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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2月，为躲避北洋军阀追捕，李大钊护送陈独秀去天津。途中，他们相互交流，“相约建党”。5月，共产国际远东局代表维经斯基与华人翻译杨明斋先后在北京、上海会见李大钊、陈独秀以后，8月在上海法租界老渔阳里2号《新青年》编辑部建立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关于党的名称，叫“中国社会党”，还是叫“中国共产党”？陈独秀写信与李大钊商量。李大钊主张定名为“共产党”，陈独秀表示完全同意。10月，在北京大學图书馆“亢慕义斋”（英文Communism共产主义的音译）就是“共产主义室”即李大钊的办公室建立“北京共产党小组”。紧接着，长沙、武汉、济南、广州、法国留学生、日本留学生等共产党小组相继宣告成立。各地共产党小组的活动实践，客观上要求建立一个全国性共产党组织已经水到渠成。
代表汇聚上海
1921年6月，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代表尼克尔斯基先后来到上海。为躲避密探跟踪，马林、尼克尔斯基之间不见面，只通过中间人建立联系。他们与上海共产党小组代理书记李达及李汉俊经过几次交谈，一致认为应该尽快召开全国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
经过与各地党组织协商，会议决定在上海召开。关于代表名额，不考虑各地区党员人数多少，每个地区派2名代表，即上海、北京、长沙、武汉、济南、广州、日本，共七个地区。由于法国路途遥远，信件及代表往返来不及，所以未发邀请信。马林拿出了经费，每一位代表发给路费100元，回去时再给50元。中国共产党的发起从上海开始。受陈独秀委托，邀请信由上海的李达、李汉俊分头去写，统一发出。
毛泽东和何叔衡是1921年6月29日下午6时离开长沙，坐船到武汉再转江轮到上海。
陈潭秋、董必武一起从武汉乘江轮来到上海。王尽美、邓恩铭共乘火车来到上海。
最晚赶到的是广州代表。无论是两位共产国际代表，还是李达、李汉俊，都期望陈独秀前来上海。信函、电报往来交驰，陈独秀均因在广州办校筹划经费不能到会，他提议包惠僧代表他赴会。包惠僧从广州出发7月20日到达上海。
博文女校与李公馆
代表们住在哪里，又在什么地方开会呢？筹备会议期间，李达就把食宿及确定开会具体地点等后勤事务交由夫人王会悟操办。王会悟沿着上海的大街小巷作了一番仔细的探访。她看到法租界白尔路的博文女校比较适合代表们居住，因为校长黄绍兰与王会悟曾在上海女界联合会共事，她找到黄校长说：“有个学术团体要在上海召开一个学术讨论会，想在贵校借宿一下。”黄校长答应的同时又强调：“必须在7月20日以后，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学校放暑假。”这就是为什么党的“一大”要在7月23日召开的原因。当时租了博文女校楼上的3间房子。随后黄校长交给王会悟一个“捐册”。党的“一大”结束后，王会悟捐了20元钱，实际上相当于房租。
学校自然没有床铺，好在有地板。王会悟上街买了些芦席铺在楼板上。时值盛夏，芦席作褥倒也凉爽。住在这里的有毛泽东、王尽美、邓恩铭、陈潭秋、包惠僧、刘仁静等。
包惠僧回忆：“当街的两间中，靠西边的后面一间是王尽美、邓恩铭住，毛泽东住在靠西边的一间。这房间很暗，他好像是一个人住……除了毛泽东是睡在一个单人的板床，是用两条长凳架起来的，我们都是一个人一张席子睡在地板上。”（《包惠僧回忆录》，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毛泽东的特点是“有着许多实际活动经验，但他不像在座的李汉俊、刘仁静、李达等精通外文，饱读马列著作。共产党的第一次会议上，不少人常常引经据典，涉及许多理论问题。毛泽东给与会者留下的印象是老成持重，沉默寡言，很少发言，但他十分听取别人的发言。”（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893—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
关于开会的地点，照理安排博文女校最方便。因为吃住行一体化，还能省去不少时间。不过，有两个外国人往返进出一所女子学校，很容易招惹麻烦。
“到我家去开会吧。”李汉俊的提议与王会悟的想法不谋而合。其实王会悟也找了好几个地方，都不理想。她想到李公馆是一个很合适的开会地点，那里离博文女校很近。
李汉俊寄居在法租界望志路106号的李公馆（现兴业路75号）是他的胞兄李书城租用的别墅。恰好这时，李书城正追随孙中山先生去湖南，在那里主持讨伐湖北北洋督军王占元的军务，家眷们大部分回湖北老家办事。
中共“一大”议题
1921年7月23日晚8时，中外不同国籍、不同地域的15个人，悄声迈着稳健的步伐依次进入李公馆一楼餐厅，举行第一次会议。
24日，举行第二次会议，各地代表报告工作情况。毛泽东在会议上作了发言，介绍长沙共产主义小组的活动，他语言不多，却很留心听着别人的发言。
25日、26日休会，利用这两天起草中共中央纲领和决议。
27、28、29三天复会，讨论党的纲领和今后实际工作。
在起草和讨论纲领的过程中，讨论了中国共产党应当制定什么样的党纲。
李汉俊认为，世界上的革命党，既有俄国十月革命，也有德国社会党的革命。他以为，中共要走什么样的路，最好派人去俄国和欧洲考察，再成立一个研究机构，经过一番研究之后，才能确定。他以为目前中共最实际的做法是支持孙中山先生的革命运动，待这一革命成功之后，中共可以加入议会开展竞选。
刘仁静反对李汉俊的意见。他认为欧洲的议会道路在中国行不通，中国共产党也不应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团体。他拿出《共产党宣言》，说中共应该按照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那样去做，即以武装暴动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实现共产主义。
刘仁静的表述得到多数代表的支持。
关于中共的组织原则，早在1921年2月，李汉俊曾与陈独秀有过讨论：陈独秀主张中央集权制，李汉俊主张地方分权制。这次会上，李汉俊又一次提出，中共中央只是个联络机构。他又一次被大多数代表所否决。
由此进行了中共与共产国际之间关系的讨论。会上，李汉俊说，中共可以接受共产国际的理论指导，并采取一致行动，但不必在组织上明确中共是共产国际一个支部。这个动议，得到了代表们的支持。代表们主张在党纲中写上“联合共产国际”。这实际上没有接受马林提出的上下级关系。直到一年以后，在中共“二大”上，才通過《中国共产党加入共产国际决议案》。
经过反复讨论，党纲和决议的草案接近定稿。
闯入会场的密探
7月30日，夜色降临，中共“一大”代表们先后进入李公馆一楼餐厅。晚8时，突然，从虚掩的后门闯进一身穿灰布长衫的中年男人，朝室内人员环视了一圈。
李汉俊起身问道：“你找谁？”那人一哈腰，随口说：“对不起，我找社联王主席。”李汉俊诧异地说：“这里不是社联，没有什么王主席。”“对不起，找错了地方。”那人再次哈腰，转身退出。
马林站起来用英语询问李汉俊，李当即作了简要的回答。马林用手掌击桌，立即决定：“一定是密探！我建议立即停会，大家迅速离开！”代表们一听都站起来，在李汉俊的引导下从后门离去。李汉俊没走，因为他是主人。
果然，没过多久便来了两辆警车。法国、中国巡捕加上翻译一行人冲进李汉俊家，追问这么晚聚会干什么。精通日、英、法、德四国外文的李汉俊用流利的法语答复巡捕：上午来了几个教授讨论意大利文艺复兴问题。巡捕在李汉俊家里搜出法文版的《共产党宣言》，质问道：“难道这种赤色的书籍也与文艺复兴有关吗？”“这是我在贵国首都巴黎购买的。”李汉俊轻松地回答。巡捕们折腾了两个小时，扑了空，又没抓到什么把柄，只好悻悻地走了。
那个突然闯入的不速之客，究竟是谁？
此人叫程子卿，镇江人，生于1885年，读过三年私塾。1900年前后，程子卿从镇江到上海谋生，在十六铺码头做搬运工。他在那里结识了上海帮会头子黄金荣，结拜为帮，属青帮的“悟”字辈人物。1905年，经黄金荣介绍，程子卿进入法国巡捕房当了巡捕。
程子卿在上海法租界巡捕房最初做巡捕，后来升为刑事科的政治组探长。这个政治组专门处理法租界的政治性事件，组长为法国人萨而礼。随着法租界政治性事件不断增多，这个政治组后来扩大为政治部，程子卿担任政治部主任。
后来，程子卿在法租界有时也帮助共产党、进步人士以及国民党左派做事。一些中共党员被捕，经宋庆龄等向他“疏通”而获释。宋庆龄曾通过他为中共保存、转移几十万元经费。对于程子卿的通共行为，国民党内右翼分子极为不满，曾策划对其暗杀。新中国成立后，在镇反革命运动期间，程子卿是在册的被捕对象。关键时刻，宋庆龄向有关部门作了说明，程子卿得以安然无恙。1956年他病逝于上海建国中路家中。
移会嘉兴南湖
代表们走出李公馆，没有再回博文女校，担心那儿早已被密探们所监视。于是拐入渔阳里，走进二号——当时住着陈独秀妻子高君曼以及李达夫妇。在那里等了两个钟头，看看外面没有异样迹象，包惠僧便主动要求去李公馆看看动静。毛泽东接着说，我回博文女校看那里是否异常。说完两人分头离去。
包惠僧小心翼翼踱进静悄悄的李公馆。李汉俊叮嘱道：“你还是多绕几个圈子再回宿舍，防着还有包打听盯梢！”包惠僧回到渔阳里二号，向大家通报了李公馆的情况，大家无不佩服马林的警惕性。马林和尼克尔斯基离开李公馆之后，怕甩不掉盯梢，未敢到渔阳里来，在上海大街兜了几个圈子各回自己住处。
“我们要换一个地方开会。最好是离开上海，躲开法国巡捕。”李达说道。代表们都赞同李达的意见。可是，离开上海，上哪儿去开会呢？
“我是浙江桐乡县人，紧挨着嘉兴。我在嘉兴师范学校读过书，对嘉兴很熟悉。嘉兴有个南湖，离火车站很近，湖上有游船可以租。从上海到嘉兴，只及上海到杭州的一半路。如果到南湖租条船，在船上开会，又安全又方便。游南湖的人，比游西湖（的人）少得多……”经王会悟这么一说，代表们都觉得是个好主意。
“从上海开往南方的火车，都要路过嘉兴。”王会悟说，“最好是坐早上7点35分从上海开出的快车，10点25分就可以到达嘉兴。另外，上午9点、10点，各有一趟慢车，不过到了嘉兴，就要中午以后了。另外，下午2点50分，还有一趟特快。坐这趟车的话，得在嘉兴过夜。”经王会悟一说，代表们心中有数了。
“我看最好是坐上午7点35分这趟快车，当天来回。”李达说，“现在，我们的会议已经被法国巡捕注意，形势紧张，事不宜迟，以早开早散为好。”李达的意见，得到代表们的一致赞同。
考虑到马林、尼克尔斯基是外国人，一上火车很惹人注意，代表们决定不请他们去嘉兴。李汉俊是李公馆的主人，正受到密探们的严密监视，也就不请他去嘉兴了。何叔衡因事提前返回长沙。
8月2日一早，王会悟与第一批的几位代表“作为具体的安排事务的工作人员先行出发”，乘坐7时35分的104次早班快车赴嘉兴。王会悟安顿代表们在鸳湖旅馆内开了房间，洗了脸，吃个粽子，暂且歇息，然后便请鸳湖旅馆账房先生代订画舫，并到南湖察看地形。8月3日，第二批代表乘早班快车于上午10时13分到达嘉兴。
王会悟接站后即带领代表们到狮子汇渡口登船。这艘中号画舫的舱室显然比李公馆的餐厅小一些，不过八仙桌四周摆放的太师椅，坐上去比较宽敞。八仙桌上放着一套宜兴紫砂茶具。王会悟给代表们沏上茶，然后“哗”地一声，把麻将倒在桌上，代表们都会意地笑了。她到后舱跟船老大打个招呼，递上一包香烟，船便缓缓进入南湖。王会悟快步来到前舱，放眼眺望周围的“风景”，发现异常随时报告。
上午11时左右至下午6时左右，下起一阵小雨，游人四散，湖面上更为安静。中共“一大”的最后一次会议，就在这时复会。首先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第一个决议。党纲是中共“一大”的最重要成果。党纲明确地申明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规定了中国共产党的奋斗目标、组织原则以及与其他政党的关系。
接着，通过了党的第二个文件，即《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决议》。决议分为六个部分，即：一、工人组织；二、宣传；三、工人学校；四、工会研究机构；五、对现有政党的态度；六、党与第三国际的关系。
天色渐晚。大会进入最后一个议程，选举中共中央的领导机构。考虑到当时的中国共产党党员不过50多人，各地组织也不健全，所以不成立中央委员会，只建立中央局。
就在选举进行中，湖面上传来马达声响，会不会是警察的汽船？代表们迅速收起会议文件，“哗啦哗啦”搓起麻将。汽艇从画舫一侧通过，事后才知道那是嘉兴城里一位绅士的汽艇，与警察无关。
下午6时，大会的所有议程完成，宣告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代表们轻声呼喊：“共产党万岁！第三国际万岁！人类解放者万岁！”
代表汇聚上海
1921年6月，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代表尼克尔斯基先后来到上海。为躲避密探跟踪，马林、尼克尔斯基之间不见面，只通过中间人建立联系。他们与上海共产党小组代理书记李达及李汉俊经过几次交谈，一致认为应该尽快召开全国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
经过与各地党组织协商，会议决定在上海召开。关于代表名额，不考虑各地区党员人数多少，每个地区派2名代表，即上海、北京、长沙、武汉、济南、广州、日本，共七个地区。由于法国路途遥远，信件及代表往返来不及，所以未发邀请信。马林拿出了经费，每一位代表发给路费100元，回去时再给50元。中国共产党的发起从上海开始。受陈独秀委托，邀请信由上海的李达、李汉俊分头去写，统一发出。
毛泽东和何叔衡是1921年6月29日下午6时离开长沙，坐船到武汉再转江轮到上海。
陈潭秋、董必武一起从武汉乘江轮来到上海。王尽美、邓恩铭共乘火车来到上海。
最晚赶到的是广州代表。无论是两位共产国际代表，还是李达、李汉俊，都期望陈独秀前来上海。信函、电报往来交驰，陈独秀均因在广州办校筹划经费不能到会，他提议包惠僧代表他赴会。包惠僧从广州出发7月20日到达上海。
博文女校与李公馆
代表们住在哪里，又在什么地方开会呢？筹备会议期间，李达就把食宿及确定开会具体地点等后勤事务交由夫人王会悟操办。王会悟沿着上海的大街小巷作了一番仔细的探访。她看到法租界白尔路的博文女校比较适合代表们居住，因为校长黄绍兰与王会悟曾在上海女界联合会共事，她找到黄校长说：“有个学术团体要在上海召开一个学术讨论会，想在贵校借宿一下。”黄校长答应的同时又强调：“必须在7月20日以后，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学校放暑假。”这就是为什么党的“一大”要在7月23日召开的原因。当时租了博文女校楼上的3间房子。随后黄校长交给王会悟一个“捐册”。党的“一大”结束后，王会悟捐了20元钱，实际上相当于房租。
学校自然没有床铺，好在有地板。王会悟上街买了些芦席铺在楼板上。时值盛夏，芦席作褥倒也凉爽。住在这里的有毛泽东、王尽美、邓恩铭、陈潭秋、包惠僧、刘仁静等。
包惠僧回忆：“当街的两间中，靠西边的后面一间是王尽美、邓恩铭住，毛泽东住在靠西边的一间。这房间很暗，他好像是一个人住……除了毛泽东是睡在一个单人的板床，是用两条长凳架起来的，我们都是一个人一张席子睡在地板上。”（《包惠僧回忆录》，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毛泽东的特点是“有着许多实际活动经验，但他不像在座的李汉俊、刘仁静、李达等精通外文，饱读马列著作。共产党的第一次会议上，不少人常常引经据典，涉及许多理论问题。毛泽东给与会者留下的印象是老成持重，沉默寡言，很少发言，但他十分听取别人的发言。”（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893—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
关于开会的地点，照理安排博文女校最方便。因为吃住行一体化，还能省去不少时间。不过，有两个外国人往返进出一所女子学校，很容易招惹麻烦。
“到我家去开会吧。”李汉俊的提议与王会悟的想法不谋而合。其实王会悟也找了好几个地方，都不理想。她想到李公馆是一个很合适的开会地点，那里离博文女校很近。
李汉俊寄居在法租界望志路106号的李公馆（现兴业路75号）是他的胞兄李书城租用的别墅。恰好这时，李书城正追随孙中山先生去湖南，在那里主持讨伐湖北北洋督军王占元的军务，家眷们大部分回湖北老家办事。
中共“一大”议题
1921年7月23日晚8时，中外不同国籍、不同地域的15个人，悄声迈着稳健的步伐依次进入李公馆一楼餐厅，举行第一次会议。
24日，举行第二次会议，各地代表报告工作情况。毛泽东在会议上作了发言，介绍长沙共产主义小组的活动，他语言不多，却很留心听着别人的发言。
25日、26日休会，利用这两天起草中共中央纲领和决议。
27、28、29三天复会，讨论党的纲领和今后实际工作。
在起草和讨论纲领的过程中，讨论了中国共产党应当制定什么样的党纲。
李汉俊认为，世界上的革命党，既有俄国十月革命，也有德国社会党的革命。他以为，中共要走什么样的路，最好派人去俄国和欧洲考察，再成立一个研究机构，经过一番研究之后，才能确定。他以为目前中共最实际的做法是支持孙中山先生的革命运动，待这一革命成功之后，中共可以加入议会开展竞选。
刘仁静反对李汉俊的意见。他认为欧洲的议会道路在中国行不通，中国共产党也不应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团体。他拿出《共产党宣言》，说中共应该按照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那样去做，即以武装暴动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实现共产主义。
刘仁静的表述得到多数代表的支持。
关于中共的组织原则，早在1921年2月，李汉俊曾与陈独秀有过讨论：陈独秀主张中央集权制，李汉俊主张地方分权制。这次会上，李汉俊又一次提出，中共中央只是个联络机构。他又一次被大多数代表所否决。
由此进行了中共与共产国际之间关系的讨论。会上，李汉俊说，中共可以接受共产国际的理论指导，并采取一致行动，但不必在组织上明确中共是共产国际一个支部。这个动议，得到了代表们的支持。代表们主张在党纲中写上“联合共产国际”。这实际上没有接受马林提出的上下级关系。直到一年以后，在中共“二大”上，才通過《中国共产党加入共产国际决议案》。
经过反复讨论，党纲和决议的草案接近定稿。
闯入会场的密探
7月30日，夜色降临，中共“一大”代表们先后进入李公馆一楼餐厅。晚8时，突然，从虚掩的后门闯进一身穿灰布长衫的中年男人，朝室内人员环视了一圈。
李汉俊起身问道：“你找谁？”那人一哈腰，随口说：“对不起，我找社联王主席。”李汉俊诧异地说：“这里不是社联，没有什么王主席。”“对不起，找错了地方。”那人再次哈腰，转身退出。
马林站起来用英语询问李汉俊，李当即作了简要的回答。马林用手掌击桌，立即决定：“一定是密探！我建议立即停会，大家迅速离开！”代表们一听都站起来，在李汉俊的引导下从后门离去。李汉俊没走，因为他是主人。
果然，没过多久便来了两辆警车。法国、中国巡捕加上翻译一行人冲进李汉俊家，追问这么晚聚会干什么。精通日、英、法、德四国外文的李汉俊用流利的法语答复巡捕：上午来了几个教授讨论意大利文艺复兴问题。巡捕在李汉俊家里搜出法文版的《共产党宣言》，质问道：“难道这种赤色的书籍也与文艺复兴有关吗？”“这是我在贵国首都巴黎购买的。”李汉俊轻松地回答。巡捕们折腾了两个小时，扑了空，又没抓到什么把柄，只好悻悻地走了。
那个突然闯入的不速之客，究竟是谁？
此人叫程子卿，镇江人，生于1885年，读过三年私塾。1900年前后，程子卿从镇江到上海谋生，在十六铺码头做搬运工。他在那里结识了上海帮会头子黄金荣，结拜为帮，属青帮的“悟”字辈人物。1905年，经黄金荣介绍，程子卿进入法国巡捕房当了巡捕。
程子卿在上海法租界巡捕房最初做巡捕，后来升为刑事科的政治组探长。这个政治组专门处理法租界的政治性事件，组长为法国人萨而礼。随着法租界政治性事件不断增多，这个政治组后来扩大为政治部，程子卿担任政治部主任。
后来，程子卿在法租界有时也帮助共产党、进步人士以及国民党左派做事。一些中共党员被捕，经宋庆龄等向他“疏通”而获释。宋庆龄曾通过他为中共保存、转移几十万元经费。对于程子卿的通共行为，国民党内右翼分子极为不满，曾策划对其暗杀。新中国成立后，在镇反革命运动期间，程子卿是在册的被捕对象。关键时刻，宋庆龄向有关部门作了说明，程子卿得以安然无恙。1956年他病逝于上海建国中路家中。
移会嘉兴南湖
代表们走出李公馆，没有再回博文女校，担心那儿早已被密探们所监视。于是拐入渔阳里，走进二号——当时住着陈独秀妻子高君曼以及李达夫妇。在那里等了两个钟头，看看外面没有异样迹象，包惠僧便主动要求去李公馆看看动静。毛泽东接着说，我回博文女校看那里是否异常。说完两人分头离去。
包惠僧小心翼翼踱进静悄悄的李公馆。李汉俊叮嘱道：“你还是多绕几个圈子再回宿舍，防着还有包打听盯梢！”包惠僧回到渔阳里二号，向大家通报了李公馆的情况，大家无不佩服马林的警惕性。马林和尼克尔斯基离开李公馆之后，怕甩不掉盯梢，未敢到渔阳里来，在上海大街兜了几个圈子各回自己住处。
“我们要换一个地方开会。最好是离开上海，躲开法国巡捕。”李达说道。代表们都赞同李达的意见。可是，离开上海，上哪儿去开会呢？
“我是浙江桐乡县人，紧挨着嘉兴。我在嘉兴师范学校读过书，对嘉兴很熟悉。嘉兴有个南湖，离火车站很近，湖上有游船可以租。从上海到嘉兴，只及上海到杭州的一半路。如果到南湖租条船，在船上开会，又安全又方便。游南湖的人，比游西湖（的人）少得多……”经王会悟这么一说，代表们都觉得是个好主意。
“从上海开往南方的火车，都要路过嘉兴。”王会悟说，“最好是坐早上7点35分从上海开出的快车，10点25分就可以到达嘉兴。另外，上午9点、10点，各有一趟慢车，不过到了嘉兴，就要中午以后了。另外，下午2点50分，还有一趟特快。坐这趟车的话，得在嘉兴过夜。”经王会悟一说，代表们心中有数了。
“我看最好是坐上午7点35分这趟快车，当天来回。”李达说，“现在，我们的会议已经被法国巡捕注意，形势紧张，事不宜迟，以早开早散为好。”李达的意见，得到代表们的一致赞同。
考虑到马林、尼克尔斯基是外国人，一上火车很惹人注意，代表们决定不请他们去嘉兴。李汉俊是李公馆的主人，正受到密探们的严密监视，也就不请他去嘉兴了。何叔衡因事提前返回长沙。
8月2日一早，王会悟与第一批的几位代表“作为具体的安排事务的工作人员先行出发”，乘坐7时35分的104次早班快车赴嘉兴。王会悟安顿代表们在鸳湖旅馆内开了房间，洗了脸，吃个粽子，暂且歇息，然后便请鸳湖旅馆账房先生代订画舫，并到南湖察看地形。8月3日，第二批代表乘早班快车于上午10时13分到达嘉兴。
王会悟接站后即带领代表们到狮子汇渡口登船。这艘中号画舫的舱室显然比李公馆的餐厅小一些，不过八仙桌四周摆放的太师椅，坐上去比较宽敞。八仙桌上放着一套宜兴紫砂茶具。王会悟给代表们沏上茶，然后“哗”地一声，把麻将倒在桌上，代表们都会意地笑了。她到后舱跟船老大打个招呼，递上一包香烟，船便缓缓进入南湖。王会悟快步来到前舱，放眼眺望周围的“风景”，发现异常随时报告。
上午11时左右至下午6时左右，下起一阵小雨，游人四散，湖面上更为安静。中共“一大”的最后一次会议，就在这时复会。首先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第一个决议。党纲是中共“一大”的最重要成果。党纲明确地申明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规定了中国共产党的奋斗目标、组织原则以及与其他政党的关系。
接着，通过了党的第二个文件，即《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决议》。决议分为六个部分，即：一、工人组织；二、宣传；三、工人学校；四、工会研究机构；五、对现有政党的态度；六、党与第三国际的关系。
天色渐晚。大会进入最后一个议程，选举中共中央的领导机构。考虑到当时的中国共产党党员不过50多人，各地组织也不健全，所以不成立中央委员会，只建立中央局。
就在选举进行中，湖面上传来马达声响，会不会是警察的汽船？代表们迅速收起会议文件，“哗啦哗啦”搓起麻将。汽艇从画舫一侧通过，事后才知道那是嘉兴城里一位绅士的汽艇，与警察无关。
下午6时，大会的所有议程完成，宣告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代表们轻声呼喊：“共产党万岁！第三国际万岁！人类解放者万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