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乾学，明末清初思想家顾炎武的外甥，与其弟徐元文、徐秉义皆官贵文名，人称“昆山三徐”。
　　清代名臣、学者、藏书家黄宗羲，对徐乾学的藏书和文章都给予高度评价，称“世之藏书家未必能读，读者未必能文章，而先生（徐乾学）并是三者而能之，非近代藏书家所及”。然而，清末的梁启超对徐乾学的评价是“其纯然为学界蟊贼，煽三百年来恶风，而流毒及于今日者，莫如徐乾学……”
　　一位是清初大儒，一位是清末文学家、思想家，为何对同一个人的评价如此大相径庭？事实上，黄宗羲称赞的是徐乾学的文品，而梁启超批评的是他的德行。
　　先看徐乾学的一则轶事。徐乾学主持士林，风气所向，众所附随。他登高而呼，执掌文柄的人没有不跟从附会的。凡是徐乾学为其邀誉的士子，在科场上大都会登高第。因此，徐乾学在风头最盛时，频频奖擢提拔士子，笼络人才。那些谋求进身的后生，为了在徐乾学那里找到出路，在徐的宅邸绳匠胡同周边租賃房屋住下。每日五更时分，总有士子早早爬起来，等徐乾学要入朝时，就开始高声朗诵诗文。这样持续几天后，徐乾学就会召见“五更读书之人”，通过交流、了解，为其人播扬美誉、宣传名声。于是乎，当时绳匠胡同的房屋租赁价格超出邻近街区数倍。对比现今颇为热门的“学区房”，当时绳匠胡同的居所可以称之为“官区房”了。
　　如果说上述事例是徐乾学在官场和文坛的地位使然，那么下面这则事例则显示他文品虽重但德行有亏。
　　有一翰林杨某是徐乾学的中表（父亲的姊妹之子称外兄弟，母亲的兄弟姊妹之子称内兄弟，合称“中表”）。徐乾学问杨某：“你想主持顺天的乡试吗？”对京官而言，这属于外放学差，有较高的收入。杨某道：“如果可以，那是非常幸运的事！”徐乾学说：“有几位名士，是难得的人才，不可以让他们落榜啊！”当天晚上，徐乾学派人用小红信封装了一份名单送到杨某处，上面列出了本次顺天乡试要录取的名次靠前的士子。杨某到顺天后，与诸考官一起议定，将徐乾学递送的名单上的士子全部予以录取。这一科举舞弊事件的背后是否存在龌龊的交易，史料并无记载，但徐乾学以权谋私无疑可以坐实。
　　顺天乡试发榜后，京师为之哗然。康熙帝降谕旨要亲自审查此事。杨某大为惊惧，不知如何应对，只得向徐乾学求救。徐乾学的回答是“不用怕”。次日，有人在康熙帝面前称贺道：“大清立国初期，朝廷之官位汉人多不肯担任。现在汉人营求科目，多列榜单，足见人心归附！这是皇上治理有道，可为之庆贺。”康熙帝听罢默然。于是，关于顺天乡试的事情就此被搁置下来，没人再追究。显然，那些向康熙帝道贺的话是徐乾学安排人说的。
　　恃文品之盛名而将国家选拔人才的机制玩弄于股掌之间，这就是徐乾学生前身后的评价存在争议的根源所在。事实上，无论古今，文人应秉持的原则都是“德行在上，次及文品”。《清史稿》中的《徐乾学传》说得很清楚：徐乾学等人，因学问大而成为皇帝的近臣。但是，这些人凭借权势，群而结党，互相援引，纳贿营私，导致多次被弹劾，德行有亏。他们之所以结局还算幸运，只是因为有皇帝的维护保全罢了。
　　图：付业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