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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一战时期，中国政府通过“以工代兵”计划派出大量华工以非战斗人员身份奔赴法国支援伤亡惨重、亟需劳动力的协约国。由于华工与协约国军方管理者之间语言不通，双方沟通依赖译员居间传译，故协约国军方代理在华招工时也招募了一批华工译员，同时基督教青年会也组织各国干事前往法国战场为华工提供翻译及其他服务。服务一战华工团的这些译员来自中外各国，除言语通传之外，还从事管理协调、华工教育、记录宣传、权益维护等活动，在促进双方沟通、提振华工士气、提高工作效率、增益华工智识等方面做出了一定贡献。
关键词：一战;华工队译员;青年会干事;历史贡献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口述影像对口译认知加工能力的效应研究”（20BYY031）
中图分类号：K14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21）06-0116-07
一战后期，在中国政府“以工代兵”计划的支持下，英法政府在中国先后征召了约20万劳工①前往法国为协约国从事非战斗劳动。华工工作繁重，危险度极高，他们不仅要修筑道路、挖掘战壕、运输物品、制造弹药、修理机器，停战后还要打扫战场、清扫道路、埋葬死尸、捡拾武器，做的“都是英法美各国兵士所不愿做”② 的工作。华工忍辱负重、勤勉坚韧，付出了极大的努力与牺牲，出色完成了各项任务，为协约国提供了战时亟需的人力资源补充，成为协约国最终得以取胜的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③。近年来，一战华工问题渐受关注，在早期宏观研究（以陈三井、徐国琦为代表）的基础上，出现了一些专题研究和个案研究④。梳理相关文献我们发现，除了少量有关一战华工译员的史料⑤以外，有关一战华工译员群体的专题研究数量极少：目前仅有对一战华工译员的零星访谈以及一篇在独立小节中探讨译员特殊作用的学位论文⑥，其他代表性研究多在探讨沟通问题⑦或华工管理教育问题⑧的章节中提到译员的表现与作用。一战华工多为目不识丁、不懂外语的农民，协约国军方管理者又大多不懂中文，双方沟通存在严重障碍，因此极度依赖译员这一扮演“关键角色”⑨ 的特殊群体居中协调。本文拟在梳理前人研究及相关史料的基础上，对一战华工译员相关问题进行述评，以期引起学界对一战华工译员更多的关注和研究。
一、华工译员之招募
为一战华工团提供翻译服务的译员有两大来源：其一为英法军方委托中国招工机构招募的译员，这类译员占华工译员的大多数，与普通工人、技艺工人以及医院看护员等各类人员同为华工队组成部分，本文称之为华工队译员;其二为基督教青年会在各国发动的、专程赴法国战场以服务华工的青年会干事，他们不仅为华工提供翻译服务，还为华工提供教育、娱乐等服务，并在华工中培养后备译员，本文称之为青年会干事。
（一）法英招募华工队译员
法国陆军部殖民地军队局下设的国外招工团负责中国、北非及印度招工事宜⑩，其中中国招工团负责招募华工。法国招募的译员既有法国人也有华人，法国译员主要来自在华传教的法国天主教士，华人译员主要为北京、河北、上海等地教会所办法语学校的学生，京汉线与太原等地铁路译员，以及各地洋行职员。此外，还有少量早年间前往法国留学或工作、随后担任法国陆军部华工翻译的华人。
法国陆军部对译员作用有充分认识，希望招募尽量多的译员服务华工管理事宜。法国招工中方合作企业惠民公司招工合同规定：“每一团体内安置一译员，其分配翻译之数，能愈宽则愈妙”，并在第25条列明：“原则上每125名工人需用翻译1员”。合同对译员的背景、品行、语言能力等任职资格做出了规定，要求“翻译员须身家清白，通晓中文，并曾习法文，足以充当下开各项之职务之限”。译员扮演居间协调的中介角色，身份及位置特殊，其品行优劣直接关系华工待遇好坏。有记者走访法招华工队后说，赴法华工“常须遇机会得有力之数人，视其心意之较善与否以定华工之命运焉：（一）法陆军部派来之管理人……;（二）翻译，或法人之能中语者，或中人之会法语者，两种人俱有善有恶;（三）巡捕……此三种人有一不良，华工即倒运。” 驻法照料华工事务员也指出，招募译员时必须重视应募者的个人品行，并责令招工公司加大译员品行考察力度：“通译若系明白事体、品行端正、和平忍耐之人，则全厂工人得人经理安分做工;若通译为奸猾之流，不但放弃责任，往往诱工人作恶事……旷工耗钱由此而生，盗窃争斗由此而出。今方始，事宜严，责公司甄别通译，非据有确切保人一定资格、经审核认定者，不得充任。” 由于法招华工营一直面临译员短缺所导致的语言不通、沟通不畅、效率低下等困境，因此法方多次發布通告从法军内部招募法国人担任译员：“凡军队中，有曾居住中国，及讲中国语言，或知其方言者，应充任华工翻译”。此外，法方也鼓励华工学习法语，对于有一定法语基础、有潜力成长为译员的华工，法方允许其每天参加一小时带薪法语培训。法国军官曾巡视华工营并考问华工，十多位能用法语答问的华工获得了现金奖励。
英招华工中的译员共约400人，多为来自北京、上海等地各大学的青年学生。英国招工方要求应募华人“娴习英语” 且具有较高教育水平，但应募译员往往难以达到教育要求。一位作者在向《北华捷报》（The North China Herald）的投稿中介绍自己协助招募高级译员的情形：“我的好友Swallow先生托我代为物色头等译员，我找到一人，……他极为聪明，但头等译员的教育要求高得离谱，很明显他达不到要求。” 译员条件过高导致应征不足，使得后来英方不得不降低标准。据某英招华工译员回忆自己应征高级华工翻译时的情形，“……一位在清华大学任职的美国人受聘来到金陵大学为英国招募高级华工翻译。起初，他定的标准是：只招收大学三、四年级的学生。但在当时，学完了三、四年级的课程，即可获得去美国留学的资格……报名应征者寥寥。那位美国人见此情景，只好降低标准，允许一、二年级的学生报名考试……于是就高兴地报了名。” 译员招募的考试流程及内容较为简单。据这位译员回忆，初试为口语对话，初试通过后他前往青岛参加笔试，复试通过后即得知自己被正式录用。另一位在应征时已完成清华高等科学习、即将获得公费留美资格的英招华工译员的考试经历则更为简单：“一个英国人用英语对我们五个人分别问了几句话，就叫我们去检查身体，……此事一完，就宣布我们五人都考上头等翻译”。英招华工营与法招华工营一样，都面临译员严重不足的困境，而英军的做法是向负责华工管理的英国军官提供常用汉语手册，共90页，列有几百个用英语发音标注的汉语短语、句子和命令，要求军官在使用手册时务必确保汉字发音准确，这是一种令人无奈的应付之举。 （二）基督教青年会干事担任译员
种族歧视、文化隔膜、生活习惯差异、语言沟通障碍等常常导致华工与英法军方之间产生不必要的误会和冲突，进而发展为斗殴、罢工等风潮。为缓解局面、帮助华工，基督教青年会从欧洲、美洲以及中国组织干事前往法国华工营为华工提供翻译、教育、娱乐等服务。这些干事来自中国、北美、法国和英国的基督教青年会，总人数约150人，其中数量最多的是英语熟练的中国留学生，尤其是留美学生（如史义瑄、晏阳初、蒋廷黻等），然后是外国传教士和教会牧师。根据英国青年会法国华工服务负责人回忆，1917年，英国青年会在法国和弗兰德开设了100多个青年会服务中心，服务的英招华工有数千名。青年会十分理解言语不通所带来的沟通障碍，“必须先选略解华语之干事以达其意，并为华工谋种种便益以悦其心。” 晏阳初曾介绍青年会干事服务华工之情形：“华工之栖处欧土也，言语不通，风俗隔阂，幸有华工青年会之设立举办教育事业，主持会务者有中西干事八十人，大半皆能操英语，周旋其中，遂致言语便利，情愫相通。”
二、华工译员之待遇
华工队译员分三等，“一等翻译惟助队长通译言语文件，留营备用，第二第三等翻译助各长官或英工头通译言语，出营备用”。华工营内设有医院、厨房、浴室、翻译部及办公室，翻译部办公房每人一间。位于法国Noyelles的华工总医院也设有译员一名。
译员的薪资与能力挂钩。民国初年，中国工人工资水平与先进国家相比差距较大，据陈三井测算，当时中国国内普通工人月薪6元、技术工人月薪最高40元左右。法招华工合同规定译员薪水为每月150法郎（当时1法郎=0.357元），雇佣期满加薪等事项由译员与雇主商议办理;陶履德及其授权人在巴黎任用的翻译则需达到“精通中法文字及能作法国文字”的更高要求，故每日薪酬比其他译员多1法郎。英招华工分为无技艺工人、有技艺工人以及专业人员（包括译员及医院看护）三大类，工资分两地支付，在法国发给本人供其在当地生活，剩余工资按月在中国由家属代领。三类人员之中，各级译员的薪水均高出同级别工人，也高出同属专业人员的医院看护。工人之中，各等级技艺工人薪水普遍高于相应等级无技艺工人，最高级技艺工人在法日薪2.5法郎，在中国每月领30元;头等译员兼书记在法日薪5法郎，在中国每月薪水60元;二等译员在法日薪2法郎，在中国每月领30元;三等译员在法日薪1.5法郎，在中国每月领15元。表现优秀的译员能享受加薪，如法陆军部公函3994/4.5规定：“查中法语翻译员一名，其法语程度较寻常翻译为深，其所担负部分之翻译亦较寻常翻译为重要，其每月工资之待遇，亦当较寻常翻译为高，特规定其每月月俸二百五十法郎”。译员的抚恤金也“较工人之费加倍”。华工不懂英语法语，英法军官不懂中文，因此“一切事务多赖此等译员之助，否则事不举者过半矣。” 然而十余万华工中，译员一共只有几百人，不仅数量少，优秀者更是难得：“有若干翻译号为头等，翻译者尚能称职;其次焉者虽能读书写字，然谈语困难，致不能传官长命令于工人，或达工人意见于官长，言語不通，易生误会。” 即便是符合资历要求的头等翻译，也常因过于年轻、缺乏经验、憎恨必须遵守的军纪而引起不满。总体而言，华工队译员的待遇在华工团体中相对较高，工作居住环境也相对较好，这样的待遇也得到办理华工事务人员的认可。
惠民公司招工合同规定“翻译……每日以十点钟为最多之数”。译员实际工作时限是否如此呢？一名译员回忆了在法工作情形：“余每早五时即开始办事，计五时至六时为病者向军医传译，六时照料厨房开早饭，六时半站队分派工作地点，七时偕全队出营至工厂早饭，即在厂内随时席地而食，十二时收队回营午饭，一时再出营偕队长巡工，晚六时回营。六时半晚饭，六时三刻至公事房传达讯案、翻译命令至八时始毕。普通华工每日工作十小时，余则每日须办事十五小时也。” 这与赴法华工常常抱怨的实际工作安排与合同约定不符的境况相同，可见一切工作安排均以服务战时为准。
英军官对华工多采用军事化管理，对译员的要求则有所放宽。据一名英招译员回忆，“军人服从领袖，日常礼节，异常重视，惟对于译员则不然，因余辈既非军人，又非官员，除行晋按普通常礼外，并无军礼之拘束，故余辈之出入及游行散步，或与英官谈话，一无麻烦，尚觉自由也。” 部分译员抱着半工半读的目的应招前往法国，赴法后发现工作忙碌无法兼顾学习，且“多住旷野，终日勤劳”，于是萌生退意;然而英招译员合同规定雇佣开始后六个月内只有雇主有权辞退译员、译员无权提前告退，这引起部分译员不满，纷纷求去。为挽留译员，驻英使馆建议英陆军部设置学额资助优秀华工译员战后留学英国，但遭到拒绝。后来为安抚译员，英方准许在法服务一年以上的华工译员前往伦敦游历两周，每批赴英游览译员不超过12人，共计有241人享受这一待遇。工作表现优秀的译员还得到民国政府侨工事务局的通报嘉奖。
英法在华招募的华工团译员主要是为了满足沟通和管理需求，青年会干事则与此不同，他们主要是出于对华工的同情而响应号召前往欧洲服务华工的。青年会是宗教团体，且干事使用英语而非法语，所以法国陆军部最开始打算干涉青年会干事在当地的活动，然而青年会活动经费充足，在法国各地均有分部，活动很难禁止。 青年会干事大多能力超群、甘愿奉献，面对华工团管理者官僚主义等各种障碍毫不退缩，在物资匮乏的情况下宁愿自我牺牲也要力争满足华工群体的需求。 英国军方对青年会干事的服务极为认可，有军官认为青年会干事一人之价值在全团管理人员之上，还有华工团请求青年会派干事前往协助沟通管理事宜。
三、沟通与协调的多重角色
华工在法期间，译员扮演了多种角色，承担了包括通译语言在内的大量工作。
（一）通传事务，协助管理
言语通传是翻译这一古老职业最基础、最核心的功能。招工合同规定：“翻译之职任悉向工头传递雇主之命令，或关于工事受雇主之为人办理，总之其要义系即对于工人及雇主或其他者之间，易于接洽”;“翻译亦应与雇主接洽后，将工人所要求及如何实行合同所规定之情形转告陶履德君或其授权人”。合同为协约国军方及民国政府协商之结果，有关翻译职责的约定说明了各方对通传事务、沟通言语作为翻译职责核心内容的共同认可。据英招一等译员回忆，他“工作较松，每天与营长、副官坐在一间办公室里，做一些翻译文告、向华工们传达各项命令的事”。还有其他英招华工回忆，队中译员“常常随从队长到工场往来传话”。 除了言语传达，译员有时也要做一些解释说明、沟通协调的工作，这些工作超出了语言传译的基本范围，更加偏向管理功能。如合同规定：“翻译亦应帮助工人寄发书信，如有用法文通告之件，亦应向工人解说之”。民国驻法公使致农商部函特地提醒应由译员劝导初次出洋的华工遵守规则，如果船长纵容水手虐待华工，译员也应及时向招工经手人汇报有关情况;华工队抵法后，法国陆军部要求：“……应令翻译员，详细向华工解释其收信及寄信所规定之一切手续，以免遭误”;《华工杂志》记录华工因不懂法政府凭票购买面包之新规，买面包被店主拒绝后“大发脾气碎人窗户”，呼吁“以后凡遇有新章颁行，务望各翻译员预先向众宣读，详加解释，则误会肇祸之事或可稍免尔”;华工事务专员对华工告知书中也提醒：“华工诸君务必记着，凡事有难处不可发怒，即刻乱争，须先向总办或翻译说明商量定后再作办法”。华工事务员报告书陈述，“工人到法因不通语言，工厂中多采用通译人……朝夕与工人同处，凡工人大小事务均与通译有关系，故通译名系通达语言而有指导工人之实权。” 英招华工队以500名工人为一队，设有队长一名，中国翻译一名，“协助队长办理一切事务”，队中无中国军官，因此“译员实际处于中国官员地位”。由于英军官中懂汉语者寥寥无几，因此英军方鼓励华工译员充当管理者。然而，对履行管理职责却并无管理权限的中国译员来说，协助英军管理华工并非易事。法招华工队既有法国译员也有华人译员，总管如果不懂汉语，则传达事务的法国译员权限更大，他们在华多年，熟知中国下等社会恶习，对待华工态度恶劣;华人译员只供使唤，不能指挥或护卫工人。有的中国译员在履行管理职能时遭遇华工抵制。某英招华工队中国译员因协助队长制止工头及工人聚赌，后导致全队罢工要求替换译员并恢复工头职位;在欢南兵工厂做工的法招华工因不满有司事之权的中国翻译而聚众持械罢工。战后，一位前任英军官员如此描述对译员的印象：“他们不但被军官骂，也被工人骂，很难得到表扬，但我对他们的工作深表感激。”
（二）居间协调，维护权益
法英美军方与华工之间的沟通与管理一直是一大难题。相对而言，法国人对华工最宽容，英国人时刻以军官身份自居，又因自己是白人而歧视华工，语言与文化障碍导致华工营冲突与暴力不断。因此，除提供通传言语服务以外，译员还尽力居中调解，务求消除误会，增进理解，缓和局面，提高士气。一战晚期参战的美国向英法借用华工后，对华工管理与沟通不得其法，头疼于效率低下，于是准许充当青年会干事的传教士走访其管理的华工营。青年会干事从事翻译工作之余，还向华工普及西方文化和思维习惯，帮助华工了解其所服务的战争的性质及目的。青年会干事的工作得到了协约国军方的高度认可和评价，有美军军官声称有干事提供翻译服务的华工团工作效率比过去提高了25%;英军官向总部汇报青年会干事对维持纪律、保障军方与华工和谐相处不可或缺。华工队译员在协调和维权方面也做了大量的工作。有的译员会视情况设法缓解矛盾：某英军官曾批判华工工头做工不力，言毕工头们一片哗然，军官询问译员华工说了些什么，北大毕业的译员当即回答，“他们想说的是，长官，他们都非常喜欢您！” 有的译员在中国营长照搬英军官命令让没吃饱饭的华工持续辛苦劳作时挺身而出，帮助华工向英军官争取应有待遇并获成功;有的译员帮助华工争取权益时遭到工厂及军部不公对待：“抵茸华工队译员喻正衡君，因代华工要求改良伙食、安置电灯、修理漏屋，被厂中办事的进谗于军部，认为居心不善……遽行毁约，且并不按照合同给与回巴黎的路费。而当其临行时，该厂总办复以私人资格，强迫检查所带行李及喻君身上。” 战后，有华工队译员回忆华工翻译“常为华工辩护，因华工被审时，持有充分理由而苦不能申述，故得有译员在旁，代为据情解释申辩，务使得公平裁判，以免冤屈，侨工受译员之护佑，实非浅鲜。”
（三）投身教育，启蒙开智
有诸多史料记载译员为华工提供教育服务。基督教青年会赴法先后设立了120所服务中心，从德育、智育、体育、群育四方面为华工提供服务，其中智育方面即以开设华工夜校为主要形式，因为华工白天需要做工。青年会干事为华工开设夜校，与华工营的中国及法国译员合作，教授多门课程：“青年会干事多半为留美学生，他们担任简字班、汉文班、英文班、算学班教师，……法文则就地取材，多半由华人翻译或法籍译员担任。中国翻译有时亦教简字、汉文或算学……教授者纯系尽义务，并不收费。” 以翁日（Vonges）火药厂为例，该厂到1917年6月共有华工930人，7月份时有2%的华工进入青年会夜校法文班学习，到1918年该比例上升到5%，学习法文的华工中已有10人到战地任翻译，另有10人会写法文书信。虽然小有成绩，然而青年会的教育等服务只是其手段，其根本目的还是传教，正如《基督教年会为在法华工服务的声明》中所指出的：“在战争营地里大量华工的出现，为那些对中国感兴趣的人提供了一个独一无二的最广泛意义上的传播福音和教育的机遇。”
华工队译员也为华工授课。虽然此项工作不属于合同约定之翻译职责，但却为在异国工作生活的华工以及协约国军方所急需。国务院照料华工事务专员调查法国43处工厂华工工作表中记录有华工队译员授课情况：“商办飞机制造厂……翻译招简生广东人……华工现有人数五十五人……教育组织：由翻译每晚教授一时法文”;“商办化学品制造厂……总办前云南教士兼翻译Monsieur Michel……华工现有人数一百六十二人……教育组织：三人小班总办自授”。表中另有18处工厂华工有教育组织，但授課教师身份缺乏记载。对此国内报纸有诸多报道：“余曾亲见通译员以汉字及法字教诸工人”;“华工夜校……担任教授法文者为译员高以涵君及勤工俭学生蒋树芳君……”;“华工……乃各就其住在地组织补习教育……其他各处法文多由译员承担”;《华工旬刊》也刊有《翻译热心教育》 《钦感翻译热心》 等译员为华工授课的记录。无论何种授课动机与安排，华工队译员与青年会干事兴办的华工学校客观上为增进华工智识起到了极大作用。 （四）观察记录，宣传呼吁
华工译员是受过良好教育、有知识的群体，因此，在记录战场见闻方面拥有天然优势。有的译员在战时向报纸投稿介绍在法华工工作情况、介绍华工学校“唤起华工爱国之情”的办学初衷、描述歧视华工的英国军官如何因违规而受罚，还有译员在战后发表战场见闻录或出版回忆录。这些以个人身份发出的战地记录或感受，为国内民众了解华工遭遇提供了宝贵资料。
除了文字记录，译员也利用专长，宣传华工英勇事迹。战后，曾任驻法英军华工队司令的郝维士在中国青年会发表三小时演讲介绍华工对欧战的贡献，为演讲进行口译的就是英招华工队译员。
与华工在战场的共同经历使得译员更加了解华工、同情华工。有译员认为，“如他一样的其他译员对西方社会状况有了更深的了解，欧洲之行使他们的思想观念历经巨变……每个华工在归国后都希望看到中国的强力改革”。这些译员关注战后华工回国安置等问题，联名向政府提出华工安置办法，建议“侨工回国后有愿至口北东三省等处开垦者行经铁路准予免费，愿至各铁路森林各项工程投效者准予先录用”;他们以留法华工翻译同志会名义发出致大总统书，列举华工在战场“尝千辛冒万险，日荷锹锨，夜伏沟壑，出没于枪林弹雨，奔逐乎铁马金戈，死亡相继，岂有他哉”的辛劳，赞美华工“质美未学，坚韧耐劳”的品质，建议以“华工实边”并列举种种益处;他们呼吁参与募捐建造英法阵亡军士纪念塔工作的上海总商会，“请向英法工部局会商于纪念塔上加刊在法殒命之华工姓名，俾留纪念，而保国誉”;他们成立了侨比华工翻译协会，明确其活动宗旨为：“（甲）筹商华工之善后，供政府之采择;（乙）推广华工教育，期智识之普及;（丙）征集同仁经验，作报告之机关”;他们归国后成立了华工译员协会，提出了帮扶归国失业及因战致残华工、兴办华工子女教育等创会目标。华工译员组织的成立以及相关活动的宣传报道，引起了国内民众对华工苦难及贡献的关注，也使得民国政府不得不正视归国华工诸相关问题。
需要指出的是，史料中的一战华工译员并非只有正面形象。他们之中，有伙同工头“鱼肉幼弱或挟嫌报复” 的，有与总办联合欺压工人导致工人反抗的，有诈骗华工钱财被遣返回国的，有给华工授课时“私下收索工人学资” 的，还有不满英营待遇借款潜逃的。华工译员来自不同背景、不同地区，战后也有不同去路：有的回国从政，有的放洋留学，有的继续留在法国做工，有的从服务华工的经历中认识到平民教育的重要性并为之奋斗终身，有的不幸在回国途中去世。这样一群人，是跨越语言的沟通者、华工管理的协助者、华工苦难的记述者、华工教育的启蒙者，以及华工权益的争取者。在战后巴黎和会上，协约国代表争相表述战功、贡献及伤亡损失，唯中国代表无以报告，英国代表甚至指责中国为战争“未花一先令，未死一个人”;随后中国代表向晏阳初等调查了赴法华工在西线的英勇表现及伤亡情况，才使各国代表承认华工对协约国的贡献。历史记忆是凝聚认同的重要文化结构力量，如何回顾过去关系到如何构建未来。为一战华工服务的译员，与一战华工一样，同样值得后人纪念。
注释：
① Chow Tse-tsung， The May 4th Movement， Cambridge and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p.38.
② 傅保琛：《华工教育的追忆》，《教育与民众》1931年第7期。
③ 张建国、张军勇编：《万里赴戎机：第一次世界大战参战华工纪实》，山东画报出版社2009年版，第128页。
④ 主要成果有张建国主编：《中国劳工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山东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马骊编：《一战华工在法国》，莫旭强译，吉林出版集团2011年版;张岩、Philip Vanhaelemeersch：《一战赴欧华工中的“布思本十三人”籍贯考证》，《八桂侨刊》2012年第1期;张岩：《光环之下的个体世界：一战山东籍华工应募动因考述》，《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15年第2期;《一战华工历史论述的语境变迁与意义重建》，《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20年第1期等。
⑤ 如顾杏卿：《欧战工作回忆录》，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孙干：《华工记》，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3年版;张邦永：《华工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片段回忆》，《文史资料精选》第3册，中国文史出版社1990年版，第569—573页等。
⑥ 以华工译员为专题的研究有少量采访，如王健民、程廷钰：《一战华工高级翻译黄道荣》，《侨园》1996年第Z1期;以譯员为研究专题的参见李祥：《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赴法华工研究》第四章第三节《翻译在华工军团中的特殊作用》，暨南大学2013年硕士学位论文，第34—36页。
⑦ 参见徐国琦：《一战中的华工》，潘星、强舸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04—127、187—188、190、182、174、177页。
⑧ 参见陈三井：《华工与欧战》，岳麓书社2013年版，第110—119、109、118、85、85、119页。
⑨ Frances Wood， Christopher Arnander， Betrayed Ally： China in the Great War， South Yorkshire： Pen and Sword Limited， 2016， p.123.
⑩ 陈三井、吕芳上、杨翠华：《欧战华工史料1912—1921》，“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7年版，第1997年出版，第353、381、417、189、189、190、356、190、534、190、385、536—537、190、190、190、 289、356、381、424、295、312、296-338、555—556、310、405、421、563页。
《法国通信：哈佛华工状况谭》，张允侯等：《留法勤工俭学运动（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60页。 里特：《参战华工（续）》，《海外月刊》1934年第22期。
《克鲁郡新闻》，《华工杂志》1917年第15期。
顾杏卿：《欧战工作回忆录》，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38、38、39、39页。
《招聘华工译员》，《民国日报》1917年5月31日。
Reminiscences： The Chinese Labour Corps， The North China Herald， Dec. 14， 1938.
王健民、程廷钰：《一战华工高级翻译黄道荣》，《侨园》1996年第Z1期。
张邦永：《华工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片段回忆》，《文史资料精选》第3册，中国文史出版社1990年版，第560、569—573页。
M. Summerskill， China on the Western Front， London： Michael Summerskill， 1982， p.165， p.172.
缺乏有效翻译会引发严重后果。英军官指挥华工队出发工作时说“Let’s go！”并把重音放在go上，英语中go的发音与汉语的“狗”高度相似，不懂英语的华工以为英军称自己为狗而倍感受辱，拒绝出发工作，对此英军官简单粗暴地惩罚了违令出发工作的华工。参见徐国琦：《一战中的华工》，潘星、强舸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10页。
基督教青年会（Young Men’s Christian Association， 简称Y. M. C. A.），于1844年在伦敦成立， “以培养基督化的人格和建立基督化的社会”为宗旨。参见美国青年协会程序委员会：《释基督教青年协会》，《同工》1939年第183/184期。
晏鸿国：《一项伟大事业的发端——晏阳初及他开办的华工识字班》，张建国主编：《中国劳工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山东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0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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晏阳初：《欧战中华工之情形》，《申报》1920年12月19日。
方颐朴：《法国华工近况》，《清华周刊》1918年第16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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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在法国之华工医院》，《广济医报》1920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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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罗：《华工赴欧之实况》，《东方杂志》1918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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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华工旅欧之实况》，《时报》1920年3月4日、3月5日、3月8日、4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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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顾杏卿：《欧战工作回忆录》，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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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家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华工赴法》，《民国春秋》1997年第6期。
作者简介：钱芳，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翻译学院，广东广州，510420。
（责任编辑 张卫东）
关键词：一战;华工队译员;青年会干事;历史贡献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口述影像对口译认知加工能力的效应研究”（20BYY031）
中图分类号：K14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21）06-0116-07
一战后期，在中国政府“以工代兵”计划的支持下，英法政府在中国先后征召了约20万劳工①前往法国为协约国从事非战斗劳动。华工工作繁重，危险度极高，他们不仅要修筑道路、挖掘战壕、运输物品、制造弹药、修理机器，停战后还要打扫战场、清扫道路、埋葬死尸、捡拾武器，做的“都是英法美各国兵士所不愿做”② 的工作。华工忍辱负重、勤勉坚韧，付出了极大的努力与牺牲，出色完成了各项任务，为协约国提供了战时亟需的人力资源补充，成为协约国最终得以取胜的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③。近年来，一战华工问题渐受关注，在早期宏观研究（以陈三井、徐国琦为代表）的基础上，出现了一些专题研究和个案研究④。梳理相关文献我们发现，除了少量有关一战华工译员的史料⑤以外，有关一战华工译员群体的专题研究数量极少：目前仅有对一战华工译员的零星访谈以及一篇在独立小节中探讨译员特殊作用的学位论文⑥，其他代表性研究多在探讨沟通问题⑦或华工管理教育问题⑧的章节中提到译员的表现与作用。一战华工多为目不识丁、不懂外语的农民，协约国军方管理者又大多不懂中文，双方沟通存在严重障碍，因此极度依赖译员这一扮演“关键角色”⑨ 的特殊群体居中协调。本文拟在梳理前人研究及相关史料的基础上，对一战华工译员相关问题进行述评，以期引起学界对一战华工译员更多的关注和研究。
一、华工译员之招募
为一战华工团提供翻译服务的译员有两大来源：其一为英法军方委托中国招工机构招募的译员，这类译员占华工译员的大多数，与普通工人、技艺工人以及医院看护员等各类人员同为华工队组成部分，本文称之为华工队译员;其二为基督教青年会在各国发动的、专程赴法国战场以服务华工的青年会干事，他们不仅为华工提供翻译服务，还为华工提供教育、娱乐等服务，并在华工中培养后备译员，本文称之为青年会干事。
（一）法英招募华工队译员
法国陆军部殖民地军队局下设的国外招工团负责中国、北非及印度招工事宜⑩，其中中国招工团负责招募华工。法国招募的译员既有法国人也有华人，法国译员主要来自在华传教的法国天主教士，华人译员主要为北京、河北、上海等地教会所办法语学校的学生，京汉线与太原等地铁路译员，以及各地洋行职员。此外，还有少量早年间前往法国留学或工作、随后担任法国陆军部华工翻译的华人。
法国陆军部对译员作用有充分认识，希望招募尽量多的译员服务华工管理事宜。法国招工中方合作企业惠民公司招工合同规定：“每一团体内安置一译员，其分配翻译之数，能愈宽则愈妙”，并在第25条列明：“原则上每125名工人需用翻译1员”。合同对译员的背景、品行、语言能力等任职资格做出了规定，要求“翻译员须身家清白，通晓中文，并曾习法文，足以充当下开各项之职务之限”。译员扮演居间协调的中介角色，身份及位置特殊，其品行优劣直接关系华工待遇好坏。有记者走访法招华工队后说，赴法华工“常须遇机会得有力之数人，视其心意之较善与否以定华工之命运焉：（一）法陆军部派来之管理人……;（二）翻译，或法人之能中语者，或中人之会法语者，两种人俱有善有恶;（三）巡捕……此三种人有一不良，华工即倒运。” 驻法照料华工事务员也指出，招募译员时必须重视应募者的个人品行，并责令招工公司加大译员品行考察力度：“通译若系明白事体、品行端正、和平忍耐之人，则全厂工人得人经理安分做工;若通译为奸猾之流，不但放弃责任，往往诱工人作恶事……旷工耗钱由此而生，盗窃争斗由此而出。今方始，事宜严，责公司甄别通译，非据有确切保人一定资格、经审核认定者，不得充任。” 由于法招华工营一直面临译员短缺所导致的语言不通、沟通不畅、效率低下等困境，因此法方多次發布通告从法军内部招募法国人担任译员：“凡军队中，有曾居住中国，及讲中国语言，或知其方言者，应充任华工翻译”。此外，法方也鼓励华工学习法语，对于有一定法语基础、有潜力成长为译员的华工，法方允许其每天参加一小时带薪法语培训。法国军官曾巡视华工营并考问华工，十多位能用法语答问的华工获得了现金奖励。
英招华工中的译员共约400人，多为来自北京、上海等地各大学的青年学生。英国招工方要求应募华人“娴习英语” 且具有较高教育水平，但应募译员往往难以达到教育要求。一位作者在向《北华捷报》（The North China Herald）的投稿中介绍自己协助招募高级译员的情形：“我的好友Swallow先生托我代为物色头等译员，我找到一人，……他极为聪明，但头等译员的教育要求高得离谱，很明显他达不到要求。” 译员条件过高导致应征不足，使得后来英方不得不降低标准。据某英招华工译员回忆自己应征高级华工翻译时的情形，“……一位在清华大学任职的美国人受聘来到金陵大学为英国招募高级华工翻译。起初，他定的标准是：只招收大学三、四年级的学生。但在当时，学完了三、四年级的课程，即可获得去美国留学的资格……报名应征者寥寥。那位美国人见此情景，只好降低标准，允许一、二年级的学生报名考试……于是就高兴地报了名。” 译员招募的考试流程及内容较为简单。据这位译员回忆，初试为口语对话，初试通过后他前往青岛参加笔试，复试通过后即得知自己被正式录用。另一位在应征时已完成清华高等科学习、即将获得公费留美资格的英招华工译员的考试经历则更为简单：“一个英国人用英语对我们五个人分别问了几句话，就叫我们去检查身体，……此事一完，就宣布我们五人都考上头等翻译”。英招华工营与法招华工营一样，都面临译员严重不足的困境，而英军的做法是向负责华工管理的英国军官提供常用汉语手册，共90页，列有几百个用英语发音标注的汉语短语、句子和命令，要求军官在使用手册时务必确保汉字发音准确，这是一种令人无奈的应付之举。 （二）基督教青年会干事担任译员
种族歧视、文化隔膜、生活习惯差异、语言沟通障碍等常常导致华工与英法军方之间产生不必要的误会和冲突，进而发展为斗殴、罢工等风潮。为缓解局面、帮助华工，基督教青年会从欧洲、美洲以及中国组织干事前往法国华工营为华工提供翻译、教育、娱乐等服务。这些干事来自中国、北美、法国和英国的基督教青年会，总人数约150人，其中数量最多的是英语熟练的中国留学生，尤其是留美学生（如史义瑄、晏阳初、蒋廷黻等），然后是外国传教士和教会牧师。根据英国青年会法国华工服务负责人回忆，1917年，英国青年会在法国和弗兰德开设了100多个青年会服务中心，服务的英招华工有数千名。青年会十分理解言语不通所带来的沟通障碍，“必须先选略解华语之干事以达其意，并为华工谋种种便益以悦其心。” 晏阳初曾介绍青年会干事服务华工之情形：“华工之栖处欧土也，言语不通，风俗隔阂，幸有华工青年会之设立举办教育事业，主持会务者有中西干事八十人，大半皆能操英语，周旋其中，遂致言语便利，情愫相通。”
二、华工译员之待遇
华工队译员分三等，“一等翻译惟助队长通译言语文件，留营备用，第二第三等翻译助各长官或英工头通译言语，出营备用”。华工营内设有医院、厨房、浴室、翻译部及办公室，翻译部办公房每人一间。位于法国Noyelles的华工总医院也设有译员一名。
译员的薪资与能力挂钩。民国初年，中国工人工资水平与先进国家相比差距较大，据陈三井测算，当时中国国内普通工人月薪6元、技术工人月薪最高40元左右。法招华工合同规定译员薪水为每月150法郎（当时1法郎=0.357元），雇佣期满加薪等事项由译员与雇主商议办理;陶履德及其授权人在巴黎任用的翻译则需达到“精通中法文字及能作法国文字”的更高要求，故每日薪酬比其他译员多1法郎。英招华工分为无技艺工人、有技艺工人以及专业人员（包括译员及医院看护）三大类，工资分两地支付，在法国发给本人供其在当地生活，剩余工资按月在中国由家属代领。三类人员之中，各级译员的薪水均高出同级别工人，也高出同属专业人员的医院看护。工人之中，各等级技艺工人薪水普遍高于相应等级无技艺工人，最高级技艺工人在法日薪2.5法郎，在中国每月领30元;头等译员兼书记在法日薪5法郎，在中国每月薪水60元;二等译员在法日薪2法郎，在中国每月领30元;三等译员在法日薪1.5法郎，在中国每月领15元。表现优秀的译员能享受加薪，如法陆军部公函3994/4.5规定：“查中法语翻译员一名，其法语程度较寻常翻译为深，其所担负部分之翻译亦较寻常翻译为重要，其每月工资之待遇，亦当较寻常翻译为高，特规定其每月月俸二百五十法郎”。译员的抚恤金也“较工人之费加倍”。华工不懂英语法语，英法军官不懂中文，因此“一切事务多赖此等译员之助，否则事不举者过半矣。” 然而十余万华工中，译员一共只有几百人，不仅数量少，优秀者更是难得：“有若干翻译号为头等，翻译者尚能称职;其次焉者虽能读书写字，然谈语困难，致不能传官长命令于工人，或达工人意见于官长，言語不通，易生误会。” 即便是符合资历要求的头等翻译，也常因过于年轻、缺乏经验、憎恨必须遵守的军纪而引起不满。总体而言，华工队译员的待遇在华工团体中相对较高，工作居住环境也相对较好，这样的待遇也得到办理华工事务人员的认可。
惠民公司招工合同规定“翻译……每日以十点钟为最多之数”。译员实际工作时限是否如此呢？一名译员回忆了在法工作情形：“余每早五时即开始办事，计五时至六时为病者向军医传译，六时照料厨房开早饭，六时半站队分派工作地点，七时偕全队出营至工厂早饭，即在厂内随时席地而食，十二时收队回营午饭，一时再出营偕队长巡工，晚六时回营。六时半晚饭，六时三刻至公事房传达讯案、翻译命令至八时始毕。普通华工每日工作十小时，余则每日须办事十五小时也。” 这与赴法华工常常抱怨的实际工作安排与合同约定不符的境况相同，可见一切工作安排均以服务战时为准。
英军官对华工多采用军事化管理，对译员的要求则有所放宽。据一名英招译员回忆，“军人服从领袖，日常礼节，异常重视，惟对于译员则不然，因余辈既非军人，又非官员，除行晋按普通常礼外，并无军礼之拘束，故余辈之出入及游行散步，或与英官谈话，一无麻烦，尚觉自由也。” 部分译员抱着半工半读的目的应招前往法国，赴法后发现工作忙碌无法兼顾学习，且“多住旷野，终日勤劳”，于是萌生退意;然而英招译员合同规定雇佣开始后六个月内只有雇主有权辞退译员、译员无权提前告退，这引起部分译员不满，纷纷求去。为挽留译员，驻英使馆建议英陆军部设置学额资助优秀华工译员战后留学英国，但遭到拒绝。后来为安抚译员，英方准许在法服务一年以上的华工译员前往伦敦游历两周，每批赴英游览译员不超过12人，共计有241人享受这一待遇。工作表现优秀的译员还得到民国政府侨工事务局的通报嘉奖。
英法在华招募的华工团译员主要是为了满足沟通和管理需求，青年会干事则与此不同，他们主要是出于对华工的同情而响应号召前往欧洲服务华工的。青年会是宗教团体，且干事使用英语而非法语，所以法国陆军部最开始打算干涉青年会干事在当地的活动，然而青年会活动经费充足，在法国各地均有分部，活动很难禁止。 青年会干事大多能力超群、甘愿奉献，面对华工团管理者官僚主义等各种障碍毫不退缩，在物资匮乏的情况下宁愿自我牺牲也要力争满足华工群体的需求。 英国军方对青年会干事的服务极为认可，有军官认为青年会干事一人之价值在全团管理人员之上，还有华工团请求青年会派干事前往协助沟通管理事宜。
三、沟通与协调的多重角色
华工在法期间，译员扮演了多种角色，承担了包括通译语言在内的大量工作。
（一）通传事务，协助管理
言语通传是翻译这一古老职业最基础、最核心的功能。招工合同规定：“翻译之职任悉向工头传递雇主之命令，或关于工事受雇主之为人办理，总之其要义系即对于工人及雇主或其他者之间，易于接洽”;“翻译亦应与雇主接洽后，将工人所要求及如何实行合同所规定之情形转告陶履德君或其授权人”。合同为协约国军方及民国政府协商之结果，有关翻译职责的约定说明了各方对通传事务、沟通言语作为翻译职责核心内容的共同认可。据英招一等译员回忆，他“工作较松，每天与营长、副官坐在一间办公室里，做一些翻译文告、向华工们传达各项命令的事”。还有其他英招华工回忆，队中译员“常常随从队长到工场往来传话”。 除了言语传达，译员有时也要做一些解释说明、沟通协调的工作，这些工作超出了语言传译的基本范围，更加偏向管理功能。如合同规定：“翻译亦应帮助工人寄发书信，如有用法文通告之件，亦应向工人解说之”。民国驻法公使致农商部函特地提醒应由译员劝导初次出洋的华工遵守规则，如果船长纵容水手虐待华工，译员也应及时向招工经手人汇报有关情况;华工队抵法后，法国陆军部要求：“……应令翻译员，详细向华工解释其收信及寄信所规定之一切手续，以免遭误”;《华工杂志》记录华工因不懂法政府凭票购买面包之新规，买面包被店主拒绝后“大发脾气碎人窗户”，呼吁“以后凡遇有新章颁行，务望各翻译员预先向众宣读，详加解释，则误会肇祸之事或可稍免尔”;华工事务专员对华工告知书中也提醒：“华工诸君务必记着，凡事有难处不可发怒，即刻乱争，须先向总办或翻译说明商量定后再作办法”。华工事务员报告书陈述，“工人到法因不通语言，工厂中多采用通译人……朝夕与工人同处，凡工人大小事务均与通译有关系，故通译名系通达语言而有指导工人之实权。” 英招华工队以500名工人为一队，设有队长一名，中国翻译一名，“协助队长办理一切事务”，队中无中国军官，因此“译员实际处于中国官员地位”。由于英军官中懂汉语者寥寥无几，因此英军方鼓励华工译员充当管理者。然而，对履行管理职责却并无管理权限的中国译员来说，协助英军管理华工并非易事。法招华工队既有法国译员也有华人译员，总管如果不懂汉语，则传达事务的法国译员权限更大，他们在华多年，熟知中国下等社会恶习，对待华工态度恶劣;华人译员只供使唤，不能指挥或护卫工人。有的中国译员在履行管理职能时遭遇华工抵制。某英招华工队中国译员因协助队长制止工头及工人聚赌，后导致全队罢工要求替换译员并恢复工头职位;在欢南兵工厂做工的法招华工因不满有司事之权的中国翻译而聚众持械罢工。战后，一位前任英军官员如此描述对译员的印象：“他们不但被军官骂，也被工人骂，很难得到表扬，但我对他们的工作深表感激。”
（二）居间协调，维护权益
法英美军方与华工之间的沟通与管理一直是一大难题。相对而言，法国人对华工最宽容，英国人时刻以军官身份自居，又因自己是白人而歧视华工，语言与文化障碍导致华工营冲突与暴力不断。因此，除提供通传言语服务以外，译员还尽力居中调解，务求消除误会，增进理解，缓和局面，提高士气。一战晚期参战的美国向英法借用华工后，对华工管理与沟通不得其法，头疼于效率低下，于是准许充当青年会干事的传教士走访其管理的华工营。青年会干事从事翻译工作之余，还向华工普及西方文化和思维习惯，帮助华工了解其所服务的战争的性质及目的。青年会干事的工作得到了协约国军方的高度认可和评价，有美军军官声称有干事提供翻译服务的华工团工作效率比过去提高了25%;英军官向总部汇报青年会干事对维持纪律、保障军方与华工和谐相处不可或缺。华工队译员在协调和维权方面也做了大量的工作。有的译员会视情况设法缓解矛盾：某英军官曾批判华工工头做工不力，言毕工头们一片哗然，军官询问译员华工说了些什么，北大毕业的译员当即回答，“他们想说的是，长官，他们都非常喜欢您！” 有的译员在中国营长照搬英军官命令让没吃饱饭的华工持续辛苦劳作时挺身而出，帮助华工向英军官争取应有待遇并获成功;有的译员帮助华工争取权益时遭到工厂及军部不公对待：“抵茸华工队译员喻正衡君，因代华工要求改良伙食、安置电灯、修理漏屋，被厂中办事的进谗于军部，认为居心不善……遽行毁约，且并不按照合同给与回巴黎的路费。而当其临行时，该厂总办复以私人资格，强迫检查所带行李及喻君身上。” 战后，有华工队译员回忆华工翻译“常为华工辩护，因华工被审时，持有充分理由而苦不能申述，故得有译员在旁，代为据情解释申辩，务使得公平裁判，以免冤屈，侨工受译员之护佑，实非浅鲜。”
（三）投身教育，启蒙开智
有诸多史料记载译员为华工提供教育服务。基督教青年会赴法先后设立了120所服务中心，从德育、智育、体育、群育四方面为华工提供服务，其中智育方面即以开设华工夜校为主要形式，因为华工白天需要做工。青年会干事为华工开设夜校，与华工营的中国及法国译员合作，教授多门课程：“青年会干事多半为留美学生，他们担任简字班、汉文班、英文班、算学班教师，……法文则就地取材，多半由华人翻译或法籍译员担任。中国翻译有时亦教简字、汉文或算学……教授者纯系尽义务，并不收费。” 以翁日（Vonges）火药厂为例，该厂到1917年6月共有华工930人，7月份时有2%的华工进入青年会夜校法文班学习，到1918年该比例上升到5%，学习法文的华工中已有10人到战地任翻译，另有10人会写法文书信。虽然小有成绩，然而青年会的教育等服务只是其手段，其根本目的还是传教，正如《基督教年会为在法华工服务的声明》中所指出的：“在战争营地里大量华工的出现，为那些对中国感兴趣的人提供了一个独一无二的最广泛意义上的传播福音和教育的机遇。”
华工队译员也为华工授课。虽然此项工作不属于合同约定之翻译职责，但却为在异国工作生活的华工以及协约国军方所急需。国务院照料华工事务专员调查法国43处工厂华工工作表中记录有华工队译员授课情况：“商办飞机制造厂……翻译招简生广东人……华工现有人数五十五人……教育组织：由翻译每晚教授一时法文”;“商办化学品制造厂……总办前云南教士兼翻译Monsieur Michel……华工现有人数一百六十二人……教育组织：三人小班总办自授”。表中另有18处工厂华工有教育组织，但授課教师身份缺乏记载。对此国内报纸有诸多报道：“余曾亲见通译员以汉字及法字教诸工人”;“华工夜校……担任教授法文者为译员高以涵君及勤工俭学生蒋树芳君……”;“华工……乃各就其住在地组织补习教育……其他各处法文多由译员承担”;《华工旬刊》也刊有《翻译热心教育》 《钦感翻译热心》 等译员为华工授课的记录。无论何种授课动机与安排，华工队译员与青年会干事兴办的华工学校客观上为增进华工智识起到了极大作用。 （四）观察记录，宣传呼吁
华工译员是受过良好教育、有知识的群体，因此，在记录战场见闻方面拥有天然优势。有的译员在战时向报纸投稿介绍在法华工工作情况、介绍华工学校“唤起华工爱国之情”的办学初衷、描述歧视华工的英国军官如何因违规而受罚，还有译员在战后发表战场见闻录或出版回忆录。这些以个人身份发出的战地记录或感受，为国内民众了解华工遭遇提供了宝贵资料。
除了文字记录，译员也利用专长，宣传华工英勇事迹。战后，曾任驻法英军华工队司令的郝维士在中国青年会发表三小时演讲介绍华工对欧战的贡献，为演讲进行口译的就是英招华工队译员。
与华工在战场的共同经历使得译员更加了解华工、同情华工。有译员认为，“如他一样的其他译员对西方社会状况有了更深的了解，欧洲之行使他们的思想观念历经巨变……每个华工在归国后都希望看到中国的强力改革”。这些译员关注战后华工回国安置等问题，联名向政府提出华工安置办法，建议“侨工回国后有愿至口北东三省等处开垦者行经铁路准予免费，愿至各铁路森林各项工程投效者准予先录用”;他们以留法华工翻译同志会名义发出致大总统书，列举华工在战场“尝千辛冒万险，日荷锹锨，夜伏沟壑，出没于枪林弹雨，奔逐乎铁马金戈，死亡相继，岂有他哉”的辛劳，赞美华工“质美未学，坚韧耐劳”的品质，建议以“华工实边”并列举种种益处;他们呼吁参与募捐建造英法阵亡军士纪念塔工作的上海总商会，“请向英法工部局会商于纪念塔上加刊在法殒命之华工姓名，俾留纪念，而保国誉”;他们成立了侨比华工翻译协会，明确其活动宗旨为：“（甲）筹商华工之善后，供政府之采择;（乙）推广华工教育，期智识之普及;（丙）征集同仁经验，作报告之机关”;他们归国后成立了华工译员协会，提出了帮扶归国失业及因战致残华工、兴办华工子女教育等创会目标。华工译员组织的成立以及相关活动的宣传报道，引起了国内民众对华工苦难及贡献的关注，也使得民国政府不得不正视归国华工诸相关问题。
需要指出的是，史料中的一战华工译员并非只有正面形象。他们之中，有伙同工头“鱼肉幼弱或挟嫌报复” 的，有与总办联合欺压工人导致工人反抗的，有诈骗华工钱财被遣返回国的，有给华工授课时“私下收索工人学资” 的，还有不满英营待遇借款潜逃的。华工译员来自不同背景、不同地区，战后也有不同去路：有的回国从政，有的放洋留学，有的继续留在法国做工，有的从服务华工的经历中认识到平民教育的重要性并为之奋斗终身，有的不幸在回国途中去世。这样一群人，是跨越语言的沟通者、华工管理的协助者、华工苦难的记述者、华工教育的启蒙者，以及华工权益的争取者。在战后巴黎和会上，协约国代表争相表述战功、贡献及伤亡损失，唯中国代表无以报告，英国代表甚至指责中国为战争“未花一先令，未死一个人”;随后中国代表向晏阳初等调查了赴法华工在西线的英勇表现及伤亡情况，才使各国代表承认华工对协约国的贡献。历史记忆是凝聚认同的重要文化结构力量，如何回顾过去关系到如何构建未来。为一战华工服务的译员，与一战华工一样，同样值得后人纪念。
注释：
① Chow Tse-tsung， The May 4th Movement， Cambridge and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p.38.
② 傅保琛：《华工教育的追忆》，《教育与民众》1931年第7期。
③ 张建国、张军勇编：《万里赴戎机：第一次世界大战参战华工纪实》，山东画报出版社2009年版，第128页。
④ 主要成果有张建国主编：《中国劳工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山东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马骊编：《一战华工在法国》，莫旭强译，吉林出版集团2011年版;张岩、Philip Vanhaelemeersch：《一战赴欧华工中的“布思本十三人”籍贯考证》，《八桂侨刊》2012年第1期;张岩：《光环之下的个体世界：一战山东籍华工应募动因考述》，《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15年第2期;《一战华工历史论述的语境变迁与意义重建》，《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20年第1期等。
⑤ 如顾杏卿：《欧战工作回忆录》，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孙干：《华工记》，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3年版;张邦永：《华工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片段回忆》，《文史资料精选》第3册，中国文史出版社1990年版，第569—573页等。
⑥ 以华工译员为专题的研究有少量采访，如王健民、程廷钰：《一战华工高级翻译黄道荣》，《侨园》1996年第Z1期;以譯员为研究专题的参见李祥：《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赴法华工研究》第四章第三节《翻译在华工军团中的特殊作用》，暨南大学2013年硕士学位论文，第34—36页。
⑦ 参见徐国琦：《一战中的华工》，潘星、强舸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04—127、187—188、190、182、174、177页。
⑧ 参见陈三井：《华工与欧战》，岳麓书社2013年版，第110—119、109、118、85、85、119页。
⑨ Frances Wood， Christopher Arnander， Betrayed Ally： China in the Great War， South Yorkshire： Pen and Sword Limited， 2016， p.123.
⑩ 陈三井、吕芳上、杨翠华：《欧战华工史料1912—1921》，“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7年版，第1997年出版，第353、381、417、189、189、190、356、190、534、190、385、536—537、190、190、190、 289、356、381、424、295、312、296-338、555—556、310、405、421、563页。
《法国通信：哈佛华工状况谭》，张允侯等：《留法勤工俭学运动（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60页。 里特：《参战华工（续）》，《海外月刊》1934年第22期。
《克鲁郡新闻》，《华工杂志》1917年第15期。
顾杏卿：《欧战工作回忆录》，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38、38、39、39页。
《招聘华工译员》，《民国日报》1917年5月31日。
Reminiscences： The Chinese Labour Corps， The North China Herald， Dec. 14， 1938.
王健民、程廷钰：《一战华工高级翻译黄道荣》，《侨园》1996年第Z1期。
张邦永：《华工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片段回忆》，《文史资料精选》第3册，中国文史出版社1990年版，第560、569—573页。
M. Summerskill， China on the Western Front， London： Michael Summerskill， 1982， p.165， p.172.
缺乏有效翻译会引发严重后果。英军官指挥华工队出发工作时说“Let’s go！”并把重音放在go上，英语中go的发音与汉语的“狗”高度相似，不懂英语的华工以为英军称自己为狗而倍感受辱，拒绝出发工作，对此英军官简单粗暴地惩罚了违令出发工作的华工。参见徐国琦：《一战中的华工》，潘星、强舸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10页。
基督教青年会（Young Men’s Christian Association， 简称Y. M. C. A.），于1844年在伦敦成立， “以培养基督化的人格和建立基督化的社会”为宗旨。参见美国青年协会程序委员会：《释基督教青年协会》，《同工》1939年第183/184期。
晏鸿国：《一项伟大事业的发端——晏阳初及他开办的华工识字班》，张建国主编：《中国劳工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山东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03頁。
《侨法华工与美国人之互助》，《时报》1918年11月16日。
晏阳初：《欧战中华工之情形》，《申报》1920年12月19日。
方颐朴：《法国华工近况》，《清华周刊》1918年第168期。
《在法之华工队》，《清华学报》1918年第8期。
《报告在法国之华工医院》，《广济医报》1920年第5期。
陶履德，法国退役少校，法国赴华招工团代表。
罗罗：《华工赴欧之实况》，《东方杂志》1918年第6期。
白蕉：《世界大战中之华工》，《人文月报》1937年第8期。
《译员之等级与薪资》，《威海招募华工记》，上海战闻社1918年印行，第7页。
曼尼科古尔：《华工从威海卫出国赴法的组织工作——华工队出国的故事》，彭家礼译，《远东时报》1918年第4期;陈翰笙主编：《华工出国史料汇编》（第10辑），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313页。
《华工旅欧实况》，《时报》1920年2月24日。
《旅欧华人近况：旅法华工之待遇》，《旅欧杂志》1917年第25期。
陈三井、吕芳上、杨翠华：《欧战华工史料1912—1921》，“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7年版，第557页。关于华工译员游历伦敦的具体情况，还可参阅从1932年6月6日至8月12日分21期连载于《新春秋》的《英伦游记》。
《侨工事务局第五十九号、第六十号令》，《政府公报》1920年4月10日。
陈维新、萧萧：《旅欧华工青年会事实汇纪》，《青年进步》1919年第25期。
孙干：《华工记》，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3年版，第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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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面包要票》，《华工杂志》1918年第17期。
《华工旅欧之实况》，《时报》1919年12月21日。
参见《华工旅欧之实况》，《时报》1920年3月4日、3月5日、3月8日、4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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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ter Chen-main Wang， Caring Beyond National Borders： The YMCA and Chinese Laborers in World War I Europe， Church History， 2009， 78（2）， p.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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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ian Fawcett， The Chinese Labour Corps in France 1917-1921， Journal of the Hong Kong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2000， 40， p.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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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三井：《基督教青年会与欧战华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1988年第17期。
《法国哈佛柳史来德的华工实况》，张允侯等：《留法勤工俭学运动（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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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工夜校》，《旅欧周刊》1919年12月13日。
《华工教育近况》，《青年进步》1920年第35期。 《翻译热心教育》，张允侯等：《留法勤工俭学运动（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31页。
《钦感翻译热心》，张允侯等：《留法勤工俭学运动（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31页。
田恩霈：《朱禄工厂华工状况》，《华工杂志》，1920年第45期;段秉文：《在Meuse地方一队华工的情形》，《华工杂志》，1920年第45期。
A Letter Has Been Received from One of the Native Interpreters Serving with the Chinese Labour Corps in France， 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 Oct. 20， 1919.
《旅欧华工之实况》，《时报》1920年2月27日。
顾杏卿：《法比参战记》，《读书青年》1936 年第11期。
参见顾杏卿：《欧战工作回忆录》，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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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F. Summers， The Chinese Labour Corps： What They Learned in France， The North China Daily News， Jul. 16， 1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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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terpreters with the Chinese Labour Corps， 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 Dec. 30， 1926.
《侨法华工见闻录（续）》，《时报》1920年2月29日。
《米念华工反对虐待之成功》，《旅欧周刊》1919年12月20日。
The North-China Herald and Supreme Court & Consular Gazette， Jul. 2， 1927.
参见《华工翻译往法留学》，《时报》1920年4月26日、1920年9月13日。
《尚宾尼史来德工厂及在厂中国勤工俭学生之实况》，张允侯等：《留法勤工俭学运动（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55页;《法兰西克鲁索Creusot斯来代Schneider工厂勤工俭学生的状况》，张允侯等：《留法勤工俭学运动（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70页。
《晏阳初演讲华工旅法情形》，《时报》1920年10月9日。
山东省档案馆：《第一次世界大战华工档案》，《齐鲁记忆：山东档案珍品丛书》第2辑，线装书局2017年版，第204页。
王家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华工赴法》，《民国春秋》1997年第6期。
作者简介：钱芳，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翻译学院，广东广州，510420。
（责任编辑 张卫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