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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出版的《华东师大档案馆藏名人手札》（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收录一份1935年9月24日胡适亲自作保的书函。担保书是写给时任大夏大学教务长鲁继曾先生的。
书函的封口有些破损，信纸略微泛黄，边缘泅有水渍，书信字迹端正娟秀。
担保书不长，兹录全文内容如下：
鲁教务长继曾先生钧鉴：兹因贵校学生程法正君，于上学期在贵校大学部文学院英文系一年级修业已足一年，本学期该可升入二年级。然今暑以来，家中发生不幸，彼之大弟遭毙，又彼母之疴疾未愈，故须学生法正在家奉待，以顾及家务，恐于最近期内亦不得有暇。故今特具是书，恳请教务长能准学生法正停学本学期，于明春开学时，当决来校报到销假。本学期不能来校受业之苦衷，实属不得意耳。尚请谅誉便妥。耑此，并请教安！
担保书的落款除“学生保证人胡适（代印）”外，还有一位“学生家长程治平（印）”。发函地址是胡万和茶号川沙东门内。
从书函内容归纳，主要是关于学生程法正“因顾家事”，即“大弟遭毙，又彼母之疴疾未愈”，须 “在家奉待”，特申请休学一学期。
在读完此信后，读者可能和笔者一样，产生两个问题：
第一，胡适与被担保人程法正是什么关系？为何要为他作保？
第二，熟悉胡适笔迹的方家，会发现此函并非胡适亲笔。既非亲笔，为何还要收入《华东师大档案馆藏名人手札》？
笔者先回答第一个问题。
新生入学或学生重大事项（譬如请病假或休学等）担保人制度是大夏大学的一项硬性规定，按照学校教务处要求，所有入校新生或请假事项，都必须填写担保书，担保人即为家长或监护人，家庭里多为父亲具名。
胡适给程法正作保，他是程法正的家长吗？名人之后出于自我保护和避免麻烦，用化名上学并非鲜见。我们知道，胡适曾育有三子：长子胡祖望，1919年3月出生；次女胡素斐，1920年8月出生，五年后不幸夭折；幼子胡思杜，出生于1921年12月。按照年纪推算，胡适二子在1935年，即使长子胡祖望也才16岁，上大学二年级似乎有些勉强，况且他上的是国立西南联大，与大夏大学无涉。
程法正显然不是胡适子女的化名。其实，从担保书的家长可以看出，程法正真正的家长是程治平。
程法正是什么人呢？
华东师大档案馆学籍档案显示：被保证人程法正为安徽绩溪人，1933年9月由大夏大学附中进入大夏大学银行系学习。因对专业无感，一学期后申请转入文学院英文系。之后，再次由英文系转入法学院法律系，1938年9月毕业。
关于程法正与胡适是什么关系，虽然从学籍档案里看不出来，但从相关史料记载发现，程法正为胡适的外甥。
程法正为胡适的外甥，笔者从胡适弟子、太平天国史专家罗尔纲的回忆里找到对证。罗尔纲在《师门五年记·胡适琐记》中多次提到胡适与程法正。
第一次是在《蜗居著作》一文中写道：“1930年6月初间，我到了上海胡适的家，给他抄写整理其父《胡铁花先生遗稿》。”“胡家这座小洋楼共三层……三楼是胡适两个小儿子胡祖望、胡思杜和侄儿胡思猷、外甥程法正的寝室。思猷、法正都在上海读中学。”
在《梅博士拜谢胡博士》一文中，罗尔纲再次提到程法正：“（1930年）7月的一天，下午2时后，突然听到一阵楼梯急跑声，我正在惊疑间，胡思杜跑入我房间叫：‘先生，快下楼，梅兰芳来了！’他把我拉下了楼，胡思猷、程法正、胡祖望、厨子、女佣都早于客厅后房窥望。”
程治平作为程法正的父亲和监护人，完全可以自己署名做担保，为什么要拉上胡适来作为担保人呢？
程法正休学，程治平拉上胡适做第一担保人，应该有几层意思。
其一，程治平与胡适都是安徽绩溪人，与胡适家族为姻亲关系。程法正以胡适外甥身份，在入读大夏大学附中时，就寄住在胡适极司斐尔路（今万航渡路）49号一座小洋楼里。陆发春编的《胡适家书》载：“1928年2月20日，胡适致函夫人江冬秀。”曰：“洪安回来，说起你们吃的苦，我很不好过。”“祖望寂寞得很，第二天晚上哭了。幸而那天思敬与法正都回来了。法政取入大夏中学，就暂住在我家里，每天早去晚归，祖望晚上也有个伴儿。” 信函中提到的洪安即为程法正的父亲程治平，以洪安行名。从此函可以看出，胡适肯接纳程法正在家里住，是因为程治平是胡适哥哥的女婿，也即为胡适的侄女婿。
其二，程治平虽然在上海浦东川沙镇做茶叶生意，但毕竟是商人，与教育学术界不搭界。作为颇具名望的胡适，当年在上海担任中国公学校长和光华大学教授期间，与大夏大学负责人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多次受大夏校领导之邀到校做报告。档案显示：1925年10月26日，受大夏教授王毓祥邀请，胡适来学校大礼堂为800多名学生做《怎样去思想》的讲座。不久，大夏副校长欧元怀专程邀请胡适到校做以“自省”为主题的演讲。1930年11月，胡适应邀来大夏做《为什么要读书》的讲座。1942年6月，美国费城大学授予大夏外国文学系黄奎元教授荣誉博士，受大夏校长之托，时任美國大使胡适代表领受。
除此之外，胡适的多名亲属都曾就读于华东师大前身大夏和圣约翰大学。除了程法正外，他还有三位叔叔分别毕业自大夏和圣约翰大学，胡适的侄子胡思猷和侄媳李庆萱也都毕业于大夏大学。
其三，程法正入校时，读的是银行系，一学期后便要求换专业。大夏大学实行学分制和效仿牛津、哈佛大学的导师制，转系科甚至校际转学均可实行。虽然换专业是正常的制度安排，但估计也得消费胡适一定的人面关系。
那么，我们再回答第二个问题。
1930年胡适就去了北京，直到1938年胡适担任中华民国驻美国大使，就一直在北京工作和生活。1935年他是如何回到上海出具担保书的呢？
1930年胡适辞去中国公学校长后，决定北上担任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兼中文系主任。胡适去北京，罗尔纲在《师门五年记·胡适琐记》中有详细的回忆： “1930年11月28日，全家从上海迁北平…胡适提了一个大皮箱，我也给他提了一个大皮箱，胡师母脚小，走路已不方便…胡家有侄儿胡思猷、外甥程法正都是年轻力壮的，衣物应该由他们提的，胡适却不要他们送车。”
从笔者掌握的史料推断，正是由于胡适与程治平的这份姻亲关系，这份保证书当是应程治平的请求，在胡适的应允和授意下，由程执笔。但由于胡不在上海，无法敲用私章，故用“胡适（代印）”表示。
程治平这样做的目的，就是借助胡适的威望和影响力，以确保孩子能向学校请假成功，以缓解家庭之忧。果然如他们所愿，学校最终同意了程法正的休学请求。休学一个学期之后，即1936年春，程法正重新回到学校。后来他又转了一次专业，1938年夏，他最后取得了大夏大学的法学学士学位。殊为叹息的是，毕业后的第二年，程法正因患肺病不治，不幸早逝。
这份担保函虽非胡适亲笔，至少反映胡适与亲属姻亲之间的融洽关系，反映胡适与大夏一段珍贵的交往史，对于研究胡适有其特定意义，故仍不失为一份具有较高史料价值的档案。
（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档案馆）
书函的封口有些破损，信纸略微泛黄，边缘泅有水渍，书信字迹端正娟秀。
担保书不长，兹录全文内容如下：
鲁教务长继曾先生钧鉴：兹因贵校学生程法正君，于上学期在贵校大学部文学院英文系一年级修业已足一年，本学期该可升入二年级。然今暑以来，家中发生不幸，彼之大弟遭毙，又彼母之疴疾未愈，故须学生法正在家奉待，以顾及家务，恐于最近期内亦不得有暇。故今特具是书，恳请教务长能准学生法正停学本学期，于明春开学时，当决来校报到销假。本学期不能来校受业之苦衷，实属不得意耳。尚请谅誉便妥。耑此，并请教安！
担保书的落款除“学生保证人胡适（代印）”外，还有一位“学生家长程治平（印）”。发函地址是胡万和茶号川沙东门内。
从书函内容归纳，主要是关于学生程法正“因顾家事”，即“大弟遭毙，又彼母之疴疾未愈”，须 “在家奉待”，特申请休学一学期。
在读完此信后，读者可能和笔者一样，产生两个问题：
第一，胡适与被担保人程法正是什么关系？为何要为他作保？
第二，熟悉胡适笔迹的方家，会发现此函并非胡适亲笔。既非亲笔，为何还要收入《华东师大档案馆藏名人手札》？
笔者先回答第一个问题。
新生入学或学生重大事项（譬如请病假或休学等）担保人制度是大夏大学的一项硬性规定，按照学校教务处要求，所有入校新生或请假事项，都必须填写担保书，担保人即为家长或监护人，家庭里多为父亲具名。
胡适给程法正作保，他是程法正的家长吗？名人之后出于自我保护和避免麻烦，用化名上学并非鲜见。我们知道，胡适曾育有三子：长子胡祖望，1919年3月出生；次女胡素斐，1920年8月出生，五年后不幸夭折；幼子胡思杜，出生于1921年12月。按照年纪推算，胡适二子在1935年，即使长子胡祖望也才16岁，上大学二年级似乎有些勉强，况且他上的是国立西南联大，与大夏大学无涉。
程法正显然不是胡适子女的化名。其实，从担保书的家长可以看出，程法正真正的家长是程治平。
程法正是什么人呢？
华东师大档案馆学籍档案显示：被保证人程法正为安徽绩溪人，1933年9月由大夏大学附中进入大夏大学银行系学习。因对专业无感，一学期后申请转入文学院英文系。之后，再次由英文系转入法学院法律系，1938年9月毕业。
关于程法正与胡适是什么关系，虽然从学籍档案里看不出来，但从相关史料记载发现，程法正为胡适的外甥。
程法正为胡适的外甥，笔者从胡适弟子、太平天国史专家罗尔纲的回忆里找到对证。罗尔纲在《师门五年记·胡适琐记》中多次提到胡适与程法正。
第一次是在《蜗居著作》一文中写道：“1930年6月初间，我到了上海胡适的家，给他抄写整理其父《胡铁花先生遗稿》。”“胡家这座小洋楼共三层……三楼是胡适两个小儿子胡祖望、胡思杜和侄儿胡思猷、外甥程法正的寝室。思猷、法正都在上海读中学。”
在《梅博士拜谢胡博士》一文中，罗尔纲再次提到程法正：“（1930年）7月的一天，下午2时后，突然听到一阵楼梯急跑声，我正在惊疑间，胡思杜跑入我房间叫：‘先生，快下楼，梅兰芳来了！’他把我拉下了楼，胡思猷、程法正、胡祖望、厨子、女佣都早于客厅后房窥望。”
程治平作为程法正的父亲和监护人，完全可以自己署名做担保，为什么要拉上胡适来作为担保人呢？
程法正休学，程治平拉上胡适做第一担保人，应该有几层意思。
其一，程治平与胡适都是安徽绩溪人，与胡适家族为姻亲关系。程法正以胡适外甥身份，在入读大夏大学附中时，就寄住在胡适极司斐尔路（今万航渡路）49号一座小洋楼里。陆发春编的《胡适家书》载：“1928年2月20日，胡适致函夫人江冬秀。”曰：“洪安回来，说起你们吃的苦，我很不好过。”“祖望寂寞得很，第二天晚上哭了。幸而那天思敬与法正都回来了。法政取入大夏中学，就暂住在我家里，每天早去晚归，祖望晚上也有个伴儿。” 信函中提到的洪安即为程法正的父亲程治平，以洪安行名。从此函可以看出，胡适肯接纳程法正在家里住，是因为程治平是胡适哥哥的女婿，也即为胡适的侄女婿。
其二，程治平虽然在上海浦东川沙镇做茶叶生意，但毕竟是商人，与教育学术界不搭界。作为颇具名望的胡适，当年在上海担任中国公学校长和光华大学教授期间，与大夏大学负责人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多次受大夏校领导之邀到校做报告。档案显示：1925年10月26日，受大夏教授王毓祥邀请，胡适来学校大礼堂为800多名学生做《怎样去思想》的讲座。不久，大夏副校长欧元怀专程邀请胡适到校做以“自省”为主题的演讲。1930年11月，胡适应邀来大夏做《为什么要读书》的讲座。1942年6月，美国费城大学授予大夏外国文学系黄奎元教授荣誉博士，受大夏校长之托，时任美國大使胡适代表领受。
除此之外，胡适的多名亲属都曾就读于华东师大前身大夏和圣约翰大学。除了程法正外，他还有三位叔叔分别毕业自大夏和圣约翰大学，胡适的侄子胡思猷和侄媳李庆萱也都毕业于大夏大学。
其三，程法正入校时，读的是银行系，一学期后便要求换专业。大夏大学实行学分制和效仿牛津、哈佛大学的导师制，转系科甚至校际转学均可实行。虽然换专业是正常的制度安排，但估计也得消费胡适一定的人面关系。
那么，我们再回答第二个问题。
1930年胡适就去了北京，直到1938年胡适担任中华民国驻美国大使，就一直在北京工作和生活。1935年他是如何回到上海出具担保书的呢？
1930年胡适辞去中国公学校长后，决定北上担任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兼中文系主任。胡适去北京，罗尔纲在《师门五年记·胡适琐记》中有详细的回忆： “1930年11月28日，全家从上海迁北平…胡适提了一个大皮箱，我也给他提了一个大皮箱，胡师母脚小，走路已不方便…胡家有侄儿胡思猷、外甥程法正都是年轻力壮的，衣物应该由他们提的，胡适却不要他们送车。”
从笔者掌握的史料推断，正是由于胡适与程治平的这份姻亲关系，这份保证书当是应程治平的请求，在胡适的应允和授意下，由程执笔。但由于胡不在上海，无法敲用私章，故用“胡适（代印）”表示。
程治平这样做的目的，就是借助胡适的威望和影响力，以确保孩子能向学校请假成功，以缓解家庭之忧。果然如他们所愿，学校最终同意了程法正的休学请求。休学一个学期之后，即1936年春，程法正重新回到学校。后来他又转了一次专业，1938年夏，他最后取得了大夏大学的法学学士学位。殊为叹息的是，毕业后的第二年，程法正因患肺病不治，不幸早逝。
这份担保函虽非胡适亲笔，至少反映胡适与亲属姻亲之间的融洽关系，反映胡适与大夏一段珍贵的交往史，对于研究胡适有其特定意义，故仍不失为一份具有较高史料价值的档案。
（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档案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