒，就把毛泽民抓走。
钱希均外出办事返回，发现春晖里被监视，知道是协盛印刷所遇到意外。她没有继续靠近，转身前往中共中央特科报告情况，使相关同志着手应变。
在阴森的审讯室里，毛泽民泰然自若，不漏破绽，咬定自己只是个为了赚钱而开印刷所的普通老板。密探的头儿就把他拉去看拷打犯人，在一阵阵的惨叫声中，他吼道：“杨老板，你像个书生，哪里经受得住坐老虎凳、用烧红的烙铁烫？还是识相坦白吧！”
毛泽民说：“我的印刷所从未做过违反当局规定的事。你们也搜查了，找不到任何证据。完全没有的事，你们即使把我打死，也讲不出来呀！”
密探的头儿见状，就暂将毛泽民关进牢房。牢房黑漆漆，地上铺的草发出霉味，老鼠蹿来蹿去。他坐在草上，倚着斑驳的砖墙，独自思考：钱希均与毛特夫、毛远耀等业务骨干一定会稳住局面，但协盛印刷所已无法正常运转，要另想办法……
中共中央特科通过在巡捕房的关系进行斡旋，避免毛泽民立即被引渡给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隔了一天，一个大块头踱近牢房，往两边注视一下，轻声对毛泽民说：“喂，杨老板，我是巡捕房探长的把兄弟，是否愿意做个交易？放你出去，筹集10万大洋送过来，以后弟兄们不找你麻烦，咋样？”
毛泽民见这家伙企图大敲竹杠，就将计就计：“心太黑了吧？我这小印刷所一年挣不到多少钱，哪里拿得出10万大洋？”
“即使无证据，只要弟兄们认定你印了共产党的东西，你否认也没有用。”大块头压低声音继续说，“‘印赤色刊物’的罪可不轻呀！”
毛泽民假装愿意妥协：“老弟说的正是巡捕房密探们的实情，我出去筹集5万大洋奉上，可以吗？”
大块头可能是鸦片瘾上来了，打了个哈欠，做出手势：“8万大洋，不能再少了。否则，弟兄们不够分。”
毛泽民装出无奈的样子：“唉，保命要紧。只好这样了，10天内送上8万大洋。我真是得砸锅卖铁啦！”
大块头挺得意：“我这就去禀告探长，请他签字放人。”他说完，急匆匆走了。
毛泽民离开牢房，立即回到协盛印刷所。毛特夫、毛远耀等已把几位临时帮忙的印刷工遣散，并与留下坚守的同志商量了对策;小张则向上级作过汇报，并带回“必须转移”的指示。毛泽民得知上级也决定搬迁印刷所，就同大家合计好，准备利用一个夜晚把印刷设备运出去。他叮嘱大家：“明天，我去《申报》馆登公开拍卖印刷所的广告，再约‘买家’来谈，迷惑敌人。待蹲点监视的密探们懈怠了，再按计划行事。”
深秋的夜晚，弄堂里寒气重。在春晖里屋檐下监视的两个密探无精打采，把头颈缩进衣领。其中一个说：“那老板登了拍卖印刷所的广告，买家来谈过几次，听说已成交了。”另一个说：“不用担心，反正‘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带队的大块头仗着与探长有交情，他只守候了一天，就开溜去享乐。我们也省点劲吧。”
此刻，小张缓缓走近，说：“我们老板明天就能拿到大洋，交给侦探组。两位辛苦了，这点酒菜是犒劳你们的。”他说着，就放下两瓶七宝大曲，一只燕云楼烤鸭。
因为酒里放了安眠药，那两个家伙吃完抹了抹嘴，很快就“呼呼”大睡。毛泽民带大家把早已拆卸好的印刷设备迅速移出春晖里，隐藏于别处。第二天，那两个家伙见印刷所没有任何动静，赶紧进去查看，里面不仅找不到“杨老板”，连机器也毫无影踪，这才知道上当了。
1929年初，毛泽民与钱希均、毛特夫、毛远耀等带着印刷机器，悄悄搭乘一膄货船前往天津。临行前，他协助地下党组织在上海康脑脱路（今康定路）762号另设华兴书局，小张作为骨干留下，这里曾印刷、发行《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资本主义之解剖》《世界职工运动概况》等书籍，还出版过《共产国际》月刊和《瀛寰》半月刊。
六、创刊新报
1931年2月，张闻天在沪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长，接着又成为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他对宣传工作进行调整：由于《布尔塞维克》己成不定期刊，就创办新的中共中央机关报《红旗周报》。毛泽民根据工作需要，再度抵达申城。
为了使《红旗周报》等能顺利印刷，毛泽民租用上海齐物浦路元兴里两幢紧挨的楼房（今周家嘴路998弄146-148号），一幢设秘密印刷厂，一幢设进行掩护的绸布庄，由钱之光（钱希均之兄）具体负责。在修理好买来的旧印刷机器时，毛泽民看了觉得运行响声太大，就让钱之光安排人员把窗户全堵住，墙上全部粘上棉胎，用以隔音。这样做效果不错，密探多次到此转悠，都没有发现异常。
同年4月，担任中共中央特科要职的顾顺章叛变，毛泽民果断地把秘密印刷厂搬到上海梅白克路（今新昌路）99号。此街面房屋属于祥康里，弄内住户多为普通居民。在那幢房屋里，一楼开烟杂店常由“老板”钱之光观察外面动静，二楼作为宿舍，三楼用于排字、印刷和装订。
那时，张闻天不得不多次变换寓所。一天晚上，他作为《红旗周报》主编，正在仔细改稿，毛泽民来了。毛泽民汇报工作情况后，鉴于敌人的搜查越来越严，又提出：“《红旗周报》是否也使用伪装封面？”
张闻天刚要开口，马路上突然传来几辆警车刺耳的呜叫声，他顿了顿，说：“编辑部同志讨论时，谈起《布尔塞维克》和一些书籍做了伪装，这样便于顺利送到党内同志和进步人士手中。我看《红旗周报》不妨也照此办理，要与敌人周旋，保证工作安全，必须多想办法。”
于是，《红旗周报》从第十期起，改成书的形式，陆续采用《实业周报》《时代周报》《摩登周报》《佛学研究》《平民》《现代生活》《建筑界》等16种伪装封面。该报问世不满一个月发行数即达1.2万份，它一期期地送到各级党组织的同志手中，发挥了重要的“喉舌”作用。
不久，毛泽民进入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行长等职，成为中国红色金融事业奠基人;钱希均则担任《红色中华》报发行科科长，繼续致力于党的出版发行事业。
可以说，当年在敌人严密控制的上海闹市中心，到处有密探，随时有危险，毛泽民、钱希均与同志们一起历尽艰辛，凭着对党的赤胆忠心和革命智慧，出色完成党报党刊和大量革命书籍的印行，创造了现代新闻出版史上的一个奇迹。
1925年冬，正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的毛泽民奉命来沪，他化名“杨杰”，担任中共中央出版发行部经理并兼所属上海书店负责人。
上海书店成立于1923年11月，店址设于沪南小北门民国路振业里口11号（后为人民路1025号，现己辟成绿地）。这是沿街房屋，单开间门面，为一上一下加弄堂过街楼;门口挂着一块蓝底白字的“上海书店”招牌，店堂两侧放置木框玻璃书柜。
这天上午，下了一夜的雪刚停，路面一片白皑皑。上海书店的“伙计”小张跨出门清扫，看见隔壁邻居刘老伯的孙子在上街沿那光秃秃的杨柳树下堆雪人，就问：“你冷不冷呀？”
小男孩抬起头，把手在破烂的棉袄上擦了擦，说：“家里没有米烧粥了。我很饿，就出来堆雪人啦。”
“别把手冻僵了。”小张转身进店堂，柜台上有他准备做早餐的两个大饼，他拿出一个给小男孩，“快回家吃吧。”
小张刚把店门口的积雪扫干净，一个穿棉袍、戴皮帽的人顶着寒风走过来，他约30岁，双目炯炯有神。小张作为年轻的交通员，知道中共中央出版发行部经理毛泽民将初次前来商量工作，就用暗号问：“先生是不是在敝店订购过一本《申城概览》？这书还没到货呢。”
毛泽民一边警惕地打量着四周环境，一边回答：“敝人订购的是一本《上海传说》和一本《外滩故事》，听说昨天已到货了。”
小张马上放下扫帚，把毛泽民往店堂里引：“哦，是‘杨老板’吧？天太冷，快请进！”
毛泽民在店堂里端详一会儿，就从书柜背后的扶梯走上过街楼，具体负责上海书店印刷、发行业务的徐白民（中共上海地委兼区委执行委员）己在等候。徐白民与毛泽民握了握手，便端上一杯热茶：“您是第一次到这里来，请对我们的工作多提意见。”
毛泽民拿着玻璃杯焐了焐手，瞅了瞅沿街的窗外说：“上海书店的位置不错，离租界不远，又隐身于普通居民集中地段。但是，店堂里放着不少革命书籍，很容易引起敌人注意。”他想了想补充道，“上海书店的编辑工作由瞿秋白、蔡和森、恽代英等同志分别承担。这里也是相关同志的一个碰头地点，为了确保安全，我建议在过街楼开一扇天窗，遇紧急情况可爬窗到邻居家脱险。”
徐白民想了想，说：“这个建议好！那就把天窗开在过街楼朝弄内的一边，就装一块大玻璃，看似固定密封，实际能向上推起。”
毛泽民又叮嘱：“还有，店堂里的各种革命书籍应撤掉，全部移到本埠的几个发行点。为了转移鹰犬们的视线，应在醒目处多放一些上海商务印书馆、民智书局、亚东图书馆、新文化书社的知识性读物。”
“我们立即落实。”徐白民说，“目前，印刷和发行工作亟须加强，但难度很大啊。”
两人坐在桌子旁认真商量起来。一晃两个多钟头过去，小张送来两碗从饮食摊买回的“阳春面”。毛泽民这才记起自己因忙未顾得上用早餐，感到肚子里在唱“空城计”，他便端起那葱花光面津津有味地吃起来。
一、革命伉俪
根据开展业务的需要，毛泽民频繁出入申城的一些报馆、书店、发行所、印刷所，总是起早摸黑地工作。
党组织经研究，把杨浦怡和纱厂工会骨干、中共党员钱希均派到中共中央出版发行部，让这位女青年做毛泽民的助手，两人假扮“老板”和“老板娘”掩护设于上海新闸路培德里的机关。
毛泽民一见到这位秀气的年轻女工，就语重心长地叮嘱：“关于你的工作，除了搞好报纸和书刊的发行外，还要担任地下交通，要经常去中央机关及一些领导同志的家中联络。这个工作更重要，机密性更强。做好这一工作，一方面要灵活，同时还要严格保密，尽量减少社会关系，少与别人来往……”
钱希均回答：“我一定會小心谨慎，努力完成党组织下达的各种任务。”
毛泽民点头说：“你是平民女校培养的妇女干部嘛，一定会干得非常好。”
这番话，使钱希均又想起自己就读于党组织创办的第一所妇女干部学校的情景。
那是在1922年初春，中共中央局为了培养妇女干部到纱厂、丝厂、烟厂开展工作，在上海南成都路辅德里632号A（今老成都北路7弄42—44号）办起平民女校，钱希均成为数十名学员之一。平民女校不仅开设语文、数学、英文、物理、化学、经济学、教育学和社会学等课程，还尤其重视传播马克思主义和分析时事政治，刘少奇、张太雷、恽代英等都为学员作过报告或讲座;该校也常组织学员向社会进行演讲，声援工人运动，她与同学蒋冰之（即丁玲）等一起积极参加各种活动，得到了锻炼。
如今，钱希均看起来还像个弱不禁风的姑娘，实际已是一位经历过风雨的坚强战士。钱希均首次按毛泽民嘱托去给中共中央领导送文件时，在路上被密探盯梢;由于她警惕性高，很快就觉察到，立即机灵地改变行走路线，闪入南京路顾客众多的永安公司，兜几圈从后面的门离开，甩掉了“尾巴”。
有了钱希均的协助，毛泽民开展工作更得心应手。两人由于志同道合，在艰苦奋战中互相关心体贴，很快产生真挚的爱情，于翌年结为伉俪。此后，他们在上海大通路（今大田路）大通里的老房子住了半年多。
三、遭遇突袭
随着天气转暖，马路两边的杨柳树枝头已开始泛绿。小张一块块地取下上海书店的排门板，又迎来了忙碌的一天。他沐浴在穿过树枝的阳光中，有一种自豪感：“毛经理常说，我们这里‘店堂小，乾坤大’。还真是这样，党中央要求印行的大量革命书刊都在此‘调配’。我一定要协助徐委员把各项工作做好！”
确实，上海书店看似简陋，但负有重任，它除了印行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和马列著作，也相继出版许多革命书籍，其中有瞿秋白等的《社会科学讲义》《社会科学概论》《国外游记汇刊》《新社会观》，恽代英等编的《反帝国主义运动》，施存统的《世界劳工运动史》，李求实编的《革命歌声》，杨明斋的《评中西文化观》，蒋光赤的诗集《新梦》等;还陆续推出“中国青年丛书”6种，“向导丛书”4种，合计逾30种。该店的许多书籍都由党内同志编写，装帧讲究，销量较大，如《马克思主义浅说》多次重印。为了方便读者，毛泽民不仅对在申城的发行点进行调整，并四处奔波使外埠分销处扩展至全国20多个城市，在香港地区也设发行点，连巴黎、柏林也有代售处。 由于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和各种革命书籍的发行逐渐扩大，上海书店原有的印刷能力已无法满足需要。毛泽民又在上海新闸路培德里建起一个秘密印刷所，它直接归中共中央出版发行部管理。小张去送一本将付梓的书稿时，看见这秘密印刷所设于弄堂深处，门口挂着五花八门的广告样张，他由衷佩服毛泽民的考虑周全。
然而，由于上海书店的影响不断扩大，反动军阀当局产生怀疑，派密探进行侦查。由于闸北的发行点附于一个小书摊，摊主没有遵守“常流动”规定，长时间待在行人很多的北火车站附近。密探盯了数日，发现摊主多次卖《中国青年》周刊和一些革命书籍，就悄悄抓起来拷问，他供出是上海书店委托销售的。
1926年春的一个下午，小张正在店堂整理书柜，淞沪警察厅的车突然停在门前，几个带枪的家伙快步闯入，为首的瘦高个子凶巴巴地问：“哪个是掌柜啊？”
小张马上明白了一切，应付道：“掌柜出去办事了。我是店里的伙计，请问有啥事？”
“经侦查，上海书店违禁销售共产党的书刊！”瘦高个子嚷道，“你不许离开。我让弟兄们先搜查，等掌柜回来就带走，然后把这里查封！”
小张急中生智，为了提醒正在过街楼埋头算账的徐白民快从天窗离开，他大声喊叫：“店里没有违禁品，我们一直安分守己……”与此同时，他还故意撞倒挨着楼梯口的书柜，书籍落了一地。
瘦高个子发怒：“小赤佬，快点把书柜挪开，弟兄们搜完店堂要上楼。你如果捣乱，老子就毙了你！”
小张装作非常害怕连连作揖，弯腰整理乱糟糟的书籍，再慢吞吞地扶起书柜。此刻，他料定徐白民已爬出天窗跳到隔壁刘老伯家的晒台，而那位与上海书店关系很好的穷苦老工人必定会伸援手给予帮助。瘦高个子在店堂里没有找到什么，就带人上过街楼，发现了一张号召工人反抗资本家剥削的传单。
小张继续假装胆子很小有点哆嗦，说：“这东西不是店里的，准是街上有人硬塞给掌柜的。”
“队长，我们一审完那摊主，就火速赶过来，这里的掌柜却碰巧出门了，他真是运气好！”有个家伙眼珠一转，对瘦高个子耳语道，“现在动静搞大了，那掌柜肯定不会再回来。要不要把这小伙计抓去顶罪？”
瘦高个子说：“瞧这小伙计的熊样，一看就只是卖苦力的，抓回去还得管牢饭，算了吧。我们捣毁这个赤色窝点，也是一功。马上贴了封条，回去交差吧！”
徐白民脱险后，赶紧向毛泽民汇报情况。毛泽民夸奖小张机智，并表示一定要对敌人进行抨击。
《中国青年》周刊很快发表文章指出：“直系军阀孙传芳以煽动工团、妨害治安的罪名加之本刊，因而封闭受本刊委托代收发行兼编辑通信的上海书店。军阀以武力摧残我们，适足反映出中国革命运动之进展。然而革命的势力是摧残不了的：从此本刊将益自策励，领导青年作革命的斗争……”
面对反动军阀当局的迫害，毛泽民毫不气馁，他立即在上海另设相关实体，使各项业务正常进行。不久，他又奉命赴汉口创办长江书店，作为上海书店后继者。此后，他多次往来于沪鄂两地，千方百计调运印刷物资，动足脑筋打通发行渠道。其间，他还在上海新闸路西新康里设大明印务局，在上海虞洽卿路（今西藏中路）瑞和里设瑞和印刷所。
由于毛泽民精心管理、善于开拓，他到任一年，中共中央出版发行部作内部结算，己盈余1.5万多银元，这保障了出版发行工作的资金周转。中共中央机关会计进行核查时，得出的结论是财、物两清。尽管经济实力增强，但毛泽民始终非常节俭，例如有一次他因劳累而生病，钱希均想买些鸡蛋改善伙食，他却竭力劝阻：“党的经费，一分一厘也不能多花。”
四、伪装掩护
1927年初，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毛澤民尽力扩大出版发行业务，使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读物销量猛增，如《共产主义ABC》一书，半年内在全国售出3万多册。他在给中共中央的信中提到：“上海的宣传工作异常扩大，各种书报之销数非常之多，《向导》-项，全国销到8万份……”大革命失败后，他参加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
同年11月，毛泽民重返申城，继续从事党的出版发行工作。客轮从吴淞口驶进黄浦江时，一只海鸥跟过来，翱翔于上空。他站在甲板上，心里想得很多：在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上海被国民党反动派的白色恐怖所笼罩，环境极为险恶，但这无法动摇共产党人的坚定信念;为了传播真理，发动工人群众不屈不挠地开展革命斗争，我将置生死于度外，带领同志们更努力地奋斗。
这时，《向导》周刊已被迫停办。此前的10月22日，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举行会议，己决定在沪创办综合性的中央机关刊物《布尔塞维克》周刊（后因条件限制逐步改为半月刊、月刊、双月刊）;瞿秋白在主持中共中央工作的同时，担任《布尔塞维克》主编，决心使它成为“工农群众革命行动的前锋”。毛泽民当下的要务，就是保障《布尔塞维克》周刊的印行，他感到原来的秘密印刷所己遭破坏，立即再添置新印刷设备困难重重，便通过上海商界的关系，先暂时租用一个可靠的小印刷所应急。
1928年夏，毛泽民在上海爱而近路（今安庆路）春晖里建起协盛印刷所，负责排印《布尔塞维克》周刊。一天，刚转入协盛印刷所做地下交通工作的小张汇报，他在运送刊物途中遇到敌人的检查，随机应变才没有发生意外。毛泽民望着这位曾在上海书店经受锻炼的年轻同志，心里很欣慰，但他很快又陷入沉思：敌人的突击检查越来越多，必须有应对办法。为了保证安全，他经与编辑部商量，《布尔塞维克》周刊就采用伪装封面印行，陆续用过《中国文化史》《中国古史考》《经济月刊》《平民》《虹》等刊头，这起到了很好的掩护作用，敌人在检查时看了封面往往懒得翻开。
在党的一些秘密印刷所中，协盛印刷所可算规模最大。毛泽民觉得，要顺利完成繁重的印刷任务，除了需要印刷设备，还得物色一些具有革命觉悟、严守组织纪律的业务骨干。夜深了，他还站在寓所窗前思考着。
钱希均关心地走过来，给毛泽民披上一件外套。当她得知丈夫的心事，不禁记起毛泽东在1926年11月担任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来沪负责制定《目前农运计划》，暂住大通里时曾谈起他创建中共韶山特别支部的过程，介绍那里有一大批忠诚于党的有志青年，就提出了一个建议。 毛泽民一听，高兴地说：“对呀，可请家乡韶山的同志给予支持和帮助，派几位优秀青年充实印刷力量。”于是，他在第二天就写了一封密信。
不久，韶山的毛特夫、毛远耀等来沪进入协盛印刷所，他们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五、妙计脱险
数月后，上海公共租界巡捕房一个“包打听”向上司报告：“共产党的《布尔塞维克》很有影响，但多次追踪搜查，都没有结果。近来发现，爱而近路春晖里的协盛印刷所举动隐秘，十分可疑。’
于是，20多个密探气势汹汹冲进协盛印刷所搜查，却一无所得。因为毛泽民发现有陌生人出入春晖里，已引起警惕做了准备。这帮家伙恼羞成怒，就把毛泽民抓走。
钱希均外出办事返回，发现春晖里被监视，知道是协盛印刷所遇到意外。她没有继续靠近，转身前往中共中央特科报告情况，使相关同志着手应变。
在阴森的审讯室里，毛泽民泰然自若，不漏破绽，咬定自己只是个为了赚钱而开印刷所的普通老板。密探的头儿就把他拉去看拷打犯人，在一阵阵的惨叫声中，他吼道：“杨老板，你像个书生，哪里经受得住坐老虎凳、用烧红的烙铁烫？还是识相坦白吧！”
毛泽民说：“我的印刷所从未做过违反当局规定的事。你们也搜查了，找不到任何证据。完全没有的事，你们即使把我打死，也讲不出来呀！”
密探的头儿见状，就暂将毛泽民关进牢房。牢房黑漆漆，地上铺的草发出霉味，老鼠蹿来蹿去。他坐在草上，倚着斑驳的砖墙，独自思考：钱希均与毛特夫、毛远耀等业务骨干一定会稳住局面，但协盛印刷所已无法正常运转，要另想办法……
中共中央特科通过在巡捕房的关系进行斡旋，避免毛泽民立即被引渡给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隔了一天，一个大块头踱近牢房，往两边注视一下，轻声对毛泽民说：“喂，杨老板，我是巡捕房探长的把兄弟，是否愿意做个交易？放你出去，筹集10万大洋送过来，以后弟兄们不找你麻烦，咋样？”
毛泽民见这家伙企图大敲竹杠，就将计就计：“心太黑了吧？我这小印刷所一年挣不到多少钱，哪里拿得出10万大洋？”
“即使无证据，只要弟兄们认定你印了共产党的东西，你否认也没有用。”大块头压低声音继续说，“‘印赤色刊物’的罪可不轻呀！”
毛泽民假装愿意妥协：“老弟说的正是巡捕房密探们的实情，我出去筹集5万大洋奉上，可以吗？”
大块头可能是鸦片瘾上来了，打了个哈欠，做出手势：“8万大洋，不能再少了。否则，弟兄们不够分。”
毛泽民装出无奈的样子：“唉，保命要紧。只好这样了，10天内送上8万大洋。我真是得砸锅卖铁啦！”
大块头挺得意：“我这就去禀告探长，请他签字放人。”他说完，急匆匆走了。
毛泽民离开牢房，立即回到协盛印刷所。毛特夫、毛远耀等已把几位临时帮忙的印刷工遣散，并与留下坚守的同志商量了对策;小张则向上级作过汇报，并带回“必须转移”的指示。毛泽民得知上级也决定搬迁印刷所，就同大家合计好，准备利用一个夜晚把印刷设备运出去。他叮嘱大家：“明天，我去《申报》馆登公开拍卖印刷所的广告，再约‘买家’来谈，迷惑敌人。待蹲点监视的密探们懈怠了，再按计划行事。”
深秋的夜晚，弄堂里寒气重。在春晖里屋檐下监视的两个密探无精打采，把头颈缩进衣领。其中一个说：“那老板登了拍卖印刷所的广告，买家来谈过几次，听说已成交了。”另一个说：“不用担心，反正‘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带队的大块头仗着与探长有交情，他只守候了一天，就开溜去享乐。我们也省点劲吧。”
此刻，小张缓缓走近，说：“我们老板明天就能拿到大洋，交给侦探组。两位辛苦了，这点酒菜是犒劳你们的。”他说着，就放下两瓶七宝大曲，一只燕云楼烤鸭。
因为酒里放了安眠药，那两个家伙吃完抹了抹嘴，很快就“呼呼”大睡。毛泽民带大家把早已拆卸好的印刷设备迅速移出春晖里，隐藏于别处。第二天，那两个家伙见印刷所没有任何动静，赶紧进去查看，里面不仅找不到“杨老板”，连机器也毫无影踪，这才知道上当了。
1929年初，毛泽民与钱希均、毛特夫、毛远耀等带着印刷机器，悄悄搭乘一膄货船前往天津。临行前，他协助地下党组织在上海康脑脱路（今康定路）762号另设华兴书局，小张作为骨干留下，这里曾印刷、发行《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资本主义之解剖》《世界职工运动概况》等书籍，还出版过《共产国际》月刊和《瀛寰》半月刊。
六、创刊新报
1931年2月，张闻天在沪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长，接着又成为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他对宣传工作进行调整：由于《布尔塞维克》己成不定期刊，就创办新的中共中央机关报《红旗周报》。毛泽民根据工作需要，再度抵达申城。
为了使《红旗周报》等能顺利印刷，毛泽民租用上海齐物浦路元兴里两幢紧挨的楼房（今周家嘴路998弄146-148号），一幢设秘密印刷厂，一幢设进行掩护的绸布庄，由钱之光（钱希均之兄）具体负责。在修理好买来的旧印刷机器时，毛泽民看了觉得运行响声太大，就让钱之光安排人员把窗户全堵住，墙上全部粘上棉胎，用以隔音。这样做效果不错，密探多次到此转悠，都没有发现异常。
同年4月，担任中共中央特科要职的顾顺章叛变，毛泽民果断地把秘密印刷厂搬到上海梅白克路（今新昌路）99号。此街面房屋属于祥康里，弄内住户多为普通居民。在那幢房屋里，一楼开烟杂店常由“老板”钱之光观察外面动静，二楼作为宿舍，三楼用于排字、印刷和装订。
那时，张闻天不得不多次变换寓所。一天晚上，他作为《红旗周报》主编，正在仔细改稿，毛泽民来了。毛泽民汇报工作情况后，鉴于敌人的搜查越来越严，又提出：“《红旗周报》是否也使用伪装封面？”
张闻天刚要开口，马路上突然传来几辆警车刺耳的呜叫声，他顿了顿，说：“编辑部同志讨论时，谈起《布尔塞维克》和一些书籍做了伪装，这样便于顺利送到党内同志和进步人士手中。我看《红旗周报》不妨也照此办理，要与敌人周旋，保证工作安全，必须多想办法。”
于是，《红旗周报》从第十期起，改成书的形式，陆续采用《实业周报》《时代周报》《摩登周报》《佛学研究》《平民》《现代生活》《建筑界》等16种伪装封面。该报问世不满一个月发行数即达1.2万份，它一期期地送到各级党组织的同志手中，发挥了重要的“喉舌”作用。
不久，毛泽民进入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行长等职，成为中国红色金融事业奠基人;钱希均则担任《红色中华》报发行科科长，繼续致力于党的出版发行事业。
可以说，当年在敌人严密控制的上海闹市中心，到处有密探，随时有危险，毛泽民、钱希均与同志们一起历尽艰辛，凭着对党的赤胆忠心和革命智慧，出色完成党报党刊和大量革命书籍的印行，创造了现代新闻出版史上的一个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