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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翻译家赵萝蕤诗歌翻译的艺术特色历来是受到关注的重要问题。从赵萝蕤与楚图南对《草叶集》中“船”的译文对比研究来看，赵氏翻译坚持直译，以“信”为主，因“信”求“达”，化“达”入“雅”。其译文富有生活气息，具有节奏的动感，流露女性的细腻柔美。其翻译风格和个人特色的形成，或许与其特殊的个人经历有着直接的关联。
关键词： 赵萝蕤 《草叶集》 楚图南 船
赵萝蕤是我国二十世纪重要的女翻译家之一，其诗歌翻译艺术在《荒原》、《草叶集》①等汉译本中得到充分的显现。《草叶集》作为美国诗人惠特曼的浪漫主义杰作，其汉译具有相当难度。在多个行世的汉译本中，楚图南的《草叶集选》②译本是受众广泛的优秀译本。赵萝蕤在翻译《草叶集》全本之前细细研究过楚译，并自陈在翻译时吸收了楚译的不少经验③。为了更好地把握赵萝蕤诗歌的翻译艺术特色，本文以《草叶集》中“船”的翻译为例，比较赵译《草叶集》与楚译《草叶集选》的相应译文，分析归纳赵译的主要特色。
一、“船”意象翻译情况的数据统计
“船”作为一项重要的交通工具，在美国历史发展过程中扮演着不容忽视的角色。惠特曼在《草叶集》中对“船”有较多描写和叙述，本课题从《草叶集》中“船”意象的翻译切入是意图通过比对重要对象的不同翻译更明显地揭示译者笔法或原则的区别。运用数据统计法和图表对比法，初步的发现是，楚译《草叶集选》④共收录《草叶集》诗歌58首，其中24首直接或间接地出现了“船”意象，合275次；这些篇目中直接出现“船”意象的次数共计151次，其中出现次数最多的词汇为“船只”，一共13次；间接出现“船”意象次数共计124次，其中出现最多的词汇是“水手”，共为11次。由图表比照基本可知，赵萝蕤对“船”的翻译相对于楚图南而言更贴近通识，使用“大副”、“舰长”等一般称谓；在语气助词翻译上，赵萝蕤比较倾向于大口“啊”的使用，例如：“大海啊”；而楚图南则是更倾向于撮口“哟”的使用，例如：“大嗨哟”。在用于比较的篇目中，《我自己的歌》⑤（《Song of Myself》）和《一路摆过布鲁克林渡口》⑥（《Crossing Brooklyn Ferry》）这两首出现“船”的频率最高，分别是96次和34次。以前者为考察对象，“船只”在诗中出现8次，“水手”出现6次，直接出现“船”的次数和间接出现的次数大致相当。本文以《我自己的歌》的部分翻译作为比较分析的具体研究对象。
二、赵氏和楚氏对“船”意象翻译的译文比较
从完整度上看，赵萝蕤和楚图南对《Song of Myself》的两种译文与诗歌英文原版，也就是2010年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出版的版本，在行数上保持了基本一致，但在具体译词和用句上则呈现出较大的不同。本文节选《我自己的歌》第十五个段落25到56行，从“The youth lies awake in the cedar-roof’d garret and harks to the musical rain”至“Flatboatmen make fast towards dusk near the cotton-wood or pecan-trees”的诗行围绕“船”意象的两种翻译进行细读比较。节选部分共有11处与“船”有关的意象，可以简单地区分为直接出现“船”和间接描写“船”的两类。当同一诗行中同时出现直接描写“船”和间接描写，归并为直接描写。
1.直接描写“船”时，赵译取向语境联系。例一，“As the deck-hands make fast the steamboat the plank is thrown for the shore-going passengers”。对这一句，楚图南的译文是“水手们将船靠稳，船上跳板为上岸的旅客抛下来”；赵萝蕤将其译为“水手们栓牢了轮船，为上岸的乘客搭上一块厚木板”。两者都将“deck-hands”译为水手。存在差异的是译句的语法。句中“make fast”意为“把……拴紧”或“把……打上结”，楚译“将船靠稳”是“make fast”之后的可能结果，不是直译，而赵译“栓牢了轮船”正刻画了水手们当时的动作，是直译。从句式方面看，原句是主从复合句，主句主语为“the plank”，“as”引导的状语从句主语为“the deck-hands”，楚译虽是两个独立句子，但可以理解为跳板被抛下是将船靠稳瞬间紧接发生的动作。也就是说，句式上，楚译部分保留了原句的句型特征。赵译没有依从原诗的句式，采用的是汉语中的连动句式，将“拴牢轮船”和“搭上踏板”统一于“水手们”这一主语之下，避免了英语被动句式中物作主语与从句人作主语在汉译中自然产生的冲突。与这种变式相连的是，赵译减弱了楚译的力量感。楚译用的“跳”和“抛”都是力量十足的词，赵译柔化了“抛下”可能包含的某种撞击声响和不良情绪，用表目的的“为……”和“搭上”，加上前面的“拴牢”将水手们的友善和礼貌凝于区区20字的译句当中。同时，舍弃“跳板”晃动不安的属性，还原成“plank”本义的“厚木板”以引起安静牢靠稳固的联想。不难看出，译词、句式和情感色彩等三个方面对楚译的转写是赵主动将原文语境和译作的阅读语境联系在了一起并加以调和。当然，20世纪50年代中出版的《草叶集选》也会联系阅读语境，自觉取向于激奋昂扬的革命激情，甚至当时革命意识形态的过度强化有意遮蔽了惠特曼诗作本身的口语化特征和“自由”本性，译过俄国革命诗歌的楚氏也在观念层面上更顺其自然地将惠特曼诗歌的“美国味”等同于俄国诗的革命性。在这一点上，后革命时代的赵萝蕤显然更少这方面的外在干扰，可以平心静气地还原出诗句本身的舒缓情境和惠特曼对美式日常生活的赞颂意味，并以切合中文阅读习惯的方式表达成文。
例二，“The regatta is spread on the bay， the race is begun”。此句两译的差别首先在于对“regatta”的理解，楚氏将其理解为“竞赛的船舶”；赵萝蕤将其译作“比赛的船只”。“regatta”意为“划船比赛；赛艇会”，二译都遵照汉语习惯将难译的赛事场面变成易于感知的赛艇泛指。问题是，即使不从赛艇会本身的实际情况来看，也不计较体积上的区别，“船舶”和“船只”在汉语所指上还是存在不小差异。前者是非集合概念，可以被计数，而后者却是集合概念，不可以被数量短语修饰，赵译用“船只”泛称暗指赛艇会参赛船只众多，难以计数，场面热闹。“船舶”是人造水上交通工具的总称⑦，并不专指诗中正在比赛的小型帆船。“船只”只是一般意义上的泛称，加了“比赛的”作定语修饰可以专指河湾里形制统一的赛艇。从整句来看，楚译“竞赛的船舶布满在河湾里，竞赛开始了”连用两个“竞赛”是意图用汉语切合原文时态上的先后次序关系，呈现出来的是先“布满”，再“开始”的顺承关系。而赵译“比赛的船只布满了河湾，竞赛已经开始”则是先“开始”再“布满”的先后次序，因为帆樯幢幢“布满”河湾壮观场面的出现必是在比赛“开始”之后。对照原文，不难发现，在捕捉赛艇比赛细节和展现动态场面上，赵译在信实中更能见微知著。 例三，“how the white sails sparkle！”紧接例二的这句，楚译是“雪白的帆是如何的闪耀着啊！”，赵萝蕤将其译为“白帆的金光闪得有多亮！”。两位译者对这一感叹句的处理，可以明显看出视觉注意的不同，准确地说，是“sparkle”光源的不同。前者认为闪亮耀眼的是帆的雪白，后者则用“金光”二字点出了前译中已然触及但言之不明的地方，白帆是不会闪光的，闪亮并且耀眼的不是帆的雪白，而是照在白帆上由它反射的金色阳光。“金光”二字的出现不是空穴来风，而是译者融入经验和体会之后的精妙输出，看似无中生有，实则生花妙笔，用最经济的笔墨呈现出丽日艳阳下千帆争竞远近欢腾的赛艇盛会景象，并在字里行间流露出对此种生活的由衷赞美。这种近乎不露痕迹的情绪恐怕只有像赵萝蕤一样有着切实美国经验的译者才能和原作者声应气求，在上下文的翻译走笔中灵光一现，心领神会。
2.间接描写“船”时，赵译力求言简意赅。例四，“The canal boy trots on the tow-path”。楚译是“运河上的纤夫在沿河的小道上慢慢地走着”，赵译作“运河上的少年在踏步拉着纤绳”。“the canal boy”在二译中都指“纤夫”，赵译相对于楚译的推进在于，用极简的字眼包蕴了更丰富的内容。不仅揭示“纤夫”的“boy”特征和“trot”情态，而且在将“trot”译为“踏步”的细微之处，映射了19世纪美国北部湖区运河的某些特有风貌。从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开始，在“沿河小道”（tow-path）为船拉纤的就不只是全靠步行人力的“纤夫”，更多的是驾驭骡马为主的骑手或车夫，依靠畜力牵引货船可以单次运载超过30吨的货物，这一新的运输方式催生了美国北部地区农产品集散市镇的大量出现，也刺激了纽约成为新兴贸易中心。因此，赵译“trot”为“踏步”是既显现了人（“纤夫”）的快步状态，又暗指了少年骑手操控下马蹄嘚哒的慢跑踏步状态。如果理解为一语两关，反而正契合了诗句原本就有的对各种劳动场景的由衷歌颂。认可了赵译这种景情相生的包蕴特质，就不难领会该句后半部分“the book-keeper counts at his desk， the shoemaker waxes his thread”，译为“会计员坐在桌子旁算着账，鞋匠在给他的麻线打上蜡”的妙处。这些景象不是缓慢而低沉的，而是明亮且欢快的。
例五，“The crew of the fish-snack pack repeated layers of halibut in the hold”句的楚译是“捕鱼的船夫们将鲽鱼一层一层的装在篓子里”，句中的“hold”根据上下文应该是指“the space in a ship or aircraft for storing cargo”，译为“篓子”似乎是意译的做法，“halibut”⑩所指的大比目鱼的确是鲽科鱼类，但从诗句本身看来，应是专指产于美国海岸的食用大比目鱼，使用“鲽鱼”而不使用更周知的“比目鱼”可能并不利于读者接受和理解。赵译将此句改为“一群小渔船上的捕鱼人在船舱里一层一层地铺放比目鱼”。在继承性上，赵译保留了楚译的句式，但在创造性上，赵译按照汉语习惯改变了原来的句序，使楚译的补语变成状语以突出作为收获物的宾语“比目鱼”，同时，将主语“the crew of the fish-snack”译成“一群小渔船上的捕鱼人”，以突出群聚喧闹的喜悦性。这种译法显然比译作“捕鱼的船夫们”更有生动感。
例六，“flatboatmen make fast towards dusk near the cotton-wood or pecan-tree”楚译“黄昏时，平底船上的水手们，在木棉和洋胡桃树的附近飞快地驶着”似乎存在两处误译。其一，如前所述，“make fast”不是“飞快地驶着”。就算是飞驶，其主语也应该是“平底船”（flatboat）而不是“flatboatmen”。也就是说，可能还存在一个因误译引起的搭配问题。其二，“cotton-wood”不是产于热带及亚热带的锦葵目木棉科落叶大乔木“木棉”而是专指原生美洲的棉白杨⑨。因为原句中有时间上和空间上的两个“接近”（towards/near），所以赵译此句为“快到黄昏时，平底船的船夫们在那些白杨或胡桃树附近拴住了船”，几近“移舟泊烟渚”，“渡头余落日”的中国古诗意境。更重要的是，只有平底船才适于在白杨或胡桃树附近的浅水区泊靠⑩，这种日暮时分的停泊是内河航运的特有景象，赵译在传达水手们由动转静夜幕逐渐降临过程的同时呈现了平底船和白杨或胡桃树之间的隐含联系，这种联系正是能激发美国人乡土情结的诗意符号组合。
从以上例子不难看出，赵萝蕤在充分尊重原著的前提下，坚持直译，力求译文语意恰当，言简意赅。其译文既遵循了外国语言的规律，又将诗情诗境融入了本民族语言的习惯表达当中，口语化的表达读来流丽晓畅，韵律优美，适于朗诵。在文化过滤方面，赵译是对美国文化传统、社会历史、审美习惯的主动选择和适度变形，并加以本土化的有益创新，造成由内容到形式贯通中美的一种弱变异状态，这种成功的跨文化文学交流显然有利于惠特曼《草叶集》的进一步中国化和深广传播。
三、赵氏翻译艺术的基本特色及其原因
（一）赵萝蕤翻译艺术的基本特色。1898年，严复在《天演论·译例言》中提出“译事三难信达雅”论。“信者，真也，真者，不伪也；达者，至也，至者，无过无不及也；雅者，文学性也，文学性者，当雅则雅当俗则俗也。”{11}赵萝蕤的翻译艺术源于其坚守的翻译原则，结合上述《草叶集》全本的具体译例，大体上也可将其翻译艺术特色归纳为三个基本方面：
其一，赵萝蕤在翻译表达上最突出的风格是直白信实，这源于其始终秉承的直译原则。直译强调在充分尊重原作的前提下，不随意增减内容，保持作品原有的性质。赵萝蕤曾说： “我很忠实：惠特曼说的是什么意思，我就翻译什么。我并不试图掩饰或者隐瞒。”{12}这种直译原则既是多年来外国文学翻译的经验总结，又是个人翻译艺术臻于圆熟的主动皈依。在半个世纪的翻译生涯中，赵萝蕤始终坚持用直译法从事文学翻译，“直译法是我从事文学翻译的惟一方法”，“直译法，即保持语言的一个单位接着一个单位的次序，用准确的同义词一个单位一个单位地顺序译下去”，她认为“直译法能够比较忠实地反映原作”，因为直译法的基本原则是追求形式与内容的相互统一，“译者没有权利改造一个严肃作家的严肃作品，只能十分谦虚地、忘我地向原作学习”，尤其是在翻译严肃作家的严肃作品时，译者应当“处处把原著的作家置于自己之上，而不是反之”。赵萝蕤认为有不少作品是可以采用直译法的，但要绝对服从每一种语言自身的特点和规律。避免直译法沦为僵硬的对照译法，关键在于译者驾驭句法的能力是否灵活，是否传神{13}。在其1936年的译文中，赵萝蕤将《荒原》英文原诗开篇的四行{14}中的“stirring”译为“挑拨”，将“dull”译为“呆钝”{15}就是一种灵活的变通，是将四月天的催生作用人格化为某种“最残忍”（cruellest）人性对空虚之物的撩拨。“这一节自第一到第四行都是很慢的，和残忍的四月天同一情致。一、二、三行都在一句初开之时断句，更使这四句的节奏迟缓起来，在原诗亦然。”{16}并不繁难的遣词用句却使平直的描写也能反射“荒原”的情感基调和节奏，可见赵氏直译法所强调的“形式与内容统一的原则”是据实而发的，她在直译上所下的功夫已是入木三分。 其二，在辞达方面，赵萝蕤以“信”求“达”。赵萝蕤的翻译实践以“信”为首要标准，“达”和“雅”皆依于“信”而展开。如果与“信”发生矛盾，那么“达”或“雅”即成无本之木，必须让位，“我的翻译理论在于译者应该忠于原文的形式和它所表达的意思。但是如果你不能保证忠于形式和意思的话，你就必须保证是忠于原文的，我情愿为了内容而舍弃形式。”{17}这就是为何赵译取向于明快的口语而不事雕琢的内在原因。上文的多个举例能说明，为使读者能够更加接近原著，赵译使用“恰当平和、大众化的语言”，避免翻译过程中产生的失真使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产生理解上的偏差。因此，语句通顺流畅只是“达”的表象，她所追求的实际是既尊重原作语言风格又切合本国语言习惯的言简意赅。从这个角度看，赵译所践行的正是由钱锺书所概括的“化境”：“文学翻译的最高标准是‘化’。把作品从一国文字转变成另一国文字，既能不因语文习惯的差异而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又能完全保存原有的风味，那就算得入于‘化境’。”{18}
其三，赵氏翻译化“达”入“雅”的手段是反复琢磨，深入浅出。在赵萝蕤看来，惠特曼的《草叶集》是要求译者必须对作者思想认识、感情力度、创作意图和特点等都有深刻全面的研究的最难译的一类。因此，在着手翻译之前，她对诗人的研究是细致而周到的。她强调在对作家作品深刻理解的基础上体现出原作与译作间所蕴涵的简单深邃的互文关系， “对作家作品理解越深越好”，她为文学翻译提出的另外两个基本条件是：“两种语言的较高水平”和“谦虚谨慎的工作态度”{19}。从初译《荒原》到全译《草叶集》，赵萝蕤对于文学翻译的自我规范是自觉而稳定的。就文学翻译的标准而言，赵萝蕤强调“信”与“达”，主张“独立在原作以外的‘雅’似乎就没有必要了”。她认为译者应该自觉“遵循（两种语言）各自的特点与规律”，“竭力忠实于原作的思想内容与艺术风格”以至于“舍弃自我”。这种不把主观化的“雅”考虑在内的翻译实践却在平和冲淡中抓住了译诗最核心的情致境界节奏要素。虽然在文学翻译理论方面，赵萝蕤主张简洁朴素，但是其译文却意韵深邃，形神并蓄，既切合两种语言的特点与规律，又不事渲染地译出原作的思想内容与艺术风格，“当雅则雅当俗则俗”，是用最经济的语句传达最深刻的诗意内涵，显现出天然自在的文学性，即化“达”入“雅”。
（二）赵萝蕤翻译艺术风格形成的独特原因。前文的分析和归纳大致可以说明，赵萝蕤的翻译是一种既坚守原则又显现出个性特色的翻译，她的译文富有生活气息，具有节奏的动感和流露女性的细腻柔美。其翻译风格和个人特色的形成，或许与其特殊的个人经历有着直接的关联。
赵萝蕤出生于浙江湖州，该地濒临太湖，河网密布。她曾这样忆及童年：“我家自曾高祖以上，自有记忆以来是浙江人，生长住家都在浙江。”{20}“浙江是我的出生之地，像花草树木，虽已高可摩天，倚山之阳，旁水之滨；但它的生之源，还在本土。”{21}告别山水殊佳的德清故里之后，随父辗转杭州、苏州等江南水乡之地。江南水乡生活造就了她安静恬淡的性格，也令她对“船”具有独到的感知与见解。在翻译“船”这一意象时，她充分地调动了生活实感和艺术想象，使“船”的翻译更自然生动。
赵萝蕤的优裕成长环境使其易于达到“两种语言的较高水平”。她自小生活在文化氛围浓厚的家庭环境，父亲赵紫宸作为诗人兼学者，国学根基深厚又专长基督教神学，在传统文化和西方思想两方面对其多有熏陶。其夫陈梦家“是新月诗人中一名健将和代表人物……在技巧和格律方面，梦家也有所推敲，有所创造”{22}。赵萝蕤对文学的热爱和留美期间主攻文学恐怕都离不开陈梦家的影响。早在就读清华期间，赵萝蕤就应戴望舒之邀成功翻译了艾略特的《荒原》，成为《荒原》的第一位中译者。《荒原》的成功翻译，既使赵萝蕤对文学翻译有了更深的理解，又是其将翻译理论应用于翻译实践的成功尝试。留美期间，她在芝加哥专修美国文学，适逢芝加哥大学英语系40年代的鼎盛时期，有幸拜读众多名作，接受名家指点，系统而正式地学习西方文学思想，进一步提高文学素养和理论水平。“叶廷芳回忆说：‘赵先生年轻时就是诗人，而今则是英美诗歌的研究专家，不但善于翻译，也喜欢朗诵……她那么研究诗的音步、音调和音韵，即使你听不懂内容，也感觉得到那种音乐的美’。”{23}如果说赵萝蕤是出于对文学的挚爱选择了翻译文学类型中最难翻译的诗歌的话，那么选择翻译难译的惠特曼和《草叶集》就是出于她对美国文化的深切理解和对汉英双语水平的高度自信。
不得不强调的是，在“文革”发生前和发生间的几年间，其夫惨遭迫害，致使赵萝蕤几度精神崩溃。直到“四人帮”倒台之后，赵萝蕤才得以重拾纸笔，开始长达12年的《草叶集》全本翻译。或许受到精神疾病的困扰，也或许是因应新时期接受群体的需要，她在翻译过程中将直译的方法推向了一个更高的境界，力求译文简明顺畅，化“达”入“雅”，使读者一目了然，会心快意。更难得的是，即使命运多舛身遭厄困，她还是秉持一贯的翻译原则，谦虚谨慎，呕心沥血，绝不辜负译事。在着手翻译《草叶集》之前，她精心研究一系列关于诗人的资料，细读在美出版的将近十年的惠特曼研究文献，亲自赴美国国会图书馆查阅大量惠特曼手稿。鉴于此前已有《草叶集》的节译行世，赵萝蕤广泛吸收前人翻译经验，认真研究已有的《草叶集》译本，认为“尤其楚图南同志的《草叶集选》，这一部尽量忠实于原作风格的译本起了很大的作用”{24}。正是凭借这种翻译家的精神气度和科学方法，赵萝蕤在译文中向读者尽显惠特曼和《草叶集》的风采，其自身的见识与才华也在翻译过程中的旁征博引、解说详明中一览无余。
注释：
①[美]惠特曼，著.楚图南，译.草叶集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②[美]惠特曼，著.赵萝蕤，译.草叶集[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1.
③{24}赵萝蕤.我的读书生涯[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116.
④鉴于楚氏对《草叶集》的翻译只是节译，本课题在确定比较对象时，以楚译《草叶集选》的篇数为准，并据此统计两个译本共有篇目中“船”意象的出现次数。 ⑤此为赵译版题目，楚译版题为“《自己之歌》”。
⑥此为赵译版题目，楚译版题为“《横过布鲁克林渡口》”。
⑦船舶是各种船只的总称。船舶是能航行或停泊于水域进行运输或作业的交通工具，按不同的使用要求而具有不同的技术性能、装备和结构型式。根据实际所指对象的不同，在叫法上也有进一步的区分，民用船一般称为船，军用船称为舰，小型船称为艇或舟，又分别合称为舰船或船艇。
⑧“halibut”是鲽鱼科的一种，称为大比目鱼，主要供食用。大比目鱼通常产于太平洋或大西洋的温带海域，浅海沙层底栖，太平洋大比目鱼主要产于阿拉斯加和加利福尼亚，活动于北加州至白令海之间；大西洋大比目鱼主要产于格陵兰，美国东海岸此类鱼种也可见，但产量不高。
⑨cottonwood是杨树科目的统称，包括黑杨、胡杨、白杨等，诗句中的“cotton-wood”是指“any of several North American trees of the genus Populus having a tuft of cottony hairs on the seed”也可能是指“American basswood of the Allegheny region”，即三角叶杨或棉白杨。
⑩平底船通常航行于内河湖泊，因其底部平坦宽阔而得名。在相同横倾角的情况下，平底船浮力作用点向倾斜方向移动的位移要比尖底船大，复原力矩也大，因此更为平稳。平底船能保持较小的吃水深度，便于驶过浅滩或靠近沙洲停泊。
{11}郭宏安.恶之花——跋[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365.
{12}[美]肯尼斯·M.普莱斯，刘树森. 翻译中的惠特曼——赵萝蕤访谈录[N]. 外国文学动态，1997：33.
{13}黄宗英. 赵萝蕤汉译《荒原》：“灵芝”与“奇葩”[N]. 文艺报， 2013-10-14：7.
{14}《荒原》英文原诗开篇的四行为：
April is the cruellest month，breeding
Lilacs out of the dead land，mixing
Memory and desire，stirring
Dull roots with spring rain.
赵译：四月天最是残忍，它在荒地上生丁香，掺合回忆和欲望，让春雨挑拨呆钝的树根。
{15}[英]T.S.艾略特.荒原[M].赵萝蕤，译.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11：50.
{16}赵萝蕤.艾略特与《荒原》[N].时事新报， 1940-5-14.
{17}[美]爱德华·A·加根撰文，聂凌睿节译.惠特曼的《草叶集》有了赵萝蕤教授的中文译本[J].山东图书馆学刊，2012（5）：109-110.
{18}钱锺书.旧文四篇[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19}黄宗英. 赵萝蕤汉译《荒原》：“灵芝”与“奇葩”[N].文艺报，2013-10-14：7.
{20}{21}赵萝蕤.读书[M].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25.
{22}赵萝蕤.读书[M].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217.
{23}徐雁.“圆满的月亮”：解读赵萝蕤女史的才学人生[J].山东图书馆学刊，2012（5）.
参考文献：
[1][美]惠特曼.草叶集[M].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0.
[2][美]惠特曼，著.赵萝蕤，译.草叶集[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1.
[3][美]惠特曼，著，楚图南，译.草叶集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4][英]T.S.艾略特，著，赵萝蕤，译.荒原[M].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11：50.
[5][美]爱德华·A·加根撰文，聂凌睿节译.惠特曼的《草叶集》有了赵萝蕤教授的中文译本[J]山东图书馆学刊，2012（5）：109-110.
[6][美]肯尼斯·M.普莱斯，刘树森.翻译中的惠特曼——赵萝蕤访谈录[N]外国文学动态，1997：33.
[7]赵萝蕤.我的读书生涯[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116.
[8]赵萝蕤.读书[M].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25，217.
[9]钱锺书.旧文四篇.[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10]郭宏安.恶之花——跋.[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365.
[11]徐雁.“圆满的月亮”：解读赵萝蕤女史的才学人生[J].山东：山东图书馆学刊，2012（5）.
[12]赵萝蕤. 艾略特与《荒原》[N].时事新报， 1940-5-14.
[13]黄宗英. 赵萝蕤汉译《荒原》：“灵芝”与“奇葩”[N]. 文艺报， 2013-10-14：7.
本课题系2014年度浙江省大学生科技创新活动计划暨新苗人才计划项目，项目编号2014R425021，指导教师：吕鐄
关键词： 赵萝蕤 《草叶集》 楚图南 船
赵萝蕤是我国二十世纪重要的女翻译家之一，其诗歌翻译艺术在《荒原》、《草叶集》①等汉译本中得到充分的显现。《草叶集》作为美国诗人惠特曼的浪漫主义杰作，其汉译具有相当难度。在多个行世的汉译本中，楚图南的《草叶集选》②译本是受众广泛的优秀译本。赵萝蕤在翻译《草叶集》全本之前细细研究过楚译，并自陈在翻译时吸收了楚译的不少经验③。为了更好地把握赵萝蕤诗歌的翻译艺术特色，本文以《草叶集》中“船”的翻译为例，比较赵译《草叶集》与楚译《草叶集选》的相应译文，分析归纳赵译的主要特色。
一、“船”意象翻译情况的数据统计
“船”作为一项重要的交通工具，在美国历史发展过程中扮演着不容忽视的角色。惠特曼在《草叶集》中对“船”有较多描写和叙述，本课题从《草叶集》中“船”意象的翻译切入是意图通过比对重要对象的不同翻译更明显地揭示译者笔法或原则的区别。运用数据统计法和图表对比法，初步的发现是，楚译《草叶集选》④共收录《草叶集》诗歌58首，其中24首直接或间接地出现了“船”意象，合275次；这些篇目中直接出现“船”意象的次数共计151次，其中出现次数最多的词汇为“船只”，一共13次；间接出现“船”意象次数共计124次，其中出现最多的词汇是“水手”，共为11次。由图表比照基本可知，赵萝蕤对“船”的翻译相对于楚图南而言更贴近通识，使用“大副”、“舰长”等一般称谓；在语气助词翻译上，赵萝蕤比较倾向于大口“啊”的使用，例如：“大海啊”；而楚图南则是更倾向于撮口“哟”的使用，例如：“大嗨哟”。在用于比较的篇目中，《我自己的歌》⑤（《Song of Myself》）和《一路摆过布鲁克林渡口》⑥（《Crossing Brooklyn Ferry》）这两首出现“船”的频率最高，分别是96次和34次。以前者为考察对象，“船只”在诗中出现8次，“水手”出现6次，直接出现“船”的次数和间接出现的次数大致相当。本文以《我自己的歌》的部分翻译作为比较分析的具体研究对象。
二、赵氏和楚氏对“船”意象翻译的译文比较
从完整度上看，赵萝蕤和楚图南对《Song of Myself》的两种译文与诗歌英文原版，也就是2010年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出版的版本，在行数上保持了基本一致，但在具体译词和用句上则呈现出较大的不同。本文节选《我自己的歌》第十五个段落25到56行，从“The youth lies awake in the cedar-roof’d garret and harks to the musical rain”至“Flatboatmen make fast towards dusk near the cotton-wood or pecan-trees”的诗行围绕“船”意象的两种翻译进行细读比较。节选部分共有11处与“船”有关的意象，可以简单地区分为直接出现“船”和间接描写“船”的两类。当同一诗行中同时出现直接描写“船”和间接描写，归并为直接描写。
1.直接描写“船”时，赵译取向语境联系。例一，“As the deck-hands make fast the steamboat the plank is thrown for the shore-going passengers”。对这一句，楚图南的译文是“水手们将船靠稳，船上跳板为上岸的旅客抛下来”；赵萝蕤将其译为“水手们栓牢了轮船，为上岸的乘客搭上一块厚木板”。两者都将“deck-hands”译为水手。存在差异的是译句的语法。句中“make fast”意为“把……拴紧”或“把……打上结”，楚译“将船靠稳”是“make fast”之后的可能结果，不是直译，而赵译“栓牢了轮船”正刻画了水手们当时的动作，是直译。从句式方面看，原句是主从复合句，主句主语为“the plank”，“as”引导的状语从句主语为“the deck-hands”，楚译虽是两个独立句子，但可以理解为跳板被抛下是将船靠稳瞬间紧接发生的动作。也就是说，句式上，楚译部分保留了原句的句型特征。赵译没有依从原诗的句式，采用的是汉语中的连动句式，将“拴牢轮船”和“搭上踏板”统一于“水手们”这一主语之下，避免了英语被动句式中物作主语与从句人作主语在汉译中自然产生的冲突。与这种变式相连的是，赵译减弱了楚译的力量感。楚译用的“跳”和“抛”都是力量十足的词，赵译柔化了“抛下”可能包含的某种撞击声响和不良情绪，用表目的的“为……”和“搭上”，加上前面的“拴牢”将水手们的友善和礼貌凝于区区20字的译句当中。同时，舍弃“跳板”晃动不安的属性，还原成“plank”本义的“厚木板”以引起安静牢靠稳固的联想。不难看出，译词、句式和情感色彩等三个方面对楚译的转写是赵主动将原文语境和译作的阅读语境联系在了一起并加以调和。当然，20世纪50年代中出版的《草叶集选》也会联系阅读语境，自觉取向于激奋昂扬的革命激情，甚至当时革命意识形态的过度强化有意遮蔽了惠特曼诗作本身的口语化特征和“自由”本性，译过俄国革命诗歌的楚氏也在观念层面上更顺其自然地将惠特曼诗歌的“美国味”等同于俄国诗的革命性。在这一点上，后革命时代的赵萝蕤显然更少这方面的外在干扰，可以平心静气地还原出诗句本身的舒缓情境和惠特曼对美式日常生活的赞颂意味，并以切合中文阅读习惯的方式表达成文。
例二，“The regatta is spread on the bay， the race is begun”。此句两译的差别首先在于对“regatta”的理解，楚氏将其理解为“竞赛的船舶”；赵萝蕤将其译作“比赛的船只”。“regatta”意为“划船比赛；赛艇会”，二译都遵照汉语习惯将难译的赛事场面变成易于感知的赛艇泛指。问题是，即使不从赛艇会本身的实际情况来看，也不计较体积上的区别，“船舶”和“船只”在汉语所指上还是存在不小差异。前者是非集合概念，可以被计数，而后者却是集合概念，不可以被数量短语修饰，赵译用“船只”泛称暗指赛艇会参赛船只众多，难以计数，场面热闹。“船舶”是人造水上交通工具的总称⑦，并不专指诗中正在比赛的小型帆船。“船只”只是一般意义上的泛称，加了“比赛的”作定语修饰可以专指河湾里形制统一的赛艇。从整句来看，楚译“竞赛的船舶布满在河湾里，竞赛开始了”连用两个“竞赛”是意图用汉语切合原文时态上的先后次序关系，呈现出来的是先“布满”，再“开始”的顺承关系。而赵译“比赛的船只布满了河湾，竞赛已经开始”则是先“开始”再“布满”的先后次序，因为帆樯幢幢“布满”河湾壮观场面的出现必是在比赛“开始”之后。对照原文，不难发现，在捕捉赛艇比赛细节和展现动态场面上，赵译在信实中更能见微知著。 例三，“how the white sails sparkle！”紧接例二的这句，楚译是“雪白的帆是如何的闪耀着啊！”，赵萝蕤将其译为“白帆的金光闪得有多亮！”。两位译者对这一感叹句的处理，可以明显看出视觉注意的不同，准确地说，是“sparkle”光源的不同。前者认为闪亮耀眼的是帆的雪白，后者则用“金光”二字点出了前译中已然触及但言之不明的地方，白帆是不会闪光的，闪亮并且耀眼的不是帆的雪白，而是照在白帆上由它反射的金色阳光。“金光”二字的出现不是空穴来风，而是译者融入经验和体会之后的精妙输出，看似无中生有，实则生花妙笔，用最经济的笔墨呈现出丽日艳阳下千帆争竞远近欢腾的赛艇盛会景象，并在字里行间流露出对此种生活的由衷赞美。这种近乎不露痕迹的情绪恐怕只有像赵萝蕤一样有着切实美国经验的译者才能和原作者声应气求，在上下文的翻译走笔中灵光一现，心领神会。
2.间接描写“船”时，赵译力求言简意赅。例四，“The canal boy trots on the tow-path”。楚译是“运河上的纤夫在沿河的小道上慢慢地走着”，赵译作“运河上的少年在踏步拉着纤绳”。“the canal boy”在二译中都指“纤夫”，赵译相对于楚译的推进在于，用极简的字眼包蕴了更丰富的内容。不仅揭示“纤夫”的“boy”特征和“trot”情态，而且在将“trot”译为“踏步”的细微之处，映射了19世纪美国北部湖区运河的某些特有风貌。从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开始，在“沿河小道”（tow-path）为船拉纤的就不只是全靠步行人力的“纤夫”，更多的是驾驭骡马为主的骑手或车夫，依靠畜力牵引货船可以单次运载超过30吨的货物，这一新的运输方式催生了美国北部地区农产品集散市镇的大量出现，也刺激了纽约成为新兴贸易中心。因此，赵译“trot”为“踏步”是既显现了人（“纤夫”）的快步状态，又暗指了少年骑手操控下马蹄嘚哒的慢跑踏步状态。如果理解为一语两关，反而正契合了诗句原本就有的对各种劳动场景的由衷歌颂。认可了赵译这种景情相生的包蕴特质，就不难领会该句后半部分“the book-keeper counts at his desk， the shoemaker waxes his thread”，译为“会计员坐在桌子旁算着账，鞋匠在给他的麻线打上蜡”的妙处。这些景象不是缓慢而低沉的，而是明亮且欢快的。
例五，“The crew of the fish-snack pack repeated layers of halibut in the hold”句的楚译是“捕鱼的船夫们将鲽鱼一层一层的装在篓子里”，句中的“hold”根据上下文应该是指“the space in a ship or aircraft for storing cargo”，译为“篓子”似乎是意译的做法，“halibut”⑩所指的大比目鱼的确是鲽科鱼类，但从诗句本身看来，应是专指产于美国海岸的食用大比目鱼，使用“鲽鱼”而不使用更周知的“比目鱼”可能并不利于读者接受和理解。赵译将此句改为“一群小渔船上的捕鱼人在船舱里一层一层地铺放比目鱼”。在继承性上，赵译保留了楚译的句式，但在创造性上，赵译按照汉语习惯改变了原来的句序，使楚译的补语变成状语以突出作为收获物的宾语“比目鱼”，同时，将主语“the crew of the fish-snack”译成“一群小渔船上的捕鱼人”，以突出群聚喧闹的喜悦性。这种译法显然比译作“捕鱼的船夫们”更有生动感。
例六，“flatboatmen make fast towards dusk near the cotton-wood or pecan-tree”楚译“黄昏时，平底船上的水手们，在木棉和洋胡桃树的附近飞快地驶着”似乎存在两处误译。其一，如前所述，“make fast”不是“飞快地驶着”。就算是飞驶，其主语也应该是“平底船”（flatboat）而不是“flatboatmen”。也就是说，可能还存在一个因误译引起的搭配问题。其二，“cotton-wood”不是产于热带及亚热带的锦葵目木棉科落叶大乔木“木棉”而是专指原生美洲的棉白杨⑨。因为原句中有时间上和空间上的两个“接近”（towards/near），所以赵译此句为“快到黄昏时，平底船的船夫们在那些白杨或胡桃树附近拴住了船”，几近“移舟泊烟渚”，“渡头余落日”的中国古诗意境。更重要的是，只有平底船才适于在白杨或胡桃树附近的浅水区泊靠⑩，这种日暮时分的停泊是内河航运的特有景象，赵译在传达水手们由动转静夜幕逐渐降临过程的同时呈现了平底船和白杨或胡桃树之间的隐含联系，这种联系正是能激发美国人乡土情结的诗意符号组合。
从以上例子不难看出，赵萝蕤在充分尊重原著的前提下，坚持直译，力求译文语意恰当，言简意赅。其译文既遵循了外国语言的规律，又将诗情诗境融入了本民族语言的习惯表达当中，口语化的表达读来流丽晓畅，韵律优美，适于朗诵。在文化过滤方面，赵译是对美国文化传统、社会历史、审美习惯的主动选择和适度变形，并加以本土化的有益创新，造成由内容到形式贯通中美的一种弱变异状态，这种成功的跨文化文学交流显然有利于惠特曼《草叶集》的进一步中国化和深广传播。
三、赵氏翻译艺术的基本特色及其原因
（一）赵萝蕤翻译艺术的基本特色。1898年，严复在《天演论·译例言》中提出“译事三难信达雅”论。“信者，真也，真者，不伪也；达者，至也，至者，无过无不及也；雅者，文学性也，文学性者，当雅则雅当俗则俗也。”{11}赵萝蕤的翻译艺术源于其坚守的翻译原则，结合上述《草叶集》全本的具体译例，大体上也可将其翻译艺术特色归纳为三个基本方面：
其一，赵萝蕤在翻译表达上最突出的风格是直白信实，这源于其始终秉承的直译原则。直译强调在充分尊重原作的前提下，不随意增减内容，保持作品原有的性质。赵萝蕤曾说： “我很忠实：惠特曼说的是什么意思，我就翻译什么。我并不试图掩饰或者隐瞒。”{12}这种直译原则既是多年来外国文学翻译的经验总结，又是个人翻译艺术臻于圆熟的主动皈依。在半个世纪的翻译生涯中，赵萝蕤始终坚持用直译法从事文学翻译，“直译法是我从事文学翻译的惟一方法”，“直译法，即保持语言的一个单位接着一个单位的次序，用准确的同义词一个单位一个单位地顺序译下去”，她认为“直译法能够比较忠实地反映原作”，因为直译法的基本原则是追求形式与内容的相互统一，“译者没有权利改造一个严肃作家的严肃作品，只能十分谦虚地、忘我地向原作学习”，尤其是在翻译严肃作家的严肃作品时，译者应当“处处把原著的作家置于自己之上，而不是反之”。赵萝蕤认为有不少作品是可以采用直译法的，但要绝对服从每一种语言自身的特点和规律。避免直译法沦为僵硬的对照译法，关键在于译者驾驭句法的能力是否灵活，是否传神{13}。在其1936年的译文中，赵萝蕤将《荒原》英文原诗开篇的四行{14}中的“stirring”译为“挑拨”，将“dull”译为“呆钝”{15}就是一种灵活的变通，是将四月天的催生作用人格化为某种“最残忍”（cruellest）人性对空虚之物的撩拨。“这一节自第一到第四行都是很慢的，和残忍的四月天同一情致。一、二、三行都在一句初开之时断句，更使这四句的节奏迟缓起来，在原诗亦然。”{16}并不繁难的遣词用句却使平直的描写也能反射“荒原”的情感基调和节奏，可见赵氏直译法所强调的“形式与内容统一的原则”是据实而发的，她在直译上所下的功夫已是入木三分。 其二，在辞达方面，赵萝蕤以“信”求“达”。赵萝蕤的翻译实践以“信”为首要标准，“达”和“雅”皆依于“信”而展开。如果与“信”发生矛盾，那么“达”或“雅”即成无本之木，必须让位，“我的翻译理论在于译者应该忠于原文的形式和它所表达的意思。但是如果你不能保证忠于形式和意思的话，你就必须保证是忠于原文的，我情愿为了内容而舍弃形式。”{17}这就是为何赵译取向于明快的口语而不事雕琢的内在原因。上文的多个举例能说明，为使读者能够更加接近原著，赵译使用“恰当平和、大众化的语言”，避免翻译过程中产生的失真使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产生理解上的偏差。因此，语句通顺流畅只是“达”的表象，她所追求的实际是既尊重原作语言风格又切合本国语言习惯的言简意赅。从这个角度看，赵译所践行的正是由钱锺书所概括的“化境”：“文学翻译的最高标准是‘化’。把作品从一国文字转变成另一国文字，既能不因语文习惯的差异而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又能完全保存原有的风味，那就算得入于‘化境’。”{18}
其三，赵氏翻译化“达”入“雅”的手段是反复琢磨，深入浅出。在赵萝蕤看来，惠特曼的《草叶集》是要求译者必须对作者思想认识、感情力度、创作意图和特点等都有深刻全面的研究的最难译的一类。因此，在着手翻译之前，她对诗人的研究是细致而周到的。她强调在对作家作品深刻理解的基础上体现出原作与译作间所蕴涵的简单深邃的互文关系， “对作家作品理解越深越好”，她为文学翻译提出的另外两个基本条件是：“两种语言的较高水平”和“谦虚谨慎的工作态度”{19}。从初译《荒原》到全译《草叶集》，赵萝蕤对于文学翻译的自我规范是自觉而稳定的。就文学翻译的标准而言，赵萝蕤强调“信”与“达”，主张“独立在原作以外的‘雅’似乎就没有必要了”。她认为译者应该自觉“遵循（两种语言）各自的特点与规律”，“竭力忠实于原作的思想内容与艺术风格”以至于“舍弃自我”。这种不把主观化的“雅”考虑在内的翻译实践却在平和冲淡中抓住了译诗最核心的情致境界节奏要素。虽然在文学翻译理论方面，赵萝蕤主张简洁朴素，但是其译文却意韵深邃，形神并蓄，既切合两种语言的特点与规律，又不事渲染地译出原作的思想内容与艺术风格，“当雅则雅当俗则俗”，是用最经济的语句传达最深刻的诗意内涵，显现出天然自在的文学性，即化“达”入“雅”。
（二）赵萝蕤翻译艺术风格形成的独特原因。前文的分析和归纳大致可以说明，赵萝蕤的翻译是一种既坚守原则又显现出个性特色的翻译，她的译文富有生活气息，具有节奏的动感和流露女性的细腻柔美。其翻译风格和个人特色的形成，或许与其特殊的个人经历有着直接的关联。
赵萝蕤出生于浙江湖州，该地濒临太湖，河网密布。她曾这样忆及童年：“我家自曾高祖以上，自有记忆以来是浙江人，生长住家都在浙江。”{20}“浙江是我的出生之地，像花草树木，虽已高可摩天，倚山之阳，旁水之滨；但它的生之源，还在本土。”{21}告别山水殊佳的德清故里之后，随父辗转杭州、苏州等江南水乡之地。江南水乡生活造就了她安静恬淡的性格，也令她对“船”具有独到的感知与见解。在翻译“船”这一意象时，她充分地调动了生活实感和艺术想象，使“船”的翻译更自然生动。
赵萝蕤的优裕成长环境使其易于达到“两种语言的较高水平”。她自小生活在文化氛围浓厚的家庭环境，父亲赵紫宸作为诗人兼学者，国学根基深厚又专长基督教神学，在传统文化和西方思想两方面对其多有熏陶。其夫陈梦家“是新月诗人中一名健将和代表人物……在技巧和格律方面，梦家也有所推敲，有所创造”{22}。赵萝蕤对文学的热爱和留美期间主攻文学恐怕都离不开陈梦家的影响。早在就读清华期间，赵萝蕤就应戴望舒之邀成功翻译了艾略特的《荒原》，成为《荒原》的第一位中译者。《荒原》的成功翻译，既使赵萝蕤对文学翻译有了更深的理解，又是其将翻译理论应用于翻译实践的成功尝试。留美期间，她在芝加哥专修美国文学，适逢芝加哥大学英语系40年代的鼎盛时期，有幸拜读众多名作，接受名家指点，系统而正式地学习西方文学思想，进一步提高文学素养和理论水平。“叶廷芳回忆说：‘赵先生年轻时就是诗人，而今则是英美诗歌的研究专家，不但善于翻译，也喜欢朗诵……她那么研究诗的音步、音调和音韵，即使你听不懂内容，也感觉得到那种音乐的美’。”{23}如果说赵萝蕤是出于对文学的挚爱选择了翻译文学类型中最难翻译的诗歌的话，那么选择翻译难译的惠特曼和《草叶集》就是出于她对美国文化的深切理解和对汉英双语水平的高度自信。
不得不强调的是，在“文革”发生前和发生间的几年间，其夫惨遭迫害，致使赵萝蕤几度精神崩溃。直到“四人帮”倒台之后，赵萝蕤才得以重拾纸笔，开始长达12年的《草叶集》全本翻译。或许受到精神疾病的困扰，也或许是因应新时期接受群体的需要，她在翻译过程中将直译的方法推向了一个更高的境界，力求译文简明顺畅，化“达”入“雅”，使读者一目了然，会心快意。更难得的是，即使命运多舛身遭厄困，她还是秉持一贯的翻译原则，谦虚谨慎，呕心沥血，绝不辜负译事。在着手翻译《草叶集》之前，她精心研究一系列关于诗人的资料，细读在美出版的将近十年的惠特曼研究文献，亲自赴美国国会图书馆查阅大量惠特曼手稿。鉴于此前已有《草叶集》的节译行世，赵萝蕤广泛吸收前人翻译经验，认真研究已有的《草叶集》译本，认为“尤其楚图南同志的《草叶集选》，这一部尽量忠实于原作风格的译本起了很大的作用”{24}。正是凭借这种翻译家的精神气度和科学方法，赵萝蕤在译文中向读者尽显惠特曼和《草叶集》的风采，其自身的见识与才华也在翻译过程中的旁征博引、解说详明中一览无余。
注释：
①[美]惠特曼，著.楚图南，译.草叶集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②[美]惠特曼，著.赵萝蕤，译.草叶集[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1.
③{24}赵萝蕤.我的读书生涯[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116.
④鉴于楚氏对《草叶集》的翻译只是节译，本课题在确定比较对象时，以楚译《草叶集选》的篇数为准，并据此统计两个译本共有篇目中“船”意象的出现次数。 ⑤此为赵译版题目，楚译版题为“《自己之歌》”。
⑥此为赵译版题目，楚译版题为“《横过布鲁克林渡口》”。
⑦船舶是各种船只的总称。船舶是能航行或停泊于水域进行运输或作业的交通工具，按不同的使用要求而具有不同的技术性能、装备和结构型式。根据实际所指对象的不同，在叫法上也有进一步的区分，民用船一般称为船，军用船称为舰，小型船称为艇或舟，又分别合称为舰船或船艇。
⑧“halibut”是鲽鱼科的一种，称为大比目鱼，主要供食用。大比目鱼通常产于太平洋或大西洋的温带海域，浅海沙层底栖，太平洋大比目鱼主要产于阿拉斯加和加利福尼亚，活动于北加州至白令海之间；大西洋大比目鱼主要产于格陵兰，美国东海岸此类鱼种也可见，但产量不高。
⑨cottonwood是杨树科目的统称，包括黑杨、胡杨、白杨等，诗句中的“cotton-wood”是指“any of several North American trees of the genus Populus having a tuft of cottony hairs on the seed”也可能是指“American basswood of the Allegheny region”，即三角叶杨或棉白杨。
⑩平底船通常航行于内河湖泊，因其底部平坦宽阔而得名。在相同横倾角的情况下，平底船浮力作用点向倾斜方向移动的位移要比尖底船大，复原力矩也大，因此更为平稳。平底船能保持较小的吃水深度，便于驶过浅滩或靠近沙洲停泊。
{11}郭宏安.恶之花——跋[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365.
{12}[美]肯尼斯·M.普莱斯，刘树森. 翻译中的惠特曼——赵萝蕤访谈录[N]. 外国文学动态，1997：33.
{13}黄宗英. 赵萝蕤汉译《荒原》：“灵芝”与“奇葩”[N]. 文艺报， 2013-10-14：7.
{14}《荒原》英文原诗开篇的四行为：
April is the cruellest month，breeding
Lilacs out of the dead land，mixing
Memory and desire，stirring
Dull roots with spring rain.
赵译：四月天最是残忍，它在荒地上生丁香，掺合回忆和欲望，让春雨挑拨呆钝的树根。
{15}[英]T.S.艾略特.荒原[M].赵萝蕤，译.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11：50.
{16}赵萝蕤.艾略特与《荒原》[N].时事新报， 1940-5-14.
{17}[美]爱德华·A·加根撰文，聂凌睿节译.惠特曼的《草叶集》有了赵萝蕤教授的中文译本[J].山东图书馆学刊，2012（5）：109-110.
{18}钱锺书.旧文四篇[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19}黄宗英. 赵萝蕤汉译《荒原》：“灵芝”与“奇葩”[N].文艺报，2013-10-14：7.
{20}{21}赵萝蕤.读书[M].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25.
{22}赵萝蕤.读书[M].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217.
{23}徐雁.“圆满的月亮”：解读赵萝蕤女史的才学人生[J].山东图书馆学刊，2012（5）.
参考文献：
[1][美]惠特曼.草叶集[M].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0.
[2][美]惠特曼，著.赵萝蕤，译.草叶集[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1.
[3][美]惠特曼，著，楚图南，译.草叶集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4][英]T.S.艾略特，著，赵萝蕤，译.荒原[M].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11：50.
[5][美]爱德华·A·加根撰文，聂凌睿节译.惠特曼的《草叶集》有了赵萝蕤教授的中文译本[J]山东图书馆学刊，2012（5）：109-110.
[6][美]肯尼斯·M.普莱斯，刘树森.翻译中的惠特曼——赵萝蕤访谈录[N]外国文学动态，1997：33.
[7]赵萝蕤.我的读书生涯[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116.
[8]赵萝蕤.读书[M].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25，217.
[9]钱锺书.旧文四篇.[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10]郭宏安.恶之花——跋.[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365.
[11]徐雁.“圆满的月亮”：解读赵萝蕤女史的才学人生[J].山东：山东图书馆学刊，2012（5）.
[12]赵萝蕤. 艾略特与《荒原》[N].时事新报， 1940-5-14.
[13]黄宗英. 赵萝蕤汉译《荒原》：“灵芝”与“奇葩”[N]. 文艺报， 2013-10-14：7.
本课题系2014年度浙江省大学生科技创新活动计划暨新苗人才计划项目，项目编号2014R425021，指导教师：吕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