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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承干一直被世人喻为“傻公子”，他不惜花巨资收购古籍，请人刻书出书，建图书馆，为民国著名藏书家。
刘承干是刘镛的长孙，刘镛长子刘安澜1885年在杭州参加乡试时不幸患病去世，刘安澜没有生育，后刘镛做主将老二刘锦藻的儿子刘承干过继给刘安澜为子，刘安澜夫人邱氏一直抚育刘承干成长，未再嫁。1899年，刘镛过世，此时刘家已成为巨富，刘家四兄弟分产，刘承干作为长子长孙分得大批财产。刘承干《求恕斋日记》持续几十年，里面的内容无所不包，其中涉及的生意事项也非常丰富。
南通状元张謇在清末创办大生纱厂，为解决原料的严重不足，在1900年秋天至吕四沿海一带察看，“期辟此地，广植棉产，以厚纱厂自助之力”。但开垦海滩荒地，必须向官府禀报。他因此聘请安徽人江导岷到海滩详细勘测。江导岷花了近一个月时间，共勘测十二万三千多亩土地，根据这个数字，张謇确定了所需资金，然后在1901年给两江总督刘坤一奏请筹办公司，并得到批准。
从1904年至1910年，垦牧公司一共开垦出熟地三万余亩。初期开垦出来的土地必须经过翻耙，将草根彻底挖去，才可以种植棉花，而且须经过三年以上的耕种才能够成为熟地。为了防止海水蔓延，又必须建筑堤坝，建造排水工程，因此垦牧公司需要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公司成立的前十年，盈利并不是太明显。民国以后，盈利逐步提升。到1925年时，纯盈利已经达到八十四万两银，是当时投入的三倍。
公司初期的发起人有汤寿潜、郑孝胥、李审之、罗振玉。刘家加入到股东行列是由刘承干的生父刘锦藻牵头。刘锦藻是进士，在官场上有朋友，他和张謇是同科进士，而且跟汤寿潜在浙江铁路公司合作过。刘家当时认了多少股？海门一份《张謇研究》杂志2012年第一期发表过一篇文章，其中提到：“刘锦藻在张謇家乡常乐镇开了一爿刘和济典当，在苏北很有名气。张謇垦牧公司成立后，需要吸资，刘锦藻一次投入五万两白银，占公司总资本八分之一，是公司最大的股东”。
1937年二月初五日的《求恕斋日记》记录刘家当时在垦牧公司的管理人员来沪上向刘承干汇报财产和经营情况：“张季谦与张幼嘉自海门来，与之长谈。幼嘉为辛仲之弟，今年三十六岁，在通海垦牧公司分来自管之馨德仓，已十年，同仁泰分出之九门闸田共四千亩，自管亦五年矣，本由宋志刚兼管，去秋志刚故世，沈侣夔保举幼嘉，兼理季谦亦竭力参赞，谷宜又有函来为其说项（幼嘉为谷宜妻弟），故余允许。嘱幼嘉兼管开支，薪水每月十二元……派定后与余尚未见过，是以此次偕季谦来见。”
刘承干还是垦牧公司董事：“1938年九月十六日，今日通海垦牧公司借大生沪账房开会，余本欲到会，因系议垫款，恐到会之后反觉为难，故由季谦代表也……通海董事徐静仁、汪知源、徐申如、于敬之、沈燕谋、张敬礼、陈豫千、李耆卿、刘翰怡，监察董滌青、樊荫庭，是日只余与陈豫千未到。”
刘家自刘镛辈起开始经营盐业。曾国藩任两江总督时主管盐运，他为了解决经费问题，规定按照盐票捐银，每一票捐银四百两，即可准许领票运盐。许多小户头和普通百姓，由于缺少资本没有办法取得盐票，自然不能够参与盐业。而且他规定，取得盐票以后，即是旧商，可以永久经营盐业，以后没有捐银的就不再允许经营盐业。曾国藩这一举措，为刘镛致富创造了一个机会。刘当时已经有了一定的经济基础，通过捐银，他开始拥有盐票。到清朝末年，每一票盐引，已经涨到一万两银子。刘镛即是从那时开始逐步成为淮盐的大盐商。他在扬州设立盐场，建立盐业办事处。民国时期，刘家的盐业经营开始走下坡路。后来张謇及其兄张詧又在通海各地办公司，废灶行垦，将盐民全部改为农民。
《求恕斋日记》1918年二月二十九日记载：“我家各场以梯叔处为最巨，湖涵叔处次之，本生父亲及余又次之，乃梯叔处既全数归入大丰公司，盐产已无当日规定每家各送三百元合成此数。今梯叔处盐产已无，三房合计不及万引……昔先王父（祖父刘镛）手创四场，经营备至，甚至购宅占林亭之胜所，所置仪征田亩有三千多，局面恢宏，何等劳瘁，今乃一蹶不振，竟至于斯。感昔抚今，良用浩叹。”
张謇发现开办垦牧公司有巨大的经济效益，极大地带动了江苏沿海经济发展;后来在其兄张詧帮助下，张謇又开办多家公司，比如民国七年（1918）创办的大丰盐垦公司。民国四年，扬州最大盐商周扶九因为盐场业务衰退，提议废灶兴垦，此项提议得到盐商一致赞同。此后，盐商周扶九、刘梯青等邀请张謇出面，筹建大丰盐垦公司。刘梯青即刘安泩，为刘承干三叔，刘镛第三子，字渊叔，号梯青，廪贡生，直隶省候补道员，因劝办山西振捐，奏保二品顶戴。有资料记载，当时参与大丰公司筹建的湖州商人有刘梯青、颜冠三、蒋孟■、陈其采，还有祖籍湖州的上海商人王一亭，以及祖籍湖州的许春荣。以上人物均为沪上名人，比如陈其采，是蒋介石结拜兄弟陈其美的兄弟。继大丰公司以后，张謇等又开办通遂公司、裕丰公司等。
《求恕斋日记》记录刘承干将盐灶出售给通遂公司的情况，表明刘承干从盐业转产到盐垦：
一九一九年二月初二日，五時，颜冠三、席慎之、张作三来谈，冠三、慎之在此夜膳，谈至十一时而去。作三复来，在草约上双方签字，盖作三代表张叔俨（张詧）签字也。
予小海寰镜清之灶产一百一十七副，由张作三、蒋雅初介绍，出让与通遂公司（由张詧办于1919年，设于沈灶，盐垦公司总理是张叔俨，名詧，近更字退庵，即张季直之兄），计灶价洋八万一千九百元，每副七百元，房屋生财洋六千元，驳船两只洋六百元，给原业洋一千三百九十元，垣地押租洋一百十元，统计合洋九万余元。
晚清民国时期，典当行业具有很高的利润。刘家典当行遍布湖州、南浔、新市、盛泽、青浦、上海、江苏等地，如盛泽兴盛典，新市春生典，青浦朱家角同和典、和济典、源康典，江苏支塘道生典，湖州新盛典，菱湖万泰典，江苏启东裕大典等。
从日记里看出，每一年的春节是刘承干最繁忙的时候，各条线上的负责人、账房先生都要向他汇报经营情况。有一些人员需要调整，也有一些人员有徇私舞弊的情况发生必须处理，甚至还有因为吸食鸦片被刘承干解雇的。 刘家是浙江兴业银行的发起人和投资者。在上海档案馆保存的浙江兴业银行资料，第一任至第十三任董事一览表内，第四任董事即1911年当选者为“刘翰怡、周湘舲、郑岱生、蒋孟、沈新三”。第九任、第十任、第十一任董事（1921年至1927年当选）均有“刘澄如”名字。刘翰怡，即刘承干。刘澄如，即刘锦藻。
按照董事会章程，董事必须由具有五十股以上的股东担任。据载，浙江兴业银行创办时，最大股东也只持有两百股，且只有一户，两百股以下十股以上的共七十二户。资金非常分散，能够持五十股以上的已经算很有资金实力了。
投资上海大达轮步公司。1905年，张謇在上海成立大达轮步公司，在上海十六浦购置码头，跟南通天生港大达轮步公司对应，并且向英商购置“大安”轮，开通南通至上海航线，向英商购置“大和”轮，开通上海至扬州航线。大达轮步公司成立初期，张謇即向浙江富绅筹集资金，刘家因此参与投资。查刘承干日记1925年闰四月初四日记载，“午刻以大达轮步公司邀集董事会（予今年新得董事，今日第一次到会），在一枝香午膳，到者为本生父亲、邢穗軒、朱子昭（朱葆三之子，代表乃翁）、李泳裳（镇海人，李云书族弟）、金西林（李、金二人为监察）、王一亭（公司正经理）、张菊畦（副经理）、杨幼波（公司账友），协理李云书以事未到。所议者工程局加租二千两，本是每年一万两，现在加二千两。”大达轮步公司的创立标志着中国民营资本开始涉足航运业，打破了洋人垄断航运一统天下的局面。此乃得力于张謇的功绩，但是浙江富绅在资金投入上发挥了作用。
投资上海四明电话公司。此公司为宁波定海人厉树雄、厉百川兄弟为主要发起人，刘家为主要投资者。厉树雄（1891—1987）十八岁便在上海房地产界初显身手，创办宁波和丰纱厂、宁波四明电话公司。刘承干后来被推举为四明电话公司董事长。其1923年三月二十日日记载：“至一品香开四明电话公司股东会，到者厉树雄、百川昆季，王茂育、叶山涛、笃初（刘承材）培余（刘承植）两弟、蔡酉生、汪星台、蔡泳和九人而已。改选董事，当选者盛泽承、叶山涛、笃初弟、厉树雄、陈子埙、赵柏年，余则仍为董事长。”
投资龙章造纸厂。龙章造纸厂为中国最早的官商合办造纸厂，由南浔实业家庞元济（字莱臣）集资四十四万两银子所开办，其中官银六万两。庞元济（1864—1949），其父庞云为南浔丝商，曾经与胡雪岩合作做丝生意。因其做事比较稳固，1883年胡雪岩因为囤积生丝遭遇破产，他却侥幸躲过一劫。又因为其曾经参与左宗棠军火生意而致富。庞元济光绪六年（1880）考中秀才，其父又帮助他向清廷献银三万两，经李鸿章奏请，获慈禧太后特赏举人，例授刑部江西司郎中，特赏四品京堂。据《上海造纸志》载：“1904年，清政府委任四品候补京堂庞元济在高昌庙日晖桥筹办龙章造纸公司（位于今浦东川沙六里乡），庞会同严子均招得商股三十八万两，清政府拨款六万两作为官股，同时享免税优惠。光绪三十三年（1907）五月开车出纸。占地六十亩，引进美国一百多烘缸长网造纸机两台，一千二百磅打浆机十四只，有一千千伏安发电机一座，自行发电，日产纸十吨。主要产品为连史纸，原料以破布为主，兼用部分木浆稻草。”
龙章造纸厂初期一直亏空，宣统元年（1909）增加新股。刘承干和庞莱臣同属南浔人，庞莱臣比刘承干大十八岁，属于刘承干的前辈。刘承干对庞莱臣非常尊重。刘家为龙章造纸厂最早的股东。据刘承干日记记载，1927年，龙章造纸厂开董事会，刘承干为董事，其余董事还有韩芸根、邱问清、徐冠南，庞赞臣为公司经理。
投资湖州模范缫丝厂。湖州模范缫丝厂原来是菱湖王笙甫等四人在1909年所创办，在湖州北门外大通桥，原名公益丝厂，有意大利直巢车两百台。丝商周庆云1921年接管，1928年一月扩资。据刘承干日记记载：“1928年农历正月二十二日。夜八时三十，周湘舲、李佑仁来，前所云湖州模范丝厂招股事，于今夜谈定。余以三万元附之。此厂本湘舲与廉波所开。李佑仁为廉波胞弟，在此厂经理。现将湘、廉从前创办资本改归机器部，另招股，今作为经营部资本，其机器即租与厂中经营。资本共计十万元，周湘舲七万，余三万。蒋少清亦在旁谈。谈至十一时，合同签字。”
投资上海印染公司。1928年，湖州荻港人章荣初在上海筹办印染公司，刘承干积极参股。因为刘承干是大股东，而且在沪上有声誉，章荣初推举刘承干为董事长和总经理，而刘承干虽然投资，但是他不是实业家，因此一再拒绝担任。1928年农历十一月初五日日记载：“上海印染公司举余为董事长，季珩、蕴春同时亦有电云，嘱余另电公司辞谢。午后，菊如与其侄恂言来谒，谈良久，拟一电复印染公司。文曰：咸电敬悉，承举董事长，无任惶悚，万不敢当。且精力不及，固已有言在先，务乞另举贤能至要。”
晚清和民国初期，刘承干的许多生意还依附在刘锦藻之下，比如垦牧公司、浙江兴业银行等。刘承干几乎每一天都去“贻德里”向刘锦藻汇报业务。1934年刘锦藻过世以后，刘承干没有人可以依靠，他才独立支撑刘家，许多事情都由他出面。还好，刘承干门下有一批有能力的账房先生，这一批人为刘承干出谋划策，为他打理生意。而且，刘承干讲信用，对朋友很讲义气，这些因素促成了他的生意兴隆。刘承干手下的账房先生主要有张菊畦、蒋少清、邵菊如、俞子青、程伯厚、履冰、蔡泳和、崔振声、瞿从叔、程星甫等。每一个账房具体分管某一摊，比如崔振声负责南浔及昆山的田租收账，蔡泳和负责四明电话公司，程星甫则专管江苏通海垦牧公司资产，邵菊如则经常代表刘承干出席兴业银行等各种董事会。每一年过年，刘承干都要专门请账房先生吃饭，即使朋友会聚，有时候也要让账房一同相陪。1922年，盛泽兴盛典发生一起店员徇私舞弊的案子，永大绸庄将布匹混入绸缎中拿到典当行抵押，而职员包括司包、钱席等均为之袒护。后来由一位职员举报，刘承干派了蔡泳和出面查办，对有关徇私舞弊职员作了处理。刘承干对账房的依赖是非常明显的，他们有时也会犯错误，但是处理上就不一样。比如崔振声，曾经担任嘉业堂藏书楼的施工管理，但是他管理不够到位，而且在管理期间为自己营造私房。下面的职员也有反映。刘承干闻悉以后，虽然对其批评，但是还是予以重用。或许正是由于这种对待员工宽容的态度，让许多账房为其卖力。
刘承干是刘镛的长孙，刘镛长子刘安澜1885年在杭州参加乡试时不幸患病去世，刘安澜没有生育，后刘镛做主将老二刘锦藻的儿子刘承干过继给刘安澜为子，刘安澜夫人邱氏一直抚育刘承干成长，未再嫁。1899年，刘镛过世，此时刘家已成为巨富，刘家四兄弟分产，刘承干作为长子长孙分得大批财产。刘承干《求恕斋日记》持续几十年，里面的内容无所不包，其中涉及的生意事项也非常丰富。
南通状元张謇在清末创办大生纱厂，为解决原料的严重不足，在1900年秋天至吕四沿海一带察看，“期辟此地，广植棉产，以厚纱厂自助之力”。但开垦海滩荒地，必须向官府禀报。他因此聘请安徽人江导岷到海滩详细勘测。江导岷花了近一个月时间，共勘测十二万三千多亩土地，根据这个数字，张謇确定了所需资金，然后在1901年给两江总督刘坤一奏请筹办公司，并得到批准。
从1904年至1910年，垦牧公司一共开垦出熟地三万余亩。初期开垦出来的土地必须经过翻耙，将草根彻底挖去，才可以种植棉花，而且须经过三年以上的耕种才能够成为熟地。为了防止海水蔓延，又必须建筑堤坝，建造排水工程，因此垦牧公司需要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公司成立的前十年，盈利并不是太明显。民国以后，盈利逐步提升。到1925年时，纯盈利已经达到八十四万两银，是当时投入的三倍。
公司初期的发起人有汤寿潜、郑孝胥、李审之、罗振玉。刘家加入到股东行列是由刘承干的生父刘锦藻牵头。刘锦藻是进士，在官场上有朋友，他和张謇是同科进士，而且跟汤寿潜在浙江铁路公司合作过。刘家当时认了多少股？海门一份《张謇研究》杂志2012年第一期发表过一篇文章，其中提到：“刘锦藻在张謇家乡常乐镇开了一爿刘和济典当，在苏北很有名气。张謇垦牧公司成立后，需要吸资，刘锦藻一次投入五万两白银，占公司总资本八分之一，是公司最大的股东”。
1937年二月初五日的《求恕斋日记》记录刘家当时在垦牧公司的管理人员来沪上向刘承干汇报财产和经营情况：“张季谦与张幼嘉自海门来，与之长谈。幼嘉为辛仲之弟，今年三十六岁，在通海垦牧公司分来自管之馨德仓，已十年，同仁泰分出之九门闸田共四千亩，自管亦五年矣，本由宋志刚兼管，去秋志刚故世，沈侣夔保举幼嘉，兼理季谦亦竭力参赞，谷宜又有函来为其说项（幼嘉为谷宜妻弟），故余允许。嘱幼嘉兼管开支，薪水每月十二元……派定后与余尚未见过，是以此次偕季谦来见。”
刘承干还是垦牧公司董事：“1938年九月十六日，今日通海垦牧公司借大生沪账房开会，余本欲到会，因系议垫款，恐到会之后反觉为难，故由季谦代表也……通海董事徐静仁、汪知源、徐申如、于敬之、沈燕谋、张敬礼、陈豫千、李耆卿、刘翰怡，监察董滌青、樊荫庭，是日只余与陈豫千未到。”
刘家自刘镛辈起开始经营盐业。曾国藩任两江总督时主管盐运，他为了解决经费问题，规定按照盐票捐银，每一票捐银四百两，即可准许领票运盐。许多小户头和普通百姓，由于缺少资本没有办法取得盐票，自然不能够参与盐业。而且他规定，取得盐票以后，即是旧商，可以永久经营盐业，以后没有捐银的就不再允许经营盐业。曾国藩这一举措，为刘镛致富创造了一个机会。刘当时已经有了一定的经济基础，通过捐银，他开始拥有盐票。到清朝末年，每一票盐引，已经涨到一万两银子。刘镛即是从那时开始逐步成为淮盐的大盐商。他在扬州设立盐场，建立盐业办事处。民国时期，刘家的盐业经营开始走下坡路。后来张謇及其兄张詧又在通海各地办公司，废灶行垦，将盐民全部改为农民。
《求恕斋日记》1918年二月二十九日记载：“我家各场以梯叔处为最巨，湖涵叔处次之，本生父亲及余又次之，乃梯叔处既全数归入大丰公司，盐产已无当日规定每家各送三百元合成此数。今梯叔处盐产已无，三房合计不及万引……昔先王父（祖父刘镛）手创四场，经营备至，甚至购宅占林亭之胜所，所置仪征田亩有三千多，局面恢宏，何等劳瘁，今乃一蹶不振，竟至于斯。感昔抚今，良用浩叹。”
张謇发现开办垦牧公司有巨大的经济效益，极大地带动了江苏沿海经济发展;后来在其兄张詧帮助下，张謇又开办多家公司，比如民国七年（1918）创办的大丰盐垦公司。民国四年，扬州最大盐商周扶九因为盐场业务衰退，提议废灶兴垦，此项提议得到盐商一致赞同。此后，盐商周扶九、刘梯青等邀请张謇出面，筹建大丰盐垦公司。刘梯青即刘安泩，为刘承干三叔，刘镛第三子，字渊叔，号梯青，廪贡生，直隶省候补道员，因劝办山西振捐，奏保二品顶戴。有资料记载，当时参与大丰公司筹建的湖州商人有刘梯青、颜冠三、蒋孟■、陈其采，还有祖籍湖州的上海商人王一亭，以及祖籍湖州的许春荣。以上人物均为沪上名人，比如陈其采，是蒋介石结拜兄弟陈其美的兄弟。继大丰公司以后，张謇等又开办通遂公司、裕丰公司等。
《求恕斋日记》记录刘承干将盐灶出售给通遂公司的情况，表明刘承干从盐业转产到盐垦：
一九一九年二月初二日，五時，颜冠三、席慎之、张作三来谈，冠三、慎之在此夜膳，谈至十一时而去。作三复来，在草约上双方签字，盖作三代表张叔俨（张詧）签字也。
予小海寰镜清之灶产一百一十七副，由张作三、蒋雅初介绍，出让与通遂公司（由张詧办于1919年，设于沈灶，盐垦公司总理是张叔俨，名詧，近更字退庵，即张季直之兄），计灶价洋八万一千九百元，每副七百元，房屋生财洋六千元，驳船两只洋六百元，给原业洋一千三百九十元，垣地押租洋一百十元，统计合洋九万余元。
晚清民国时期，典当行业具有很高的利润。刘家典当行遍布湖州、南浔、新市、盛泽、青浦、上海、江苏等地，如盛泽兴盛典，新市春生典，青浦朱家角同和典、和济典、源康典，江苏支塘道生典，湖州新盛典，菱湖万泰典，江苏启东裕大典等。
从日记里看出，每一年的春节是刘承干最繁忙的时候，各条线上的负责人、账房先生都要向他汇报经营情况。有一些人员需要调整，也有一些人员有徇私舞弊的情况发生必须处理，甚至还有因为吸食鸦片被刘承干解雇的。 刘家是浙江兴业银行的发起人和投资者。在上海档案馆保存的浙江兴业银行资料，第一任至第十三任董事一览表内，第四任董事即1911年当选者为“刘翰怡、周湘舲、郑岱生、蒋孟、沈新三”。第九任、第十任、第十一任董事（1921年至1927年当选）均有“刘澄如”名字。刘翰怡，即刘承干。刘澄如，即刘锦藻。
按照董事会章程，董事必须由具有五十股以上的股东担任。据载，浙江兴业银行创办时，最大股东也只持有两百股，且只有一户，两百股以下十股以上的共七十二户。资金非常分散，能够持五十股以上的已经算很有资金实力了。
投资上海大达轮步公司。1905年，张謇在上海成立大达轮步公司，在上海十六浦购置码头，跟南通天生港大达轮步公司对应，并且向英商购置“大安”轮，开通南通至上海航线，向英商购置“大和”轮，开通上海至扬州航线。大达轮步公司成立初期，张謇即向浙江富绅筹集资金，刘家因此参与投资。查刘承干日记1925年闰四月初四日记载，“午刻以大达轮步公司邀集董事会（予今年新得董事，今日第一次到会），在一枝香午膳，到者为本生父亲、邢穗軒、朱子昭（朱葆三之子，代表乃翁）、李泳裳（镇海人，李云书族弟）、金西林（李、金二人为监察）、王一亭（公司正经理）、张菊畦（副经理）、杨幼波（公司账友），协理李云书以事未到。所议者工程局加租二千两，本是每年一万两，现在加二千两。”大达轮步公司的创立标志着中国民营资本开始涉足航运业，打破了洋人垄断航运一统天下的局面。此乃得力于张謇的功绩，但是浙江富绅在资金投入上发挥了作用。
投资上海四明电话公司。此公司为宁波定海人厉树雄、厉百川兄弟为主要发起人，刘家为主要投资者。厉树雄（1891—1987）十八岁便在上海房地产界初显身手，创办宁波和丰纱厂、宁波四明电话公司。刘承干后来被推举为四明电话公司董事长。其1923年三月二十日日记载：“至一品香开四明电话公司股东会，到者厉树雄、百川昆季，王茂育、叶山涛、笃初（刘承材）培余（刘承植）两弟、蔡酉生、汪星台、蔡泳和九人而已。改选董事，当选者盛泽承、叶山涛、笃初弟、厉树雄、陈子埙、赵柏年，余则仍为董事长。”
投资龙章造纸厂。龙章造纸厂为中国最早的官商合办造纸厂，由南浔实业家庞元济（字莱臣）集资四十四万两银子所开办，其中官银六万两。庞元济（1864—1949），其父庞云为南浔丝商，曾经与胡雪岩合作做丝生意。因其做事比较稳固，1883年胡雪岩因为囤积生丝遭遇破产，他却侥幸躲过一劫。又因为其曾经参与左宗棠军火生意而致富。庞元济光绪六年（1880）考中秀才，其父又帮助他向清廷献银三万两，经李鸿章奏请，获慈禧太后特赏举人，例授刑部江西司郎中，特赏四品京堂。据《上海造纸志》载：“1904年，清政府委任四品候补京堂庞元济在高昌庙日晖桥筹办龙章造纸公司（位于今浦东川沙六里乡），庞会同严子均招得商股三十八万两，清政府拨款六万两作为官股，同时享免税优惠。光绪三十三年（1907）五月开车出纸。占地六十亩，引进美国一百多烘缸长网造纸机两台，一千二百磅打浆机十四只，有一千千伏安发电机一座，自行发电，日产纸十吨。主要产品为连史纸，原料以破布为主，兼用部分木浆稻草。”
龙章造纸厂初期一直亏空，宣统元年（1909）增加新股。刘承干和庞莱臣同属南浔人，庞莱臣比刘承干大十八岁，属于刘承干的前辈。刘承干对庞莱臣非常尊重。刘家为龙章造纸厂最早的股东。据刘承干日记记载，1927年，龙章造纸厂开董事会，刘承干为董事，其余董事还有韩芸根、邱问清、徐冠南，庞赞臣为公司经理。
投资湖州模范缫丝厂。湖州模范缫丝厂原来是菱湖王笙甫等四人在1909年所创办，在湖州北门外大通桥，原名公益丝厂，有意大利直巢车两百台。丝商周庆云1921年接管，1928年一月扩资。据刘承干日记记载：“1928年农历正月二十二日。夜八时三十，周湘舲、李佑仁来，前所云湖州模范丝厂招股事，于今夜谈定。余以三万元附之。此厂本湘舲与廉波所开。李佑仁为廉波胞弟，在此厂经理。现将湘、廉从前创办资本改归机器部，另招股，今作为经营部资本，其机器即租与厂中经营。资本共计十万元，周湘舲七万，余三万。蒋少清亦在旁谈。谈至十一时，合同签字。”
投资上海印染公司。1928年，湖州荻港人章荣初在上海筹办印染公司，刘承干积极参股。因为刘承干是大股东，而且在沪上有声誉，章荣初推举刘承干为董事长和总经理，而刘承干虽然投资，但是他不是实业家，因此一再拒绝担任。1928年农历十一月初五日日记载：“上海印染公司举余为董事长，季珩、蕴春同时亦有电云，嘱余另电公司辞谢。午后，菊如与其侄恂言来谒，谈良久，拟一电复印染公司。文曰：咸电敬悉，承举董事长，无任惶悚，万不敢当。且精力不及，固已有言在先，务乞另举贤能至要。”
晚清和民国初期，刘承干的许多生意还依附在刘锦藻之下，比如垦牧公司、浙江兴业银行等。刘承干几乎每一天都去“贻德里”向刘锦藻汇报业务。1934年刘锦藻过世以后，刘承干没有人可以依靠，他才独立支撑刘家，许多事情都由他出面。还好，刘承干门下有一批有能力的账房先生，这一批人为刘承干出谋划策，为他打理生意。而且，刘承干讲信用，对朋友很讲义气，这些因素促成了他的生意兴隆。刘承干手下的账房先生主要有张菊畦、蒋少清、邵菊如、俞子青、程伯厚、履冰、蔡泳和、崔振声、瞿从叔、程星甫等。每一个账房具体分管某一摊，比如崔振声负责南浔及昆山的田租收账，蔡泳和负责四明电话公司，程星甫则专管江苏通海垦牧公司资产，邵菊如则经常代表刘承干出席兴业银行等各种董事会。每一年过年，刘承干都要专门请账房先生吃饭，即使朋友会聚，有时候也要让账房一同相陪。1922年，盛泽兴盛典发生一起店员徇私舞弊的案子，永大绸庄将布匹混入绸缎中拿到典当行抵押，而职员包括司包、钱席等均为之袒护。后来由一位职员举报，刘承干派了蔡泳和出面查办，对有关徇私舞弊职员作了处理。刘承干对账房的依赖是非常明显的，他们有时也会犯错误，但是处理上就不一样。比如崔振声，曾经担任嘉业堂藏书楼的施工管理，但是他管理不够到位，而且在管理期间为自己营造私房。下面的职员也有反映。刘承干闻悉以后，虽然对其批评，但是还是予以重用。或许正是由于这种对待员工宽容的态度，让许多账房为其卖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