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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一百年前《青年杂志》创刊号在上海问世之时，主编陈独秀所面对的，是新生民国不断的政治动荡与宪政危机，是他为之奋斗的共和理想和建国大业（founding）的未完成状态。要说陈独秀从一开始就对这本每期印数仅1000本的刊物有非常大的自信，这个刊物一出来就有多么轰动，也许确实掺杂了过多“后见之明”，把很多后来历史过程中的因素提前加载到了创办伊始的刊物之上（参见王奇生：《革命与反革命：社会文化视野下的民国政治》第一章《新文化是如何“运动”起来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但若简单将之视作“普通刊物”，则小看了陈独秀的敏锐、抱负和历史感，也小看了这本刊物在当时的某种“新奇性”和创造性。据汪孟邹回忆，1917年前后，《新青年》销量最高达到一万五六千份之多（参见汪原放：《回忆亚东图书馆》，学林出版社，1983年版，第32页）。当时一份杂志往往是十几人甚至几十人阅读，那么，它的读者群就是十几万甚至几十万人，由此可知《新青年》的广泛影响。如果《新青年》本身没有强烈的魅力，很难想象这么快就会吸引这么多读者，还有那么多读者会踊跃来信。
就像创刊号封面上那幅一列青年横排着站在高台上，边交谈边注视前方，似在等待某种召唤，跃跃欲试地想要参与其中的画面所暗示的，《青年杂志》显然有它特殊的目标受众——那就是青年学生群体（青年们的上方标着法文LA JEUNESSE），更有它明确的文化意图——那就是引领和召唤读者参与到与杂志的互动之中，创造一种集体性运动。所以，尽管《青年杂志》的出现有一些偶然因素，但对杂志的受众和使命的自觉（特别是改名《新青年》之后），确是陈独秀在新的历史状况下一种有意的实践。这种实践既是在回应民国建立后的乱局及共和的蜕变，又是在反思和总结晚清以来各种竞争性的救国方案的困境，进而寻找新的可能性。
从一开始，《青年杂志》/《新青年》（以下除具体涉及第一卷外，概以《新青年》称）就把青年学生群体作为受众，同时又把他们作为改造中国的新的主体力量。在相当于发刊词的《敬告青年》中，陈独秀把青年比喻为社会的“新鲜活泼细胞”，“惟瞩望于新鲜活泼之青年，有以自觉而奋斗耳”（《青年杂志》1卷1号）。“自觉”是这里的一个关键词。陈独秀解释说：“自觉者何？自觉其新鲜活泼之价值与责任，而自视不可卑也。”他认为挽救中国的希望，正在于“一二敏于自觉勇于奋斗之青年，发挥人间固有之智能，抉择人间种种之思想……自度度人，社会庶几其有清宁之日也”。对“自觉”的强调，是《新青年》另一个特别值得重视的特点，由此构成了中国式现代“启蒙”的内在复杂性。研究“五四”的学者通常会强调新文化运动本质上是一场中国的“启蒙运动”，而《新青年》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如周策纵著，周子平等译：《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舒衡哲[Vera Schwarcz]著，刘京建译：《中国启蒙运动：知识分子与五四遗产》，新星出版社，2007年版），后来也由此引发了关于“启蒙”与“救亡”，“激进”与“保守”，以及基于后现代立场对于“启蒙”的质疑等一系列问题的争论。用“启蒙”来描述《新青年》的主导文化倾向并没有错。不过，对这种“启蒙”本身我们又必须做开放性的理解，它与晚清以来的“启蒙”有着显著的不同。事实上，《新青年》在启蒙的主客体关系、启蒙与革命的关系上，都持一种更为彻底和激进的姿态。用前引《敬告青年》中的词，就是《新青年》已经把“启蒙”牢牢安置在了“自觉”的根基之上。
表现之一是，始终坚持启蒙中的主体性状态。在《敬告青年》中，陈独秀“谨陈六义”的第一条就是“自主的而非奴隶的”：“盖自认为独立自主之人格以上，一切操行，一切权利，一切信仰，唯有听命各自固有之智能，断无盲从隶属他人之理。”在《一九一六年》中，他也呼吁青年“各有其独立自主之权”（《青年杂志》1卷5号）。高一涵在《共和国家与青年之自觉》中做出这样的古今对比：“古之人，首贵取法先儒。今之人，首贵自我作圣。古之人，在守和光同尘之训。今之人，在冲同风一道之藩。”鼓励当今青年“沛然长往，浩然孤行”。这些当然符合康德意义上“有勇气公开运用自己的理性”的“启蒙”定义。不过，这种“自主”一方面是从“忠孝节义”、“三纲五常”等“奴隶之道德”中获得解放，另一方面也要求被启蒙者“自从所信，绝不认他人之越俎”（《敬告青年》），拒绝成为他人，从而也就拒绝了永远追随启蒙者引领的另一种“奴隶”状态。这在中国现代的开端时期是有极大意义的，使得直接照搬西方“十九世纪文明”的“优等生文化”（如明治后的日本）在中国没有多大市场。无论《新青年》同人们如何在价值上热烈称颂西洋文明，但他们都不会跳过文明转型中的艰难和挣扎，放弃差异性，更不会放弃对于主体的艰苦改造。1916年，陈独秀断言世界历史即将发生重大变化，他说：“生斯世者，必昂头自负为二十世纪之人，创造二十世纪之新文明，不可因袭十九世纪以上之文明为止境。”（《一九一六》，《青年杂志》1卷5号）这更加表明，一战发生后，中国知识人对“十九世纪文明”本身的弊端有了更多深切的认识，反而坚定了民族文化重建中的主体性立场。依托这种主体性的态度，《新青年》在介绍和引进西方资源时，才能不为特定的主义教条或同质化的经验所束缚，更主动地选择和取舍。从最初以法国革命为师到后来以俄国革命为师的转变，正是为我所用的态度的一种体现。
《新青年》中宣扬的主体性，不是原子化的、排斥了集体和国家的孤立个人，个人的“自主之权”与国家的“主权”在更高的层面统一了起来。所以，一方面，陈独秀要青年抱持“世界的而非锁国的”态度（《敬告青年》），高一涵声言：“国家非人生之归宿”（《国家非人生之归宿论》，《青年杂志》1卷4号），但另一方面陈独秀也要谈“持续的治本的爱国主义”（《我之爱国主义》，《青年杂志》2卷2号），高语罕则期许：“内以刷新政治，巩固邦基，外以雪耻御侮，振威邻国，则舍我青年谁属”，青年要尽“国民之责任”（《青年与国家之前途》，《青年杂志》1卷5号）。个人从依附性的状态中解放出来后，不是要成为游魂，而是要把内在性焕发为一种积极的生命状态、政治意志和勇气，捍卫和改造所属共同体及其生活世界。《新青年》众多讨论“青年”的使命和未来的文章都对此再三强调。尽管在现实中青年知识者未必都能克服“自我”的危机，实现他们的政治和生活图景，反而有可能像鲁迅《伤逝》所刻画的那样，走上颓唐和虚空之路。但是，《新青年》始终没有放弃对充盈的、能动的主体性的各种实现可能的探索。后期号召青年“到民间去”，与劳工群众结合，也是在此脉络之下的延续。 并且，在这个探索过程中，《新青年》从来不仅没有忽视、反而高度重视和调动起情感的力量。借用张灏关于“五四”的说法，《新青年》的确也是“理性主义与浪漫主义”并存的（张灏：《重访五四——论五四思想的两歧性》，《开放时代》1999年3、4月号）。我们应该把这种“浪漫主义”看作是一种高强度情感的动员和参与。无论是陈独秀的“有不顾迂儒之毁誉，明目张胆以与十八妖魔宣战者乎？予愿拖四十二生之大炮，为之前驱”（《文学革命论》，《新青年》2卷6号），还是李大钊的“由今以后，到处所见的，都是Bolshevism战胜的旗。到处所闻的，都是Bolshevism凯歌的声。人道的警钟响了！自由的曙光现了！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BOLSHEVISM的胜利》，《新青年》5卷5号），都充满了强烈的情感色彩，是一种“诗性正义”的吁求。鲁迅在《新青年》上发表的那些小说——《狂人日记》（4卷5号）、《孔乙己》（6卷4号）、《药》（6卷5号）、《风波》（8卷1号）、《故乡》（9卷1号）等，对“旧中国”的刻画在认知和批判的意义上自有作用，但更重要的是，小说中内蕴的深层情感——“救救孩子”的呼喊，“我也吃过人”的罪疚，《孔乙己》中看客的冷漠，《药》结尾革命者彻底的孤寂——打动也震惊了青年的心灵，激起了他们灵魂深处的回响。鲁迅虽然“听将令”而为“启蒙”“呐喊”，但他对主流的“启蒙”又保持着疏离。他是带着强烈的生命感受和对理想的忠诚来投入写作的，当他从记忆、生命、政治的角度观察现实时，他对简单乐观的“理性”很难不产生怀疑。正是陈独秀、李大钊和鲁迅等人的充满主体性的表达，让被“启蒙理性”遮蔽了的那些本能、情感和诉求，在《新青年》中仍然可以找到位置，并获得更多的共鸣、共振。从这个意义上说，《新青年》在很大程度上弥合了晚清以来“知”和“情”分裂的局面。
表现之二，启蒙的主体与对象不是固定的，也不是静态的，而是呈现一种互相学习、互相交换位置、互为主体的结构关系，并且始终保持启蒙的运动过程。《新青年》对“我新时代新人物之青年”（次山：《青年之生死关头》，《新青年》3卷1号）寄以厚望，期待他们能“自度度人”。关于青年责任、道德和精神的养成的内容在杂志前期占据了相当重要的位置。仅第一卷中，就有高一涵的《共和国家与青年之自觉》（《青年杂志》1卷1号）、陈独秀的《抵抗力》（《青年杂志》1卷3号）、高语罕的《青年与国家之前途》（《青年杂志》1卷5号）、易白沙的《战云中之青年》（《青年杂志》1卷6号）等多篇文章。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文章大多没有高高在上、灌输真理的教导姿态，作者通常是以与青年共同讨论、共勉的姿态和语气来撰文的。也就是说，作者不是以启蒙者自居，而是作为青年的朋友，与青年一起坦诚交流，共同寻找中国的出路，并在这个过程中完成共同的改造和蜕变，而并非仅仅把青年当成启蒙和改造的对象。《新青年》从一开始就不是精英主义的，编者在自己（及前辈知识分子）与青年的关系上比较谨慎，非常警惕不要把启蒙变成了对对象的压迫。陈独秀说自己对“国中老者壮者”多抱悲观，“即自身亦在诅咒之列”（《新青年》，《新青年》2卷1号），可见他内心深处也如鲁迅一样把自己当成是“历史的中间物”的。高一涵在《共和国家与青年之自觉》中纵论道德、自由、舆论，不过接着却说：“以上所陈，乃国法所不能干，观摩所不能得，师友所不能教，父兄所不能责。”接着用了轮扁斫轮的典故，声明“不佞所言糟粕而已，至于精神，则仍在吾青年自觉耳”（《青年杂志》1卷1号）。可见，他认为最重要的不是给青年一些教条，而是引导他们在思考和实践中形成“自觉”。《新青年》很重视青年学生自己的意见和看法，也努力把一些青年学生发展为杂志的作者，让他们发出声音。4卷1号上，刊登了傅斯年的《文学革新申义》和罗家伦的《青年学生》。傅文声援“文学革命论者”，同时又提出文学革命不能停留在口号上，而要“制作规范，发为新文”;罗文讨论主义、结婚和学风这三个紧要困扰青年的问题，罗家伦并说自己是读了《新青年》之后，由读者而变为作者：“今读《新青年》，每为神往。及见学生之置《新青年》者多，是知《新青年》且大有影响于学生界也。爰就记忆及理想所及者，拉杂为我青年辈陈之。” 傅、罗二人当时都是北大的学生，他们之参与讨论，作为青年同辈人发表意见，正是《新青年》所希望促成的自我和对象的双重主体性的一种实现。
更有说服力的是杂志设立的“通信”栏目。“通信”栏目设立伊始（第2卷开始又设“读者论坛”），就成为了杂志与青年直接互动的平台。《新青年》上刊登了大量读者来信以及编者回复，就各种问题展开讨论，议题之广，交流之深，在当时是引起了很大轰动的。其中很多投书就是青年在“质析疑难”，而编者回复时也多态度平等而认真。从效果上说，“通信”不仅使编者或某一读者单方面的思想观点（话语）成为众多读者共同参与讨论的话题，造成了公共舆论（参见杨琥：《〈新青年〉“通信”栏与五四时期社会、文化的互动》，见李金铨编：《文人论政——知识分子与报刊》，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更重要的是，“通信”上的众声喧哗和互相辩论，使得固定的启蒙结构转化为一种更具流动性的状态，启蒙对象和启蒙者之间的地位是平等的、可以互换的。知识生产不再是一种自上而下的过程，而是通过深入参与、互相学习、互相教育来推动。
《新青年》固然呈现出青年崇拜的面貌，但编者也强调“青年”的资格不是天然具备的。当杂志第2卷改名《新青年》时，陈独秀特别提醒青年道：“慎勿以年龄在青年时代遂妄自以为取得青年之资格也。”只有达到一系列生理和心理的条件，才算是真正有希望的“新青年”，倘若头脑中还是“做官发财享幸福”的旧思想，“则新青年之资格丧失无余”。所以，在精神上经历“除旧布新之大革命”，“别构真实新鲜之信仰，始得谓为新青年”（《新青年》，《新青年》2卷1号）。李大钊也说，“青春之进程”不会恒久不变，只有以“宇宙之青春为自我之青春”，才会有“无尽之青春”（李大钊：《青春》，《新青年》2卷1号）。所以，青年在《新青年》中是作为充满可能性的“新人”而存在的，但《新青年》同时也提出新人的自我成长是需要道德改造和信仰引导的，青年通过把“新”、“青春”内在化为一种驱力来激发和维持自己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新青年”不是本质化的某个社会群体，而是一种开放性的、理想化的集体主体的象征。这种集体主体在不断变化的社会历史关系中必然会吐故纳新，并向其他社会阶层敞开。昨日的启蒙者，今日会变为被启蒙者;昨日的启蒙议程，今日会有所补充、调整或者改变。启蒙将因为始终处于动态化的自我更新、自我转化的状态而保持它的生命力。 俄国革命后，《新青年》对于世界变动的判断和对于新的主体力量的赞颂，正是这种启蒙的进化的直接反映。当李大钊提出“欧战”的胜利“是社会主义的胜利”，“是世界劳工阶级的胜利”，“是廿世纪新潮流的胜利”（《BOLSHEVISM的胜利》，《新青年》5卷5号），表明《新青年》的启蒙资源已经因应时代变化而发生了转变。在文章结尾，李大钊敏锐地觉察到了俄国革命的普遍意义：“‘一七八九年法兰西的革命，不独是法兰西人心变动的表征，实是十九世纪全世界人类普遍心理变动的表征。一九一七年俄罗斯的革命，不独是俄罗斯人心变动的显兆，实是廿世纪全世界人类普遍心理变动的显兆。’……Bolshevism的胜利，就是廿世纪世界人类人人心中共同觉悟的新精神的胜利！”如果还记得《青年杂志》创刊号上陈独秀对法兰西革命的礼赞，那么三年多之后，《新青年》已经认为“近代文明”的高峰当属俄罗斯了，俄国革命开启了具有更广泛普遍性（“人人心中共同觉悟”）的“廿世纪”的“新精神”。与这种世界文明领头羊的变化相伴生的，是新的主体力量登上了世界历史舞台。在《新青年》同一期上，李大钊还发表了《庶民的胜利》，认为“大战”造成了两个结果，从政治上说是民主主义的胜利，从社会上说是劳工主义的胜利。无论民主主义还是劳工主义，都代表了新的庶民阶层的力量：“世间资本家占最少数，从事劳工的人占最多数。因为资本家的资产，不是靠着家族制度的继袭，就是靠着资本主义经济组织的垄断，才能据有。这劳工的能力是人人都有，劳工的事情是人人都可以作的，所以劳工主义的战胜，也是庶民的胜利。”（《新青年》5卷5号）他进一步说：“须知今后的世界，变成劳工的世界，我们应该用此潮流为使一切人人变成工人的机会，不该用此潮流为使一切人人变成强盗的机会。……我们想要在世界上当一个庶民，应该在世界上当一个工人。诸位呀！快去作工呵！”李大钊此文之后，紧随的是蔡元培的《劳工神圣》，标题特别明确地推崇劳工的价值。蔡元培说：“此后的世界，全是劳工的世界。”他以“劳力”作为衡量“劳工”的首要标准：“凡用自己的劳力作成有益他人的事业，不管他用的是体力，是脑子，都是劳工。所以，农是种植的工，商是转运的工，学校职员、著述家、发明家是教育的工，我们都是劳工，我们要自己认识劳工的价值。劳工神圣！”（《新青年》5卷5号）通过使用广义的“劳工”概念这样一种概念的建构来促生新的身份认同。此后，“劳工”、“庶民”、“劳动平民”等词在《新青年》上越来越频繁地出现，比如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6卷5号，6卷6号）、《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7卷2号）、《“五一”May Day运动史》（7卷6号），Olive Schreiner著、周作人译的《沙漠间的三个梦》（6卷6号），Angelo S. Rapport著、起明译的《俄国革命之哲学基础（下）》（6卷5号），张慰慈的《美国劳动运动及组织》（7卷6号），蔡元培《社会主义史序》（8卷1号）等等，还特别出版了一期“劳动节纪念专号”（7卷6号）。至1923年《新青年》改版后，在“新宣言”中直接宣称“《新青年》乃不得不成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罗针”（《新青年》10卷1号）。《新青年》后期的衍变不是这里要分析的。我想提醒注意的是，大致从1918年底开始，《新青年》已经有意识地引导读者眼光向下重视劳工，推动并刊登了很多各种社会调查和社会实践的文章。逐渐把早期《新青年》投注给青年学生的那份荣光转移给了劳工，承认劳工才是建立新的中国所最需要依靠的力量。不仅青年需要向劳工接近，向劳工学习，“工读互助”，甚至编作者也需要从劳工那里获得养分。这个过程与其说是“救亡”压倒了“启蒙”（李泽厚：《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东方出版社，1987年版），不如说仍然是包含在《新青年》特殊的“启蒙”结构和动态特征之中，只不过对“启蒙”做了一种颠倒，核心标准由“理性”变为了“劳动/劳力”，劳动成为了创造世界、价值和主体性的根本源泉，也成为了评判“神圣”与否的最终标准。
概括起来说，《新青年》的“启蒙”内在地具有双重性：一方面是知识分子和青年一起通过对“近代文明”、对“共和”的经验进行学习和价值肯定，来告别“旧中国”的制度、文化和伦理（但这种断裂又不简单等同于对文明根基的拒绝，当时的“整理国故”的运动也罢，后来的“文艺复兴”的追认也罢，恰恰都表明了“五四”与“传统”的关联性）;另一方面是知识分子和青年也因应社会历史的激烈变动，不断地进行自我启蒙与再启蒙，理解“世界之生存”的深刻矛盾以及中国的现实处境，接纳社会主义的思想资源，与新的主体力量相结合，从而告别“（西方资本主义）近代文明”及其霸权，终结“主人”与“奴隶”的循环。所以，当胡适引用尼采的话“重新估定一切价值”来解释他所谓的“评判的态度”时（《新思潮的意义》，《新青年》7卷1号），就道破了《新青年》文化实践上的“自觉”性——不仅包含对于中国传统的审视与批判，同时也包括对于西方启蒙理性的审视与批判。但这又并不导向虚无，而是导向“再造文明”的欲求。这构成了现代中国起源中最宝贵的部分。
从1915年创刊到1921年9卷6期后暂时停刊，《新青年》的主要编作者群还是颇丰富的，彼此思想和立场也有歧义，因此，《新青年》并不可能只有一副面孔，很多时候确实呈现出它的“两歧性”。1923年以后，《新青年》改由瞿秋白主编，成为中共的理论性机关刊物，色彩鲜明，面目一下子就清晰了。《新青年》的变异其实是一个标志，因为新型的政党政治将发挥更大作用。新型的政党政治（乃至作为社会革命的“大革命”）本身是《新青年》和新文化运动的文化政治所召唤出来的，但它们出现后又必然要溢出和取代原来文化政治导向的运动。在“主义”之争席卷一切，客观领域需要最终“决断”的环境下，《新青年》式的“启蒙”的终结也是理所当然。
1907年鲁迅写成《摩罗诗力说》，文末猛批清末的“维新”浪潮：“顾既维新矣，而希望亦与偕始，吾人所待，则有介绍新文化之士人。特十余年来，介绍无已，而究其所携将以来归者，乃又舍治饼饵守囹圄之术而外，无他有也。则中国尔后，且永继其萧条，而第二维新之声，亦将再举，盖可准前事而无疑者矣。”（《摩罗诗力说》，《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02页）果然，八年后《新青年》出现，“第二维新之声”再举了。“第二维新之声”在中国的旧邦新造中所扮演的角色，显然远远超过了前面的各种“维新”。直到今天，《新青年》和新文化运动依然在被各种话语所不断检讨、挪用、捍卫或者攻击，这恰恰表明作为“现代中国”奠基性的起源之一，它们深刻地构成了我们今天的政治、文化乃至生活世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新青年》最大的意义就在于此，毋庸费辞。相较于那些经过岁月冲刷早已安然成为博物馆或者教科书里的对象的静止文本，《新青年》却是一个需要不断重新辩论和激活其正当性的历史“事件”。它所提供的反观和对照的视野，已经并将继续有效地参与到当代中国的认同与文化斗争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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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创刊号封面上那幅一列青年横排着站在高台上，边交谈边注视前方，似在等待某种召唤，跃跃欲试地想要参与其中的画面所暗示的，《青年杂志》显然有它特殊的目标受众——那就是青年学生群体（青年们的上方标着法文LA JEUNESSE），更有它明确的文化意图——那就是引领和召唤读者参与到与杂志的互动之中，创造一种集体性运动。所以，尽管《青年杂志》的出现有一些偶然因素，但对杂志的受众和使命的自觉（特别是改名《新青年》之后），确是陈独秀在新的历史状况下一种有意的实践。这种实践既是在回应民国建立后的乱局及共和的蜕变，又是在反思和总结晚清以来各种竞争性的救国方案的困境，进而寻找新的可能性。
从一开始，《青年杂志》/《新青年》（以下除具体涉及第一卷外，概以《新青年》称）就把青年学生群体作为受众，同时又把他们作为改造中国的新的主体力量。在相当于发刊词的《敬告青年》中，陈独秀把青年比喻为社会的“新鲜活泼细胞”，“惟瞩望于新鲜活泼之青年，有以自觉而奋斗耳”（《青年杂志》1卷1号）。“自觉”是这里的一个关键词。陈独秀解释说：“自觉者何？自觉其新鲜活泼之价值与责任，而自视不可卑也。”他认为挽救中国的希望，正在于“一二敏于自觉勇于奋斗之青年，发挥人间固有之智能，抉择人间种种之思想……自度度人，社会庶几其有清宁之日也”。对“自觉”的强调，是《新青年》另一个特别值得重视的特点，由此构成了中国式现代“启蒙”的内在复杂性。研究“五四”的学者通常会强调新文化运动本质上是一场中国的“启蒙运动”，而《新青年》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如周策纵著，周子平等译：《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舒衡哲[Vera Schwarcz]著，刘京建译：《中国启蒙运动：知识分子与五四遗产》，新星出版社，2007年版），后来也由此引发了关于“启蒙”与“救亡”，“激进”与“保守”，以及基于后现代立场对于“启蒙”的质疑等一系列问题的争论。用“启蒙”来描述《新青年》的主导文化倾向并没有错。不过，对这种“启蒙”本身我们又必须做开放性的理解，它与晚清以来的“启蒙”有着显著的不同。事实上，《新青年》在启蒙的主客体关系、启蒙与革命的关系上，都持一种更为彻底和激进的姿态。用前引《敬告青年》中的词，就是《新青年》已经把“启蒙”牢牢安置在了“自觉”的根基之上。
表现之一是，始终坚持启蒙中的主体性状态。在《敬告青年》中，陈独秀“谨陈六义”的第一条就是“自主的而非奴隶的”：“盖自认为独立自主之人格以上，一切操行，一切权利，一切信仰，唯有听命各自固有之智能，断无盲从隶属他人之理。”在《一九一六年》中，他也呼吁青年“各有其独立自主之权”（《青年杂志》1卷5号）。高一涵在《共和国家与青年之自觉》中做出这样的古今对比：“古之人，首贵取法先儒。今之人，首贵自我作圣。古之人，在守和光同尘之训。今之人，在冲同风一道之藩。”鼓励当今青年“沛然长往，浩然孤行”。这些当然符合康德意义上“有勇气公开运用自己的理性”的“启蒙”定义。不过，这种“自主”一方面是从“忠孝节义”、“三纲五常”等“奴隶之道德”中获得解放，另一方面也要求被启蒙者“自从所信，绝不认他人之越俎”（《敬告青年》），拒绝成为他人，从而也就拒绝了永远追随启蒙者引领的另一种“奴隶”状态。这在中国现代的开端时期是有极大意义的，使得直接照搬西方“十九世纪文明”的“优等生文化”（如明治后的日本）在中国没有多大市场。无论《新青年》同人们如何在价值上热烈称颂西洋文明，但他们都不会跳过文明转型中的艰难和挣扎，放弃差异性，更不会放弃对于主体的艰苦改造。1916年，陈独秀断言世界历史即将发生重大变化，他说：“生斯世者，必昂头自负为二十世纪之人，创造二十世纪之新文明，不可因袭十九世纪以上之文明为止境。”（《一九一六》，《青年杂志》1卷5号）这更加表明，一战发生后，中国知识人对“十九世纪文明”本身的弊端有了更多深切的认识，反而坚定了民族文化重建中的主体性立场。依托这种主体性的态度，《新青年》在介绍和引进西方资源时，才能不为特定的主义教条或同质化的经验所束缚，更主动地选择和取舍。从最初以法国革命为师到后来以俄国革命为师的转变，正是为我所用的态度的一种体现。
《新青年》中宣扬的主体性，不是原子化的、排斥了集体和国家的孤立个人，个人的“自主之权”与国家的“主权”在更高的层面统一了起来。所以，一方面，陈独秀要青年抱持“世界的而非锁国的”态度（《敬告青年》），高一涵声言：“国家非人生之归宿”（《国家非人生之归宿论》，《青年杂志》1卷4号），但另一方面陈独秀也要谈“持续的治本的爱国主义”（《我之爱国主义》，《青年杂志》2卷2号），高语罕则期许：“内以刷新政治，巩固邦基，外以雪耻御侮，振威邻国，则舍我青年谁属”，青年要尽“国民之责任”（《青年与国家之前途》，《青年杂志》1卷5号）。个人从依附性的状态中解放出来后，不是要成为游魂，而是要把内在性焕发为一种积极的生命状态、政治意志和勇气，捍卫和改造所属共同体及其生活世界。《新青年》众多讨论“青年”的使命和未来的文章都对此再三强调。尽管在现实中青年知识者未必都能克服“自我”的危机，实现他们的政治和生活图景，反而有可能像鲁迅《伤逝》所刻画的那样，走上颓唐和虚空之路。但是，《新青年》始终没有放弃对充盈的、能动的主体性的各种实现可能的探索。后期号召青年“到民间去”，与劳工群众结合，也是在此脉络之下的延续。 并且，在这个探索过程中，《新青年》从来不仅没有忽视、反而高度重视和调动起情感的力量。借用张灏关于“五四”的说法，《新青年》的确也是“理性主义与浪漫主义”并存的（张灏：《重访五四——论五四思想的两歧性》，《开放时代》1999年3、4月号）。我们应该把这种“浪漫主义”看作是一种高强度情感的动员和参与。无论是陈独秀的“有不顾迂儒之毁誉，明目张胆以与十八妖魔宣战者乎？予愿拖四十二生之大炮，为之前驱”（《文学革命论》，《新青年》2卷6号），还是李大钊的“由今以后，到处所见的，都是Bolshevism战胜的旗。到处所闻的，都是Bolshevism凯歌的声。人道的警钟响了！自由的曙光现了！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BOLSHEVISM的胜利》，《新青年》5卷5号），都充满了强烈的情感色彩，是一种“诗性正义”的吁求。鲁迅在《新青年》上发表的那些小说——《狂人日记》（4卷5号）、《孔乙己》（6卷4号）、《药》（6卷5号）、《风波》（8卷1号）、《故乡》（9卷1号）等，对“旧中国”的刻画在认知和批判的意义上自有作用，但更重要的是，小说中内蕴的深层情感——“救救孩子”的呼喊，“我也吃过人”的罪疚，《孔乙己》中看客的冷漠，《药》结尾革命者彻底的孤寂——打动也震惊了青年的心灵，激起了他们灵魂深处的回响。鲁迅虽然“听将令”而为“启蒙”“呐喊”，但他对主流的“启蒙”又保持着疏离。他是带着强烈的生命感受和对理想的忠诚来投入写作的，当他从记忆、生命、政治的角度观察现实时，他对简单乐观的“理性”很难不产生怀疑。正是陈独秀、李大钊和鲁迅等人的充满主体性的表达，让被“启蒙理性”遮蔽了的那些本能、情感和诉求，在《新青年》中仍然可以找到位置，并获得更多的共鸣、共振。从这个意义上说，《新青年》在很大程度上弥合了晚清以来“知”和“情”分裂的局面。
表现之二，启蒙的主体与对象不是固定的，也不是静态的，而是呈现一种互相学习、互相交换位置、互为主体的结构关系，并且始终保持启蒙的运动过程。《新青年》对“我新时代新人物之青年”（次山：《青年之生死关头》，《新青年》3卷1号）寄以厚望，期待他们能“自度度人”。关于青年责任、道德和精神的养成的内容在杂志前期占据了相当重要的位置。仅第一卷中，就有高一涵的《共和国家与青年之自觉》（《青年杂志》1卷1号）、陈独秀的《抵抗力》（《青年杂志》1卷3号）、高语罕的《青年与国家之前途》（《青年杂志》1卷5号）、易白沙的《战云中之青年》（《青年杂志》1卷6号）等多篇文章。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文章大多没有高高在上、灌输真理的教导姿态，作者通常是以与青年共同讨论、共勉的姿态和语气来撰文的。也就是说，作者不是以启蒙者自居，而是作为青年的朋友，与青年一起坦诚交流，共同寻找中国的出路，并在这个过程中完成共同的改造和蜕变，而并非仅仅把青年当成启蒙和改造的对象。《新青年》从一开始就不是精英主义的，编者在自己（及前辈知识分子）与青年的关系上比较谨慎，非常警惕不要把启蒙变成了对对象的压迫。陈独秀说自己对“国中老者壮者”多抱悲观，“即自身亦在诅咒之列”（《新青年》，《新青年》2卷1号），可见他内心深处也如鲁迅一样把自己当成是“历史的中间物”的。高一涵在《共和国家与青年之自觉》中纵论道德、自由、舆论，不过接着却说：“以上所陈，乃国法所不能干，观摩所不能得，师友所不能教，父兄所不能责。”接着用了轮扁斫轮的典故，声明“不佞所言糟粕而已，至于精神，则仍在吾青年自觉耳”（《青年杂志》1卷1号）。可见，他认为最重要的不是给青年一些教条，而是引导他们在思考和实践中形成“自觉”。《新青年》很重视青年学生自己的意见和看法，也努力把一些青年学生发展为杂志的作者，让他们发出声音。4卷1号上，刊登了傅斯年的《文学革新申义》和罗家伦的《青年学生》。傅文声援“文学革命论者”，同时又提出文学革命不能停留在口号上，而要“制作规范，发为新文”;罗文讨论主义、结婚和学风这三个紧要困扰青年的问题，罗家伦并说自己是读了《新青年》之后，由读者而变为作者：“今读《新青年》，每为神往。及见学生之置《新青年》者多，是知《新青年》且大有影响于学生界也。爰就记忆及理想所及者，拉杂为我青年辈陈之。” 傅、罗二人当时都是北大的学生，他们之参与讨论，作为青年同辈人发表意见，正是《新青年》所希望促成的自我和对象的双重主体性的一种实现。
更有说服力的是杂志设立的“通信”栏目。“通信”栏目设立伊始（第2卷开始又设“读者论坛”），就成为了杂志与青年直接互动的平台。《新青年》上刊登了大量读者来信以及编者回复，就各种问题展开讨论，议题之广，交流之深，在当时是引起了很大轰动的。其中很多投书就是青年在“质析疑难”，而编者回复时也多态度平等而认真。从效果上说，“通信”不仅使编者或某一读者单方面的思想观点（话语）成为众多读者共同参与讨论的话题，造成了公共舆论（参见杨琥：《〈新青年〉“通信”栏与五四时期社会、文化的互动》，见李金铨编：《文人论政——知识分子与报刊》，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更重要的是，“通信”上的众声喧哗和互相辩论，使得固定的启蒙结构转化为一种更具流动性的状态，启蒙对象和启蒙者之间的地位是平等的、可以互换的。知识生产不再是一种自上而下的过程，而是通过深入参与、互相学习、互相教育来推动。
《新青年》固然呈现出青年崇拜的面貌，但编者也强调“青年”的资格不是天然具备的。当杂志第2卷改名《新青年》时，陈独秀特别提醒青年道：“慎勿以年龄在青年时代遂妄自以为取得青年之资格也。”只有达到一系列生理和心理的条件，才算是真正有希望的“新青年”，倘若头脑中还是“做官发财享幸福”的旧思想，“则新青年之资格丧失无余”。所以，在精神上经历“除旧布新之大革命”，“别构真实新鲜之信仰，始得谓为新青年”（《新青年》，《新青年》2卷1号）。李大钊也说，“青春之进程”不会恒久不变，只有以“宇宙之青春为自我之青春”，才会有“无尽之青春”（李大钊：《青春》，《新青年》2卷1号）。所以，青年在《新青年》中是作为充满可能性的“新人”而存在的，但《新青年》同时也提出新人的自我成长是需要道德改造和信仰引导的，青年通过把“新”、“青春”内在化为一种驱力来激发和维持自己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新青年”不是本质化的某个社会群体，而是一种开放性的、理想化的集体主体的象征。这种集体主体在不断变化的社会历史关系中必然会吐故纳新，并向其他社会阶层敞开。昨日的启蒙者，今日会变为被启蒙者;昨日的启蒙议程，今日会有所补充、调整或者改变。启蒙将因为始终处于动态化的自我更新、自我转化的状态而保持它的生命力。 俄国革命后，《新青年》对于世界变动的判断和对于新的主体力量的赞颂，正是这种启蒙的进化的直接反映。当李大钊提出“欧战”的胜利“是社会主义的胜利”，“是世界劳工阶级的胜利”，“是廿世纪新潮流的胜利”（《BOLSHEVISM的胜利》，《新青年》5卷5号），表明《新青年》的启蒙资源已经因应时代变化而发生了转变。在文章结尾，李大钊敏锐地觉察到了俄国革命的普遍意义：“‘一七八九年法兰西的革命，不独是法兰西人心变动的表征，实是十九世纪全世界人类普遍心理变动的表征。一九一七年俄罗斯的革命，不独是俄罗斯人心变动的显兆，实是廿世纪全世界人类普遍心理变动的显兆。’……Bolshevism的胜利，就是廿世纪世界人类人人心中共同觉悟的新精神的胜利！”如果还记得《青年杂志》创刊号上陈独秀对法兰西革命的礼赞，那么三年多之后，《新青年》已经认为“近代文明”的高峰当属俄罗斯了，俄国革命开启了具有更广泛普遍性（“人人心中共同觉悟”）的“廿世纪”的“新精神”。与这种世界文明领头羊的变化相伴生的，是新的主体力量登上了世界历史舞台。在《新青年》同一期上，李大钊还发表了《庶民的胜利》，认为“大战”造成了两个结果，从政治上说是民主主义的胜利，从社会上说是劳工主义的胜利。无论民主主义还是劳工主义，都代表了新的庶民阶层的力量：“世间资本家占最少数，从事劳工的人占最多数。因为资本家的资产，不是靠着家族制度的继袭，就是靠着资本主义经济组织的垄断，才能据有。这劳工的能力是人人都有，劳工的事情是人人都可以作的，所以劳工主义的战胜，也是庶民的胜利。”（《新青年》5卷5号）他进一步说：“须知今后的世界，变成劳工的世界，我们应该用此潮流为使一切人人变成工人的机会，不该用此潮流为使一切人人变成强盗的机会。……我们想要在世界上当一个庶民，应该在世界上当一个工人。诸位呀！快去作工呵！”李大钊此文之后，紧随的是蔡元培的《劳工神圣》，标题特别明确地推崇劳工的价值。蔡元培说：“此后的世界，全是劳工的世界。”他以“劳力”作为衡量“劳工”的首要标准：“凡用自己的劳力作成有益他人的事业，不管他用的是体力，是脑子，都是劳工。所以，农是种植的工，商是转运的工，学校职员、著述家、发明家是教育的工，我们都是劳工，我们要自己认识劳工的价值。劳工神圣！”（《新青年》5卷5号）通过使用广义的“劳工”概念这样一种概念的建构来促生新的身份认同。此后，“劳工”、“庶民”、“劳动平民”等词在《新青年》上越来越频繁地出现，比如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6卷5号，6卷6号）、《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7卷2号）、《“五一”May Day运动史》（7卷6号），Olive Schreiner著、周作人译的《沙漠间的三个梦》（6卷6号），Angelo S. Rapport著、起明译的《俄国革命之哲学基础（下）》（6卷5号），张慰慈的《美国劳动运动及组织》（7卷6号），蔡元培《社会主义史序》（8卷1号）等等，还特别出版了一期“劳动节纪念专号”（7卷6号）。至1923年《新青年》改版后，在“新宣言”中直接宣称“《新青年》乃不得不成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罗针”（《新青年》10卷1号）。《新青年》后期的衍变不是这里要分析的。我想提醒注意的是，大致从1918年底开始，《新青年》已经有意识地引导读者眼光向下重视劳工，推动并刊登了很多各种社会调查和社会实践的文章。逐渐把早期《新青年》投注给青年学生的那份荣光转移给了劳工，承认劳工才是建立新的中国所最需要依靠的力量。不仅青年需要向劳工接近，向劳工学习，“工读互助”，甚至编作者也需要从劳工那里获得养分。这个过程与其说是“救亡”压倒了“启蒙”（李泽厚：《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东方出版社，1987年版），不如说仍然是包含在《新青年》特殊的“启蒙”结构和动态特征之中，只不过对“启蒙”做了一种颠倒，核心标准由“理性”变为了“劳动/劳力”，劳动成为了创造世界、价值和主体性的根本源泉，也成为了评判“神圣”与否的最终标准。
概括起来说，《新青年》的“启蒙”内在地具有双重性：一方面是知识分子和青年一起通过对“近代文明”、对“共和”的经验进行学习和价值肯定，来告别“旧中国”的制度、文化和伦理（但这种断裂又不简单等同于对文明根基的拒绝，当时的“整理国故”的运动也罢，后来的“文艺复兴”的追认也罢，恰恰都表明了“五四”与“传统”的关联性）;另一方面是知识分子和青年也因应社会历史的激烈变动，不断地进行自我启蒙与再启蒙，理解“世界之生存”的深刻矛盾以及中国的现实处境，接纳社会主义的思想资源，与新的主体力量相结合，从而告别“（西方资本主义）近代文明”及其霸权，终结“主人”与“奴隶”的循环。所以，当胡适引用尼采的话“重新估定一切价值”来解释他所谓的“评判的态度”时（《新思潮的意义》，《新青年》7卷1号），就道破了《新青年》文化实践上的“自觉”性——不仅包含对于中国传统的审视与批判，同时也包括对于西方启蒙理性的审视与批判。但这又并不导向虚无，而是导向“再造文明”的欲求。这构成了现代中国起源中最宝贵的部分。
从1915年创刊到1921年9卷6期后暂时停刊，《新青年》的主要编作者群还是颇丰富的，彼此思想和立场也有歧义，因此，《新青年》并不可能只有一副面孔，很多时候确实呈现出它的“两歧性”。1923年以后，《新青年》改由瞿秋白主编，成为中共的理论性机关刊物，色彩鲜明，面目一下子就清晰了。《新青年》的变异其实是一个标志，因为新型的政党政治将发挥更大作用。新型的政党政治（乃至作为社会革命的“大革命”）本身是《新青年》和新文化运动的文化政治所召唤出来的，但它们出现后又必然要溢出和取代原来文化政治导向的运动。在“主义”之争席卷一切，客观领域需要最终“决断”的环境下，《新青年》式的“启蒙”的终结也是理所当然。
1907年鲁迅写成《摩罗诗力说》，文末猛批清末的“维新”浪潮：“顾既维新矣，而希望亦与偕始，吾人所待，则有介绍新文化之士人。特十余年来，介绍无已，而究其所携将以来归者，乃又舍治饼饵守囹圄之术而外，无他有也。则中国尔后，且永继其萧条，而第二维新之声，亦将再举，盖可准前事而无疑者矣。”（《摩罗诗力说》，《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02页）果然，八年后《新青年》出现，“第二维新之声”再举了。“第二维新之声”在中国的旧邦新造中所扮演的角色，显然远远超过了前面的各种“维新”。直到今天，《新青年》和新文化运动依然在被各种话语所不断检讨、挪用、捍卫或者攻击，这恰恰表明作为“现代中国”奠基性的起源之一，它们深刻地构成了我们今天的政治、文化乃至生活世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新青年》最大的意义就在于此，毋庸费辞。相较于那些经过岁月冲刷早已安然成为博物馆或者教科书里的对象的静止文本，《新青年》却是一个需要不断重新辩论和激活其正当性的历史“事件”。它所提供的反观和对照的视野，已经并将继续有效地参与到当代中国的认同与文化斗争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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