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中国是世俗化传统悠久的古国。有的人常常是抱着“临时抱佛脚”的心理去礼佛，这样就很难谈得上是虔诚。中国其实也不乏玄奘、弘一法师那样真正无私、令人敬仰的信佛者，只是为数不多。而信仰儒家的人们不是也常常留了后路吗？一旦“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幻灭，就退而“独善其身”——在听书、看戏、养花、养生、钓鱼、斗鸡、斗蛐蛐、画画、练书法……各种娱乐中打发时光，自得其乐。真能够像王阳明、曾国藩那样践行儒家理想、矢志不渝的“完人”也如凤毛麟角。
　　当今之世，有些人狂热地投入到发财的浪潮中，不就是信奉了“商品拜物教”吗？中国人信仰财神，源远流长。
　　梁漱溟在《中国文化要义》中有“中国是伦理本位的社会”“以道德代替宗教”等论述，认为：“中国缺乏宗教，以家庭伦理生活来填补它。但我们假如说中国亦有宗教的话，那就是祭祖祀天之类……不以拜天而止，不能称之曰拜天教;不以拜祖先而止，亦不是宗法社会的祖先教。它没有名称，更没有其教徒们的教会组织。不得已，只可说为‘伦理教’。”此说相当深刻地揭示了中国信仰的复杂性、混融性、微妙性。既拜天地，也拜祖先，还拜各路神仙，也信外来的佛陀、基督、真主，可谓什么都信、什么都拜。由此显示出中国人的宗教信仰的普泛性、多元性、随意性。
　　1970年代末，思想解放大潮再度冲开了个性自由的广阔空间。因此，一方面是商品经济浪潮中人欲横流的来势汹汹，有人试图不断突破法制与公德的底线，使人忧心忡忡，将“没有信仰”作为现实问题的症结所在;另一方面，在多元文化思潮此起彼伏的格局中，康德主義、存在主义、虚无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后现代主义以及新儒家……分别提出了“重新选择生存的峰顶”、开拓生活意义新探索、研究社会问题的新路径，只是各路思潮的彼此冲撞与交汇呈现出多变、甚至转瞬即逝的局面，因此也必然带来各取其用、难以达成共识的疑惑，这样就产生了如何达成共识、特别是在共同的信仰之上展开对话的问题。
　　问题还在于：有信仰就会消除各种精神困惑吗？太平天国时期，太平军狂热地信仰“拜上帝教”，到头来仍然没能逃过自相残杀的“天京事变”。这是信仰与残酷权力斗争泥沙俱下、混融一气的证明。义和团相信神功附体，“刀枪不入”，结果狂热的拳民死于非命。这是狂热理想与轻信、盲从一拍即合的教训。也就是说，再神圣、再纯洁的信仰，一旦变为狂热的运动，都可能成为灾难。因此，如何保持清明的理性，至关重要。“五四”时期“科学”与“民主”的新潮激荡，“文革”结束后“新启蒙”运动高涨一时，都体现出反思历史的理性精神。
　　现在，就让我们一起重返历史的云烟，回眸中国民间信仰的万千气象……

二

　　在中国民间信仰谱系中，天地崇拜是最古老的信仰。有没有“天道”“天命”“天意”“天理”？虽然《荀子·天论》就认为：“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饱读诗书也饱经沧桑的张元干亦发出过“天意从来高难问”的长叹！如果苍天真有意志，为什么古往今来还是有那么多好人没有得到好报、恶人没有得到报应？就像关汉卿在《窦娥冤》中写到的那样：“有日月朝暮悬，有鬼神掌着生死权，天地也，只合把清浊分辨，可怎生糊突了盗跖颜渊：为善的受贫穷更命短，造恶的享富贵又寿延！天地也，做得个怕硬欺软，却原来也这般顺水推船。地也，你不分好歹何为地？天也，你错勘贤愚枉做天！哎，只落得两泪涟涟。”从商纣王、石敬瑭、侯景、安禄山、史思明、秦桧、汪精卫留下千古骂名，到屈原、关羽、岳飞、曾国藩、林则徐、秋瑾青史留名，都能表明历史还是自有公论、公道自在人心。历史的玄机，就闪烁在惚兮恍兮的混沌烟云中。正所谓：“善恶苟不应，何事立空言！”（陶渊明）“盖析理固疑天道之为无，而慰情宁信阴骘之可有，东食西宿，取熊兼鱼，殆人心两歧之常欤。”（钱钟书《管锥编》第一册，第307-308页。）
　　所以，“天道酬勤”才成为无数有志者坚定的信念;“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才谱写出许许多多惊天动地的篇章;各行各业都有无师自通的“天才”，证明了天赋英才的难能可贵，以及聪明才智的深不可测;“替天行道”才成为一代代英雄好汉高举的旗帜;“苍天有眼”“有如天助”才成为正义伸张时令人感慨的心声;“天时地利人和”才成为无数机缘巧合、大功告成的经验之谈;而“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龚自珍）则是于无声处炸响的惊雷;“天亡我也”是壮士尽力拼搏后壮志难酬的浩叹。结婚时夫妻必须“一拜天地，二拜高堂”，可见敬天地是高于敬父母的;密谋时“天知地知”，则是一种剖白之辞，以表诚意。而“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一直是“恶有恶报”的另一种表述。还有“青天”，一直是清官的代称。“天下”一直是世界的代名词。而“奉天承运”也常常是帝王们自信满满的昭告之辞。中国历史上，不止一位帝王以“天启”作为自己的年号，如南朝梁末代皇帝萧庄、明熹宗朱由校。为了什么？是希望借天意延续王朝的运祚？古代帝王，亦称“天子”。可见对上天是存有敬畏之心的。遇上天降灾异，帝王也会下“罪己诏”，显然是有所忌惮的。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就在晚年危机四伏的形势下发布过“轮台罪己诏”，“深陈既往之悔”，尽管难免有作秀之疑，仍不失为一种敬畏的姿态。天启天启，多少在迷途上一意孤行的人真心信之？历史的教训高悬在那里，可多少人视而不见。苍天无言！因此，也才早就有了“天不可信”（《周书·君奭》）、“人强胜天”（《逸周书》）、“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荀子·天论》）的古语，也有了“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老子》）的感慨，以及“天翻地覆”的成语和“大闹天宫”的传说。
　　也因为苍天无言，祖先才创造了充满神秘色彩的巫文化。先民渴望知晓“天意”，“每个人都幻想自己能通过交感巫术来影响他的同伴或自然的过程”（弗雷泽《金枝》）。而那些擅长占卜、解卦、祛邪的巫就被认为是预知“天意”“吉凶”的先知，进而成为王者。陈梦家指出：“王者自己虽为政治领袖，同时仍为群巫之长。”又因为能够占星而引领出最早的天文学，因为能够祛邪治病而导引出最早的医学，加上为取悦神灵而能歌善舞，也带出歌舞的风俗，延绵至今。也是为了感悟天命，才有了伏羲感悟天机、推演八卦的传说，继而有了“文王拘而演周易”的传说，以乾、坤、震、巽、坎、离、艮、兑象征天、地、雷、风、水、火、山、泽八种自然现象，猜想天地与人生的无穷奥秘。多少人从中感悟到天机，顺时应势，有所作为或急流勇退。从据说战国时孙膑行军布阵的“八卦阵”到杜甫在《八阵图》中写诸葛亮“功盖三分国，名成八阵图”，一直到诸葛亮的后代在浙江兰溪建起诸葛八卦村，渐渐成为历史文化名村，还有新疆特克斯的历史文化名城——八卦城，连同陕北神奇的自然奇观——乾坤湾，都可见八卦文化的神奇影响。 　　尽管如此，司马迁还是在《史记》中写出了“究天人之际”的主题。中国的士大夫是相信“天人感应”的。在屈原的《天问》中充满了诗人的浩渺之思，几千年来虽然科学日益发达，可关于宇宙的起源、国运的兴衰（“厥严不奉，帝何求？”），依然是历代士大夫挥之不去的忧患意识。董仲舒努力以《春秋》中记载的自然现象来解释社会政治衰败的根由，认为人君为政应“法天”、行“德政”，“为政而宜于民”，否则，“天”就会降种种“灾异”以“谴告”人君。如果人君仍不思悔改，“天”就會使人君失去天下。这样的学说显然寄托了希望帝王敬畏天意、行“仁政”的政治理想，也招致过汉武帝的大怒，却与现代史学界关于农民起义常常爆发于灾年的研究结果悠然相合。
　　敬天，因此成为中国信仰的起点。那是老祖宗敬畏大自然的精神所寄，也是社会理想的可贵想象。
　　可是，孔子也说过：“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孔夫子为人温柔敦厚，与这种敬畏之心很有关系。在中国民间广有影响的《菜根谭》里也有这样的告诫：“自天子以至于庶人，未有无所畏惧而不亡者也。上畏天，下畏民，畏言官于一时，畏史官于后世。”这是善意的告诫：做人不可狂妄。“天狂必有雨，人狂必有祸。”“满招损，谦受益。”然而，锐意改革的王安石在遇到重重阻力时，还是以“天变不足畏”的勇气自励，显示了士大夫精神的另一面——“狂者进取”（这也是孔子的话）。这也是古往今来许多改革家的坚定信念。只是，在强大的保守势力围攻下，无所畏惧的改革家常常难得实现自己的抱负，甚至落得悲催下场（如死于非命的吴起、商鞅，死后被抄家的张居正，为参与变法而被杀头的谭嗣同，为推行宪政而被暗杀的宋教仁等等），是否也从另一个侧面昭示了高不可测的天意难违？说到改革，一个传神的比喻不就是“补天”么？这说法来自“女娲补天”的神话。女娲是传说中抟土造人的圣母。后来在水神共工氏和火神祝融氏的不周山大战中，共工氏因为大败而怒撞不周山，致天崩地裂。女娲为此炼五彩石补天，才恢复了乾坤的稳定。《红楼梦》的第一回即引用这个故事，导出“无才可去补苍天，枉入红尘若许年”的偈语，为一个大家族从“烈火烹油，鲜花着锦之盛”渐渐发展到“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的兴衰故事涂上了一层惹人遐想的神秘之思：贾宝玉真是那颗空怀了补天的梦想，却无力补天的顽石吗？他成天沉溺于温柔富贵乡的迷梦，何曾有“补天”之想？而如果《红楼梦》真是曹雪芹本人的“情场忏悔”，那么，曹雪芹也许是真有过“补天”的梦想？只是时运不济，才蹉跎了一生？富家子弟中多醉生梦死之人，也不乏有心“补天”的英雄好汉，从屈原、韩非、张良、孙权、谭嗣同，均可见一斑。
　　与敬天崇拜紧密相连的，是日月崇拜、北斗崇拜。中国早有太阳女神，名叫羲和，是帝俊之妻。《尚书·尧典》记载：“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可见太阳神也是时间的掌控者。“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是几千年农耕生活的不变规律。“万物生长靠太阳”，是太阳象征着光明、希望的证明。“乌云遮不住太阳”，则是人间有正道的生动比喻。在中国广为流传的道教，其中真人取名，也常用阳字，如纯阳真人吕洞宾、紫阳真人张伯端、铁拐李本名李凝阳、全真道创始人王重阳等等，可见阳气充沛。虽然，时光轮回中也常有骄阳似火的时候，还因此产生了“羿射九日”的神话，可这取代不了太阳崇拜的永恒情感。
　　然后就是月亮崇拜。中国的月神是嫦娥，据说她是帝俊的女儿。关于嫦娥奔月的故事，传说不一。有说是成仙心切，也有说是抗议丈夫的花心，不一而足。登月以后入住广寒宫，有玉兔为伴。那玉兔后来居然有了“兔儿爷”的称号，成为百姓供奉的神灵。而祭月、拜月的礼俗也源远流长。女子拜月的传统，集中体现在“七夕”的乞巧风俗中。在一年一度的牛郎织女相会的晚上，女孩们会对着天上的明月，摆上时令瓜果，乞求天上的女神能赋予她们灵巧的双手、良好的姻缘。因此，可以说，“七夕”也是汉族的女儿节。中秋节更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节日。祭月是中秋节最主要的活动。每年农历八月十五晚上，千家万户都会供上月饼、瓜果等，待月亮升起时，女子依长幼顺序，一一叩拜月亮。然后，全家人一起赏月，分享月饼、瓜果。中秋节是阖家团圆的时节。“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这些家喻户晓的名句，使团圆的情感代代相传。而阖家团圆的美好情感，也在多灾多难的时世，或者各自忙碌生活的氛围衬映下显得格外珍贵。
　　除了太阳崇拜和月亮崇拜，就是星辰崇拜了，例如北斗崇拜。天上群星都朝北斗，《论语》中因此谈论人事：“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由此可知北斗为众星之主。《晋书·天文志》论北斗七星：“斗为人君之象，号令之主也。”北极星又称紫微星，位在北斗七星的顶处，因此是帝王之星。《封神演义》中周文王长子伯邑考就被姜子牙封为中天北极紫微大帝。而“泰山北斗”也成为受人景仰的权威代称。在道教崇拜的神仙中，也有斗母女神。因为是北斗众星的母亲，故得斗母之名。道教宫观多建有“斗母殿”“斗母阁”“斗母宫”，以供奉斗母，体现出道教极其古老的女神崇拜，一如基督徒崇拜圣母、佛教徒崇拜观音娘娘。北斗星中，就有主管文运、功名的文曲星。“文曲星下凡”也就成为人们对文运昌盛的文章高手的敬语。《三国演义》中，神机妙算的诸葛亮六出祁山，已力不从心，乃设七星灯，终日步罡踏斗以禳之，也写出了古人礼拜北斗以祈求延年的风俗。《水浒传》开篇“洪太尉误走妖魔”，将梁山好汉神化为“三十六员天罡星，七十二座地煞星，共是一百单八个魔君”，他们风风火火闯九州，还是体现出星辰崇拜的传奇。此外，民间“天上一颗星，地上一个人”的说法也由来已久，显示出人们对天人之际的遐想。“电影明星”“球星”“歌星”“将星”“新星”“童星”“文曲星”等，这些称呼都体现了人们仰慕那些出类拔萃的幸运儿的心态，而“巨星陨落”也就成为名人去世的代称。那些流星也因此足以引发人们的伤感之情。还有“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杜甫的这一名句则体现出人生久违的怅然喟叹。至于彗星，也就是俗称的“扫帚星”，更与灾难的恐惧相连。人们根据星座选择爱情、运势，与古人根据生辰八字选择婚配如出一辙。当然，尽管如此，从太阳崇拜、月亮崇拜到星辰崇拜，显示了中华民族敬天心理的恢弘与神奇。其中，有多少浪漫的想象，又有多少奇异的猜想！ 　　偏偏又有《西游记》中孙悟空大闹天宫的无法无天成为叛逆精神、狂放情绪的文学渲染。“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是多少无所畏惧的造反者的精神所系！
　　那么，有没有“天命”“天注定”？“人之初，性本善”，口口相传，表达了人们相信好人多的信念。有人命中注定，经历过再多的不幸也善良如初;甚至有人宽以待人、以德报怨，对仇人也宽大为怀，相逢一笑泯恩仇。据传帝舜从小受父亲瞽叟、后母和后母之子象的迫害，屡经磨难，卻以德报怨，孝敬父母，爱护弟弟，因此深得百姓赞誉，成为圣贤。还有春秋时期齐桓公与管仲的那段佳话：公子小白与公子纠争国君之位，管仲为了支持公子纠，居然用暗箭射公子小白，几乎夺命。没想到公子小白登基，成为齐桓公后，竟然不计前嫌，礼遇管仲。君臣精诚合作，谱写了一曲称霸天下的历史华章。还有廉颇与蔺相如的故事：战国时期，居功自傲的大将军廉颇看不起后来居上的蔺相如，而蔺相如深明大义，每每礼让，最终使廉颇感动，登门负荆请罪。这个故事不仅录于《史记》，流芳后世，还被改编为京剧《将相和》广为流传。这样的故事在普遍讲究“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一饭之德必偿，睚眦之怨必报”的中国社会，并不多见，也因此显得难能可贵，为人传诵。儒家讲“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人皆可为尧舜”，善意充溢天地间;道家讲“水善利万物而不争”，以柔为本;佛家讲“普度众生”，甚至“唾面自干”“舍身饲虎”，悲悯浩荡感乾坤。无数普通人、慈善家一生行善，不求回报。可也不乏天生的恶魔，无恶不作，不怕天谴，不信报应。尤其是，当恶魔作恶并没有得到应有的惩罚，而行善的人也没有得到应有的褒奖，甚至有的死于非命，还有多少人相信“苍天有眼”？还有，那天生的善良与邪恶来自哪里？孔子坚信“天生德于予”，与康德的关于“道德律”名言悠然相通，那道德律令何以根深蒂固、深不可测？佛家认为“佛魔一念间”，那一念又为什么因人、因时而迥异？《论语》中有“死生有命，富贵在天”之说，广为人知，是不移之论？可那“命中注定”又与怎样的奇特机缘、与一系列偶然紧密相连？而陈胜那句“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喝问又曾经激励过多少不甘认命、不愿随波逐流的人们投袂而起，跃入时代的激流，为改变命运而拼死搏击！还有，同一父母所生，同一家中长大，为什么兄弟姐妹的性格常常很不一样？鲁迅与周作人，一母所生，一个愤世嫉俗，另一个淡泊玄远，同为文学大师，却为何突然绝交，留下不解之谜。茅盾（沈雁冰）与沈泽民，同时投身革命洪流，一个谨慎稳重，世事洞明，终于度过一重重激流险滩，成就文学大业;而另一个热情似火，意志坚强，在艰苦卓绝的战争中一病不起，壮烈牺牲。其中，有多少阴差阳错，又有多少命中注定？更常见的是，有的人天生喜欢理科，却学不好文科;有的人语言天赋极高，能够熟练掌握多门外语，而有的人怎么用功，也学不好外语;有人天生经商的才干，有人则生就读书的爱好……真可谓：人各有命。所谓“天命论”，绝非欺世之谈。这么说来，“认识你自己”，这句刻在古希腊德尔斐神殿大门上的箴言，与《老子》中“自知者明”的名言不谋而合，真有发人深思的感染力。不论何人，都会早早在人生的道路上遇到这个问题。从这个角度看，一个人走运与否，与其能否正确认识自己的“天命”，以扬长避短，显然至关重要。
　　中国有许多关于命运的说法——有道是“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命里只有八斗米，走遍天下不满升”，其中有多少是饱经沧桑的叹息，还有多少是无意进取的托词？可是，同样流行的，不是还有“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的警句，还有“少年心事当拏云，谁念幽寒坐呜呃”（李贺），“算事业须由人做”（刘克庄）的名言，一直砥砺着寒门子弟奋发图强、改变命运吗？也的确有无数少年通过读书、科举，“一举成名天下知”;或者通过沙场鏖战，“赢得身前身后名”;或者通过商海闯荡，“富甲天下”“富可敌国”“竞豪奢”。有多少英雄的故事因此鼓动起自强不息的激情，改变了命运，直至改变了历史。如此说来，何谓“天命”？何为“天意”？就像老子说的那样：“道可道，非常道”，“道之为物，惟恍惟惚”，似有若无，也正与民间所谓“不可不信，不可全信”的俗语相吻合。莫道“天时地利人和”难占全，常有勇气决定一切、毅力决定一切、机缘决定一切的事情屡见不鲜。世界因此而精彩纷呈，人生因此而多变不定。
　　说去说来，一切都在不可知、不确定中。所以，才有了“尽人事，听天命”的豁达，也才有了率性而为的种种活法吧！

三

　　再来看大地崇拜。大地养育万物，如永恒的母亲一般，故民间有“地母崇拜”。那是与女娲崇拜并存的母性崇拜，道教中尊为执掌生育、护佑万物的大神，与玉皇大帝齐受祭拜。许多道观都设后土殿。民间也有建后土娘娘祠以祭祀的。“皇天后土”因此成为祷告的成语。与“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并举的，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一边自强不息，积极进取，一边增厚美德，容载万物，兼而得之，才臻于刚柔兼济的理想人格。有趣的是，与“地母崇拜”同样受到人们尊敬的，还有一位土地神，俗称“土地公公”。他是掌管一方土地的神仙，住在地下，是神仙中级别最低的，也因此而给人以随和、谦卑的印象。因为供奉土地公公的常常是小庙，所以有俗话说“别拿土地爷不当神仙”。加上《西游记》中，从土地神对孙悟空毕恭毕敬，唯恐得罪的描写，可见他在众神中的地位之低了，大约相当于普通的村官吧。在崇拜大地母亲的同时也供奉小心翼翼的土地爷，是可以看出民间敬神心理之多多益善的吧。
　　除了地母、土地爷，还有众多的山神与水神（包括海神、河神、湖神）。《礼记》中就记录了山神的由来：“山林川谷丘陵，能出云，为风雨，见怪物，皆曰神。”中国最有名的大山崇拜当推昆仑山。相传掌管不死药、惩罚恶魔、预警灾害的女仙之首西王母就住在昆仑山上的瑶池。那里的蟠桃有长生不老的神力，每年一度的蟠桃会是众神仙的盛会。《西游记》中就有相关的描写，为人熟知。后羿射日的传说，也发生在昆仑山上。后羿从王母娘娘那里讨得“不死药”，也是在昆仑山上。《封神演义》中，姜子牙的修仙之地也在昆仑山的玉虚峰。因此，昆仑山也就有了“万山之祖”的显赫地位。后来，昆仑还渐渐成为巨人的代称。如谭嗣同的诗句：“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而毛泽东也在青年时代就有过“要似昆仑崩绝壁，又恰像台风扫寰宇”的雄心壮志。长征途中，他还写过《念奴娇·昆仑》，表达了改造世界、“环球同此凉热”的浪漫理想。 　　许多名山都有名山的守护神，如泰山就供奉有“碧霞元君”（即泰山老母），还有青帝太昊，是主生死、寿夭、贵贱，保国佑民的泰山山神。华山有西岳庙，供奉山神金天王。恒山供奉北岳大帝。衡山的山神是火神祝融，南岳衡山的最高峰就叫祝融峰。还有嵩山中岳庙，供奉的是崇圣大帝。此外，莽莽神农架供奉神农氏，巍巍武当山供奉真武大帝，加上各地大大小小的山神庙，不一而足，都寄托了民间祈求山神保佑的虔诚心愿。《水浒传》中“林教头风雪山神庙”一回也使一座破旧的小庙长久留在了读者的心中。此外，宋玉的名篇《高唐赋》写巫山神女热情奔放、大胆追求爱情的性格，“闻君游高唐，愿荐枕席”，充分表达了初民爱情欲望的本真，是未曾受到礼教束缚的质朴人性的表现。“巫山云雨”也因此成为男女性爱的指代，后来催生出“一枝红艳露凝香，云雨巫山枉断肠”（李白）、“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元稹）等等名句。有趣的是，在《神女赋》中，宋玉笔锋一转，写神女拒绝与梦主交合的微妙变化，“怀贞亮之絜清兮，卒与我兮相难”，与《高唐赋》中的神女迥然不同，其实也写出了女神情感变化的欲迎还拒，可谓细致入微。
　　山神常常与水神相离不远。民间的水神信仰多为龙王，是风调雨顺的守护神。《西游记》中就有几位龙王的身影：东海龙王、西海龙王、南海龙王、北海龙王，还有泾河龙王、井龙王。《封神演义》中亦有东海龙王的一段故事。唐传奇《柳毅传》中也通过洞庭龙女的婚姻奇缘，写出了洞庭龙君的神话。只是，洪水泛滥的悲剧也常常发生。所以，大禹治水的传说才尽人皆知。各地都有龙王庙，也多有大禹庙，形成相映成趣的文化景观。龙王之外，还有河伯、洛神。屈原《九歌》中就有《河伯》一篇，讴歌了河神与女神畅游的壮观场面：“与女游兮九河，冲风起兮横波。乘水车兮荷盖，驾两龙兮骖螭。登昆仑兮四望，心飞扬兮浩荡。”《史记》中“西门豹治邺”的故事也记录了古人祭祀河伯的旧迹。河伯的配偶是洛神，她本名宓妃，是司掌洛河的水神。值得注意的是，在屈原的《离骚》中，对于这位河神，颇有批评：“保厥美以骄傲兮，日康娱以淫游。虽信美而无礼兮，来违弃而改求。”意思是此神貌美但骄傲无礼，成天放荡寻欢作乐。到了曹植写《洛神赋》，则以浪漫的笔触抒发了与洛神的恍惚相遇、彼此爱恋，终因人神之恋飘渺迷离，不能结合，因此饮恨，无限感伤。其中真义，注家多解，一言难尽。此篇令人想到屈原的《河伯》，还有宋玉的《高唐赋》《神女赋》，都显示了人神相恋的特别神思，明显透露出与一般人敬神情感很不一样的仙风道骨：女神可以亲近。诗人也渴望与女神亲近。人与神之间，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
　　值得注意的还有：鄱阳湖还有饶娥的故事，是孝女成神的例证。柳宗元曾在《饶娥碑》中记载了民女饶娥的事迹：父亲打渔落水，饶娥痛哭三天三夜，直至气绝，众人深受感动，立庙祭祀。在饶娥之前，会稽也有孝女曹娥的感人事迹：其父溺亡后，少女曹娥沿江号哭，寻父不得，十多天后投江而亡。此事一直为人传诵，那条江也因此得名曹娥江。《后汉书》中亦有《曹娥传》，记载此事。曹娥，還有饶娥，加上福建沿海因救人而牺牲的民女林默被民间尊为妈祖，共同形成了中国神祇谱系中“民女之神”的醒目系列。由此可见，民间造神，是有着敬重仗义女神的特色的。民女因为不凡的义举而成为人们膜拜的神灵，也是人可以成神的有力证明。
　　此外，天上还有雷神（俗称“雷公”）、风神（俗称“风婆婆”）、风伯（即飞廉，一说是蚩尤的师弟，一说是纣王的大臣，因善于施展呼风唤雨的法术而有名，而伏羲也姓风，是否也是风神之一呢？）、雨神（有名号“赤松子”）、雪神（亦有名“滕六”），均各司其职。人们相信作恶会遭雷劈，可见雷神信仰是有一定的道德约束力的。明朝永乐年间，皇宫曾遭雷殛，致使金銮殿被焚毁，性格暴虐的永乐皇帝也惊恐万状，被迫下诏“求直言”，可见“天威”之力。只是重建宫殿，劳民伤财，腐败更厉，又昭示了苦难的深巨。生活中常常发生的雷殛事件、飓风灾害、雪灾、洪灾，其实与道德没多少关系。另一方面，自然灾害的频发，也与人类对自然无节制的掠夺密切相关。如此说来，天人之间的神秘感应，也不是没有深刻关联的。
　　地上则有各种树神的传奇。那些高大、魁梧的老树早就是帮人们遮风挡雨的天然保护伞，后来常常成为村庄的中心。英国人类学家弗雷泽的名著《金枝》一书开篇就是“森林之王”，第九章“树神崇拜”，都介绍了历史缘起于神树崇拜的奇异文化：“在原始人看来，整个世界都是有生命的，花草树木也不例外。它们跟人们一样都有灵魂……”
　　山西洪洞大槐树，就成为海内外无数移民后人心中的神树。有歌谣为证：“问我祖先在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祖先故居叫什么？大槐树下老鹳窝。”这歌谣，明朝起就代代相传，证明着中华民族根深蒂固的“寻根”情结。据《明史》《明实录》《日知录之余》等各种史料记载，洪洞大槐树移民分布广泛，直至海外。据传凡是从山西洪洞县老鹳窝底下迁来的人，最小的那个脚趾甲中间都有一道棱，那是离开故乡时人们用刀留下的纪念。每年清明节前后，都会有“思乡鸟”“吉祥鸟”纷纷飞来，绕树鸣叫。人们说这些鸟儿代表移民的子子孙孙，回老家来看望亲人来了。其势壮观，到清明节后才会消失，堪称奇观。槐树因树龄长、根深叶茂而呈吉象，自古引人膜拜。历代文人喜植槐，也与求吉心理有关。因为古代宫廷槐树下曾是议事好地方，也是读书人聚会之地，所以槐树也有了为官、科举的美好寓意。民间俗语“门前一棵槐，不是招宝就是进财”，当然寄托了发财的梦想。《南柯太守传》因为讲述了人生如梦的故事而为人熟知。黄梅戏《天仙配》中老槐树开口把话提，董永与七仙女结良缘，也寓意深长。有俗语说：“院有古槐，必是老宅。”亦耐人寻味。
　　再看古老的桃树崇拜。《太平御览》记载：“桃者，五木之精也，故压伏邪气者也。桃之精生在鬼门，制百鬼，故今作桃人、梗著门以压邪，此仙木也。”用桃木板画上门神作为驱邪的神器，后来渐渐变作画有门神的年画或写有求吉心愿的春联，是古老的风俗，正所谓“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桃生长旺盛，花色艳丽，挂果早而多，正好象征人丁兴旺、祥和幸福。所以在《诗经》中有《周南·桃夭》这首贺婚诗：“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桃之夭夭，有蕡其实。之子于归，宜其家室。桃之夭夭，其叶蓁蓁。之子于归，宜其家人。”表达了姑娘出嫁，会像桃树那样，给家庭带来兴旺与吉祥。《诗经》中还有“投我以桃，报之以李”的名句，表达了礼尚往来的美德。而《史记》中记录的“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也成为品德高尚的人用不着宣传，自有美誉的成语。“桃李”还是学生的代称。“一日声名遍天下，满城桃李属春官。”刘禹锡的诗句表达了无数为师的梦想：桃李满天下。寿桃寄托了期望老人长寿的祝福。而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则通过描绘桃花源远离尘嚣、安宁自由的生活，表现了作者遁世的心愿，也成为许多渴望逃离现实烦扰的人们的梦想。还有《三国演义》中刘、关、张桃园结义的故事，也那么浪漫！ 　　还有枫树崇拜。苗族就将枫树视为蚩尤的化身，因为史传“枫木，蚩尤所弃其桎梏，是为枫木”（《山海经·大荒南经》）故苗族崇尚植枫、护枫、祭枫，就很能惹人遐想。杜牧的名诗《山行》中“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写的就是岳麓山风光。到毛泽东写《沁园春·长沙》，其中的“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冥冥中穿越时空、呼应了杜牧的名诗。后来，画家李可染画《万山红遍》，作家黎汝清写长篇小说《万山红遍》，也都呼应了毛泽东的词句，表达了那一代人的革命情怀。当代诗人牛汉写下的那首《悼念一棵枫树》，则记录了在湖北咸宁“五七干校”劳动中的悲凉感慨：一棵枫树被砍倒以后，引得“每棵树，每根草/每一朵野花/树上的鸟，花上的蜂/湖边停泊的小船/都颤颤地哆嗦起来……”其中感时伤怀之情，浓烈绵长。二十多年后，湖南作家韩少功在长篇小说《马桥词典》中也写了一章“枫鬼”。其中写道：“马桥的中心就是两棵枫树。没有哪个娃崽不曾呼吸过它们的树荫，吸吮过它们的蝉鸣，被它们古怪的树瘤激发出离奇恐怖的各种想象。”“称之为枫鬼，据说是很多年前一场山火，坡上的树都烧死了，唯这两棵树安然无恙，连枝叶都不损分毫，让人越看越有目光虚虚的敬畏。关于它们的传说从此就多起来了。……曾经有人锯取树枝，挂一块红布插于门上辟邪，或者取树木雕成木鱼，用来祈神祛灾，据说都十分灵验。”没想到在革命年代，干部们要破除迷信，蛮横砍树，结果树砍倒后，男男女女都浑身瘙痒不已，而且医药都无能为力。这是“枫鬼”的神奇报复，还是不可思议的集体癔病？上述这些作品都显示出南方古老也常青的枫树情结。
　　还有葫芦崇拜。葫芦也是最古老的吉祥物之一，人们常挂在门口作为避邪、招宝的神物。因为葫芦外形与女人哺乳时的饱满乳房相似，其外形也与孕妇的体型相似，加上葫芦多籽，易于繁殖，正好与人们多子多孙的心愿相合，而葫芦又谐音“护禄”“福禄”，所以具有多重吉祥寓意。《庄子·逍遥游》中也记录了庄子与惠子关于葫芦之用的不同思考，在惠子看来大而无用的葫芦，到了庄子眼中，却可以用作漂浮江湖的大樽。葫芦与庄子的浪漫奇思，就这样悠然相联。《西游记》中，太上老君的紫金红葫芦法力无边。八仙神话中，铁拐李就擅长医术，有“药王”之名。而他的药就装在随身的葫芦中，所以民间有歇后语：铁拐李的葫芦——不知卖的什么药。而《红楼梦》中“葫芦僧乱判葫芦案”取的是糊涂之意，显然也有不明就里的深意。
　　此外，福建、广东、海南还有榕树崇拜和樟树崇拜，人们相信那些枝繁叶茂的古树是保佑一方平安的神灵，“树盛则人盛，树衰则人衰”。还有四川广汉三星堆出土的铜器神树也展示了古蜀人的树神崇拜，令人为各种神树崇拜浮想联翩。
　　至于大自然中那些酷肖生殖器的山峰、洞穴也成为民间生殖器崇拜的风景，更能显示造化的鬼斧神工：四川盐源的公母山、贵州贞丰的双乳峰、广东丹霞山的阳元石、江西龙虎山的羞女岩等等，都成为人们生育崇拜的自然偶像，也成為民间“性启蒙”的生动形象。
　　神奇的自然，与人类神奇的想象力，共同造就了五光十色的传说与信仰。

四

　　拜天拜地拜自然之外，民间还特别尊敬列祖列宗。中国人讲孝道，“百善孝为先”，不仅体现在孝顺父母，还体现在对祖宗的尊崇上。中国民间多有宗祠，是同宗祭祖、修谱、议事、联络情感的场所。山东曲阜孔庙、安徽绩溪胡氏宗祠、广州陈家祠、福建晋江丁氏宗祠等，都是规模宏大、历史悠久、建筑精美、文化底蕴深厚的著名祠堂。中国家庭祭拜祖宗，一年内有多次盛典，从除夕到清明，加上中元节，还有先人的忌日，可谓重视有加。修族谱、家谱，也常常慎终追远，一直上溯到十多代乃至传说中的始祖，彰显出非常深厚的历史意识。能够“光宗耀祖”“光耀门庭”“光前裕后”，一直是古往今来人们引以为傲的荣耀。这些成语已经成为中国人给男孩起名的常用词，寄托了长辈对于晚辈的殷切期望。
　　还有合家平安的守护神——到了日常生活中，最有名的当推灶神（灶王爷），即厨房之神。由此是否可以看出民间对饮食的特别注重？相传此神是玉皇大帝派到人间考察一家善恶之职的官员，每年腊月二十三或二十四会上天向玉帝汇报。百姓希望他“上天言好事，下界保平安”，因此，供品中必须有麦芽糖，以图粘住灶神之嘴，使其不会向玉帝说坏话。灶神以外，还有门神、财神、井神，甚至厕神，都得一一敬到。其中，又尤以厕神显得特别。一种流行的说法是冤死的紫姑，因被妒妇杀于厕所而成厕神。苏东坡《子姑神记》就曾录此事。上述神灵，加上主婚姻的媒神月下老人、和合二仙（有一种传说，二仙的原型是寒山和拾得），还有负责送子的送子娘娘，以及袒胸露腹、笑容可掬、量大福大的弥勒佛，可谓一切都有诸神保佑了。特别值得一说的，还有民间喜闻乐见的八仙传说。八仙来自凡间，都有多彩多姿的人间故事，得道后与超凡脱俗的神仙就很不一样。如铁拐李蓬头垢面;蓝采和穿着破烂，一只脚穿靴，一只脚赤足;吕洞宾放浪形骸;韩湘子行为怪异;钟离权袒胸露腹;等等。八仙很有三教九流的民间风格，所以深受民众喜爱。加上八仙分别代表了男女老幼、富贵贫贱，也堪称全民代表。所以，许多道观都有供奉八仙的八仙宫，年画、刺绣、瓷器、花灯上也常见八仙形象，“八仙祝寿”也是民间祝寿的吉祥彩头。民间戏曲也经常上演《醉八仙》或《八仙祝寿》等“八仙戏”。此外，“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也是妇孺皆知的幽默成语。八仙带有人间烟火气的喜庆风格，相当典型地体现出民间的趣味：渴望成仙不老又不失自家人生乐趣、个性本色。
　　家中平安了，各行各业还得有必须敬拜的行业神。
　　造字的圣人是仓颉。教师的神灵当然是孔夫子。道家为炼丹，首创冶炼术，太上老君就成为铁匠的保护神。木匠的保护神是鲁班，因为据说木匠用的工具都是他老人家发明的。裁缝的祖师是黄帝轩辕氏，因为他的妻子嫘祖是养蚕的发明者，而他则曾教大家用骨针缝衣，成为衣服的发明人。染坊布店的保护神是梅福和葛洪二仙，因为他们发明了染料。酒业神灵是发明酿酒的杜康。茶圣则是著有《茶经》的陆羽。医神是华佗，医圣是张仲景，药王是孙思邈。中国各地多有药王庙，可见人们对健康和神医的膜拜。戏班供奉的祖师爷是唐明皇（唐玄宗李隆基），因为他酷爱戏曲，曾设“梨园”供乐工演奏乐曲，宫女习舞歌唱。而求财就得拜赵公元帅和关公，因为赵公明是中国民间传说中主管财源的神明，关公是讲义气、主持公道的神人。由两位武将作为财神，很有意思。不止于此。“刘海戏金蟾”的传说也因为金蟾助刘海成仙，进而有了“刘海戏金蟾，步步钓金钱”之吉言。因此，刘海也就成了又一位财神。民间财神之多体现出人们盼望发家致富、一夜暴富、金玉满堂。儒家“重义轻利”“钱财如粪土，仁义值千金”的说法其实阻止不了人们对于致富的渴望。 　　有趣的是，人们对行业神，多虔诚膜拜，而对灶神，则多有糊弄之意。对厕神，也由同情演变为“以卜将来蚕桑，并占众事”了（《荆楚岁时记》）。关于各路神仙崇拜的传说不断增添新的内容，以至众说不一，也可以看出在造神的进程中传播者随心所欲的添油加醋、集体加工。就如同茅盾先生指出的那样：“中国最古代的无名史家，没有希罗多德那样的雅量，将民间口头流传的神话一字不改收入书里，却凭着自己主观的好恶，笔则笔，削则削……”（《神话研究》）特别值得注意的还有：上述各路神灵中，不乏来自民间的能人巧匠。人能成神，人能成仙，就体现出中国文化的人神之思——神，常常具有人情味。
　　此外，还不应该忘了动物崇拜——如蛇仙，就与传说伏羲和女娲都是人首蛇身的神人有关。而蛇也常常被认为是龙的化身。还有白蛇与许仙的爱情故事也流传甚广。成语“灵蛇之珠”也指代的是无价之宝。再看玄鸟（燕子）崇拜。《史记·殷本纪》记载，商的祖先契是其母吞玄鸟之卵而怀孕，并生下契的。玄鸟因此被认作商族祖先，所谓“玄鸟生商”。自古以来，燕子就是报春的鸟，代表着吉祥。“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都是咏燕感怀的名句。亦有凤凰崇拜。凤凰有“百鸟之王”的美名，更有“非梧桐不栖，非练实不食，非醴泉不饮”（《庄子》）的高洁品行。《离骚》中就有“吾令凤鸟飞腾兮，继之以日夜”的句子，表达了日夜奋飞的豪气。《诗经》中也有名句：“凤凰鸣矣，于彼高冈。梧桐生矣，于彼朝阳。”比喻高才幸逢盛世。成语“凤鸣岐山”也成为周朝兴盛的吉兆。“鸣岐”“凤鸣”一直是人们取名的吉祥之选。“龙凤呈祥”也一直是民间的吉庆之语。
　　“天马行空”是个性解放、才气横溢的绝妙象征。汉武帝渴求西域天马的往事令人感动。杜甫有歌頌天马的名句：“所向无空阔，真堪托死生。骁腾有如此，万里可横行。”《三国演义》中关于赤兔马日行千里、夜行八百的描写也令人神往。到了当代，甘肃武威汉墓出土的马踏飞燕成为中国旅游标志，可谓经典之选，众望所归。中国人为男孩取名，多见“家骏”“骁飞”“家骥”“家驹”“家驷”“家骅”等，也可见骏马崇拜心理。
　　更多的，是“牛崇拜”。相传炎帝神农氏就是牛首人身。商州青铜器上也多有牛头、牛角形状，已经显示了牛崇拜的古老悠久。老子出关，传说骑的就是一头来历不凡的大青牛。“中国人十分崇拜或重视牛。‘牺牲’二字俱从牛，‘大牢’是最隆重的祭献。”“‘牛’本农神而兼为水神，所以有镇压、厌胜水怪的法力。现在颐和园昆明湖畔的铜牛本来就是为镇水而设。江淮流域堤防上每见铁牛、铜牛、石牛，其意全在镇水。”（萧兵《中国文化的精英》）三峡黄牛峡有黄陵庙，古称黄牛庙，为纪念黄牛助大禹开峡平江的功德而建。桂林也有黄牛峡，因周边群山状如牛头而得名，其风光之美，曾得到徐霞客的赞许，认为“几埒巫峡……数逾匡老”，“赤壁、采矶，失其壮丽矣”。山西永济黄河边有唐代铁牛，江苏徐州、河南漯河也都有镇河铁牛，湖北江陵长江边也有铁牛，可见神牛崇拜分布之广。牛的埋头苦干、忍辱负重，都体现了传统美德。在羌族、苗族、壮族、回族、瑶族、侗族、仡佬族、土家族地区，都有隆重的“敬牛节”“祭牛节”。羌人有“生我的是父母，养我的是牛”一说。在羌区有“牛王会”，当天会给牛擦上酥油、举行“挂红”仪式。苗族会在每年农历四月初八（传说是牛的生日）为牛祝寿，让牛得以休息，并敬以糯米饭。壮族则是在秋后给牛喂食好料，焚香祭拜，向牛神祷告。回族也会在“牛神节”于牛栏旁设案祭祀。瑶族在敬牛节会给牛喂上彩色的糯米饭，有的还灌上米酒，以慰其劳。侗族也会在祭牛节以黑色的糯米饭敬牛，感念牛的辛劳。仡佬族则每年农历十月初一给牛过“牛王节”，盛情款待。汉族陕北一带亦有历史悠久的“牛王会”，每年农历正月十三至十五举办，热热闹闹，祈求“牛王菩萨”保佑。由此可见牛神崇拜之广，可与龙图腾媲美。在汉族的文化传统中，“孺子牛”“老黄牛”“拓荒牛”常常是吃苦耐劳、砥砺奋发的精神化身（可“牛脾气”又意味着倔强、固执）。古代邢台、汴京（开封）、徐州因地势而有“卧牛城”之名;河南的伏牛山气势雄伟，是淮河与汉水的分水岭;江苏南京、河南信阳、山东淄博、湖南汉寿、安徽庐江、辽宁大石桥都有金牛山，南京还有佛教圣地牛首山，四川成都也有金牛区，或因山势，或因神奇传说得名，都可见牛崇拜的文化遗风。民间给男孩取名“铁牛”“大牛”“黑牛”“阿牛”，也寄托了健壮之意。连“牛市”也成为来自西方的股市中行情向好的代称，“牛人”亦成为网络时代“厉害之人”的同义词。至于说到牛头马面、牛鬼蛇神，还有《西游记》中的牛魔王这些负面形象，与阎王、恶人联系在一起，也是有着各种传说的。
　　许多民族都有虎图腾。汉族尊虎为“百兽之王”。风水中讲“左青龙右白虎”，其中青龙主喜庆吉祥，白虎主战祸血光，可见其凶，必须敬畏。《周易》也有“云从龙，风从虎”“龙凤呈祥”之外，还有龙虎相对、龙腾虎跃，或龙虎相争、龙虎斗，都是雄奇的气象。而古人所谓“龙吟方泽，虎啸山丘”，也表现的是气势恢弘。“虎贲”是勇士的代称;“虎将”是名将的别号;“虎符”则是古代帝王调兵遣将的令符;“虎胆”是无所畏惧的美誉。虎几乎成为了中国战神的象征。“猛虎下山”历来是大户人家正堂悬挂的画卷，具有辟邪、肃穆之意。而民间的儿童用品“虎头帽”“虎头鞋”则寄寓了辟邪、希望孩子长得虎头虎脑的愿望。古代巴人认白虎为本民族的祖先，土家人至今崇拜白虎。彝族则崇拜黑虎，至今保持了跳虎节的风俗，并与土家族崇拜白虎形成了有趣的对比。
　　很多地方，还有狗图腾。狗的勇猛、忠诚，早就为人看重。所以，藏族、珞巴族、佤族都有尊狗的习俗，敬若神明。古代西北有“犬戎”一族，彪悍善战，曾灭西周。古羌族崇拜白犬。在东北，满族和赫哲族都将狗看作守护神。广东雷州一带至今流行石狗崇拜，人们立高大威猛、常常带有硕大生殖器的石狗像，求平安，也求生男，还求风调雨顺。雷州人有向石狗“祈雨”“祈丰收”“祈送子嗣”的习俗，常有称小孩为“昵狗”“狗仔”“狗生”“狗保”的，与内地许多地方给男孩起名“狗娃”“狗剩”“金狗”相通。民间多有“走狗”“丧家狗”“狗腿子”“臭狗屎”“狗仗人势”“猪狗不如”“狼心狗肺”“蝇营狗苟”“狗急跳墙”“狗眼看人”“狗血淋头”“鸡鸣狗盗”“挂羊头卖狗肉”“狗嘴里吐不出象牙”之类的诅咒、贬义词，远多于“犬马之劳”“兔死狗烹”之类的感人的成语，却并不能冲淡狗的忠义形象。当代作家杨志军的小说《藏獒》曾经风靡一时，为藏獒的忠勇和侠义精神谱写了一曲颂歌。 　　最不可思议的，当数老鼠崇拜。十二生肖，鼠居第一，据说与“鼠咬天开”的传说有关：是老鼠最先将混沌天地咬了一个口，才有元气流通和宇宙生成。
　　如此多的动物都成为崇拜的偶像，可见“万物有灵”的信仰流传之广，不仅活在口口相传的民间，也一直与百姓的日常生活紧密相连。

五

　　在众多的神灵崇拜中，集中体现出人们的观念。
　　最突出的，是平安祈求、长寿渴望。因为知道“人生苦短”，才更看重活得长久。“万寿无疆”，是对帝王至高无上的祝愿。“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这是士大夫一向的浪漫渴望。普通人家从孩子一生下来，就在起名上用心思，看看命中五行缺啥，缺金就取“鑫”，缺木就取“森”，缺水就取“淼”，缺火就取“焱”，缺土则有“垚、城、坤、坚”等等，为的都是“缺啥补啥”，让生命丰满。更奇怪的是，取小名常用“狗剩”“狗娃”“猫子”“羊羊”“阿牛”“马拉”“铁蛋”“土生”等，取这些动物命贱，器物硬实，“贱名好养活，小鬼不来拿”。这样的思维，又与取大名时常用“福、禄、寿、喜”“书、贵、财、宝”“平、安、顺、利”形成有趣的对比。男女定亲时，非常注重生辰八字是否相合，千万不能相克，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所以有了这样的讲究：“自古白马怕青牛，羊鼠相交一旦休，蛇虎配婚如刀错，兔子见龙泪交流，金鸡玉犬大不宜，猪与猿猴不到头。”属相的相生相克好像都是命中注定，听起来颇有道理，也不可深究。有多少有缘相爱的男女因此被迫分手？
　　帝王渴望“长生不老”“万寿无疆”，为此炼丹、补阳，以求长生不老，甚至到处搜求灵丹妙药，却常常因为锦衣玉食、纵欲无度而短命。平头百姓也希望“祛病延年”“长命百岁”，为此有了各种健身法和养生术，而道教关于长寿的传奇也广为流传——从吕洞宾和张三丰都活了两百多岁到《西游记》中孙悟空的不死神话，都体现出长寿的追求。任何一种据说可以祛病强身、益寿延年的功法都可以迅速传播开来，从“气功热”到“打鸡血”、喝“符水”、喝“红茶菌”“绿豆汤治百病”……花样翻新，绵绵不绝。但是另一方面，不是也有“寿则多辱”的说法不胫而走么？人到老年，多病多灾，生活质量下降，难免会产生屈辱感。
　　尽管如此，只要能够长寿的神，就都得拜。道教修炼成仙，当然得拜;佛教保佑来世，与生命的延续相关，也得拜。所以，有“见庙烧香”一说，讲的是尽那份心。至于那些神灵有什么来历，那些偶像有什么讲究，倒不那么重要。这样，便造成了多神共处一山，甚至共处一庙的奇观。泰山上既有多处佛寺，也有多处道观，还有关帝庙、文庙、城隍庙、财神庙、观音堂、火神庙、马神庙、药王庙和奎星楼等等，有道是：“处处庙宇步步景。”衡山有寺、庙、庵、观二百多处，是道教和佛教共同的圣地。五台山是佛教名山，山内也有道观。西安有多处佛教寺院，也有八仙宫、湘子庙、东岳庙等道宫，还有大清真寺。一切都体现出兼容并包的恢弘气度，一切也都经历过历史的沧桑，延续至今。中国多地有三教寺，或文庙、佛寺、道观共处于弹丸之地（如北京通州三教庙），或同一座庙内，供奉佛祖、孔夫子、老子神位。在历史上三教的碰撞与融合的基础上，明代还产生了林兆恩创建的三一教（以儒教为主体，吸收道教和佛教的思想与修行方法，使三教合一。所谓“道一教三”。
　　事实上，在心胸开阔的哲人那里，人生从来就不止一条路。孔夫子“克己复礼”，失意时也会感慨“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已显道家出世之心。而“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的生活方式，也与庄子“御风而行”的境界多么相通！老子亦然。当他谈论“无为而治”、“绝智弃辩，民利百倍”“治大国若烹小鲜”的政治思想时，也就与儒家“民为贵”的政治思想有了悠然相通之处。历代士大夫都以孟子“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格言作为人生进退的座右铭，也可以看出儒家与道家的精神通道。钱穆还认为：“佛教來中国，最先乃依附于庄老道家而生长。”“佛教在其消极方面，既可与中国道家思想相接近，在其积极方面，亦可与中国儒家思想相汇通”，因为“佛氏‘慈悲’乃与儒家之‘仁’，同以一心为应世之宗师”（《国史大纲》）。儒、道、佛三教，为人生的出入、进退提供了多元的、灵活的思想依据。谢灵运以隐居为乐，纵情山水，也对佛经深有研究，写下过大量佛禅诗文和《辨宗论》那样的佛学名著，得到后来士大夫推重。钱钟书《管锥编》言谢灵运“既尊‘佛道’为最高又推老、庄为‘最有理’”，是“从佛而未弃道”的证明（《管锥编》第四册，第1291页）。王维有过功名，也敬仰庄子，还参禅礼佛，有“诗佛”之名;苏东坡号“居士”，喜欢与僧人交朋友，也写出过《水月寺》那样的禅诗;王阳明在融汇儒家“性善论”与禅宗“本心清净”的基础上阐发心学，有诗为证：“但致良知成德业，漫从故纸费精神。……莫道先生学禅语，此言端的为君陈。”（《示诸生诗》）康有为尊孔也崇佛。章太炎从排佛到研究佛教，在革命年代倡导“新宗教”。李叔同（弘一法师）从新文化运动的先驱到佛家律宗大师，感人至深。一直到当代，毛泽东欣赏禅宗六祖慧能思想的大众化特色，也关注任继愈的佛教研究。
　　更富有创意的，还有禅宗对于佛教的重塑。佛教传入中土，将慈悲情怀、平等理念、出家决断、来世梦想、严格戒律传遍神州，也与中华民族的儒家传统发生了一些矛盾。中土百姓，可以接受慈悲情怀、来世梦想，但常常不愿意割舍家庭亲情、世俗乐趣。于是产生了不拘泥戒律、而注重“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禅宗，“在任何场合、任何情况、任何条件下，都可以‘悟道’，它具有极大的随意性和偶然性”（李泽厚《漫述庄禅》），这样就使佛教富有了人情味、个性化。由此可以看出国人对于外来宗教的调适能力与改造能力，也看出中国人的文化个性：“自心是佛”“本心即佛”。中国的士大夫一方面注重“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另一方面也追求“特立独行”“飘然思不群”“我有迷魂招不得”“一任群芳妒”的高远境界。因此才有了无数浪漫、风流的人生佳话。而这一类的佳话又常常与政治的黑暗、社会的纷乱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从长期接受“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主义教育到饱经磨难后遁入“幽深清远”的小天地，忘情山水田园之间，是多少士大夫的人生归宿！

六

　　信天命，信地狱，信因果报应，信巫鬼神灵，信“左眼跳财，右眼跳灾”，信“十羊九福全”或者“十羊九不全”，信“口大吃四方”“手大掌乾坤，脚大江山稳，脸大好打粉，臀大好坐凳”“人中深长，必有儿郎”“人无三寸高，肚里藏把刀”“女人颧骨高，杀夫不用刀”“酸儿辣女”，还有“南人北相，北人南相”，也信“人不可貌相”“吉人自有天相”，还信“风水轮流转”“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人旺财不旺，财旺人不旺”“好就是了，了就是好”“举头三尺有神明”“人在做，天在看”“恶人自有恶人磨”“要得法，不离‘八’”“女大三，抱金砖”，还有“喜鹊叫喜，乌鸦叫丧”“鸡窝里飞不出金凤凰”“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诸如此类，有的国人什么都信，甚至常常并不灵验的预测也半信半疑，因此常常会被引入歧途，产生莫衷一是的困惑，甚至不可思议的悲剧。
　　《史记》中“西门豹治邺”的故事就表明，早在两千多年前，西门豹治理邺县时，了解到当地官绅和巫婆狼狈为奸，以“为河伯娶妇”之名聚敛钱财、危害百姓，便设计破除迷信，使百姓安居乐业。“破除迷信”的主题因此与神秘信仰的流行相伴相随。
　　郭沫若曾在《李白与杜甫》一书中专章论《李白的道教迷信及其觉醒》，就披露了李白谪仙风格的另一面：“他的精神异常，发生幻觉了。他所见到、所听到的东西，在正常的人认为是幻，而在他自己却是真——他是真正看到，真正听到的。这样就使他的迷信，维系了相当长远的岁月。”唐玄宗也迷信道教，到了匪夷所思的程度：迷恋于“长生术”，在宫中筑五十米高的望仙台以炼丹药，终致朝政荒废，奸佞当道。还声称自己梦到了“玄元皇帝”，醒后就命人寻找，画出老子的像，分发到各地道观，令男女道士迎候、朝拜。一时多有道士升官晋爵，而有了“终南捷径”的讥讽，意为欲作官最好先入终南山作道士。更有甚者，连道士犯法，地方官都无权过问，许多道士因此有恃无恐，大搞欺诈勾当。直到安史之乱爆发，仍执迷不悟。
　　梁武帝萧衍佞佛的悲剧也广为人知：他为长生不老迷信炼丹，又因从前杀生太多、企图得到超度而信佛，乃至几度舍身出家，竟有“菩萨皇帝”之名。他因此显得特别怪异。虽有生活朴素的佳话流传，后来却终于荒废朝政，大肆浪掷国家财力，多建寺庙，造成国力衰退;另一方面对奸佞之徒也竟然往往慈悲为怀，以致姑息养奸，贻害无穷。由此可见信仰迷狂之祸。
　　民间捕风捉影的惊恐也曾造成恶劣的后果。美国汉学家孔飞力的《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一书就对乾隆年间一个可怕的妖术传言突然爆发，传遍江南多个省份，兴风作浪的术士们居然可以通过作法，使人发病甚至死去的大恐慌展开了研究。这样的恐慌一直影响到皇帝介入，层层追查，最终才发现是子虚乌有的捕风捉影。这本书令人想起唐代诗人陆龟蒙的诗句：“江南多事鬼，巫觋连瓯粤。可口是妖讹，恣情专赏罚。良医只备位，药肆或虚设。”（《奉酬袭美先辈吴中苦雨一百韵》）
　　至于日常生活中那些奇奇怪怪的禁忌，更是匪夷所思——从家中镜子禁止照到床，到女人经期不能祭拜神灵、从“寡妇年”到“犯太岁”，一直到“旺夫相”“克夫痣”，还有“照妖镜”“纹身辟邪”等等讲究，以及“母鸡打鸣，家有不幸”“乌鸦头上过，无灾必有祸”“老鸦叫，祸事到”等等恐惧。诸如此类，令人成天生活在唯恐冒犯神灵的沉重氛围中，不胜其烦。
　　中国传统信仰的根基，其实还是敬祖重家的儒教、长生不老的道教和敬畏众神的原始萨满教之类本土信仰。慈悲为怀的佛教、平等博爱的基督教，作為外来信仰，其实都是在中国传统信仰的根基上嫁接成功的新枝！的确，有相当一部分人因为皈依了佛教、基督教而舍弃了儒教和道教，但更多的人还是遇神便拜的。为了“万事如意”，为了“十全十美”吧！而事实上，哪有“万事如意”“十全十美”的人生？“世事多艰”“不如意事常八九”“鱼与熊掌不可兼得”，乃至“人旺财不旺，财旺人不旺”“官场得意，情场失意”或“情场得意，官场失意”，还有“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失之东隅，收之桑榆”……这些老生常谈，人人都懂。世事难得一帆风顺，人生常常充满缺憾。可到头来，人们还是什么都信，什么都拜，什么都求。多数国人对虚无主义有免疫力，也许与此有关。另一方面，什么都信，什么都拜，什么都求，也就意味着什么都可以不信，什么都可以放弃吧。
　　于是，一边是当代学者对于神秘文化的研究硕果累累，一边是众多思想家、文学家呼唤重建人文精神、“宗教观念回归”（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的声音，而另一边，也有邪教滋生、人性变态、危机频发的严峻现实。还有在人类学视野中对于各民族宗教的深入研究与保留，其势影响深远。如何在保护传统神秘文化的宝贵遗产、推动神秘文化研究的深入拓展的同时，警惕邪教的扩张，破除种种迷信，就成为当代人面临的恒在挑战。
　　由此可见，中国传统文化充满了泛神论的色彩，以万物有灵、神灵众多为根本特色，人们的信仰心理是多多益善。这样的信仰更因为天灾人祸的频频发作、猝不及防而得到了不断的强化。另一方面，“信则有，不信则无”，或者“不可不信，不可全信”的灵活心态也在相当程度上弱化了狂热的迷信崇拜，而给了不同年代、不同地区、有着不同个性和不同生活习性的人们随意选择的灵活度。中国人讲“灵活”“变通”“方便”“尽心”，各地的习俗、讲究也常常千变万化，呈现出千差万别的多样性，都使得理性没有被那些迷信窒息。
　　中国人的民间信仰问题，因此相当复杂。其中闪烁着中华民族的社会心理奥秘，混茫而微妙。
　　（本刊发表时有删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