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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2年10月，同治大婚。各国在京使节早已做好了受邀观礼的准备。岂料，送来的不是请柬，而是总理衙门的告诫，要他们切勿在这日上街行走，还要求他们约束本国在京之人必须待在家里。公使们大怒，当面痛骂了总理衙门的传讯人，但骂完后也没什么办法，毕竟邀请与否是清廷的自由。
问题出在“公使们见了皇帝究竟跪还是不跪”上——近代外交讲究平等，公使们是不肯跪的;传统制度讲究宗主国的体面，外邦使节不跪上国皇帝，真是岂有此理。这个问题已纠结清廷差不多一百年。当然了，洋人不肯下跪，大清也是自有妙计。
篡改他国文书
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英国马嘎尔尼使团来华。朝贡体系下，清廷自视为“天下共主”，但马嘎尔尼寻求的却是平等外交这一前提下的贸易条件的改善。调和矛盾的重任，落在了主管藩属事务的礼部身上。
因为经验丰富，礼部做起这种事来得心应手。他们毫不迟疑地按照朝贡体系的需要，以天朝上国的体面为第一要义，篡改了人家的外交文书。
经礼部大人之手修改后，东印度公司董事长致乾隆的函中，“我国王心中十分不安”“恳想求”“施恩”“赏见”“包管”这类字眼无疑为大清的“体面”增色不少。由马嘎尔尼转递的、英王给乾隆的信函也被修改得面目全非。原信开头的主旨，是在向乾隆介绍大英帝国的伟业;重写后的版本，则完全变成了跪舔“中国大皇帝”。
文书可以随心所欲地乱改，“夷人”未必看得懂，也未必看得到。只是真到了需要“夷人”对中国皇帝三跪九叩的关头，终不免露出马脚。当然，文字游戏还是要继续玩下去——按英国档案的记载，马嘎尔尼使团以谒见英王行单腿下跪的礼节，谒见了中国皇帝;而据中方文献记载，使团正使“行礼如仪”。
不跪则不见
嘉庆在维护体面这个问题上，比乾隆要“有原则”得多。阿美士德使团不肯对他三跪九叩，只愿“脱帽三次，鞠躬九次”，他就在阿美士德申请谒见的文书上写上一堆“所言甚属欺诳”“支吾可恶”之类的话，然后把他们赶出中国。
咸丰没有这样的底气——第二次鸦片战争，清廷败了，签订的《中英天津条约》中有这样的规定：大英钦差大臣作为代国秉权大员，觐见大清皇帝时，遇到有碍国体之礼，绝不可行，必须统一使用英国使节拜谒其他国家元首的统一礼节。
这意味着西方国家以近代平等礼仪觐见清朝皇帝，也已经以条约的形式获得了解决。但这种解决，仅仅是条约层面的解决，咸丰已决意在实践中坚决抵制该条款。
事实上，在1858年《天津条约》即将签字之际，他还下达指示，要求必须行跪拜之礼。他担心一旦允许西方使节以西礼代替跪拜觐见天子，清廷和自己必将颜面尽失，那时“何以为天下共主”？
清军败了，指示也落空了。回避与来华使节的会面，就成了咸丰维护体面的最后防线。
1860年，英法联军自天津攻入通州。咸丰对联军提出的八项议和条件无不应允，唯独不准对方觐见。他指示前方负责谈判的怡亲王务必听他的，不然就只有开战了。
谈判失败，英法联军兵临北京城下，火烧了圆明园。咸丰匆忙逃往热河，将残局留给了恭亲王奕诉，然后签订了新的《北京条约》。
联军收获了不菲的物质利益，仍然撼不动咸丰对跪拜礼仪的坚持，只好暂时放弃。但洋人用平等礼仪面见了奕诉，让远避热河的咸丰伤心欲碎：“若复任其肆行无忌，我大清尚有人耶？”
咸丰不愿返回北京，因为“夷人”仅是暂时退去，他们拒绝行三跪九叩之礼，想谒见自己亲递国书的念头也还没有打消。他在诏书里对一线负责谈判的大臣们疾言厉色，勒令他们必须想办法阻止洋人“亲递国书”。
这年12月，奕诉终于从英、法两国公使处取得了不再坚持入觐的保证。咸丰对这些保证仍心存疑虑，不愿回京。
见识到了如此这般的“誓死不从”，英国政府只好做出退让，不再坚持人觐。1861年1月9日，英国外相训令其驻华公使，勿再要求向中国皇帝亲呈国书，只要求中国政府承认其为英国政府的代表即可。其他国家随之也采取了相似的处理方式。
1861年8月，咸丰病死于热河，终于成功践行了自己“决不见不行跪拜礼之夷人”的诺言。
五鞠躬之礼
咸丰死后，同治年幼，太后乃妇道人家不便抛头露面，成了清廷长期拒绝外使入觐最得力的理由。
1872年，同治大婚，再次以不给各国公使送请柬的方式，“规避”了问题。但问题终于还是到了必须解决的一天。1873年，同治宣布亲政。次日，英、法、俄、美、德五国公使联合向总理衙门递交照会，要求觐见同治，递交国书。
拖无可拖，所有的拒绝理由都已不复存在。总理衙门只好与五国公使约定在3月11日会谈。会谈无果后，双方展开了漫长的公文往来战。三个月后，争论终于告一段落，清廷给出的条件是：不跪拜可以，但必须体现出大清的超拔地位，所以你们对自家君主三鞠躬，对我朝皇帝，必须五鞠躬;即便是五鞠躬，我们也是吃亏的，所以要止损，要严格限制你们觐见皇帝的次数。
1873年6月29日，英、法、俄、美、荷五国公使和日本大使在紫光阁以鞠躬礼觐见了同治。各国使节终于如愿以偿，首次以平等国家代表的身份，站到了清朝皇帝的面前。此时，距离马嘎尔尼使华已整整80年。
当然，各国使节们并不知道，他们的五鞠躬从未被载入《清穆宗实录》和同治的《起居注》，尽管这两份文档的职责是详细记载朝廷所有政务大事和皇帝每天的活动。关于觐见情形，《清穆宗实录》里只有“于紫光阁前瞻觐”七个字，《起居注》中也只有“九人入觐见，上温语慰问”一句而已。
这种现象，是有时代土壤的。在翰林院编修吴大溦看来，外国使节不肯下跪必将破坏大清的政体，让“普天臣民之心”愤懑难平;而在浙江道监察御史边宝泉看来，用中国臣子的跪拜之礼来要求外國使节，其实是对他们的一种优待;最耐人寻味的，是当时著名的经史学者李慈铭，他脑补出了这样一幕离奇的情节——六国使节在觐见皇帝时全吓尿了。
问题出在“公使们见了皇帝究竟跪还是不跪”上——近代外交讲究平等，公使们是不肯跪的;传统制度讲究宗主国的体面，外邦使节不跪上国皇帝，真是岂有此理。这个问题已纠结清廷差不多一百年。当然了，洋人不肯下跪，大清也是自有妙计。
篡改他国文书
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英国马嘎尔尼使团来华。朝贡体系下，清廷自视为“天下共主”，但马嘎尔尼寻求的却是平等外交这一前提下的贸易条件的改善。调和矛盾的重任，落在了主管藩属事务的礼部身上。
因为经验丰富，礼部做起这种事来得心应手。他们毫不迟疑地按照朝贡体系的需要，以天朝上国的体面为第一要义，篡改了人家的外交文书。
经礼部大人之手修改后，东印度公司董事长致乾隆的函中，“我国王心中十分不安”“恳想求”“施恩”“赏见”“包管”这类字眼无疑为大清的“体面”增色不少。由马嘎尔尼转递的、英王给乾隆的信函也被修改得面目全非。原信开头的主旨，是在向乾隆介绍大英帝国的伟业;重写后的版本，则完全变成了跪舔“中国大皇帝”。
文书可以随心所欲地乱改，“夷人”未必看得懂，也未必看得到。只是真到了需要“夷人”对中国皇帝三跪九叩的关头，终不免露出马脚。当然，文字游戏还是要继续玩下去——按英国档案的记载，马嘎尔尼使团以谒见英王行单腿下跪的礼节，谒见了中国皇帝;而据中方文献记载，使团正使“行礼如仪”。
不跪则不见
嘉庆在维护体面这个问题上，比乾隆要“有原则”得多。阿美士德使团不肯对他三跪九叩，只愿“脱帽三次，鞠躬九次”，他就在阿美士德申请谒见的文书上写上一堆“所言甚属欺诳”“支吾可恶”之类的话，然后把他们赶出中国。
咸丰没有这样的底气——第二次鸦片战争，清廷败了，签订的《中英天津条约》中有这样的规定：大英钦差大臣作为代国秉权大员，觐见大清皇帝时，遇到有碍国体之礼，绝不可行，必须统一使用英国使节拜谒其他国家元首的统一礼节。
这意味着西方国家以近代平等礼仪觐见清朝皇帝，也已经以条约的形式获得了解决。但这种解决，仅仅是条约层面的解决，咸丰已决意在实践中坚决抵制该条款。
事实上，在1858年《天津条约》即将签字之际，他还下达指示，要求必须行跪拜之礼。他担心一旦允许西方使节以西礼代替跪拜觐见天子，清廷和自己必将颜面尽失，那时“何以为天下共主”？
清军败了，指示也落空了。回避与来华使节的会面，就成了咸丰维护体面的最后防线。
1860年，英法联军自天津攻入通州。咸丰对联军提出的八项议和条件无不应允，唯独不准对方觐见。他指示前方负责谈判的怡亲王务必听他的，不然就只有开战了。
谈判失败，英法联军兵临北京城下，火烧了圆明园。咸丰匆忙逃往热河，将残局留给了恭亲王奕诉，然后签订了新的《北京条约》。
联军收获了不菲的物质利益，仍然撼不动咸丰对跪拜礼仪的坚持，只好暂时放弃。但洋人用平等礼仪面见了奕诉，让远避热河的咸丰伤心欲碎：“若复任其肆行无忌，我大清尚有人耶？”
咸丰不愿返回北京，因为“夷人”仅是暂时退去，他们拒绝行三跪九叩之礼，想谒见自己亲递国书的念头也还没有打消。他在诏书里对一线负责谈判的大臣们疾言厉色，勒令他们必须想办法阻止洋人“亲递国书”。
这年12月，奕诉终于从英、法两国公使处取得了不再坚持入觐的保证。咸丰对这些保证仍心存疑虑，不愿回京。
见识到了如此这般的“誓死不从”，英国政府只好做出退让，不再坚持人觐。1861年1月9日，英国外相训令其驻华公使，勿再要求向中国皇帝亲呈国书，只要求中国政府承认其为英国政府的代表即可。其他国家随之也采取了相似的处理方式。
1861年8月，咸丰病死于热河，终于成功践行了自己“决不见不行跪拜礼之夷人”的诺言。
五鞠躬之礼
咸丰死后，同治年幼，太后乃妇道人家不便抛头露面，成了清廷长期拒绝外使入觐最得力的理由。
1872年，同治大婚，再次以不给各国公使送请柬的方式，“规避”了问题。但问题终于还是到了必须解决的一天。1873年，同治宣布亲政。次日，英、法、俄、美、德五国公使联合向总理衙门递交照会，要求觐见同治，递交国书。
拖无可拖，所有的拒绝理由都已不复存在。总理衙门只好与五国公使约定在3月11日会谈。会谈无果后，双方展开了漫长的公文往来战。三个月后，争论终于告一段落，清廷给出的条件是：不跪拜可以，但必须体现出大清的超拔地位，所以你们对自家君主三鞠躬，对我朝皇帝，必须五鞠躬;即便是五鞠躬，我们也是吃亏的，所以要止损，要严格限制你们觐见皇帝的次数。
1873年6月29日，英、法、俄、美、荷五国公使和日本大使在紫光阁以鞠躬礼觐见了同治。各国使节终于如愿以偿，首次以平等国家代表的身份，站到了清朝皇帝的面前。此时，距离马嘎尔尼使华已整整80年。
当然，各国使节们并不知道，他们的五鞠躬从未被载入《清穆宗实录》和同治的《起居注》，尽管这两份文档的职责是详细记载朝廷所有政务大事和皇帝每天的活动。关于觐见情形，《清穆宗实录》里只有“于紫光阁前瞻觐”七个字，《起居注》中也只有“九人入觐见，上温语慰问”一句而已。
这种现象，是有时代土壤的。在翰林院编修吴大溦看来，外国使节不肯下跪必将破坏大清的政体，让“普天臣民之心”愤懑难平;而在浙江道监察御史边宝泉看来，用中国臣子的跪拜之礼来要求外國使节，其实是对他们的一种优待;最耐人寻味的，是当时著名的经史学者李慈铭，他脑补出了这样一幕离奇的情节——六国使节在觐见皇帝时全吓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