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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巴蜀经学兴起于文景之世，文翁奖励儒学教育，领先全国以“七经”造士，于是七经之学盛行巴蜀，经学人才辈出。两汉巴蜀经学以易学、小学最盛，《诗》、《书》之学次之，而《礼》、《春秋》、《孝经》、《论语》之学亦有可观。巴蜀学者不满当时章句之儒“碎义逃难”、“违背孔真”的现象，自严遵始融《易》《老》于一炉，扬雄创拟经新篇，从而构成汉代巴蜀经学独辟蹊径、自成体系之特色。汉末巴蜀经学与巴蜀地域政治经济命运密切关联，今古兼治，扬马击郑，于是以杨门之学和谯氏之学为代表的通经致用之学和谶纬学大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