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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西方医疗卫生体系的传入与发展，不仅改变了中国传统社区的空间模式，同时制约着政府的医疗卫生行政措施，亦对广大社区人民在思想意识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医疗社会史是当今学术界较为关注的热点话题，杨念群《再造“病人”》是这方面具有代表性的著作。该书以时间顺序为纽带，通过讲故事的方式将问题引出，论述了西方医疗卫生体系在中国传统社区空间的发展，从而指出近代医疗空间与政治空间的关系，以及西方医疗文化对中国传统医疗文化的影响。
关键词 再造“病人” 西医传教士 社区空间 医疗卫生体系
作者简介：王永源，河北大学历史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史。
中图分类号：R1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87/j.cnki.1009-0592.2017.07.371
人是社会的主体，是物质文化的传播者。近代中国，人们处于一种表面上看似正常，本质上却已病入膏肓的状况。中国传统的医疗卫生体系，很难满足“病人”的需要，而作为躯壳的病态身体，也无法承受外来事物的打击。文章通过西医在中国城市和乡村的传播与发展，以及对传统医疗卫生的描写，透过现象看本质，来诠释国家的病态。
一、全书概况
（一）西医传教士初到中国
该部分包括第一章和第二章。经过鸦片战争以及不平等条约，西方传教士可以到中国各通商口岸及内地自由传教。西医传教士早期来到中国，主要是服务于在华传教士，然而到了20世纪，其在中国的角色发生了转变，逐渐趋向医学治疗。
西医传教士与普通医生在中国的目的和使命不同。西医传教士在中国创办的医院兼顾治病与传教两种职能，主要在于传播宗教。所以在西方人创办的医院里往往都会营造一种宗教气息的精神氛围，并且医院有一套布道的方式和程序。医院通过这种方式来达到传播宗教、吸收信徒的目的。此外，西医的医疗场所与中国自古就在家中请人医治的醫疗方式相比，给人一种陌生的空间感，从而为外来事物的认识披上了一层恐惧与神秘的外衣。近代西医传教士在中国开设的医院、育婴堂等采取的管理方式遵循的是“近代意义上的西方委托制原则，这一原则是拒斥乡土亲属网络介入的，”这正好与中国传统的医疗环境相悖，从而加剧了其神秘性以及人民的猜疑与恐惧心理。西医传教士兼具两种身份，其工作的场所相应的也兼具两种功能，即教堂与医院，从而就会导致“教堂生活的隐秘性有可能直接影响到了医疗空间相对封闭结构特征。”为了确立其地位，西医传教士必须采取相应的变革，创造一种虚拟的家庭环境，最大限度的满足病人的亲近感，这样就会缩短医院和传统社区之间的距离，得到民众的认可。
（二）社区空间转换
该部分包括第三章和第四章。中国传统的公共卫生被视为国家警察权力的目标之一，很大程度上只起到警察的职能。到了20世纪二十年代，美国公共卫生发生变革，随之影响到中国，从而推动了我国近代“公共卫生制度从日本模式向美国模式的转化。”西方医疗卫生制度走进中国，想要获得民众的认可，就得改变以往的做法，以适应中国的需求，因此他们开始走出医院，走进社区，亲近民众。
在传统的公共卫生制度下，比如在北京，“接生姥姥”、“阴阳先生”都以一种非正规的方式存在，政府对其管理较少。进入民国时期，随着现代化的到来，“把医事制度收束进国家控制秩序之内的呼声时有出现，”这就促进了公共卫生制度的转变，直到兰安生模式的传入，西方的医疗空间才开始逐渐走进中国的家庭和社区中，现代的公共卫生制度也得以不断发展，卫生事务所开始与地方基层联系起来，将现代医疗卫生知识传播开来。
“吉祥姥姥”和“阴阳先生”是北京城内掌管生死的传统掌管人，然而随着近代化的到来，西方医疗技术的传入，产婆和阴阳先生在社区中的传统地位开始动摇，他们在现代医疗卫生制度的挑战下垂死挣扎，竭力维护自己的地位。兰安生模式为欧美国家所实行的公共卫生模式，在传入中国之前，我们采用德国和日本的警察系统，公共卫生等日常生活都在警察系统的监控之下，随着兰安生的到来才逐渐发生变化，北京城原有的空间开始受到影响，不断发生变化，实现了空间结构的转换。兰安生模式对北京城原来的自然社区空间的影响是通过卫生示范区的建立而实现的，使得原来掌管生死控制的吉祥姥姥和阴阳先生，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三）传统医疗空间模式
该部分包括第五章、第六章和第七章。是对“陈志潜模式”与“兰安生模式”的比较。陈志潜充分了解各地的情况，借助原有的乡村关系网络，将西医预防医疗模式融入到传统医疗模式之中，增强乡民的“地方感觉”，与中医与巫医相较量，逐渐将西医融入进乡村。
此外，民间对于神灵的信仰往往依赖于神灵的灵验程度。中医和巫医在传统社区中都占有重要的地位，但是巫医相对中医而言，不具有正统性，带有一定的迷信色彩，随着西医的传播，中医受到挑战，巫医也难逃一劫，成为政府取缔的对象。西医的传入，必然导致中西医的对峙，双方的较量可以从在社区中的地位体现出来，西医的到来开始动摇中医在传统社区中占据主导的地位，双方的较量也是中西文化的较量，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很明显中医处于被动地位，正如罗志田所言：“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中西文化孰优孰劣的问题在中国知识界的争议导致‘中医和西医之间的对峙升级’，……整个进程是以西医主动进攻而中医防守反击为特征。”
中医在传统社会往往以个体的形式存在，民国时期西医在中国得到了快速的发展，不断地冲击着中医在中国社区的地位，有喧宾夺主的态势，在西医的冲击下，中医进行自我救赎，与西医展开较量，从自身出发，进行改造，顺应潮流，逐渐与西方医疗卫生体系相融合，建立现代卫生防御体系，改变其在整个传统社区医疗卫生体系中的地位。在西医的冲击下，中医也逐渐意识到自己的不足，为了在现代化国家和社会中立足，必须改变自己的行医方式和习惯，逐步适应现代卫生行政的节奏，“要求参与国家卫生行政计划，以谋取和西医平等的地位。”然而，随着西医传播的快速发展，传统空间逐渐被改变，大量联合诊所出现，以个體行医方式为主的中医遭到严重打击，逐渐式微，处于边缘化的位置。 （四）卫生政治化
该部分包括第八章和第九章。主要讲了中国政府对于20世纪五十年代，美国在朝鲜和我国东北地区发动细菌战的应对。关于细菌战的报道，并没有达到应有的效果，这主要是报道和宣传从卫生角度出发。然而，这对于广大百姓来说不为所动，他们没能够完全意识到细菌的危害，消极对待。对此，国家逐渐改变战时防疫措施，转变策略，将卫生防疫运动上升到爱国主义运动的层面，使二者结合起来，将卫生运动上升到政治层面，更好的发动群众积极开展宣传卫生运动，从而更加有利于现代医疗卫生体系在中国的培植。中国本土赤脚医生的存在就是如此。
赤脚医生之所以在乡村中普遍存在，就是出于人们感情上的认可。赤脚医生在乡村的待遇往往高于社员，而且还享有较高的社会地位。他们属于半農半医，在有的人看来，他们属于比较清闲的人，对其充满抱怨。然而也有对赤脚医生报以同情和理解态度的人。赤脚医生为稳固传统乡村的社会空间起到了凝固作用，然而随着合作医疗体制的瓦解，赤脚医生受到冲击，失去了原来可以享有的，在物质上和精神上的双重回报，逐渐衰退。
二、评析
本书以西方医疗体系在中国的传播为主线，介绍了它在中国的传播以及如何触动中国传统的医疗模式，如何改变传统的社区“空间”，这个“空间”不仅包括生活空间，也包括思想、政治空间。该书还按时间顺序，介绍了晚清到20世纪八十年代，西医与中国传统医学的较量，西医如何动摇了中医的地位，以及与医疗卫生行政的关系。文章主要讲的是卫生的现代化发展与传播，但是与政治相联系起来，就会有另外的含义。余新忠老师在《“现代”的“紧箍”——晚清以来卫生建设的“现代性”反思》中就对卫生现代化的两面性做了准确的概述：“‘卫生’在‘现代’一面外的另一面，除了秩序、整洁、更舒适的生活环境和更小的疫病感染几率，‘卫生’带给我们的还有政治和文化上的霸权和权力、某种程度上的不公平和不正义，以及对身体自由的监控和卫生的‘现代性’全然缺乏反思的局面。”
本书还有一个突出点就是用讲故事的方式引出问题，或者在行文中插入一个个故事作为生动而具体的典型事例来说明问题，这样就使得证据较为充实。比如第四章，作为控制生死的“吉祥姥姥”和“阴阳先生”被西方医疗卫生制度体系取缔的过程；第八章，关于美国细菌战的描写，更是用讲故事的方式将事件的来龙去脉梳理清晰，将宣传、防疫、社会动员与国家政治紧密集合起来，从爱国主义的高度层面上出发，进行医疗卫生宣传。
该书在写作方法上也比较突出，即对视觉资料的使用，通过图像将历史场景结合起来，“将图像当做历史证据来使用。”比如第295页北京民间风俗画描绘一个妇女准备“瞧香”看病的情形，第296页描绘了“顶香看病”的场景，从中可以生动形象的看出当时民间宗教对于疾病的影响。然而作者在图像资料的运用上还存在些许不足，只是将图片简单的插入在行文中，予以简单的介绍，并没有深层次的解释其含义和在行文中对其进行讨论。
三、结论
《再造“病人”》是一部医疗史著作，然而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说是中西方医疗文化交流史，同样也可以从社会史的角度对该书予以认识。作为一本医疗文化史的著作，在学术理论和写作方法上都自己的独特之处，“称得上是第一部具有一定后现代理念和新文化史视野的学术著作。”近代中国医疗卫生体系的产生与发展，西方传教士的行医活动在其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他们不仅通过自身的努力将西方医疗卫生体系介绍到中国，通过与当地政府官员、民间人士、普通百姓的合作，他们在中国的医疗传播还得借助于所建教堂医院的依托，但是这些医院与今天的医院有本质上的区别，正如《中国早期教会医院中的眼病与治疗》中介绍，西方传教士在中国进行宗教传播以及行医，是通过在华开办宗教医院进行的，而这些医院与今天的医院有本质上的区别，“它们通常只有一名兼任布道和行医双重职责的传教士医生、几个中国学徒兼助手、两三间租赁的民房，药品器械多所短缺，治疗过程更是只能因陋就简。”
总而言之，《再造“病人”》在医疗史的研究历程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无论在理论运用、写作方法，还是资料解读上，都具有可参考和借鉴之处。
参考文献：
[1]杨念群.再造“病人”：中西醫冲突下的空间政治：1832-1985.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
[2]杜丽红.制度与日常生活：近代北京的公共卫生.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3）.
[3]罗志田.新旧之间：近代中国的多个世界及“失语”群体.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6）.
[4]余新忠.“现代”的“紧箍”——晚清以来卫生建设的“现代性”反思.文史知识.2013（7）.
[5][英]彼得·伯克著.杨豫译.图像证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2）.
[6]余新忠.另类的医疗史书写——评杨念群著《再造“病人”》.近代史研究.2007（6）.
[7]颜宜葳、张大庆.中国早期教会医院中的眼病与治疗.自然科学史研究.2008，27（2）.
关键词 再造“病人” 西医传教士 社区空间 医疗卫生体系
作者简介：王永源，河北大学历史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史。
中图分类号：R1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87/j.cnki.1009-0592.2017.07.371
人是社会的主体，是物质文化的传播者。近代中国，人们处于一种表面上看似正常，本质上却已病入膏肓的状况。中国传统的医疗卫生体系，很难满足“病人”的需要，而作为躯壳的病态身体，也无法承受外来事物的打击。文章通过西医在中国城市和乡村的传播与发展，以及对传统医疗卫生的描写，透过现象看本质，来诠释国家的病态。
一、全书概况
（一）西医传教士初到中国
该部分包括第一章和第二章。经过鸦片战争以及不平等条约，西方传教士可以到中国各通商口岸及内地自由传教。西医传教士早期来到中国，主要是服务于在华传教士，然而到了20世纪，其在中国的角色发生了转变，逐渐趋向医学治疗。
西医传教士与普通医生在中国的目的和使命不同。西医传教士在中国创办的医院兼顾治病与传教两种职能，主要在于传播宗教。所以在西方人创办的医院里往往都会营造一种宗教气息的精神氛围，并且医院有一套布道的方式和程序。医院通过这种方式来达到传播宗教、吸收信徒的目的。此外，西医的医疗场所与中国自古就在家中请人医治的醫疗方式相比，给人一种陌生的空间感，从而为外来事物的认识披上了一层恐惧与神秘的外衣。近代西医传教士在中国开设的医院、育婴堂等采取的管理方式遵循的是“近代意义上的西方委托制原则，这一原则是拒斥乡土亲属网络介入的，”这正好与中国传统的医疗环境相悖，从而加剧了其神秘性以及人民的猜疑与恐惧心理。西医传教士兼具两种身份，其工作的场所相应的也兼具两种功能，即教堂与医院，从而就会导致“教堂生活的隐秘性有可能直接影响到了医疗空间相对封闭结构特征。”为了确立其地位，西医传教士必须采取相应的变革，创造一种虚拟的家庭环境，最大限度的满足病人的亲近感，这样就会缩短医院和传统社区之间的距离，得到民众的认可。
（二）社区空间转换
该部分包括第三章和第四章。中国传统的公共卫生被视为国家警察权力的目标之一，很大程度上只起到警察的职能。到了20世纪二十年代，美国公共卫生发生变革，随之影响到中国，从而推动了我国近代“公共卫生制度从日本模式向美国模式的转化。”西方医疗卫生制度走进中国，想要获得民众的认可，就得改变以往的做法，以适应中国的需求，因此他们开始走出医院，走进社区，亲近民众。
在传统的公共卫生制度下，比如在北京，“接生姥姥”、“阴阳先生”都以一种非正规的方式存在，政府对其管理较少。进入民国时期，随着现代化的到来，“把医事制度收束进国家控制秩序之内的呼声时有出现，”这就促进了公共卫生制度的转变，直到兰安生模式的传入，西方的医疗空间才开始逐渐走进中国的家庭和社区中，现代的公共卫生制度也得以不断发展，卫生事务所开始与地方基层联系起来，将现代医疗卫生知识传播开来。
“吉祥姥姥”和“阴阳先生”是北京城内掌管生死的传统掌管人，然而随着近代化的到来，西方医疗技术的传入，产婆和阴阳先生在社区中的传统地位开始动摇，他们在现代医疗卫生制度的挑战下垂死挣扎，竭力维护自己的地位。兰安生模式为欧美国家所实行的公共卫生模式，在传入中国之前，我们采用德国和日本的警察系统，公共卫生等日常生活都在警察系统的监控之下，随着兰安生的到来才逐渐发生变化，北京城原有的空间开始受到影响，不断发生变化，实现了空间结构的转换。兰安生模式对北京城原来的自然社区空间的影响是通过卫生示范区的建立而实现的，使得原来掌管生死控制的吉祥姥姥和阴阳先生，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三）传统医疗空间模式
该部分包括第五章、第六章和第七章。是对“陈志潜模式”与“兰安生模式”的比较。陈志潜充分了解各地的情况，借助原有的乡村关系网络，将西医预防医疗模式融入到传统医疗模式之中，增强乡民的“地方感觉”，与中医与巫医相较量，逐渐将西医融入进乡村。
此外，民间对于神灵的信仰往往依赖于神灵的灵验程度。中医和巫医在传统社区中都占有重要的地位，但是巫医相对中医而言，不具有正统性，带有一定的迷信色彩，随着西医的传播，中医受到挑战，巫医也难逃一劫，成为政府取缔的对象。西医的传入，必然导致中西医的对峙，双方的较量可以从在社区中的地位体现出来，西医的到来开始动摇中医在传统社区中占据主导的地位，双方的较量也是中西文化的较量，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很明显中医处于被动地位，正如罗志田所言：“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中西文化孰优孰劣的问题在中国知识界的争议导致‘中医和西医之间的对峙升级’，……整个进程是以西医主动进攻而中医防守反击为特征。”
中医在传统社会往往以个体的形式存在，民国时期西医在中国得到了快速的发展，不断地冲击着中医在中国社区的地位，有喧宾夺主的态势，在西医的冲击下，中医进行自我救赎，与西医展开较量，从自身出发，进行改造，顺应潮流，逐渐与西方医疗卫生体系相融合，建立现代卫生防御体系，改变其在整个传统社区医疗卫生体系中的地位。在西医的冲击下，中医也逐渐意识到自己的不足，为了在现代化国家和社会中立足，必须改变自己的行医方式和习惯，逐步适应现代卫生行政的节奏，“要求参与国家卫生行政计划，以谋取和西医平等的地位。”然而，随着西医传播的快速发展，传统空间逐渐被改变，大量联合诊所出现，以个體行医方式为主的中医遭到严重打击，逐渐式微，处于边缘化的位置。 （四）卫生政治化
该部分包括第八章和第九章。主要讲了中国政府对于20世纪五十年代，美国在朝鲜和我国东北地区发动细菌战的应对。关于细菌战的报道，并没有达到应有的效果，这主要是报道和宣传从卫生角度出发。然而，这对于广大百姓来说不为所动，他们没能够完全意识到细菌的危害，消极对待。对此，国家逐渐改变战时防疫措施，转变策略，将卫生防疫运动上升到爱国主义运动的层面，使二者结合起来，将卫生运动上升到政治层面，更好的发动群众积极开展宣传卫生运动，从而更加有利于现代医疗卫生体系在中国的培植。中国本土赤脚医生的存在就是如此。
赤脚医生之所以在乡村中普遍存在，就是出于人们感情上的认可。赤脚医生在乡村的待遇往往高于社员，而且还享有较高的社会地位。他们属于半農半医，在有的人看来，他们属于比较清闲的人，对其充满抱怨。然而也有对赤脚医生报以同情和理解态度的人。赤脚医生为稳固传统乡村的社会空间起到了凝固作用，然而随着合作医疗体制的瓦解，赤脚医生受到冲击，失去了原来可以享有的，在物质上和精神上的双重回报，逐渐衰退。
二、评析
本书以西方医疗体系在中国的传播为主线，介绍了它在中国的传播以及如何触动中国传统的医疗模式，如何改变传统的社区“空间”，这个“空间”不仅包括生活空间，也包括思想、政治空间。该书还按时间顺序，介绍了晚清到20世纪八十年代，西医与中国传统医学的较量，西医如何动摇了中医的地位，以及与医疗卫生行政的关系。文章主要讲的是卫生的现代化发展与传播，但是与政治相联系起来，就会有另外的含义。余新忠老师在《“现代”的“紧箍”——晚清以来卫生建设的“现代性”反思》中就对卫生现代化的两面性做了准确的概述：“‘卫生’在‘现代’一面外的另一面，除了秩序、整洁、更舒适的生活环境和更小的疫病感染几率，‘卫生’带给我们的还有政治和文化上的霸权和权力、某种程度上的不公平和不正义，以及对身体自由的监控和卫生的‘现代性’全然缺乏反思的局面。”
本书还有一个突出点就是用讲故事的方式引出问题，或者在行文中插入一个个故事作为生动而具体的典型事例来说明问题，这样就使得证据较为充实。比如第四章，作为控制生死的“吉祥姥姥”和“阴阳先生”被西方医疗卫生制度体系取缔的过程；第八章，关于美国细菌战的描写，更是用讲故事的方式将事件的来龙去脉梳理清晰，将宣传、防疫、社会动员与国家政治紧密集合起来，从爱国主义的高度层面上出发，进行医疗卫生宣传。
该书在写作方法上也比较突出，即对视觉资料的使用，通过图像将历史场景结合起来，“将图像当做历史证据来使用。”比如第295页北京民间风俗画描绘一个妇女准备“瞧香”看病的情形，第296页描绘了“顶香看病”的场景，从中可以生动形象的看出当时民间宗教对于疾病的影响。然而作者在图像资料的运用上还存在些许不足，只是将图片简单的插入在行文中，予以简单的介绍，并没有深层次的解释其含义和在行文中对其进行讨论。
三、结论
《再造“病人”》是一部医疗史著作，然而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说是中西方医疗文化交流史，同样也可以从社会史的角度对该书予以认识。作为一本医疗文化史的著作，在学术理论和写作方法上都自己的独特之处，“称得上是第一部具有一定后现代理念和新文化史视野的学术著作。”近代中国医疗卫生体系的产生与发展，西方传教士的行医活动在其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他们不仅通过自身的努力将西方医疗卫生体系介绍到中国，通过与当地政府官员、民间人士、普通百姓的合作，他们在中国的医疗传播还得借助于所建教堂医院的依托，但是这些医院与今天的医院有本质上的区别，正如《中国早期教会医院中的眼病与治疗》中介绍，西方传教士在中国进行宗教传播以及行医，是通过在华开办宗教医院进行的，而这些医院与今天的医院有本质上的区别，“它们通常只有一名兼任布道和行医双重职责的传教士医生、几个中国学徒兼助手、两三间租赁的民房，药品器械多所短缺，治疗过程更是只能因陋就简。”
总而言之，《再造“病人”》在医疗史的研究历程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无论在理论运用、写作方法，还是资料解读上，都具有可参考和借鉴之处。
参考文献：
[1]杨念群.再造“病人”：中西醫冲突下的空间政治：1832-1985.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
[2]杜丽红.制度与日常生活：近代北京的公共卫生.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3）.
[3]罗志田.新旧之间：近代中国的多个世界及“失语”群体.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6）.
[4]余新忠.“现代”的“紧箍”——晚清以来卫生建设的“现代性”反思.文史知识.2013（7）.
[5][英]彼得·伯克著.杨豫译.图像证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2）.
[6]余新忠.另类的医疗史书写——评杨念群著《再造“病人”》.近代史研究.2007（6）.
[7]颜宜葳、张大庆.中国早期教会医院中的眼病与治疗.自然科学史研究.2008，2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