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古人常给饮食做招牌，一为皇帝，二为文人。前者用其贵，后者借其雅。普普通通的红烧肉，一改叫“东坡肉”，吃进肚里都有“大江东去”的感觉。
　　论起来，文人也确有这种资格。比起一般人，文人更讲究吃喝，也更重视吃喝。唐朝新科进士高中之后，第一件大事便是集资筹款，在长安的杏园举办宴会，向主考官谢恩，与同年结识；待到通过吏部的考试，取得做官资格后，进士们还要在曲江边举行盛大告别宴会，吃喝完毕，泛舟游乐，然后各奔东西，当好官或是当坏官，发大财或是发小财。曲江关宴比现在的明星演出还有吸引力，皇上会登楼看热闹；“长安仕女，倾都纵观，车马填咽，公卿家率以是日择婿矣”。看来除了吃喝玩乐，这曲江关宴还是个婚姻速配的好地方。
　　比起一般人，文人还更精于品味，并喜欢公开发表意见，哼哼。有得吃要哼哼，如李白的“烹牛宰羊且为乐，会须一饮三百杯”；没得吃也要哼哼，如杜甫的“二年客东都，所历厌机巧。野人对膻腥，蔬食每不饱。岂无青精饭，使我颜色好。苦无大药资，山林迹如扫”。这青精饭是道家发明的保健食品，将南烛木（又名乌饭草）叶子捣烂，取其汁液浸米，将米九蒸九晒，再添加一些滋补药材，然后食用。其色青绿可人，又有丰富营养，据说久服可以益寿延年。杜甫的祖父杜审言做过膳部员外郎，侍奉武则天的饮食，因其家传，杜甫也应该是会吃的主，只是后来囊中羞涩，求美食而不得，才会向李白发牢骚（此诗是写给李白的），才会有“朱门酒肉臭”的慨叹。
　　自诗仙、诗圣以降，文人谈吃论喝之风绵延不绝，还有不少专论专著问世，如李笠翁的《闲情偶寄》，袁子才的《随园食单》。这也算是中国一大特色。林语堂说过：“中国人领受食物像领受性、女人和生活一样。没有一个英国诗人或作家肯屈尊俯就，去写一本有关烹调的书，他们认为这种书不属于文学类，只配让苏珊姨妈去尝试一下。然而，伟大的戏曲家和诗人李笠翁却并不以为写一本有关蘑菇或者其他荤素食物烹调方法的书，会有损于自己的尊严。”
　　正因有这样的传统，中国饮馔才会拿文人说事儿，也才有了各种以文人命名的菜点。什么云林鹅、眉公饼、笠翁糕、组庵鱼翅、潘先生鱼、马先生汤……拥有冠名权最多的是东坡居士。除了人们熟知的东坡肘子、东坡肉之外，还有东坡腿、东坡豆腐、东坡玉糁羹、东坡芹芽脍、东坡墨鲤、东坡酥……足可以开上一桌。其中有多少是东坡先生原创或品评过的，又有多少是后人附会的？说不清。比较可信的是玉糁羹，有东坡题诗为佐证。不过，这玉糁羹虽然名字挺好听，又有东坡先生亲自推介，今天却没什么人欣赏。味道太寡淡，只是清水煮蔓菁、萝卜，再加点米粒而已。看来，文人对中国百姓肠胃的影响力不是无限的。
　　比起皇帝，文人要给饮食做招牌，条件更严格。谁都知道慈禧其人其事，可仿膳的小窝头还是要拿她编故事，吃的人也认账。文人则不同，除了要有专业水平，还要有操守。最为典型的就是周氏兄弟。鲁迅的一篇小说，招惹来多少家“咸亨酒店”，据说什么地方还有“鲁迅饼”在卖；周作人谈吃的文章其实也很有味道，但饭馆却不见有知堂菜、知堂羹（周作人自号知堂）出售。盖因知堂先生曾给日本人做过事，大节有亏，自然不被认同。因此，一入文人行列，便须谨言慎行，处处小心，不然连招牌也没得做。
　　中国文人精于品味，也喜谈吃，但大都是君子远庖厨。袁枚能把烹饪说得头头是道，又是二十须知，又是十四戒，自己却未曾掌过勺，只是空谈而已。他的家厨一死，便没有美味吃，只好大哭。现在的文人，在撰文谈吃之外也能做上几道菜。不过，多数人写吃的文章要比烧出的饭菜更有滋味，毕竟这才是本行。因此，拉文人给饮食做幌子，应用其长而掩其短，如此才不致漏底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