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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史编委会编《清代人物传稿》,是一部大型的人物传记,篇幅暂定二十卷,包括人物两千人左右。上编第一卷已由中华书局出版。可惜个别作者未能如《凡例》所言,“传记中所叙事实,力求翔实可靠。”其中《阎尔梅万寿祺合传》所犯错误尤为严重。
《阎万合传》记康熙三年,阎尔梅为仇家所讦,“不得已再走他乡,逃至北京后躲进刑部尚书龚鼎孳的家中。……经龚鼎孳出面调停,祸事才平息下来。”“康熙五年春,阎尔梅将行,龚鼎孳等人在慈仁寺饯行,席上某太史闻其欲修明代边史,举杯相留道:‘先生不仕。先生仕,愿以明史相任。’阎尔梅鄙夷不屑地嘲讽道:‘我仕于义无害,但龚安节(鼎孳号)有言,恐负金川门一恸耳。’龚鼎孳早年随父镇守金川门御清,父阵亡时曾为之大恸,指天起誓要报仇雪耻,但他言犹在耳,身已满服。阎尔梅一席话,满座汉官不悦。”(218-219页)
这段纪事十分奇怪。阎尔梅既投靠龚鼎孳,端赖其援手才免祸,又怎会在宴会上点名嘲讽?
龚鼎孳(《清史列传》置之《贰臣传》)人品不足论,但明清之际甚有文名,与吴伟业和钱谦益合称“江左三大家”。各种传记皆未言其号安节,而且其父至顺治三年始去世,并无镇守金川门阵亡事。兹节引《清史稿》卷四八四《文苑传》:“龚鼎孳,字孝升,合肥人。明崇祯七年进士,授兵科给事中。李自成陷都城,以鼎孳为直指使,巡视北城。及睿亲王至,遂迎降。……顺治三年,丁父忧。”
龚鼎孳在北京先降李自成,后降多尔衮,未曾仕南京弘光朝,何能镇守南京金川门御清?
“金川门一恸”,是明初靖难之役的典故。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甲集《龚安节诩》:“诩,字大章,山人。父督,洪武给事中,戍五开死。大章年十四,勾补伍,调守金川门。靖难兵入,大恸,变姓名王大章,遁归。……周文襄抚江南,具礼访问便宜,两荐为学官,坚不应,曰:‘诩老兵,仕无害,恐负往日城门一恸耳。’……门人谥曰安节先生。”
《阎万合传》作者看到龚安节和龚鼎孳同姓,便以为是同一人,又单凭“金川门一恸”五字,即虚构出父子抗清,父亡,指天起誓诸事。
此外,作者对于明清制度亦不熟悉。“崇祯皇帝即位后,例行‘恩选’,阎尔梅以学业优秀入选,是年万寿祺也同以‘恩贡’入京会试。由于清军逼近京畿,举朝震恐,会试延至两年后才举行,两人都考中举人。……此次会试重逢,二人同舍止宿,谈吐十分相投,成为挚友。”(211—212页)生员参加各省乡试中式为举人,举人在京会试殿试中式为进士,这是明清科举制度的最基本不过的常识。阎万二人怎可以在会试考中举人?
事实上,崇祯元年会试并未延期,根本无清军逼近京畿,举朝震恐事。(参看《明史》卷二三《庄烈帝本纪》,《国榷》卷八九,崇祯元年)恩选就是恩贡,和会试一点关系也没有,见《明史》卷六九《选举志》。
阎、万二人虽然都是崇初三年举人,但阎尔梅是在北京参加乡试,万寿祺是在南京参加乡试。“会试重逢”云云,不知从何说起?作者征引的《白耷山人年谱》和《万年少先生年谱》,对于阎万此次乡试皆有颇详细的记述。北京乡试试官是姚希孟和姚明恭,南京乡试试官是姜曰广和陈演。只是作者视而不见罢了。
“是科主司杨廷枢,是继东林党而起的复社领袖之一。他为了壮大复社的声势和力量,为东林冤魂吐气,有意取中吴中子弟甚多,诸如杨廷麟、陈子龙、吴伟业等多至数十人。”(212页)杨廷枢是这一年南京乡试解元(举人第一名),见《明史》卷二六七。而作者竟以考生为试官,同年为师生!此外,杨廷麟是江西清江人,也不可以说是吴中子弟。
戴逸在本书“序言”说:“真实性是任何历史著作的灵魂,应该秉笔直书,言必有据,还历史人物以本来的面貌,不能虚构夸大,随意剪裁取舍。”《阎万合传》作者显然并没有遵守上述原则。
一九八五年九月十六日
《阎万合传》记康熙三年,阎尔梅为仇家所讦,“不得已再走他乡,逃至北京后躲进刑部尚书龚鼎孳的家中。……经龚鼎孳出面调停,祸事才平息下来。”“康熙五年春,阎尔梅将行,龚鼎孳等人在慈仁寺饯行,席上某太史闻其欲修明代边史,举杯相留道:‘先生不仕。先生仕,愿以明史相任。’阎尔梅鄙夷不屑地嘲讽道:‘我仕于义无害,但龚安节(鼎孳号)有言,恐负金川门一恸耳。’龚鼎孳早年随父镇守金川门御清,父阵亡时曾为之大恸,指天起誓要报仇雪耻,但他言犹在耳,身已满服。阎尔梅一席话,满座汉官不悦。”(218-219页)
这段纪事十分奇怪。阎尔梅既投靠龚鼎孳,端赖其援手才免祸,又怎会在宴会上点名嘲讽?
龚鼎孳(《清史列传》置之《贰臣传》)人品不足论,但明清之际甚有文名,与吴伟业和钱谦益合称“江左三大家”。各种传记皆未言其号安节,而且其父至顺治三年始去世,并无镇守金川门阵亡事。兹节引《清史稿》卷四八四《文苑传》:“龚鼎孳,字孝升,合肥人。明崇祯七年进士,授兵科给事中。李自成陷都城,以鼎孳为直指使,巡视北城。及睿亲王至,遂迎降。……顺治三年,丁父忧。”
龚鼎孳在北京先降李自成,后降多尔衮,未曾仕南京弘光朝,何能镇守南京金川门御清?
“金川门一恸”,是明初靖难之役的典故。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甲集《龚安节诩》:“诩,字大章,
《阎万合传》作者看到龚安节和龚鼎孳同姓,便以为是同一人,又单凭“金川门一恸”五字,即虚构出父子抗清,父亡,指天起誓诸事。
此外,作者对于明清制度亦不熟悉。“崇祯皇帝即位后,例行‘恩选’,阎尔梅以学业优秀入选,是年万寿祺也同以‘恩贡’入京会试。由于清军逼近京畿,举朝震恐,会试延至两年后才举行,两人都考中举人。……此次会试重逢,二人同舍止宿,谈吐十分相投,成为挚友。”(211—212页)生员参加各省乡试中式为举人,举人在京会试殿试中式为进士,这是明清科举制度的最基本不过的常识。阎万二人怎可以在会试考中举人?
事实上,崇祯元年会试并未延期,根本无清军逼近京畿,举朝震恐事。(参看《明史》卷二三《庄烈帝本纪》,《国榷》卷八九,崇祯元年)恩选就是恩贡,和会试一点关系也没有,见《明史》卷六九《选举志》。
阎、万二人虽然都是崇初三年举人,但阎尔梅是在北京参加乡试,万寿祺是在南京参加乡试。“会试重逢”云云,不知从何说起?作者征引的《白耷山人年谱》和《万年少先生年谱》,对于阎万此次乡试皆有颇详细的记述。北京乡试试官是姚希孟和姚明恭,南京乡试试官是姜曰广和陈演。只是作者视而不见罢了。
“是科主司杨廷枢,是继东林党而起的复社领袖之一。他为了壮大复社的声势和力量,为东林冤魂吐气,有意取中吴中子弟甚多,诸如杨廷麟、陈子龙、吴伟业等多至数十人。”(212页)杨廷枢是这一年南京乡试解元(举人第一名),见《明史》卷二六七。而作者竟以考生为试官,同年为师生!此外,杨廷麟是江西清江人,也不可以说是吴中子弟。
戴逸在本书“序言”说:“真实性是任何历史著作的灵魂,应该秉笔直书,言必有据,还历史人物以本来的面貌,不能虚构夸大,随意剪裁取舍。”《阎万合传》作者显然并没有遵守上述原则。
一九八五年九月十六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