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相声艺人郭德纲做了一件他自认为是行善积德的事。他买了200多斤鲤鱼、草鱼、泥鳅等动物，然后将其放生。2012年11月15日，他在社交网站上谈及这次经历，自觉“酣畅无比”。然而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这位声称“不思回报”的笑星因此遭遇了嘲讽。
国际爱护动物基金会北京猛禽救助中心猛禽康复师张率形容，这是“糟蹋生命”。
在野生动物保护者眼里，盲目放生不啻为另一种杀戮：如果郭德纲放生的是家养动物，它们最大的可能性是死亡；放生野生动物，则购买行为可能鼓励了非法捕猎。而放生的若是外来物种，物种入侵的危险性也不能忽视。
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这也是天津市野生动植物保护管理站主任石会平的呼吁。她正在处理发生在当地的国际濒危物种东方白鹳中毒事件。2012年11月11日以来，至少20只东方白鹳遭毒杀，13只中毒后获救。这是今年继湖南省桂东、延陵两县非法捕杀候鸟事件后，又一起令人震惊的事件。
异地追杀与异地消费
中国鸟类学会副理事长、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研究员马鸣的课题组发表了一份英文的中国偷猎水鸟状况研究报告。报告估计，每年全国被猎杀的水鸟在8万到12万只之间，约有40个种类。过去3年里，至少有20万只水鸟丧生。
项目组总结了偷猎者使用的插天网、下滚钩、铁夹、套索、电击、枪击等10种捕鸟方式。其中，投毒最危险也最常用，68%被偷猎的水鸟死于毒杀，这带来了公共卫生领域的挑战。很多地方发生过人们食用被毒死的野鸟几乎致死的事情。
偷猎者用毒药浸泡的谷物或鱼虾制成诱饵，常见的毒药是“呋喃丹”。2012年3月，辽宁省发现过长达200米的毒饵带。
马鸣说，鸟类食用毒饵后失去意识被捕，盗猎者有时还会注射阿托品等药物将它们救活，活禽售价更高。
他们算了一笔账，一只在乌鲁木齐被杀的野鸭售价是4到5美元，空运至长沙或广州，价钱升到50美元，而上了餐桌后，价格又会再翻几番。在广州市场，野雁和天鹅能达到人民币几百元甚至上千元。他们发现，野鸟通常被伪装成家禽空运，这样更加便捷，一批的数量为600到800只。
因此，除了呼吁遏制非法捕猎，他们认为应加强物流业的监管。马鸣还指出，有的偷猎人员会“流窜作案”，候鸟飞到哪里，就追杀到哪里。
近期的几起案件，野生动物几乎都是流向饭店。在部分地区，乱捕滥猎、滥食野生动物不是个别现象，而是几乎公开的群体性行为，且愈演愈烈。
10年内勺嘴鹬可能消失
此次东方白鹳遇害的渤海之滨，是候鸟东亚—澳大利亚迁飞路线上的重要节点。
国际自然保护联盟2012年公布的一份研究报告中，对东亚和东南亚潮间带栖息地特别是黄海、渤海地区的状况作了分析。报告显示，这条迁飞路线上水鸟物种总数是155种，至少33种是全球受威胁的或近危的物种。
报告评估了路线上388块有水鸟的海岸地块。在这些地方观察到的水鸟数量，每年下降5%-9%，是“地球上任何一个生态系统所罕见的”。
下降最快的是目前已经极度濒危的勺嘴鹬，以年均26%的速度消失。据预测，它将在10年内灭绝。
北京师范大学鸟类学专业硕士、参加东方白鹳救助行动的志愿者雷维蟠就此指出，比防盗猎更重要的是“保卫每一处迁徙中停地的存续和质量”。
湖南猎鸟事件后，2012年10月底，30多个爱鸟机构联名发出公开信，呼吁建立候鸟迁徙廊道自然保护地管理机制，为候鸟的生命通道保驾护航。他们认为，我国在候鸟繁殖地、越冬地设有自然保护区，但对迁徙廊道的重视程度则远远落后，希望打破地域界限，建立候鸟迁徙廊道的自然保护区。
“这是一条重要的候鸟生命线，却布满了鬼门关。”公开信上指出。
对野生动物调查工作“不闻不问”
有时，看似“绿色”的人类行为也会对候鸟产生伤害。国际自然保护联盟认为，风力发电设备紧邻鸟类栖息地，就会构成威胁。
不少鸟类爱好者见过野鸟撞击风车后的惨烈死亡。猛禽康复师张率说，很多海雕、秃鹫直接被腰斩。在日本，一个解决之道是为叶片涂上警戒色。
而人类猎鸟的陋习，还很难找到解决之道。每到候鸟迁徙季节，候鸟遇害事件此起彼伏。
国家林业局副局长印红表示，近期发生的多起大规模猎杀、滥食候鸟等案件，情节之严重、行为之恶劣，令人极为震惊。这损害了野生动物保护和生态建设成果，也给国家声誉造成了极为负面的影响。印红说，候鸟等野生动物保护在不少地方仍处于“十分薄弱的状况”，希望各级林业主管部门像对待植树造林、森林防火工作一样加强这一职责。
国家林业局监督检查组已赴各地督查，直至2013年春季候鸟迁飞结束为止。
南开大学博士生莫训强说，回顾东方白鹳救助过程，很多方面的正能量起了作用：政府的全力支持和配合、志愿者和公众的广泛关注和参与、专家团队的专业指导、媒体的正向引导和呼吁。天津环保人士赵亮也认为，这堪称“美丽中国”的大港版本，其中包含了民间生态意识的觉醒，包含了各种力量的良性互动。
根据《野生动物保护法》，投毒者将受处罚。一个可供参考的判例是，2000年，吉林两名农民毒杀了16只东方白鹳、6只野鸭和两只苍鹭，被判有期徒刑12年。
另一个问题不容忽视，颁布于1988年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有待修订。名录颁布时，白鹳被列入一级保护动物名录，东方白鹳当时被认为是白鹳的一种，如今却被认作近亲。无论国家是否“一级保护”，东方白鹳的珍稀都是名副其实。它的全球数量据估计在2500只以下，且仍在减少，极小的伤亡对整个物种也是重创。
这些羽毛黑白分明的大鸟原本只是过客。像往年一样，它们历经千万里飞行，在这里歇脚，准备下一次起飞，却陷在寒冷的沼泽深处。搜救者不难判断它们死前的痛苦：有的嘴里含着毒鱼，有的嘴角流出液体，有的张着翅膀，保持着飞的姿势。
国际爱护动物基金会北京猛禽救助中心猛禽康复师张率形容，这是“糟蹋生命”。
在野生动物保护者眼里，盲目放生不啻为另一种杀戮：如果郭德纲放生的是家养动物，它们最大的可能性是死亡；放生野生动物，则购买行为可能鼓励了非法捕猎。而放生的若是外来物种，物种入侵的危险性也不能忽视。
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这也是天津市野生动植物保护管理站主任石会平的呼吁。她正在处理发生在当地的国际濒危物种东方白鹳中毒事件。2012年11月11日以来，至少20只东方白鹳遭毒杀，13只中毒后获救。这是今年继湖南省桂东、延陵两县非法捕杀候鸟事件后，又一起令人震惊的事件。
异地追杀与异地消费
中国鸟类学会副理事长、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研究员马鸣的课题组发表了一份英文的中国偷猎水鸟状况研究报告。报告估计，每年全国被猎杀的水鸟在8万到12万只之间，约有40个种类。过去3年里，至少有20万只水鸟丧生。
项目组总结了偷猎者使用的插天网、下滚钩、铁夹、套索、电击、枪击等10种捕鸟方式。其中，投毒最危险也最常用，68%被偷猎的水鸟死于毒杀，这带来了公共卫生领域的挑战。很多地方发生过人们食用被毒死的野鸟几乎致死的事情。
偷猎者用毒药浸泡的谷物或鱼虾制成诱饵，常见的毒药是“呋喃丹”。2012年3月，辽宁省发现过长达200米的毒饵带。
马鸣说，鸟类食用毒饵后失去意识被捕，盗猎者有时还会注射阿托品等药物将它们救活，活禽售价更高。
他们算了一笔账，一只在乌鲁木齐被杀的野鸭售价是4到5美元，空运至长沙或广州，价钱升到50美元，而上了餐桌后，价格又会再翻几番。在广州市场，野雁和天鹅能达到人民币几百元甚至上千元。他们发现，野鸟通常被伪装成家禽空运，这样更加便捷，一批的数量为600到800只。
因此，除了呼吁遏制非法捕猎，他们认为应加强物流业的监管。马鸣还指出，有的偷猎人员会“流窜作案”，候鸟飞到哪里，就追杀到哪里。
近期的几起案件，野生动物几乎都是流向饭店。在部分地区，乱捕滥猎、滥食野生动物不是个别现象，而是几乎公开的群体性行为，且愈演愈烈。
10年内勺嘴鹬可能消失
此次东方白鹳遇害的渤海之滨，是候鸟东亚—澳大利亚迁飞路线上的重要节点。
国际自然保护联盟2012年公布的一份研究报告中，对东亚和东南亚潮间带栖息地特别是黄海、渤海地区的状况作了分析。报告显示，这条迁飞路线上水鸟物种总数是155种，至少33种是全球受威胁的或近危的物种。
报告评估了路线上388块有水鸟的海岸地块。在这些地方观察到的水鸟数量，每年下降5%-9%，是“地球上任何一个生态系统所罕见的”。
下降最快的是目前已经极度濒危的勺嘴鹬，以年均26%的速度消失。据预测，它将在10年内灭绝。
北京师范大学鸟类学专业硕士、参加东方白鹳救助行动的志愿者雷维蟠就此指出，比防盗猎更重要的是“保卫每一处迁徙中停地的存续和质量”。
湖南猎鸟事件后，2012年10月底，30多个爱鸟机构联名发出公开信，呼吁建立候鸟迁徙廊道自然保护地管理机制，为候鸟的生命通道保驾护航。他们认为，我国在候鸟繁殖地、越冬地设有自然保护区，但对迁徙廊道的重视程度则远远落后，希望打破地域界限，建立候鸟迁徙廊道的自然保护区。
“这是一条重要的候鸟生命线，却布满了鬼门关。”公开信上指出。
对野生动物调查工作“不闻不问”
有时，看似“绿色”的人类行为也会对候鸟产生伤害。国际自然保护联盟认为，风力发电设备紧邻鸟类栖息地，就会构成威胁。
不少鸟类爱好者见过野鸟撞击风车后的惨烈死亡。猛禽康复师张率说，很多海雕、秃鹫直接被腰斩。在日本，一个解决之道是为叶片涂上警戒色。
而人类猎鸟的陋习，还很难找到解决之道。每到候鸟迁徙季节，候鸟遇害事件此起彼伏。
国家林业局副局长印红表示，近期发生的多起大规模猎杀、滥食候鸟等案件，情节之严重、行为之恶劣，令人极为震惊。这损害了野生动物保护和生态建设成果，也给国家声誉造成了极为负面的影响。印红说，候鸟等野生动物保护在不少地方仍处于“十分薄弱的状况”，希望各级林业主管部门像对待植树造林、森林防火工作一样加强这一职责。
国家林业局监督检查组已赴各地督查，直至2013年春季候鸟迁飞结束为止。
南开大学博士生莫训强说，回顾东方白鹳救助过程，很多方面的正能量起了作用：政府的全力支持和配合、志愿者和公众的广泛关注和参与、专家团队的专业指导、媒体的正向引导和呼吁。天津环保人士赵亮也认为，这堪称“美丽中国”的大港版本，其中包含了民间生态意识的觉醒，包含了各种力量的良性互动。
根据《野生动物保护法》，投毒者将受处罚。一个可供参考的判例是，2000年，吉林两名农民毒杀了16只东方白鹳、6只野鸭和两只苍鹭，被判有期徒刑12年。
另一个问题不容忽视，颁布于1988年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有待修订。名录颁布时，白鹳被列入一级保护动物名录，东方白鹳当时被认为是白鹳的一种，如今却被认作近亲。无论国家是否“一级保护”，东方白鹳的珍稀都是名副其实。它的全球数量据估计在2500只以下，且仍在减少，极小的伤亡对整个物种也是重创。
这些羽毛黑白分明的大鸟原本只是过客。像往年一样，它们历经千万里飞行，在这里歇脚，准备下一次起飞，却陷在寒冷的沼泽深处。搜救者不难判断它们死前的痛苦：有的嘴里含着毒鱼，有的嘴角流出液体，有的张着翅膀，保持着飞的姿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