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心目中《金瓶梅词话》的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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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反复校阅《金瓶梅词话》的过程中,我逐渐形成这样一个概念:我无法使自己相信这书是出自某一位文人“名士”的手笔,无论是有较多人信从的王世贞、李开先,还是只有少数人主张的薛应、李贽、卢、赵南星、李渔、贾三近……等等,老实说,只要此人接受封建正统教育的文化素养足以取得秀才以上的功名,我就难以相信他会写出这样的一部《词话》,除非有确凿无疑的证据。从全书随处捏合穿插时行小调、散曲、套数、院本、杂剧、传奇、宝卷及其他话本等种种现成材料看,其人必是艺人。他搬弄这些根本不是为了供人阅览,他是在歌唱,在模拟,在表演,通过声容来歆动听众。今天一个作者,要是异想天开地把正在流行的歌词、戏曲台词、电影对白等连篇累牍地照楦在自己的什么“小说”里,那就成了只堪讪笑的“犯傻”;如果是说相声之类,效其声而拟其形,效果就大不一样了。群众的这种心理,古今不异。
  《金瓶梅词话》的主体部分却又绝不是拼凑和沿袭。就其反映社会生活状态的鲜明时代性,就其故事情节的完整周密,特别是人物形象及其语言的高度写实,生动真切,富有个性,它又只能是个人独创性的产物,无愧为天才的创作。它一出世就震撼了许多文士名流的心灵,艺术魅力始终不衰,原因不在搬凑,而在独创的主体部分。
  一个艺人独出心裁地口头创作了近百万言的长篇故事,这可能吗?我无以自信,希望找到什么来打破这个闷葫芦。从种种蛛丝马迹看,此书极可能与李开先其人有不同寻常的因缘,于是怀着幸求一遇的心情细检《李开先集》。读到《赠济宁刘九》诗时,怦然心动,眼前恍惚露出了一丝光亮;进而读到《瞽者刘九传》时,不禁大喜过望,雀跃而起,自以为得之。反复循览审思,心以为非此奇人莫作此书,此一奇书亦非此人莫属。古人已矣,九原不作,固难强众心必从一己之独见。又安知独见之非妄臆。现将此一诗一文录于此,以便广览众参,个人对其间关系的初步认识亦愿借以求教请益。
  
  闲居集之四
  赠济宁刘九二首
  世上心盲目不盲,目明不若此心明。
  刘郎歌比张司业,博记人称虞伯生。
  
  (原注:张籍官司业,盲而善歌古诗,韩昌黎谓其不亚吹竹弹丝,敲金击石。虞集博学善记,以文宗代草事丧明。九官人目虽盲,善记诵,善歌南北词曲。)
  
  门第原来是世家,不徒鼓吹善琵琶。
  推占内养兼医药,百试曾无一试差。
  
  闲居集之十
  瞽者刘九传
  
  刘九乃济宁都御史泽之远族,自谓是其第九子。其艺能足以名世,不必假此可也。名守,号亭。歌弹乃瞽者常事,刘九于二事有出乎瞽者之外矣。博雅记诵,有目者或不能及。市语方言,不惟腾之口说,而且效其声音。卜算符咒,医药方术,天文地理,内养外丹,悉通大略,半非无目者所能行也,徒以起人敬听而已。击鼓粘滑撺断,双槌颠倒撇弄,不失一版。善以手着地竖立,歌长套词,两手两足代版,亦不失一。虽久郁积忧者遇之,欢笑速于解郁之药,而远过忘忧之草也。惟是未醉使气,即醉使酒,初见人亲之,久则人畏之耳。尝在高唐祷雨有验,州守致礼谢,以口语得罪,避之而东。
  予素不延接瞽者,而一二友人尤甚焉,以为与其听善瞽歌讴,不如受丑妇怒骂。两次相访,友人不一荐,门者不一通,乃使一小童传言,愿一相见,有可采则少留,否则长往,不苦求也。因棋士吴橘隐在座,托之试其何如。吴谓拒之则失人,遂馆之城中闲第及城外小园,自恨得之晚,惟恐去之速也。曾于酒后口出大言:“吾世习先天之学,腹罗列宿之图,三教九流,百工众技,无一不通,有目者惟让山东李中麓,无目者惟让在京徐惟霖耳。”予实无他长,霖乃淮之子,而维楫之弟,果是该博无双者也。
  予尝以刘九、雪蓑并论之:刘九则恋恋不舍,油油与偕,一言之合,亲如胶漆,一事之差,势如冰炭;雪蓑则麾之不去,招之不来,釜中注水燎,三朝不起鱼浸,冷灰中却欲爆豆。然皆不同于人,且有益于人者也。
  …………
  
  从来评论人物学艺,有所谓遗貌取神,貌合不如神合之说,试将《词话》全书、欣欣子序和这篇《刘九传》周览通观,神合殆不我欺。神合难可盲诠,只说貌合。传所谓“市语方言,不惟腾之口说,而且效其声音”,“刘九于二事(歌弹)有出于瞽者之外矣”,当即序所谓“此一传者,虽市井之常谈,闺房之碎语,使三尺童子闻之,如饫天浆而拔鲸牙,洞洞然易晓”,亦即《词话》纯用口语白描人情世态的主干部分,袁宏道称之谓“云霞满纸,胜于枚生《七发》多矣。”(《与董思白书》)鲁迅评为:“凡所形容,或条畅,或曲折,或刻露而尽相,或幽伏而含讥,或一时并写两面,使之相形,变幻之情,随在显见,同时说部,无以上之”(《中国小说史略》)。传所谓“博雅记诵”,“歌长套词”,“卜算符咒,医药方术,天文地理,内养外丹”,“三教九流,百工众技”,《词话》书中触处皆是,更仆不尽,无待缕数。如此知深言切,周悉无遗,“一晒忘忧”之与“解郁之药”、“忘忧之草”,犹一声之响。序与传之出自同一人手笔,岂非如绎树两歌,黄华二牍,发自一喉一腕?
  设身处地稍一设想便不难理解,李开先这样的绅先生,私生活中不妨友刘九这样的艺人,爱好他的超群出萃的“艺能”,赞助他得以把口头创作记录成书,一边托化名作序流布其书,不忍泯没这位天才艺人的心血,一边又在集中为之作传以“不朽”其人,这已经是珍视艺术、笃于友情,做了非常难能可贵的事了。但他必不能把自己和这样一部“秽书”的关系如实地公诸世人。这将蒙天下之大不韪,授仇忌者以莫大口实。为了遮掩自己(恐怕也为了济宁刘氏的族党),只得把书的作者也托诸化名。——望而可知的化名,使人无从猜索。
  化名原为隐没真名。文人之起化名又必有其思理寓意。现在大体已明,不妨猜一猜化名上的哑谜。
  “笑笑生”,似明白易解:其技令人欢“笑”;常言道“盲人面常‘笑’”;先生、后生都是“生”,就其瞽目,则系徇俗的“先生”,李长刘二十四岁,口语称之谓“官人”,文语称之谓“生”,却是“后生”。合成“笑笑生”,堪称语妙。
  “兰陵”,尽人皆知是峄县的古称。既然为避恶名声而用了笑笑、欣欣的谐谑性的化名,他就必不会反署真正的乡贯郡望,让人得以询里老、查方志,寻斑索瘢。对此,我有三种设想。唯其有三,不知是莫适一中,还是义取兼关:一、李白《客中作》:“兰陵美酒郁金香,玉碗盛来琥珀光。但使佳人能醉客,不知何处是他乡。”原先我以为谜底就是这首名诗的末句“不知何处是他乡”,用来逆堵并调谑寻根索隐者的;现在我以为又关乎李白的姓和诗题,隐含“李客作”三字;二、峄县与济宁州当时同属兖州府,明初济宁置府时,峄县即属济宁。刘九既是都御史刘泽的远族,且曾假冒为其第九子,刘氏乃济宁之势要望族,忌避而推远之,因托为峄县之古名;三、“刘九亭”四字,接连快读,其语音颇近似于“兰陵”。李开先是谜语的爱好者,行家里手,撰有专书,他在这里出于技痒,也是费了巧思的。
  “欣欣子”无疑与“笑笑生”相偶,既已“欣”悦其技,又复“欣”悦其人(“恨得之晚,恐去之速”),“子”犹老人之自称“老子”。这是李开先就其与刘九的关系,起的即兴式的化名。
  “明贤里之轩”:“里”字必非坊里、道里之“里”,《说文解字》:“里,居也。”犹言明贤居住之轩。李开先家在章丘城内,离城二里有一别墅(“城外小园”),“松柏之间,有一草庐,岁久敝漏,不蔽风雨,且卑隘如坐中,不得已改作焉。撤草而覆之以瓦,左右置牖,前后为门,疏朗空洞,落日后犹能辨蝇头字。中设一扁,名以‘后知轩’。夫松柏皆后凋材也,必于岁寒然后知,又居之四面通明者为轩,孰谓斯名不情称哉!”(《闲居集》之十一《后知轩记》)我臆测“明贤里之轩”即此“后知轩”,同取喻于松柏能经岁寒,自儆自命可曰“后知”,序友人之作为谋寿世又无妨谓为“明贤”,一柄固可多边。
  刘守,号亭,山东济宁州人,生于明嘉靖五年丙戌(公元一五二六年)。“痛恨有司贪财傲物”,李深知其平生性行,寓言在阎王殿上愤懑难平,我们只需查出阳世“四季考察”“添”于何年,便可确知他的卒年。《诗禅》黄元吉跋文云:“嘉靖四十一年春壬正月,例该天下诸司官员朝觐,吏部会同都察院堂上官举行考察,堪任者存留管事,不堪者分列等第,开具职名,奏请发落:年老有疾者,致仕;罢软无为及素行不谨者,冠带闲住;贪酷并在逃者,为民;才力不及者,酌量调用。……凡在三年以内者,遵照旧例查据抚按开送考语,先令论劾奏抄,参以询访舆论,从公考察,四千九百五十五人,兼拾遗冒滥京堂十余人,几有五千之数。世传官,盖一笔去者也。邸报到日,值中麓延客,即席以此作灯谜,在《西厢记》中,……一少年厉声云:‘笔尖儿横扫了五千人。’中麓笑曰:‘是也。’”想即此一事件,则他的卒年该是嘉靖四十年辛酉(公元一五六一年),得年“不永”,只活了三十六岁。从可知《词话》之记录或书当在嘉靖二十六年(一五四七年)〔注〕至四十年(一五六一年)间。
  这位畸人似的独一无二的盲艺人,要果真能被确定为那部笼罩在神秘纱幕里的奇书的创作者,四百多年的哑谜得解,岂非犹如盲目重光,云开见月,令人不胜喜幸之至?学术是科学,科学问题来不得虚诳和轻脱,我竭诚希望得到广大研究者的严格鉴别和过细审核。
  
  一九八五、二、八
  
  〔注〕《词话》第七十回《正宫·端正好》套曲,出自李开先《宝剑记》传奇第五十出,《宝剑记》始刻于嘉靖二十六年(一五四七),见徐朔方《金瓶梅的写定者是李开先》专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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