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如图所示，这是一方茫父对战国古玉玺的考释墨盒，规格为15.5厘米×6.3厘米×3.4厘米。底铭“三益祥”，为民国时期著名刻铜墨盒店。盒面摹刻印文为：“将渠惠玺”。茫父考释文曰：“玺出易州，道光季年为南浔顾氏所得，吴斋中丞以三代彝器易之，著之《古玉图》，后归斋尚书。以为燕将渠玺者是也。莲花盦抚并记”。在茫父考释类墨盒中，还没有如此详细介绍其出土、流传、著录且具有故事性的了。
此方墨盒的上款为：“契公局长赐存”，下款为：“万文藻敬呈 癸酉季秋 同客琴岛”。“琴岛”即青岛，“癸酉”是1933年。“契公”即邢契莘（1887年至1957年），其于1931年至1935年间任青岛市工务局局长，为清华第一期官费生，曾留学美国，入麻省理工学院造船造舰系，1916年获硕士学位，曾在民国政府航空系统任职多年。万文藻大概就是1926年被授予少将军衔的民国将领万文藻。
姚华（1876年至1930年），字重光，号茫父，贵州人。因寓居北京莲花寺，又号莲花。光绪二十三年举人，光绪三十年进士。中进士不久，被朝廷派往日本，入东京政法大学学习司法，回国后任邮传部主事。辛亥革命后三次当选中华民国国会参议员，后因厌恶政治黑暗，不久退出政坛，投身著述、美术教育事业，为民国时期著名的学者和书画家，与陈师曾引领民初北京画坛，被鲁迅称为“姚（茫父）陈（师曾）时代”。
在著述与书画的同时，姚华饶有兴致地与陈师曾等书画家参与到刻铜书画的创作中来，在墨盒上留下了不少佳作。纵观百年刻铜艺术史，茫父特立巅峰。其书画于墨盒镇尺之作，在绘画、书法、佛像、考释方面均卓有建树。而考释之作，最为杰出。
关于古玉玺主人，茫父跋文中讲得很清楚了，是战国末期燕国相国将渠的官玺。而从茫父跋文中我们了解到，这方古玉玺曾著录于吴大《古玉图考》，并流转到了清末大臣端方手里。查《古玉图考》，该书对这方古玺介绍如下：“白玉，满身土斑，此古玺之最大者。旧藏南浔顾子嘉处，徐翰卿以诸女方尊易得之，今归斋”。随后进行了文字考证，并附图，但没有考证出这方古玺的主人。
这方玉玺流转到端方手里后，端方考证为燕相国将渠之印。茫父曾借回家赏玩并做了拓片，1918年还专门考释该古玺，留下了宝贵的文字资料。这份资料见于荣宝斋2006年出版的邓见宽著《姚茫父书法集》。该书有茫父手书的考释文：
“斋云将渠玺，旧出易州。考将渠名，见《史记·燕世家》，为燕将相，有名。《汉书·艺文志》并有将渠子。自来古玺，其人名多不见史，故是玺弥足宝贵也。罗叔韫云：此玺初为斋中丞所藏，寡识者多议其为赝物，其实妄腾口说。此玺可伪，传世古金石刻殆无一可信矣！忠敏在京师，予曾借归手拓，回思往事，如闻邻邃也。王孝玉云：古玺径逾寸者极不易觏，玉玺尤为难得。此玺径及二寸，制极精美，斋尚书释为将渠，最为精确。宝华盦玺印四品之三 茫父审释 戊午谷雨后二日”。
上述三篇文献涉及多个历史人物，兹简介如下：
顾子嘉，为晚清著名富商顾福昌（1796年至1868年）的次子。顾福昌有三子，长子名寿松字容斋，次子名寿藏字子嘉，三子名寿朋字颂三，都是有名的收藏家。顾氏三兄弟继承父业，经营蚕丝，以顾寿藏最有声望，曾任上海丝业公所董事长。
吴大（1835年至1902年），字清卿，号恒轩，晚年又号斋，江苏省吴县（今江苏苏州）人。善画山水、花卉，书法精于篆书。清同治初年客居上海，入萍花社书画会。同治七年（1868年）进士，光绪十二年（1886年）擢广东巡抚。光绪十三年八月，署河南山东河道总督。光绪十八年授湖南巡抚。中日甲午战争起，他率湘军出关收复海城，因兵败革职。
端方（1861年至1911年），清末大臣，金石学家。满洲正白旗人，字午桥，号斋，宝华，谥忠敏。历任陕西巡抚、湖北巡抚、湖广总督、两江总督、湖南巡抚、直隶总督。在任封疆大吏期间，被誉为开明人士，“奋发有为，于内政外交尤有心得”，是一位年轻有为的清末大臣。不幸的是，端方在1911年四川的保路运动中因兵变被杀，年仅50岁。
罗振玉（1866年至1940年），中国近代金石学家、语言文字学家、甲骨文学家、文物收藏家，为甲骨四堂（即罗振玉、王国维、董作宾、郭沫若）之一。
徐翰卿，是一位颇有名望的收藏家，与吴大、翁同友善。光绪甲午年得“度辽将军”汉印一枚，送给吴大，吴大十分高兴，以为这是万里封侯的前兆。这时，正好同日本开战，吴大觉得这是留名青史的绝好机会，亲自上书要率军指挥对日作战，准旨后指挥作战却一败涂地。这就是国人深以为耻的“中日甲午战争”。
从三篇考释文字可知，这方古玉玺从易州（战国时期的燕国都城，现在河北易县）出土，在道光末年（1850年）为顾子嘉所得，后来徐翰卿用古青铜器交换到手后，很可能免费送给了吴大。吴大把这方玉玺写进了《古玉图考》中。后来古玺归端方所有，端方曾借给茫父赏玩，茫父做了拓片。1918年茫父又专门为拓片做了长篇题跋。后来应三益祥墨盒店之邀，在墨盒上把考释内容书于其上。现在很关注的一点是：端方死后，这方古玉玺现在何方呢？
为此，笔者专门请教了一位古印章研究专家。这位专家说，这是一方著名的战国玺，他记得这方战国玺不是在故宫博物院就是在日本京都博物馆。虽然这位专家提供了线索，但再往下却没法查了。笔者进一步查阅资料，有三份资料可作为这方古玺流向的参考：
一是《人民日报》海外版2005年12月31日第七版《战国古玺》（连载）在介绍这方古玺时，没有介绍这方古玺被哪个博物馆收藏，但介绍其他古玺时却描述清楚，这是否说明该古玺不在国内？2008年故宫博物院编《故宫收藏：你应该知道的200件官印》中也没有著录这方古玺。
二是关于“将渠”印玺，出土有两方：一为五字玺，即本墨盒上的“将渠惠玺”，另一方为六字玺。《黄宾虹书翰谈画集》（北京荣宝斋出版）有一黄宾虹信札谈到这方六字官玺时，专门提到这方五字古玺：“吴斋《古玉图考》有同文异器较大者五字玺……五字玉玺已为海外所有，拓本亦罕”。这说明民国时期黄宾虹就知道这方古玺已流落海外了。
三是资深文物史专家罗宏才著文谈到端方收藏的文物去向时说：“在他为四川保路运动中哗变的新军所杀后，其子端继先曾与女婿袁克权等人秘密商议，准备将这些端方旧藏一并出卖给平、津、沪和日本古玩商和某新权贵。后经北洋政府官员熊希龄、钱能训、朱启钤、余建侯等人极力斡旋，端继先等人也同意将全部家藏捐献给国有，但因所藏各物索款至多，国库最终无力支付，所藏遂在1916年后相继从天津、北京等地流散出去，最后大部漂流海外，造成中国文物史上不应有的巨大损失。”
根据以上分析，这方古玺现在很可能就藏在日本京都博物馆里。
此方墨盒的上款为：“契公局长赐存”，下款为：“万文藻敬呈 癸酉季秋 同客琴岛”。“琴岛”即青岛，“癸酉”是1933年。“契公”即邢契莘（1887年至1957年），其于1931年至1935年间任青岛市工务局局长，为清华第一期官费生，曾留学美国，入麻省理工学院造船造舰系，1916年获硕士学位，曾在民国政府航空系统任职多年。万文藻大概就是1926年被授予少将军衔的民国将领万文藻。
姚华（1876年至1930年），字重光，号茫父，贵州人。因寓居北京莲花寺，又号莲花。光绪二十三年举人，光绪三十年进士。中进士不久，被朝廷派往日本，入东京政法大学学习司法，回国后任邮传部主事。辛亥革命后三次当选中华民国国会参议员，后因厌恶政治黑暗，不久退出政坛，投身著述、美术教育事业，为民国时期著名的学者和书画家，与陈师曾引领民初北京画坛，被鲁迅称为“姚（茫父）陈（师曾）时代”。
在著述与书画的同时，姚华饶有兴致地与陈师曾等书画家参与到刻铜书画的创作中来，在墨盒上留下了不少佳作。纵观百年刻铜艺术史，茫父特立巅峰。其书画于墨盒镇尺之作，在绘画、书法、佛像、考释方面均卓有建树。而考释之作，最为杰出。
关于古玉玺主人，茫父跋文中讲得很清楚了，是战国末期燕国相国将渠的官玺。而从茫父跋文中我们了解到，这方古玉玺曾著录于吴大《古玉图考》，并流转到了清末大臣端方手里。查《古玉图考》，该书对这方古玺介绍如下：“白玉，满身土斑，此古玺之最大者。旧藏南浔顾子嘉处，徐翰卿以诸女方尊易得之，今归斋”。随后进行了文字考证，并附图，但没有考证出这方古玺的主人。
这方玉玺流转到端方手里后，端方考证为燕相国将渠之印。茫父曾借回家赏玩并做了拓片，1918年还专门考释该古玺，留下了宝贵的文字资料。这份资料见于荣宝斋2006年出版的邓见宽著《姚茫父书法集》。该书有茫父手书的考释文：
“斋云将渠玺，旧出易州。考将渠名，见《史记·燕世家》，为燕将相，有名。《汉书·艺文志》并有将渠子。自来古玺，其人名多不见史，故是玺弥足宝贵也。罗叔韫云：此玺初为斋中丞所藏，寡识者多议其为赝物，其实妄腾口说。此玺可伪，传世古金石刻殆无一可信矣！忠敏在京师，予曾借归手拓，回思往事，如闻邻邃也。王孝玉云：古玺径逾寸者极不易觏，玉玺尤为难得。此玺径及二寸，制极精美，斋尚书释为将渠，最为精确。宝华盦玺印四品之三 茫父审释 戊午谷雨后二日”。
上述三篇文献涉及多个历史人物，兹简介如下：
顾子嘉，为晚清著名富商顾福昌（1796年至1868年）的次子。顾福昌有三子，长子名寿松字容斋，次子名寿藏字子嘉，三子名寿朋字颂三，都是有名的收藏家。顾氏三兄弟继承父业，经营蚕丝，以顾寿藏最有声望，曾任上海丝业公所董事长。
吴大（1835年至1902年），字清卿，号恒轩，晚年又号斋，江苏省吴县（今江苏苏州）人。善画山水、花卉，书法精于篆书。清同治初年客居上海，入萍花社书画会。同治七年（1868年）进士，光绪十二年（1886年）擢广东巡抚。光绪十三年八月，署河南山东河道总督。光绪十八年授湖南巡抚。中日甲午战争起，他率湘军出关收复海城，因兵败革职。
端方（1861年至1911年），清末大臣，金石学家。满洲正白旗人，字午桥，号斋，宝华，谥忠敏。历任陕西巡抚、湖北巡抚、湖广总督、两江总督、湖南巡抚、直隶总督。在任封疆大吏期间，被誉为开明人士，“奋发有为，于内政外交尤有心得”，是一位年轻有为的清末大臣。不幸的是，端方在1911年四川的保路运动中因兵变被杀，年仅50岁。
罗振玉（1866年至1940年），中国近代金石学家、语言文字学家、甲骨文学家、文物收藏家，为甲骨四堂（即罗振玉、王国维、董作宾、郭沫若）之一。
徐翰卿，是一位颇有名望的收藏家，与吴大、翁同友善。光绪甲午年得“度辽将军”汉印一枚，送给吴大，吴大十分高兴，以为这是万里封侯的前兆。这时，正好同日本开战，吴大觉得这是留名青史的绝好机会，亲自上书要率军指挥对日作战，准旨后指挥作战却一败涂地。这就是国人深以为耻的“中日甲午战争”。
从三篇考释文字可知，这方古玉玺从易州（战国时期的燕国都城，现在河北易县）出土，在道光末年（1850年）为顾子嘉所得，后来徐翰卿用古青铜器交换到手后，很可能免费送给了吴大。吴大把这方玉玺写进了《古玉图考》中。后来古玺归端方所有，端方曾借给茫父赏玩，茫父做了拓片。1918年茫父又专门为拓片做了长篇题跋。后来应三益祥墨盒店之邀，在墨盒上把考释内容书于其上。现在很关注的一点是：端方死后，这方古玉玺现在何方呢？
为此，笔者专门请教了一位古印章研究专家。这位专家说，这是一方著名的战国玺，他记得这方战国玺不是在故宫博物院就是在日本京都博物馆。虽然这位专家提供了线索，但再往下却没法查了。笔者进一步查阅资料，有三份资料可作为这方古玺流向的参考：
一是《人民日报》海外版2005年12月31日第七版《战国古玺》（连载）在介绍这方古玺时，没有介绍这方古玺被哪个博物馆收藏，但介绍其他古玺时却描述清楚，这是否说明该古玺不在国内？2008年故宫博物院编《故宫收藏：你应该知道的200件官印》中也没有著录这方古玺。
二是关于“将渠”印玺，出土有两方：一为五字玺，即本墨盒上的“将渠惠玺”，另一方为六字玺。《黄宾虹书翰谈画集》（北京荣宝斋出版）有一黄宾虹信札谈到这方六字官玺时，专门提到这方五字古玺：“吴斋《古玉图考》有同文异器较大者五字玺……五字玉玺已为海外所有，拓本亦罕”。这说明民国时期黄宾虹就知道这方古玺已流落海外了。
三是资深文物史专家罗宏才著文谈到端方收藏的文物去向时说：“在他为四川保路运动中哗变的新军所杀后，其子端继先曾与女婿袁克权等人秘密商议，准备将这些端方旧藏一并出卖给平、津、沪和日本古玩商和某新权贵。后经北洋政府官员熊希龄、钱能训、朱启钤、余建侯等人极力斡旋，端继先等人也同意将全部家藏捐献给国有，但因所藏各物索款至多，国库最终无力支付，所藏遂在1916年后相继从天津、北京等地流散出去，最后大部漂流海外，造成中国文物史上不应有的巨大损失。”
根据以上分析，这方古玺现在很可能就藏在日本京都博物馆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