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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宗喀巴与政治集团的关系就是政治集团对宗喀巴的供养过程，反之也是宗喀巴对政治集团的凝聚力的影响。宗喀巴一生的成就在于“宗教戒律改革”，这一“戒律改革”完成了他弘扬宗教佛法戒律的宗旨，并且在帕竹政权的支持下，至此创立了格鲁教派。政治集团与格鲁派的互相扶持与帮助两者相互发展，格鲁派的壮大及弘扬影响的帕竹政权的发展，推动帕竹政权成为西藏当时的最具影响力的政治集团，帕竹政权的衰落无疑是每一个政权都会有的一个过程，二者的相依附关系使二者的发展达到顶峰，最后的帕竹政权依附于格鲁派，二者可谓是相辅相成。
关键词 帕竹政权 宗喀巴 格鲁派 政治集团
作者简介：陈丽，青海民族大学2012级中外政治制度研究生。
中图分类号：D9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592（2015）03-274-02
一、西藏地区的社会发展情况
西藏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文化的圣地，藏族是一个大的少数民族并且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和特殊文化的民族，由于他们所处的特殊的高寒地理环境所以给予他们民族新的生存使命。地理位置的特殊，生活环境的影响促使他们信天吃饭，一切的给予都是上天的给予，一切的收获都是上天所赐，所以藏传佛教的弘扬可以说是填补了他们心灵上的空虚。藏传佛教的兴起，苯教的产生无疑都是相应当时人民的生活工作需要，并且政权统治者早就看到宗教对于政权的影响，他们急需好的宗教戒律和好的宗教思想来稳固当时的政权，进而延长统治时间。
在西藏地方，自元朝晚期，先有萨迦和止贡之间的争战，后来又有帕竹万户同雅桑万户、蔡巴万户、止贡万户之间纷争，万户之间的纷争无疑争夺是领地和牛羊、草场，纷争的受苦对象始终是牧民。到1349年，帕竹万户先兼并了前藏、雅桑、蔡巴、甲麻、止贡等万户的领地；1354年，又击败了萨迦本钦所率各万户联军，兼并了厚葬的大部土地（当时江孜、拉堆绛尚能独立于帕竹之外）。又因萨迦内讧，进兵萨迦，收交了元朝所赐萨迦封敕，以桑主孜宗本兼任萨迦本钦，以监督镇摄后藏各地方势力，但萨迦似仍保有拉孜实力。明初，西藏地方的形势：在政治方面，后藏有萨迦地方政权，前藏有帕竹地方政权和止贡地方政权，这是实力较强的领主。在宗教方面，后藏的萨迦承元代帝师的余势，仍保有一定的势力；前藏的噶玛噶举，对前藏部分地区和西康的大部地区亦有相当影响；帕竹地方政权所扶植起来的黄教也异军突起，势力日盛。其余如噶举派的达垄、主巴等支系，也都各有其势力影响。此外，如宁玛派及霞鲁、觉囊等小派，则势力不大，从政治角度看，则是无足轻重的。明初对西藏地方僧俗领袖的封爵任职，也是根据地方上各僧俗势力的实际情况而分别对待的。
扎巴坚参（1374-1432）是当年被绛曲坚赞初选为候选人。他7岁出家，8岁任泽当寺座主，12岁时的1385年，前往乃东，1386年正式就任帕竹的第五任第悉。直到1432年去世，扎巴坚参一直担任着第悉之职，在位时间达47年。是帕竹历任第悉中任职时间较长的一位。
扎巴坚参在位时，正是帕竹政权的“太平盛世”.藏文史书中对扎巴坚参是赞不绝口，尤其是对他极力扶植宗喀巴创办的拉萨祈愿大法会，组织人大量抄写佛经《甘珠尔》等“善举”更是大加赞誉。另外史书对于明朝中央政权对扎巴坚参的敇封、优礼优待，以及它对提高扎巴坚参声誉的作用。
二、宗喀巴与帕竹的关系
本来，宗教与政治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宗教要利用地方政权，并通过各地封建统治者扩大其影响；地方势力也要维护宗教，利用包括宗教徒、宗教组织在内的社会力量，二者的关系是非常紧密的。可是，宗喀巴更巧妙地调整了宗教与政治的关系，使帕竹政权为佛教的发展服务。在公元1390年（洪武二十三年）前后，宗喀巴与帕竹政权首府内邬宗宗本南卡桑布联系，并接受帕竹统治集团的供养。过了五六年，宗喀巴与帕竹地方政权的第悉，即明阐化王灌顶国师扎巴坚参通信。在宗喀巴给扎巴坚参的信中，一再强调要“以佛法治民，成就今生与后世的大事”在此信中，宗喀巴还提醒他道：“在上者的所作所为，庶民都会效法，因此必须以此鉴去治理百姓，敬以我佛教训诫作为礼品贡献”宗喀巴向帕竹说教，第悉洗耳恭听，并赞囊其事 。在以后的时日里，宗喀巴更与当时的地方封建势力紧密结合，相互利用，致使藏区地方政权也成了政教合一的形态。
在帕竹统治集团支持宗喀巴的同时，帕竹的族人朗氏集团也大力支持他。他们支持宗喀巴，完全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因为在宗喀巴从事宗教活动、名声远扬的时候，正是各教派之间的争斗日益尖锐的时候。当时，和帕竹噶举派对立的各教派纷纷向明朝统治者邀赏，争取封号，这种态度也适应了明朝的“断羌胡之交”“分其势而杀其力，使不为边患”的民族政策，故帕竹必须拉拢宗喀巴去对付他们 。另外，帕竹集团的丹萨替寺及泽当寺座主长期以来由朗氏集团乳臭未干的少年担任，威信很低，能力不足以领众，学识不足以号众，因此需要和宗喀巴结合，去压倒未来的竞争者。故朗氏集团用全力去支持宗喀巴的活动。可是他们万万没有想到把宗喀巴扶植起来以后，他竟然颐指气使，不听朗氏贵族的摆布，到宗喀巴名声大盛之时，帕竹集团最终竟从一方之主的地位急速跌落下来，倒成了格鲁派的附庸。
宗喀巴与帕竹集团结合在佛教界形成了自己的一股势力和思想体系以后，又集中精力从事宗教改革，力图振兴藏区佛教。为此，他作了三个方面的准备工作：一是提倡一切僧人受戒。公元1388年，宗喀巴效法着黄色衣帽以戒律严格约束自己的喇钦和释迦室利，也改戴黄色僧帽，表示他要严守戒律。1395年，他在精其寺供弥勒菩萨像比丘衣具一套，意在说明不论何派僧众，既已入教，均需守戒。二是修复旧寺，振兴佛法。由于当时宗教界戒律废弛，教风败坏，致使一些寺庙年久失修，殿垣颓危。于是，宗喀巴劝阿喀宗宗本父子重修精其寺寺宇，自己还出资把殿堂彩绘一新。三是借举办法会和地方势力联系，争取他们的支持，并扩大自己的影响，提高自己在宗教界的威望。格鲁派这个教派是在宗喀巴进行的“宗教改革”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宗喀巴的“宗教改革”并不是由于少数佛教僧人的主观愿望而开展起来的一个运动，它具有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是宗喀巴针对十四世纪后半期到十五世纪初叶藏族社会的实际情况，以及西藏佛教界出现的一些弊端而发起的一场改良西藏佛教的运动。对宗喀巴的“宗教戒律改革”支持得最积极、给以援助最多的是帕竹地方政权。虽然帕竹政权的掌权者是噶举派，而宗喀巴当时算是噶当派，但是宗喀巴提倡的那一套，对恢复西藏佛教在人民群众中的号召力，加强西藏佛教作为统治阶级统治人民的思想工具的功能，是有好处的，因此，帕竹地方政权对宗喀巴的“宗教改革”还是采取了支持的态度。同时，由于宗喀巴佛学知识渊博，在当时佛教界有很高的声望，而他的追随着还没有形成能与其他教派相抗争的政治经济力量，因此，宗喀巴的“宗教改革”也没有遇到来自其他教派的反对和敌视。 扎巴坚参统治时期：主要是消除动乱因素，巩固帕竹政权。社会的安定，对于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起到了保障作用，也奠定了帕竹地方政权兴盛的基础。扎巴坚赞时期是帕竹地方政权的鼎盛阶段。这一鼎盛阶段之所以能够形成，一方面固然与前几任第悉比较稳定得体的统治政策有一定的关联，正是在他们执政时期夯实了帕竹政权综合实力的基础；另一方面那就是扎巴坚赞具有远见卓识，及时有效地扑灭了几次动乱的火苗，这样才使得帕竹地方政权出现了鼎盛的局面。宗喀巴的宗教戒律改革完全是以佛教的发展而处罚的，他的宗教戒律改革完全是为了西藏佛教走向良好的一遍，戒律不再废弛，僧人们可以按部就班的学习佛经，改变原来的不好风气。例如僧人享有免税权、占有草场和牧民、追逐名利、贪图俗世、残害藏族人民并在社会上形成了一种很坏的风气。社会上引起了强烈不满。宗喀巴大师的宗教戒律改革方法首先就是规定僧人们的学经次序，阐明显宗与密宗的关系，规定僧人应该过僧人的生活，并且应该专心修行而不是贪图俗世的一切。宗喀巴戒律改革的成功，原因在于当时的历史环境，时势造英雄，当时的戒律废弛，僧人们的贪图享乐荒废佛教经典，他的改革正好给佛教的发展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宗喀巴宗教戒律的改革无异于还有他在佛教经典上的造诣，他在刚到卫藏地区的辩经就已经初崭露头角，让政治领主们已经认识到他的学识的高深。最重要的一点是在卫藏地区最大的政治集团帕木竹巴政权及其属臣都支持宗喀巴大师和他的宗教戒律改革，政权的理解与支持无疑使给宗喀巴大师的佛教弘扬打开了道路并且扫除很多障碍。所以宗喀巴的宗教改革，进行顺利，成果显著即格鲁派的成立。在当时西藏社会条件下，他这种改革，给藏传佛教指明了方向，恢复佛教本来的颜色，因此宗喀巴大师一直在以最严酷的戒律生活来要求自己，就像阿底峡尊者一样。宗喀巴大师的佛教造诣让很多僧人都甘愿向他学习，所以原来属于噶当派的寺院都愿意改属格鲁派，格鲁派渐渐成为卫藏最大的佛教寺院。宗喀巴大师的改革给卫藏的政治领主提供了思想武器，可以在思想让藏族人民统一，所以卫藏的领主都会把自己的孩子或宗族的孩子送去格鲁派学习佛教经典，以宗喀巴为戒师，受比丘戒，并且参加大祈愿法会，学习辩经，向宗喀巴大师学习；最后，在1409年藏历新年起，卫藏的政治领主花费大量的财力和物力来组织大祈愿法会。这就可以看到扎巴坚参有意识地培植宗喀巴的声望，最后把他抬举到全藏佛教各派的总领袖的地位。这就扩大了宗喀巴改革佛教的影响，树立了格鲁派的优势地位。如能借宗喀巴对佛教教理的系统看法，能影响当时其他各派的见解，从而在基本观点上形成各派大体一致的思想，这也是对帕竹政权最为有利的事，所以扎巴坚参死后，阐化王的继承人和属下重要贵族，仍然继续支持格鲁派势力之发展。
注释：
王辅仁.西藏佛教史略.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2005.
王森.西藏佛教发展史略.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
参考文献：
[1]法王周家巷著.郭和卿译.至尊宗喀巴大师传.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88.
[2]法王周加巷.自尊宗喀巴大师传.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88.
[3]崔永红.青海通史.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
[4]钦则旺布著.刘立千译注.卫藏道场圣迹志.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7.
[5]藏族简史编写组.藏族简史.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5.
[6]尹伟先.明代藏族史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00.
[7]任乃强.康藏史地大纲.拉萨：西藏古籍出版社.2000.
[8]恰白·次旦平措等著.陈庆英等译.西藏通史———松石宝串.拉萨：西藏古籍出版社.1996.
[9]明实录藏族史料（一）.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2.
[10]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外编.蔡元培先生六十五岁庆论文集.中央民族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35.
[11]陈楠.大慈法王与明朝廷封授关系研究.中国藏学.2003.
关键词 帕竹政权 宗喀巴 格鲁派 政治集团
作者简介：陈丽，青海民族大学2012级中外政治制度研究生。
中图分类号：D9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592（2015）03-274-02
一、西藏地区的社会发展情况
西藏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文化的圣地，藏族是一个大的少数民族并且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和特殊文化的民族，由于他们所处的特殊的高寒地理环境所以给予他们民族新的生存使命。地理位置的特殊，生活环境的影响促使他们信天吃饭，一切的给予都是上天的给予，一切的收获都是上天所赐，所以藏传佛教的弘扬可以说是填补了他们心灵上的空虚。藏传佛教的兴起，苯教的产生无疑都是相应当时人民的生活工作需要，并且政权统治者早就看到宗教对于政权的影响，他们急需好的宗教戒律和好的宗教思想来稳固当时的政权，进而延长统治时间。
在西藏地方，自元朝晚期，先有萨迦和止贡之间的争战，后来又有帕竹万户同雅桑万户、蔡巴万户、止贡万户之间纷争，万户之间的纷争无疑争夺是领地和牛羊、草场，纷争的受苦对象始终是牧民。到1349年，帕竹万户先兼并了前藏、雅桑、蔡巴、甲麻、止贡等万户的领地；1354年，又击败了萨迦本钦所率各万户联军，兼并了厚葬的大部土地（当时江孜、拉堆绛尚能独立于帕竹之外）。又因萨迦内讧，进兵萨迦，收交了元朝所赐萨迦封敕，以桑主孜宗本兼任萨迦本钦，以监督镇摄后藏各地方势力，但萨迦似仍保有拉孜实力。明初，西藏地方的形势：在政治方面，后藏有萨迦地方政权，前藏有帕竹地方政权和止贡地方政权，这是实力较强的领主。在宗教方面，后藏的萨迦承元代帝师的余势，仍保有一定的势力；前藏的噶玛噶举，对前藏部分地区和西康的大部地区亦有相当影响；帕竹地方政权所扶植起来的黄教也异军突起，势力日盛。其余如噶举派的达垄、主巴等支系，也都各有其势力影响。此外，如宁玛派及霞鲁、觉囊等小派，则势力不大，从政治角度看，则是无足轻重的。明初对西藏地方僧俗领袖的封爵任职，也是根据地方上各僧俗势力的实际情况而分别对待的。
扎巴坚参（1374-1432）是当年被绛曲坚赞初选为候选人。他7岁出家，8岁任泽当寺座主，12岁时的1385年，前往乃东，1386年正式就任帕竹的第五任第悉。直到1432年去世，扎巴坚参一直担任着第悉之职，在位时间达47年。是帕竹历任第悉中任职时间较长的一位。
扎巴坚参在位时，正是帕竹政权的“太平盛世”.藏文史书中对扎巴坚参是赞不绝口，尤其是对他极力扶植宗喀巴创办的拉萨祈愿大法会，组织人大量抄写佛经《甘珠尔》等“善举”更是大加赞誉。另外史书对于明朝中央政权对扎巴坚参的敇封、优礼优待，以及它对提高扎巴坚参声誉的作用。
二、宗喀巴与帕竹的关系
本来，宗教与政治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宗教要利用地方政权，并通过各地封建统治者扩大其影响；地方势力也要维护宗教，利用包括宗教徒、宗教组织在内的社会力量，二者的关系是非常紧密的。可是，宗喀巴更巧妙地调整了宗教与政治的关系，使帕竹政权为佛教的发展服务。在公元1390年（洪武二十三年）前后，宗喀巴与帕竹政权首府内邬宗宗本南卡桑布联系，并接受帕竹统治集团的供养。过了五六年，宗喀巴与帕竹地方政权的第悉，即明阐化王灌顶国师扎巴坚参通信。在宗喀巴给扎巴坚参的信中，一再强调要“以佛法治民，成就今生与后世的大事”在此信中，宗喀巴还提醒他道：“在上者的所作所为，庶民都会效法，因此必须以此鉴去治理百姓，敬以我佛教训诫作为礼品贡献”宗喀巴向帕竹说教，第悉洗耳恭听，并赞囊其事 。在以后的时日里，宗喀巴更与当时的地方封建势力紧密结合，相互利用，致使藏区地方政权也成了政教合一的形态。
在帕竹统治集团支持宗喀巴的同时，帕竹的族人朗氏集团也大力支持他。他们支持宗喀巴，完全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因为在宗喀巴从事宗教活动、名声远扬的时候，正是各教派之间的争斗日益尖锐的时候。当时，和帕竹噶举派对立的各教派纷纷向明朝统治者邀赏，争取封号，这种态度也适应了明朝的“断羌胡之交”“分其势而杀其力，使不为边患”的民族政策，故帕竹必须拉拢宗喀巴去对付他们 。另外，帕竹集团的丹萨替寺及泽当寺座主长期以来由朗氏集团乳臭未干的少年担任，威信很低，能力不足以领众，学识不足以号众，因此需要和宗喀巴结合，去压倒未来的竞争者。故朗氏集团用全力去支持宗喀巴的活动。可是他们万万没有想到把宗喀巴扶植起来以后，他竟然颐指气使，不听朗氏贵族的摆布，到宗喀巴名声大盛之时，帕竹集团最终竟从一方之主的地位急速跌落下来，倒成了格鲁派的附庸。
宗喀巴与帕竹集团结合在佛教界形成了自己的一股势力和思想体系以后，又集中精力从事宗教改革，力图振兴藏区佛教。为此，他作了三个方面的准备工作：一是提倡一切僧人受戒。公元1388年，宗喀巴效法着黄色衣帽以戒律严格约束自己的喇钦和释迦室利，也改戴黄色僧帽，表示他要严守戒律。1395年，他在精其寺供弥勒菩萨像比丘衣具一套，意在说明不论何派僧众，既已入教，均需守戒。二是修复旧寺，振兴佛法。由于当时宗教界戒律废弛，教风败坏，致使一些寺庙年久失修，殿垣颓危。于是，宗喀巴劝阿喀宗宗本父子重修精其寺寺宇，自己还出资把殿堂彩绘一新。三是借举办法会和地方势力联系，争取他们的支持，并扩大自己的影响，提高自己在宗教界的威望。格鲁派这个教派是在宗喀巴进行的“宗教改革”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宗喀巴的“宗教改革”并不是由于少数佛教僧人的主观愿望而开展起来的一个运动，它具有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是宗喀巴针对十四世纪后半期到十五世纪初叶藏族社会的实际情况，以及西藏佛教界出现的一些弊端而发起的一场改良西藏佛教的运动。对宗喀巴的“宗教戒律改革”支持得最积极、给以援助最多的是帕竹地方政权。虽然帕竹政权的掌权者是噶举派，而宗喀巴当时算是噶当派，但是宗喀巴提倡的那一套，对恢复西藏佛教在人民群众中的号召力，加强西藏佛教作为统治阶级统治人民的思想工具的功能，是有好处的，因此，帕竹地方政权对宗喀巴的“宗教改革”还是采取了支持的态度。同时，由于宗喀巴佛学知识渊博，在当时佛教界有很高的声望，而他的追随着还没有形成能与其他教派相抗争的政治经济力量，因此，宗喀巴的“宗教改革”也没有遇到来自其他教派的反对和敌视。 扎巴坚参统治时期：主要是消除动乱因素，巩固帕竹政权。社会的安定，对于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起到了保障作用，也奠定了帕竹地方政权兴盛的基础。扎巴坚赞时期是帕竹地方政权的鼎盛阶段。这一鼎盛阶段之所以能够形成，一方面固然与前几任第悉比较稳定得体的统治政策有一定的关联，正是在他们执政时期夯实了帕竹政权综合实力的基础；另一方面那就是扎巴坚赞具有远见卓识，及时有效地扑灭了几次动乱的火苗，这样才使得帕竹地方政权出现了鼎盛的局面。宗喀巴的宗教戒律改革完全是以佛教的发展而处罚的，他的宗教戒律改革完全是为了西藏佛教走向良好的一遍，戒律不再废弛，僧人们可以按部就班的学习佛经，改变原来的不好风气。例如僧人享有免税权、占有草场和牧民、追逐名利、贪图俗世、残害藏族人民并在社会上形成了一种很坏的风气。社会上引起了强烈不满。宗喀巴大师的宗教戒律改革方法首先就是规定僧人们的学经次序，阐明显宗与密宗的关系，规定僧人应该过僧人的生活，并且应该专心修行而不是贪图俗世的一切。宗喀巴戒律改革的成功，原因在于当时的历史环境，时势造英雄，当时的戒律废弛，僧人们的贪图享乐荒废佛教经典，他的改革正好给佛教的发展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宗喀巴宗教戒律的改革无异于还有他在佛教经典上的造诣，他在刚到卫藏地区的辩经就已经初崭露头角，让政治领主们已经认识到他的学识的高深。最重要的一点是在卫藏地区最大的政治集团帕木竹巴政权及其属臣都支持宗喀巴大师和他的宗教戒律改革，政权的理解与支持无疑使给宗喀巴大师的佛教弘扬打开了道路并且扫除很多障碍。所以宗喀巴的宗教改革，进行顺利，成果显著即格鲁派的成立。在当时西藏社会条件下，他这种改革，给藏传佛教指明了方向，恢复佛教本来的颜色，因此宗喀巴大师一直在以最严酷的戒律生活来要求自己，就像阿底峡尊者一样。宗喀巴大师的佛教造诣让很多僧人都甘愿向他学习，所以原来属于噶当派的寺院都愿意改属格鲁派，格鲁派渐渐成为卫藏最大的佛教寺院。宗喀巴大师的改革给卫藏的政治领主提供了思想武器，可以在思想让藏族人民统一，所以卫藏的领主都会把自己的孩子或宗族的孩子送去格鲁派学习佛教经典，以宗喀巴为戒师，受比丘戒，并且参加大祈愿法会，学习辩经，向宗喀巴大师学习；最后，在1409年藏历新年起，卫藏的政治领主花费大量的财力和物力来组织大祈愿法会。这就可以看到扎巴坚参有意识地培植宗喀巴的声望，最后把他抬举到全藏佛教各派的总领袖的地位。这就扩大了宗喀巴改革佛教的影响，树立了格鲁派的优势地位。如能借宗喀巴对佛教教理的系统看法，能影响当时其他各派的见解，从而在基本观点上形成各派大体一致的思想，这也是对帕竹政权最为有利的事，所以扎巴坚参死后，阐化王的继承人和属下重要贵族，仍然继续支持格鲁派势力之发展。
注释：
王辅仁.西藏佛教史略.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2005.
王森.西藏佛教发展史略.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
参考文献：
[1]法王周家巷著.郭和卿译.至尊宗喀巴大师传.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88.
[2]法王周加巷.自尊宗喀巴大师传.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88.
[3]崔永红.青海通史.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
[4]钦则旺布著.刘立千译注.卫藏道场圣迹志.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7.
[5]藏族简史编写组.藏族简史.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5.
[6]尹伟先.明代藏族史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00.
[7]任乃强.康藏史地大纲.拉萨：西藏古籍出版社.2000.
[8]恰白·次旦平措等著.陈庆英等译.西藏通史———松石宝串.拉萨：西藏古籍出版社.1996.
[9]明实录藏族史料（一）.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2.
[10]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外编.蔡元培先生六十五岁庆论文集.中央民族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35.
[11]陈楠.大慈法王与明朝廷封授关系研究.中国藏学.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