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为一座高耸在中国共产党发展史上的界碑，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征程，其卓越功绩永载史册。

觉醒：恢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行进到历史的十字路口。此后两年，党和国家工作有所前进，经济建设、社会各项事业和外交工作在一定程度上有所恢复和发展，但由于“左”的指导思想没有得到根本纠正，党和国家工作出现了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再次摆在党和人民面前。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新华社向全国转发。文章鲜明指出，不能拿现成的公式去限制、宰割、裁剪无限丰富的飞速发展的革命实践，应该勇于研究新的实践中提出的新问题。文章一经发表就在干部群众中引起热烈反响，引发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邓小平同志以非凡胆略和科学态度，对这场讨论给予及时而有力的支持，思想解放的浩大声势席卷全国。
　　1978年11月10日至12月15日，党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36天时间里，与会代表畅所欲言，充分讨论了关系全局的若干重大问题，“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逐步恢复。邓小平同志凝聚全党共识，在闭幕会上发表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历史地设定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策的框架和方向。
　　1978年12月18日—22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会议宣告：“只有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解放思想，努力研究新情况新事物新问题，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我们党才能顺利地实现工作中心的转变，才能正确解决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方针、方法和措施，正确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
　　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转折点，我们党在思想、政治、组织等领域的拨乱反正全面展开，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重新确立，一些理论是非、思想是非、路线是非、政策是非被澄清，历史遗留问题得到实事求是的解决。卸掉沉重的历史包袱，全党精神面貌焕然一新，社会各方面积极性空前高涨。

转轨：把党的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

　　举一纲而万目张。能否把握一个历史时期的中心任务，从根本上决定着事业的方向与成效。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毛泽东同志曾再三指示全党，要把工作中心轉到经济方面和技术革命方面来。但由于缺乏社会主义建设经验，对国际国内形势的认识有所偏差，工作中心转移始终未能完成，社会主义建设发生了曲折和停滞。
　　十年动荡结束后，我国经济濒临崩溃边缘，人民温饱都成问题，国家建设百业待兴。心怀对国家前途命运的深深忧虑，邓小平同志启程赴广东、四川、东北等地考察。他一路走、一路讲，话题不离经济工作。
　　“马克思主义认为，归根到底要发展生产力。我们太穷了，太落后了，老实说对不起人民。我们现在必须发展生产力，改善人民生活条件。”1978年9月，在与辽宁省委负责同志谈话时，邓小平同志直言。在此后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这个观点被反复强调和集中讨论。全党普遍意识到，实现工作中心转移，“开始新的战斗任务”，已迫在眉睫。
　　不久后举行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一锤定音：“适应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及时地、果断地结束全国范围的大规模的揭批林彪、‘四人帮’的群众运动，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由此，中国开启了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历史性转折。

开局：作出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

　　1978年初夏，一次不同寻常的考察在西欧进行。时任国务院副总理谷牧率团出访西欧五国的25个城市，这是中国政府首次派出大规模高级别经济代表团访问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一个多月的见闻，令谷牧产生了“咄咄逼人的紧迫感”，也看到西方国家愿意向中国投资的历史机遇。经济科技的巨大差距，刺激中国奋起直追。
　　半年后的一个冬夜，安徽小岗村18户农民在一纸分田到户的契约上按下红手印。他们连夜抓阄分牲畜、农具并丈量土地，暗中搞起了“包干到户”。次年，这个自农业合作化以来从未向国家交过一斤粮的“吃粮靠返销，花钱靠救济，生产靠贷款”的“三靠队”，破天荒向国家交了公粮、还了贷款。小岗村“大包干”的实践探索，产生了极大示范效应，许多地方纷纷效仿。
　　穷则变，变则通。顺应世界潮流，对长期以来妨碍现代化建设的僵化体制机制以及各种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作出调整和变革，探索发展新路，把耽误的时间夺回来，成为民心所向。
　　经过充分酝酿，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根据新的历史条件和实践经验，采取一系列新的重大的经济措施，对经济管理体制和经营管理方法着手认真的改革，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努力采用世界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这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
　　改革从农村突破，向城市拓展;开放从兴办经济特区向开放沿海、沿江乃至内地推进。
　　1979年，中央批准广东、福建两省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试办特区，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不久，“深圳速度”大放异彩，“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口号响彻全国。
　　1980年，浙江温州的章华妹领到了改革开放后我国第一张个体工商业营业执照;山东临清农民赵汝兰，在包产到户第二年，靠着种棉花卖棉花，成了当地第一个万元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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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革开放成为当代中国最显著的特征、最壮丽的气象。但这一进程并非坦途，我们呛过水，遇到过风浪，却“在游泳中学会了游泳”。进入新时代，“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断显现，但人们普遍相信，“改革开放中的矛盾只能用改革开放的办法来解决”。
　　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
　　1978年，乘坐在时速210公里的日本新干线列车上，邓小平同志感到格外震撼。他感慨：“就像推着我们跑一样，我们现在很需要跑！”
　　从跟跑、并跑到领跑，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为标志，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从危难中奋起，根本扭转了党和国家的历史命运，社会主义事业走上胜利之途。
　　（摘自七一网 七一客户端/《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