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和平門外的琉璃厂文化街，是北京著名的景点之一。早在元代以前，这里还是郊外。元朝建立后，统治者在这里设立官窑，专门为皇宫烧制琉璃瓦。明成祖迁都北京以后，由于修建宫殿的需要，琉璃厂的规模得以扩大，并成为工部的五大工厂之一。到了嘉靖年间，因为修建外城的需要，琉璃厂变为城区，那些官窑迁到门头沟一带。清朝建立以后，严禁汉人在内城居住，大批汉族官员便把家安在琉璃厂附近。
　　1772年，乾隆皇帝为了编纂《四库全书》，下令征集天下图书，并任命纪晓岚担任总编纂。为此，全国各地书商纷纷携带形形色色的书籍来到琉璃厂售卖。时间一长，这里就成了古籍善本、手抄秘籍、碑帖字画和文房四宝的集散地。
　　《四库全书》的编纂，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项巨大工程。这件事费时之长，耗资之巨，可谓史无前例。那么，乾隆皇帝为什么要搞这样一项大型文化工程呢？这与他所奉行的文化专制主义有关。据统计，康熙在位61年，较大的文字狱11起；雍正在位13年，著名的文字狱20多起；乾隆在位60年，大型文字狱130多起，大大超过他的前辈。此外，乾隆还创造了以“搜集古今群书”为名、行查办禁书之实的统治策略。也就是说，乾隆皇帝编纂《四库全书》的真正目的，就是要通过这一大型文化工程，彻底销毁具有早期民主思想和“反清”意识的图书。因此，在编纂《四库全书》的过程中，查缴禁书3000多种，焚毁的图书70多万部。这个数字与《四库全书》所收书籍数量几乎持平。难怪历史学家吴晗会说：“清人纂修《四库全书》而古书亡矣！”
　　此外，《四库全书》还根据统治者的需要，对所收古籍作了篡改。比如把岳飞的“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改为“壮志饥餐飞食肉，笑谈欲洒盈腔血”；把辛弃疾的 “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改为“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宋主曾住”。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胡虏”“匈奴”“寄奴”等词语，不仅犯了清廷大忌，还容易鼓舞读书人的骨气。因此鲁迅认为：阅读《四库全书》之后，将“永不会觉得我们中国作者里面，也曾有过很有些骨气的人”。
　　就在乾隆皇帝编纂《四库全书》的时候，欧美国家却发生了深刻的变化。1773年，也就是乾隆皇帝开设四库全书馆的第二年，美国波士顿人民因不堪忍受英国军队的血腥镇压，开始进行反抗。两年后，他们在莱克星顿打响了独立战争的第一枪。经过十年苦战，美国终于获得独立。在此期间，美国涌现出乔治·华盛顿、约翰·亚当斯、托马斯·杰斐逊、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本杰明·富兰克林等一批伟大的政治家。几年后，法国大革命爆发，革命者不但攻占了专制主义的象征巴士底狱，还召开制宪会议，通过《人权宣言》，从而使天赋人权、君主立宪、三权分立等思想日益深入人心。这一切，与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狄德罗等思想家的努力有关。
　　美国独立战争和法国大革命是18世纪启蒙运动的产物。康德认为：“启蒙”就是使人们脱离未成熟状态，把人们从迷信或偏见中解放出来。因此，18世纪启蒙运动就是要用天赋人权反对君权神授，用三权分立取代独裁专制，用自由民主根除贪污腐败。在启蒙运动的推动下，许多优秀人才投身于科学技术的发明创造，从而爆发了工业革命。相比之下，当时的中国读书人却仍然醉心于科举和考据。从此，中国与欧美国家的差距开始拉大。
　　话说回来，《四库全书》的编纂，毕竟让琉璃厂进入鼎盛时代。到了辛亥革命以后，这里仍然是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比如1912年5月，鲁迅到北京后的第一个星期日就去琉璃厂买了一套古书。随后，逛琉璃厂成了他的一大爱好。另外，琉璃厂旁边就是厂甸，所以周作人在《厂甸》中写道：“厂甸的路还是有那么远，但是在半个月中我去了四次，这与（钱）玄同（刘）半农诸公比较，不免是小巫之尤”。
　　后来，读书人成了政治运动的主要对象，再加上公私合营等政策的实行，琉璃厂陷入不死不活的境地。文革开始后，琉璃厂所有字号在“破四旧”中被迫停业，直到1972年尼克松访华前夕，各家店铺才陆续开业。当时店面里只能摆毛泽东著作，个别书店摆一两本旧书，也是专供外宾购买的。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文革结束。
　　上世纪80年代以后，琉璃厂经过短暂复苏，又淹没在汹涌澎湃的经济大潮之中。90年代时我曾到过这里，还看到一些旧书旧刊。但因为要价太高，只能是看一眼罢了。最近，我又专门去了琉璃厂一趟。这里本来是以旧书买卖闻名于世的，但是我从琉璃厂西口走到东头，却没有看到一本旧书。于是我想，从琉璃厂300年的兴衰中，人们不难看到中国文化的命运。 (作者为山西省社科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