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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文化自信。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的重要讲话中，他进一步将文化自信与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并列，并深刻指出：“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在5000多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党和人民伟大斗争中孕育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在数千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凝聚着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追求和历久弥新的精神财富，是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重要支撑。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文化自信，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凝聚起强大的精神力量。
一、中华文化具有生生不息的无限生命力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当代考古发现，中华文化发源地恰似满天星斗，分布在中国大地上。在黄河流域，从几十万年前的“蓝田人”到“北京人”，到七八千年前华北平原上的磁山、裴李岗文化，到五千年前广泛分布在从青海至山东的仰韶文化，到三四千年前的龙山文化，再到夏文化，一脉相承，形成了发达完整的文化序列。在长江流域，从大溪文化到屈家岭文化、青龙泉三期文化，组成了中游地区完整的文化发展序列；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良渚文化组成了下游地区完整的文化发展序列。1983年以来，考古工作者在辽宁西部发现了距今约五千年的大型祭坛、女神庙和积石冢群址。这里的泥塑、建筑和玉冢艺术，放射出人类文明的晨曦。显然，辽河流域是中华文明的又一支源流。各支文化源流相互接触、交融。考古表明，大约五千年前，长江流域的原始部落融入中原文化。夏商周时期，华夏族不断与东夷、西戎、南蛮、北狄等少数民族融合，中华文化圈不断外扩。
中华文化具有极强的生命力与无与伦比的延续性。在文学上，诗经、楚辞、先秦散文、汉赋、魏晋诗文、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延绵不断，光华四射；在学术上，先秦诸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清代汉学，似波涛迭兴，此起彼伏。世界上一度星汉璀璨的古老文明，几乎全都光华黯淡了，只有中华文明历尽沧桑，饱经磨难，一次又一次表现出强大的再生能力，成为世界文化中不曾中断的古老文明。几千年来，中华民族走过了跌宕起伏、艰难曲折的历史行程，闯过了若干面临挑战、充满危机的紧急关头，但始终屹立在世界东方，成为奇迹。这一奇迹的创造有其深厚的历史文化原因。它与满天星斗似的文化起源密切相关，也与中华文化的巨大功能不无联系。
中华文化不仅为中华民族发展壮大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力量，而且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重大贡献。英国著名科学史专家李约瑟先生在他闻名于世的《中国科学史》巨著中，对中华文化在科技领域取得的成就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在公元3世纪到13世纪之间，中国保持了一个西方所望尘莫及的水平。”中华文化在建筑园林、书法、绘画、陶瓷、青铜器、玉器等方面的成就，同样光彩夺目，举世瞩目。
二、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厚的精神追求
中华文化是中国人民的精神家园，中华精神是中华民族的灵魂。
中华精神包含着“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自强精神，“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仁爱精神，悬梁刺股、韦编三绝的勤奋精神，“朝闻道，夕死可矣”“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探索精神，“以身许国，何事不可为”的爱国精神，“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气节精神，“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的革命精神，“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改革精神以及“协和万邦”的开放精神，等等。
自强精神是一种在困境中百折不挠与生存环境抗争，与邪恶势力较量的斗争精神。自古以来，身处逆境而奋发图强者不胜枚举：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被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司马迁受腐刑之辱，发愤著作，写成“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开纪传体史书之先河。勤奋精神是中华民族安身立命之本。“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讲的是勤学；宵衣旰食，励精图治，说的是勤政；胼手胝足，愚公移山，体现的是勤劳。探索精神是中华文化发展进步的巨大力量。在中华民族历史上，勇于探索的思想家、哲学家、货殖家、史学家、政治家、文学家、医学家、数学家、物理学家、发明家，如恒河沙数，灿若群星。爱国精神是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的无尽源泉。贾谊的“国而忘家，公而忘私”，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陆游的“位卑未敢忘忧国”，林则徐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孙中山的“亟拯期民于水火，切扶大厦之将倾”，无不表达了报效祖国的满腔热情和爱国之志。气节精神是充溢于天地之间的一种至大至刚的浩然正气。生命只有承担了道义，才是可贵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这一名句千古传颂。开放精神是民族自信力的外在表现。早在汉初，陆贾就提出了“宽博浩大，恢廓密微，附远宁近，怀来万邦”的外交思想。发展至近代，先有魏源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后有洋务运动之兴，再则有“以俄为师”。十月革命后，先进的中国人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历史揭开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新篇章。
三、中华文化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
中华民族的精神标识突出地体现为中华美德规范。
中华美德规范有一个历史的演变过程。春秋时期，先有学者谈及仁、礼、惠、忠等道德规范，后有孔子提出了仁的最高道德规范。战国时期，孟子提出了道德规范的两个系列，他将仁、义、礼、智视为最高规范，将孝、悌、忠、信视为基本规范；《礼记·中庸》提出了智、仁、勇“三达德”说；《管子》一书的作者则提出了礼、义、廉、耻“四维”之说。西汉大儒董仲舒提出了“三纲五常”论，“五常”即仁、义、礼、智、信。宋元明清时期，“八德”成为社会上普遍推崇的道德规范，“八德”指礼、义、廉、耻、孝、悌、忠、信。明清时代的小说则提倡忠、孝、节、义“四德”。由此可见，中华美德内容丰富，义理宏深，蕴涵其中的爱国、民本、尚德、倡廉、重教、任贤、守法、知耻、敬勤、节俭、务实、慎独、尚中、贵和、诚信、仁爱、正义、明礼、忠恕、勇毅、自强、持谦、立节、忍辱、正直、孝慈、尊师、扶危、济困、同情、善良、惜生等一系列美德规范，不仅有着十分重要的中国价值，而且有着现实的世界价值。
从中国价值看，中华美德规范具有非常强的凝聚力。在中华民族悠久的文明史上，涌现了无数不朽的道德箴言，诸如《易经》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孟子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诸葛亮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等等，无不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提供了一系列优秀的传统道德规范。
从世界价值看，新加坡将“忠、孝、仁、爱、礼、义、廉、耻”加以转换，把传统美德用于协调现代社会的人际关系，取得了世人瞩目的效果。当代西方国家，高度发达的物质生活与相对落后的道德文明日益形成明显的反差，精神颓废、孤独寂寞、人情冷漠、家庭破裂，已经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愈来愈多的西方有识之士将眼光转向东方，力求吸取中华美德，以补其不足。有的学者形象地比喻说：“治西方的‘病’，要用东方的‘药’。”无疑，中华美德之“药”可以为医治西方之“病”提供中国智慧、中国方案。
（作者系中共江苏省委党校教授、《唯实》杂志社副主编）
责任编辑：陈伟龄
一、中华文化具有生生不息的无限生命力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当代考古发现，中华文化发源地恰似满天星斗，分布在中国大地上。在黄河流域，从几十万年前的“蓝田人”到“北京人”，到七八千年前华北平原上的磁山、裴李岗文化，到五千年前广泛分布在从青海至山东的仰韶文化，到三四千年前的龙山文化，再到夏文化，一脉相承，形成了发达完整的文化序列。在长江流域，从大溪文化到屈家岭文化、青龙泉三期文化，组成了中游地区完整的文化发展序列；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良渚文化组成了下游地区完整的文化发展序列。1983年以来，考古工作者在辽宁西部发现了距今约五千年的大型祭坛、女神庙和积石冢群址。这里的泥塑、建筑和玉冢艺术，放射出人类文明的晨曦。显然，辽河流域是中华文明的又一支源流。各支文化源流相互接触、交融。考古表明，大约五千年前，长江流域的原始部落融入中原文化。夏商周时期，华夏族不断与东夷、西戎、南蛮、北狄等少数民族融合，中华文化圈不断外扩。
中华文化具有极强的生命力与无与伦比的延续性。在文学上，诗经、楚辞、先秦散文、汉赋、魏晋诗文、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延绵不断，光华四射；在学术上，先秦诸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清代汉学，似波涛迭兴，此起彼伏。世界上一度星汉璀璨的古老文明，几乎全都光华黯淡了，只有中华文明历尽沧桑，饱经磨难，一次又一次表现出强大的再生能力，成为世界文化中不曾中断的古老文明。几千年来，中华民族走过了跌宕起伏、艰难曲折的历史行程，闯过了若干面临挑战、充满危机的紧急关头，但始终屹立在世界东方，成为奇迹。这一奇迹的创造有其深厚的历史文化原因。它与满天星斗似的文化起源密切相关，也与中华文化的巨大功能不无联系。
中华文化不仅为中华民族发展壮大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力量，而且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重大贡献。英国著名科学史专家李约瑟先生在他闻名于世的《中国科学史》巨著中，对中华文化在科技领域取得的成就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在公元3世纪到13世纪之间，中国保持了一个西方所望尘莫及的水平。”中华文化在建筑园林、书法、绘画、陶瓷、青铜器、玉器等方面的成就，同样光彩夺目，举世瞩目。
二、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厚的精神追求
中华文化是中国人民的精神家园，中华精神是中华民族的灵魂。
中华精神包含着“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自强精神，“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仁爱精神，悬梁刺股、韦编三绝的勤奋精神，“朝闻道，夕死可矣”“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探索精神，“以身许国，何事不可为”的爱国精神，“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气节精神，“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的革命精神，“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改革精神以及“协和万邦”的开放精神，等等。
自强精神是一种在困境中百折不挠与生存环境抗争，与邪恶势力较量的斗争精神。自古以来，身处逆境而奋发图强者不胜枚举：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被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司马迁受腐刑之辱，发愤著作，写成“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开纪传体史书之先河。勤奋精神是中华民族安身立命之本。“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讲的是勤学；宵衣旰食，励精图治，说的是勤政；胼手胝足，愚公移山，体现的是勤劳。探索精神是中华文化发展进步的巨大力量。在中华民族历史上，勇于探索的思想家、哲学家、货殖家、史学家、政治家、文学家、医学家、数学家、物理学家、发明家，如恒河沙数，灿若群星。爱国精神是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的无尽源泉。贾谊的“国而忘家，公而忘私”，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陆游的“位卑未敢忘忧国”，林则徐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孙中山的“亟拯期民于水火，切扶大厦之将倾”，无不表达了报效祖国的满腔热情和爱国之志。气节精神是充溢于天地之间的一种至大至刚的浩然正气。生命只有承担了道义，才是可贵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这一名句千古传颂。开放精神是民族自信力的外在表现。早在汉初，陆贾就提出了“宽博浩大，恢廓密微，附远宁近，怀来万邦”的外交思想。发展至近代，先有魏源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后有洋务运动之兴，再则有“以俄为师”。十月革命后，先进的中国人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历史揭开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新篇章。
三、中华文化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
中华民族的精神标识突出地体现为中华美德规范。
中华美德规范有一个历史的演变过程。春秋时期，先有学者谈及仁、礼、惠、忠等道德规范，后有孔子提出了仁的最高道德规范。战国时期，孟子提出了道德规范的两个系列，他将仁、义、礼、智视为最高规范，将孝、悌、忠、信视为基本规范；《礼记·中庸》提出了智、仁、勇“三达德”说；《管子》一书的作者则提出了礼、义、廉、耻“四维”之说。西汉大儒董仲舒提出了“三纲五常”论，“五常”即仁、义、礼、智、信。宋元明清时期，“八德”成为社会上普遍推崇的道德规范，“八德”指礼、义、廉、耻、孝、悌、忠、信。明清时代的小说则提倡忠、孝、节、义“四德”。由此可见，中华美德内容丰富，义理宏深，蕴涵其中的爱国、民本、尚德、倡廉、重教、任贤、守法、知耻、敬勤、节俭、务实、慎独、尚中、贵和、诚信、仁爱、正义、明礼、忠恕、勇毅、自强、持谦、立节、忍辱、正直、孝慈、尊师、扶危、济困、同情、善良、惜生等一系列美德规范，不仅有着十分重要的中国价值，而且有着现实的世界价值。
从中国价值看，中华美德规范具有非常强的凝聚力。在中华民族悠久的文明史上，涌现了无数不朽的道德箴言，诸如《易经》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孟子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诸葛亮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等等，无不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提供了一系列优秀的传统道德规范。
从世界价值看，新加坡将“忠、孝、仁、爱、礼、义、廉、耻”加以转换，把传统美德用于协调现代社会的人际关系，取得了世人瞩目的效果。当代西方国家，高度发达的物质生活与相对落后的道德文明日益形成明显的反差，精神颓废、孤独寂寞、人情冷漠、家庭破裂，已经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愈来愈多的西方有识之士将眼光转向东方，力求吸取中华美德，以补其不足。有的学者形象地比喻说：“治西方的‘病’，要用东方的‘药’。”无疑，中华美德之“药”可以为医治西方之“病”提供中国智慧、中国方案。
（作者系中共江苏省委党校教授、《唯实》杂志社副主编）
责任编辑：陈伟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