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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祥芹教授是继叶圣陶、吕叔湘、张志公、朱绍禹、刘国正、顾黄初之后的又一位著名语文教育家。他为我国实用文章学、汉文阅读学和语文教育学的研究作出了杰出贡献。曾祥芹是一位创新型的学者，他锐意创新的主攻方向始终是“实用文章学”、“汉文阅读学”和“语文教育学”。研究他在这三门学科的创新上有什么特色，对于培养我国语文教师的科研素质，建立一支学者型的师资队伍，我以为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事情。
曾氏认为，学术“拓荒牛”的责任就是要在科研选题上，善于勘察“荒原、荒山、荒地、荒坡、荒角、荒沟、荒郊”，根据客观需要和主观可能去准确地、果敢地、不失时机地拓荒耕耘。
曾氏主攻的是高难度的学科创新。说它是“高难度”，是因为它不限于某一观点、某一材料、某一思路的局部创新，而是“发现新大陆”的别开洞天的综合性的体系的创新。从创新范围看，它包含“学”的原理创新和“术”的技法创新以及“行”的工程创新；从创新内涵看，它既包含科学性的创新，又包含人文性的创新，其成果要经得起科学性和人文性的双重检验。曾氏按照学科创新的高标准，开创了两门新学科：
一门是“实用文章学”，它超越了“广义文章学”而与“语言学、文艺学”三足鼎立，曾祥芹提出了“一语双文”的语文内容结构观，这属于语文基础学科的创新。他认为，在语文学科群中，一语（语言学）、双文（文章学、文艺学）三门学科应该独立存在，协同发展。这样，既解决了文章学的研究对象问题，明确为实用文章，称之为“实用文章学”，又解决了文章学的独立问题，是一门与语言学、文艺学并列的“三足鼎立”的独立学科。这一学科创新的理论，连裴显生教授也深表赞同。业内同仁众所周知，裴教授是中国写作学会原会长、中国文章学研究会顾问、南京大学大众传媒研究所所长，是广义文章学的著名学者。裴显生教授欣然为《曾祥芹文选》三卷本作总序，可谓语文论坛的一段佳话。
1995年上海教育出版社郑重推出“语文教师必读三部曲”，把曾祥芹主编的《文章学与语文教育》与倪宝元主编的《语言学与语文教育》、王纪人主编的《文艺学与语文教育》并列，标志着“一语双文”、“三足鼎立”语文内容结构观付诸实践的首战告捷。此书再版4次，在语文教育界广为传播，已成为我国高师院校语文课程与教学论专业的硕士生、博士生的必读书目。
一门是“汉文阅读学”，它超越“普通阅读学”与外文阅读学并立，它属于语文技术学科的创新。
这两门新兴学科的建立，对于填补“语文学”的空白有开创之功，实在是功不可没的。
创新就是辩证的扬弃，就是强调在广泛继承中推陈出新。如何“推陈”，如何“出新”？根据曾氏的归纳，他至少用了四种方法。
第一种，《快读指导举隅》是继承和发扬叶圣陶、朱自清《精读指导举隅》《略读指导举隅》的产物，这种传统的现代比，叫“温故知新”。
第二种，《文章学与语文教育》是冲破四种“一语一文”旧语文观，树立“一语双文”新语文观所驾设的一种科学应用的“桥梁”，这种科技的工程化，叫“破旧立新”。
第三种，《文章阅读学》是参照《文学阅读学》，实现比翼双飞专门演出的一出“对台戏”，这种借他山之石以攻玉的路子，叫“以老换新”。
第四种，《阅读学新论》是从“普通阅读学”升华而建造的一幢“民族大厦”，这种自我超越，叫“新品更新”。
上述创新的共同特点，都是在继承历史文化遗产中的创新，是在“推陈”基础的“创新”，形象地说，都是“站在巨人肩膀上”的创新。
在科学研究活动中，曾氏高度尊重历史上有重大贡献的学术权威，他认为特别需要科学地解决“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问题。
曾氏研究古代阅读学，他在清理二百多位阅读学者的“读论”的基础上，特别赞誉孔子（开创者）、朱熹（集大成者）、梁启超（继往开来者）这三座“阅读理论高峰”；研究中国现代文章学，他在通读百部以上文章学论著的基础上，特别高扬鲁迅（思想家）、毛泽东（政治家）、叶圣陶（教育家）三位文章学大家；研究语文教育学，他在广泛涉猎语文独立设科百年来的大批语文教育论著后，特别推举了现当代著名语文教育家叶圣陶、吕叔湘、张志公、朱绍禹、刘国正、顾黄初。
我们知道，学术史是由历代影响较大的学者的名著支撑起来的。尊重历史上这些学术权威，对他们的理论和实践进行科学的扬弃，人们期望的民族化现代化的文章学、阅读学和语文教育学才会矗立起来。
我们知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这是历史发展的规律，“长江后流推前浪”，也是任何人不可阻挡的潮流。因此，在科学研究中是否敢于挑战权威，对研究者的胆识和功底也是一个严峻的考验。由于曾氏在科研中敢于挑战权威，因而他的创新才能超越权威，达到历史的高度。现举两例：
一是1990年，曾氏在酝酿了15年之后，发表了《“一语双文”论——关于语文学科内容体系的新构想》的论文，公开批评了以吕叔湘为代表的“语文即语言文字和文学”这种流行的语文观，指出这是一个世纪性错误，21世纪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二是21世纪初，当教育部相继颁布《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和《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之后，曾氏发现这两个法规性文件中都缺乏“加强语文课程的文章素养”这个理念，于是根据“后现代课程观”及时写了两篇万言谏书《“弱化文章教育”：语文“新课标”的缺失》和《文章学：语文课程标准的理论支柱之一》，破中有立地对国家课程标准提出了批评和建议。
在学科创新的争鸣论辩中，首先值得我们肯定的是曾氏的学术骨气。他认为“一个人不能有傲气，但必须有傲骨”。他始终保持“愈挫愈奋”的品格，始终保持“拓荒牛”那样犄角冲前的形象。
在学科创新的争鸣论辩中，其次值得我们赞赏的是他那“兼容并包”、“求同存异”的学术海量。他坚信“学术贵自由，思想重兼容”，要容得不同学派不同观点的争论交锋，坚信“有争论才能前进”。 2002年12月，福建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国写作学会副会长林可夫发表了《狭义文章学的理论窘境》的长文，认为狭义文章学“陷入理论上难以自圆，现实中难以实施的尴尬境地”，奉劝这支学科创新队伍掉头转向。针对林可夫教授向狭义文章学派的挑战，曾氏顶住压力，据理反驳，写出了18000字的论辩文章《迎接挑战，破难前进》。他从四个方面旗帜鲜明地反驳了林文对狭义文章学的蛮横粗暴的攻击，声言“狭义文章学的研究对象主次有别，交界分明；理论话语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理论建构道法兼备，知行统一；与广义文章学应是‘和而不同’的竞争伙伴关系”。这样，既体现了学术海量，又保持了学术骨气。
在学科创新的争鸣论辩中，更值得我们称赞的是他那献身学术的自我牺牲精神。他在《曾祥芹文选》的“后记”中说：“一个人要取得学术成功，需要‘战友’的声援；要取得巨大成功，更需要‘论敌’的外援。”又说：“由于正确和错误常常系于学者一身，因此我在与诤友的论战中曾这样表白：‘我愿做正面教师，让学术后生踩着我的肩膀攀登；我也甘当反面教员，让学术劲敌踏着我的尸体前进。’”他认为：“越是思想白刃战的争鸣文章，越容易彰显各自的学术个性；正是我的诤友从对立面促使了我的学术观点的形成、完善和发展，因而我由衷地感谢他们。”
这些发自肺腑之言，慷慨悲歌，实在令人钦佩和感动，但那十分悲壮的誓言又令我于心不忍。我以为，在争鸣论辩中，对于对立面的诤友不宜称为“劲敌”，而应该把他们针锋相对的观点看成“敌论”，更不该表示“让学术劲敌踏着我的尸体前进”。我们应该坚持真理，据理反驳，让掌握真理的少数逐渐赢得多数。
曾氏在选定了学科创新的目标之后，从未犹豫，从未怯懦，从未见异思迁，中途转向，结果取得了突破性的成果。他“咬住”狭义文章学不放松，提出了“一体”（文章本体论），“两翼”（文章阅读论、文章写作论）的创见，强调既要围绕中心、强化文章本体研究，又要让文章阅读、文章写作研究两翼齐飞，从而建立了“实用文章学”的科学体系。他“咬住”文章阅读学不放松，与“文学阅读学”相抗衡，从“普通阅读学”发展为“汉文阅读学”，形成了“四体、十二论、三法、一史”的宏大理论构架。他“咬住”语文教育学不放松，提出了“一语双文”论这一语文学科内容体系的新构想，论证了语言学、文章学和文艺学是语文理论的三大支柱，建立了语言课、文章课和文学课“三足鼎立”的语文课程体系。“一语双文”论以辩证否定的思维方式，科学地综合了“语文”的四个义项：既克服了“语言文字”说的历史局限，又摒弃了“语言文学”说的现代偏见；既吸取了“语言文化”说的深刻思想，又提高了“语言文章”说的科学品位。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一语双文”论，在语文教育学研究历史上宣告了“一语一文”时代的终结，具有划时代意义。
王伟，大连大学文学院教授。责任编校：李发舜。
曾氏认为，学术“拓荒牛”的责任就是要在科研选题上，善于勘察“荒原、荒山、荒地、荒坡、荒角、荒沟、荒郊”，根据客观需要和主观可能去准确地、果敢地、不失时机地拓荒耕耘。
曾氏主攻的是高难度的学科创新。说它是“高难度”，是因为它不限于某一观点、某一材料、某一思路的局部创新，而是“发现新大陆”的别开洞天的综合性的体系的创新。从创新范围看，它包含“学”的原理创新和“术”的技法创新以及“行”的工程创新；从创新内涵看，它既包含科学性的创新，又包含人文性的创新，其成果要经得起科学性和人文性的双重检验。曾氏按照学科创新的高标准，开创了两门新学科：
一门是“实用文章学”，它超越了“广义文章学”而与“语言学、文艺学”三足鼎立，曾祥芹提出了“一语双文”的语文内容结构观，这属于语文基础学科的创新。他认为，在语文学科群中，一语（语言学）、双文（文章学、文艺学）三门学科应该独立存在，协同发展。这样，既解决了文章学的研究对象问题，明确为实用文章，称之为“实用文章学”，又解决了文章学的独立问题，是一门与语言学、文艺学并列的“三足鼎立”的独立学科。这一学科创新的理论，连裴显生教授也深表赞同。业内同仁众所周知，裴教授是中国写作学会原会长、中国文章学研究会顾问、南京大学大众传媒研究所所长，是广义文章学的著名学者。裴显生教授欣然为《曾祥芹文选》三卷本作总序，可谓语文论坛的一段佳话。
1995年上海教育出版社郑重推出“语文教师必读三部曲”，把曾祥芹主编的《文章学与语文教育》与倪宝元主编的《语言学与语文教育》、王纪人主编的《文艺学与语文教育》并列，标志着“一语双文”、“三足鼎立”语文内容结构观付诸实践的首战告捷。此书再版4次，在语文教育界广为传播，已成为我国高师院校语文课程与教学论专业的硕士生、博士生的必读书目。
一门是“汉文阅读学”，它超越“普通阅读学”与外文阅读学并立，它属于语文技术学科的创新。
这两门新兴学科的建立，对于填补“语文学”的空白有开创之功，实在是功不可没的。
创新就是辩证的扬弃，就是强调在广泛继承中推陈出新。如何“推陈”，如何“出新”？根据曾氏的归纳，他至少用了四种方法。
第一种，《快读指导举隅》是继承和发扬叶圣陶、朱自清《精读指导举隅》《略读指导举隅》的产物，这种传统的现代比，叫“温故知新”。
第二种，《文章学与语文教育》是冲破四种“一语一文”旧语文观，树立“一语双文”新语文观所驾设的一种科学应用的“桥梁”，这种科技的工程化，叫“破旧立新”。
第三种，《文章阅读学》是参照《文学阅读学》，实现比翼双飞专门演出的一出“对台戏”，这种借他山之石以攻玉的路子，叫“以老换新”。
第四种，《阅读学新论》是从“普通阅读学”升华而建造的一幢“民族大厦”，这种自我超越，叫“新品更新”。
上述创新的共同特点，都是在继承历史文化遗产中的创新，是在“推陈”基础的“创新”，形象地说，都是“站在巨人肩膀上”的创新。
在科学研究活动中，曾氏高度尊重历史上有重大贡献的学术权威，他认为特别需要科学地解决“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问题。
曾氏研究古代阅读学，他在清理二百多位阅读学者的“读论”的基础上，特别赞誉孔子（开创者）、朱熹（集大成者）、梁启超（继往开来者）这三座“阅读理论高峰”；研究中国现代文章学，他在通读百部以上文章学论著的基础上，特别高扬鲁迅（思想家）、毛泽东（政治家）、叶圣陶（教育家）三位文章学大家；研究语文教育学，他在广泛涉猎语文独立设科百年来的大批语文教育论著后，特别推举了现当代著名语文教育家叶圣陶、吕叔湘、张志公、朱绍禹、刘国正、顾黄初。
我们知道，学术史是由历代影响较大的学者的名著支撑起来的。尊重历史上这些学术权威，对他们的理论和实践进行科学的扬弃，人们期望的民族化现代化的文章学、阅读学和语文教育学才会矗立起来。
我们知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这是历史发展的规律，“长江后流推前浪”，也是任何人不可阻挡的潮流。因此，在科学研究中是否敢于挑战权威，对研究者的胆识和功底也是一个严峻的考验。由于曾氏在科研中敢于挑战权威，因而他的创新才能超越权威，达到历史的高度。现举两例：
一是1990年，曾氏在酝酿了15年之后，发表了《“一语双文”论——关于语文学科内容体系的新构想》的论文，公开批评了以吕叔湘为代表的“语文即语言文字和文学”这种流行的语文观，指出这是一个世纪性错误，21世纪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二是21世纪初，当教育部相继颁布《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和《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之后，曾氏发现这两个法规性文件中都缺乏“加强语文课程的文章素养”这个理念，于是根据“后现代课程观”及时写了两篇万言谏书《“弱化文章教育”：语文“新课标”的缺失》和《文章学：语文课程标准的理论支柱之一》，破中有立地对国家课程标准提出了批评和建议。
在学科创新的争鸣论辩中，首先值得我们肯定的是曾氏的学术骨气。他认为“一个人不能有傲气，但必须有傲骨”。他始终保持“愈挫愈奋”的品格，始终保持“拓荒牛”那样犄角冲前的形象。
在学科创新的争鸣论辩中，其次值得我们赞赏的是他那“兼容并包”、“求同存异”的学术海量。他坚信“学术贵自由，思想重兼容”，要容得不同学派不同观点的争论交锋，坚信“有争论才能前进”。 2002年12月，福建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国写作学会副会长林可夫发表了《狭义文章学的理论窘境》的长文，认为狭义文章学“陷入理论上难以自圆，现实中难以实施的尴尬境地”，奉劝这支学科创新队伍掉头转向。针对林可夫教授向狭义文章学派的挑战，曾氏顶住压力，据理反驳，写出了18000字的论辩文章《迎接挑战，破难前进》。他从四个方面旗帜鲜明地反驳了林文对狭义文章学的蛮横粗暴的攻击，声言“狭义文章学的研究对象主次有别，交界分明；理论话语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理论建构道法兼备，知行统一；与广义文章学应是‘和而不同’的竞争伙伴关系”。这样，既体现了学术海量，又保持了学术骨气。
在学科创新的争鸣论辩中，更值得我们称赞的是他那献身学术的自我牺牲精神。他在《曾祥芹文选》的“后记”中说：“一个人要取得学术成功，需要‘战友’的声援；要取得巨大成功，更需要‘论敌’的外援。”又说：“由于正确和错误常常系于学者一身，因此我在与诤友的论战中曾这样表白：‘我愿做正面教师，让学术后生踩着我的肩膀攀登；我也甘当反面教员，让学术劲敌踏着我的尸体前进。’”他认为：“越是思想白刃战的争鸣文章，越容易彰显各自的学术个性；正是我的诤友从对立面促使了我的学术观点的形成、完善和发展，因而我由衷地感谢他们。”
这些发自肺腑之言，慷慨悲歌，实在令人钦佩和感动，但那十分悲壮的誓言又令我于心不忍。我以为，在争鸣论辩中，对于对立面的诤友不宜称为“劲敌”，而应该把他们针锋相对的观点看成“敌论”，更不该表示“让学术劲敌踏着我的尸体前进”。我们应该坚持真理，据理反驳，让掌握真理的少数逐渐赢得多数。
曾氏在选定了学科创新的目标之后，从未犹豫，从未怯懦，从未见异思迁，中途转向，结果取得了突破性的成果。他“咬住”狭义文章学不放松，提出了“一体”（文章本体论），“两翼”（文章阅读论、文章写作论）的创见，强调既要围绕中心、强化文章本体研究，又要让文章阅读、文章写作研究两翼齐飞，从而建立了“实用文章学”的科学体系。他“咬住”文章阅读学不放松，与“文学阅读学”相抗衡，从“普通阅读学”发展为“汉文阅读学”，形成了“四体、十二论、三法、一史”的宏大理论构架。他“咬住”语文教育学不放松，提出了“一语双文”论这一语文学科内容体系的新构想，论证了语言学、文章学和文艺学是语文理论的三大支柱，建立了语言课、文章课和文学课“三足鼎立”的语文课程体系。“一语双文”论以辩证否定的思维方式，科学地综合了“语文”的四个义项：既克服了“语言文字”说的历史局限，又摒弃了“语言文学”说的现代偏见；既吸取了“语言文化”说的深刻思想，又提高了“语言文章”说的科学品位。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一语双文”论，在语文教育学研究历史上宣告了“一语一文”时代的终结，具有划时代意义。
王伟，大连大学文学院教授。责任编校：李发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