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扎根于潮汕乡土社会中的存心善堂，正在经历着传统慈善救济向公益服务转型，融入到转型期中国的历史洪流中。与此同时，善堂的发展也杂糅着来自潮商、宗族、华侨、宗教等不同社会力量的利益、权力、信仰和人事纠葛，现实错综复杂。
这是一所特殊的学校。
从外表上看，这所学校和其他学校没有什么区别，校门口立着一座中西合璧的拱门，里面有儿童乐园，还有水疗池。三层的教学楼通透宽敞，立面上雕满了欧式的花纹。
大半个世纪前，这座学校是为烈士遗孤和战时儿童建立的存心学校。 如今，这座学校是为患有智力障碍儿童提供生活、生存技能的特教学校。
8点半，50多岁的廖姨赶到学校，与值夜班的护工做了简单的交接。今天她的任务是教孩子们整理内务， 与其说是教，不如说是她一个人的重复劳动。眼前几个住校的十几岁孩子，生活都不能自理，有些孩子甚至上完厕所不穿裤子就跑了出来。
整理完内务，她把孩子带回教室看电视，还没有到儿童节目的时间，孩子们对电视剧没有多少兴趣，几个孩子蠢蠢欲动地想溜走，被她一声大喝止住。
“战争时期求温饱，现在则是追求幸福，善堂也需要集社会之所需与时俱进。我们看社会的需要，服务最需要的人群。”存心善堂慈善会会长蔡木通告诉记者。
目前，存心善堂有特教学校、慈善养老院、免费诊所、免费快餐厅、残疾人工疗站、物资救助站等多个子机构，服务范围包括扶贫、恤孤、助残、养老、救灾、环保等多个领域。与此同时，存心善堂开始尝试开发能挣钱的“产业”。目前已经建成的存心陵园，提供平价的殡葬服务，盈利所得作为善堂办公费用。
和1949年前的存心善堂相比，今天的存心善堂在潮商、宗族、华侨、宗教等不同社会力量中有了巨大改变。一方面，它为了适应社会变化而进行着积极转型；另一方面，善堂的发展中又杂糅了乡土社会的利益、权力、信仰和人事纠葛，现实错综复杂。
产业化慈善链条
2009年，存心善堂开办了特教学校，随后，他们发现，对于智障孩子，即使经过特殊教育，16岁之后仍然难以步入社会。
2010年，善堂联合残联在存心慈善园成立了存心残疾人工疗站，以工疗帮扶的形式，安排那些从特殊学校毕业的残疾孩子到工疗站接受康复训练，并从事一些简单的手工制作。
每天早上8点半，22岁的郭茂（音）都会跟母亲一起来到慈善园的残疾人工疗站上班。郭茂患有智障，母亲没想到，他有一天也可以自食其力地工作。
一开始，她担心儿子会受到欺负，总是小心翼翼地陪护着他。但不久便欣喜地发现，儿子很快融入其中，孩子们之间不仅互相帮助，还变得礼貌了许多。 以前，郭茂只会成天呆在家里看电视，寡言少语。
“他们现在常常扎堆在一起聊天，有时候还会聊恋爱、婚姻的话题呢。”一位护工阿姨说。
工疗站里摆着三排桌椅，桌子上堆满了纸钱和汽车的玩具模型，女孩子们认真地叠着纸钱，男孩们则拼着模型。工厂包吃住，叠10000张可以赚到40元，一个人一个月可以赚得几百元收入。加工出来的纸钱销往善堂办的公益陵园，自产自销。
“一个智障孩子会拖累整家，解决一个孩子的就业问题就是帮助一个家庭根本脱贫。为这些孩子创造一些能够实现社会价值的就业机会，在工作中进行康复治疗，同时也可以让善堂的慈善救助形成一个链条，提高成效并促使救助长效化。”蔡木通说。
目前，残疾人工疗站已经运转2年。为了提高智障儿童的职业技能和生存技能，蔡木通今年的计划是将存心特教学校推动成为特教职业技术学校，针对6-16岁的智障儿童。新建的学校还将配套开设小工厂、小商场、修车厂、洗车场等学习场所，培养残疾智障儿童的学习专业技术能力，以便今后更好地融入社会。目前，这一改建工程已得到区政府的审批。
在蔡木通的设想中，等这些智障儿童长到五六十岁的时候，亲人都走了，护理会成为问题，因而新养老院建成后，原养老院旧址将改为精神残疾人庇护中心。
现代管理
民国时期，潮汕善堂在人员组成方面就已经有了近代企业决策制度的色彩，其组成基本上是两个层次， 据《解放前潮州的善堂善事概述》介绍，当时的善堂管理分为“上层人员多为绅商富户，组成董事会，设董事长和董事若干人，这是出钱和决定堂务的头面人物，俗称长衫队；下层人员就是义务负担各种善堂善事活动的堂员，此类人员多为小贩、手工业者、手工业工人、搬运工人等，是出力奔走的群众”。而这种组织制度也一直延续保留在今天的善堂，但形式则呈现出现代管理的模式。
目前，存心慈善会和存心义工协会是单独注册、相互独立的两个机构，蔡木通兼任两个机构的会长。义工协会不接受募捐，不参与商业活动，需要经费时向慈善会申请，存心慈善会需要志愿者协助时向义工协会协调。
存心慈善会下属的分支机构，则多采取官民合办的方式经营：存心养老院是与民政局合办的民办非企业，存心特教学校是与教育局合作的公办性质学校，残疾人工疗站是与残联合作。慈善会本身则起到枢纽作用，其下设的理事会协调不同职能的工作。
在这样的架构下，15名理事分管15个部门的运作，部门之间形成策略联盟。
在存心慈善会，每一名会员都可以参选会长，由会员代表大会推举，100名会员中产生一名会员代表。理事会任命秘书长，理事会相当于权力机关，秘书处相当于执行机关，此外理事任期5年后，老一届的理事会便组成监事会，直接掌控会员代表大会、会刊《存心公报》和财务。80岁以上的理事组成耆老会，不参与慈善会的管理，监督会员代表，出席重大节日和仪式。
春节期间，存心慈善会四层楼的办公室里，依然人来人往。
二楼，开水壶嘟嘟地响着，蔡木通沏了一壶功夫茶，正在和养老院、福利部门和救助部门的几名理事以及秘书处的人开会。
“考虑到如今医保和社保制度逐渐完善，我们再做这方面保障的余地已经不大了。但对于住院病人而言，护工费用会是一个压力，我们正在考虑是否明年实行会员住院给予一天150元/人的护工补贴制度。”蔡木通说。 类似这样一个议题，从提出到实施，需要依次经过常务理事会、理事会扩大会议的表决。表决通过后便会组织义工进行社会需求调查，根据调查结果在《存心公报》和《汕头日报》等媒介上予以公示，征求意见。
善男信女的捐款
新中国成立以前的善堂，主要来自“绅商富户、归侨侨眷和海外华侨的捐赠，以及善男信女的喜敬，另外还有单项善举的定额认捐”，而到了改革开放后潮汕善堂重新兴起，其收入来源则主要依靠善堂会员缴纳的类似于会费的款项，当然也依然还有海外华侨以及本地富户的捐赠。而善堂内也设有功德箱，有人进来会捐赠一些钱物，而其中善堂依靠其本身历史传统中就拥有的民间信仰力量，也还是可以得到善男信女的“香油钱”。
2012年，存心善堂筹得的善款发展到2700万元的规模。主要来自于存心慈善会的4万多名会员和社会捐赠，善堂会员高达4万名，包括社会各个阶层的成员，既有商人，也有工薪阶层，既有政府官员，也有打工人员。会员实行月捐制度，每人每月10元会费，一年120元，用于维持善堂运作。
善堂的财务支出非常公开，除了每三个月都要上报当地审计部门一次，善堂内部还设有监事会和耆老会共同监督理事会。每年正月初九，善堂开会员大会之时，善堂的会计人员则会把所有开支都挂在墙上，受所有捐款者监督。善堂会刊《存心公报》、《汕头日报》以及存心慈善会的网站也会予以公示。
对于捐赠者，存心善堂十分重视共同参与。“我们把回条拿给你看，米发到哪里，对方的证明，让你明明白白。捐赠的项目，我们请你一起过去看。善堂不劝捐，不募捐，我们有能力做大点，否则就做少些。”蔡木通告诉记者。
但质疑声依然不断，关于善堂善款来源，善款是否被挪用，是否真正救助弱势群体，一直有不同说法。对于这类争议，蔡木通早已耳闻，他很坦然：“自己问心无愧即可。”
参与贡天法会的一位佛教徒告诉记者，他相信这些流言，但他更相信佛教的因果报应，谁造的因，谁受果。鉴于此，他依旧会向善堂捐钱。
一位在善堂服务四年的义工对这类传言则不置可否，她觉得，善款去向与自己无关，只要做好自己即可。
复杂现实
上世纪90年代，日本学者夫马进教授对中国善会善堂史进行了深入研究后得出结论：中国社会始终未曾产生独立于官或超脱于“国家”和“社会”的公共领域和公共组织。
从某种程度来说，善堂也是各行商人之间及商与绅扩大社会联系的一个场所， 既然各行董、商董和绅界领袖可为地方善事商议协调，那么， 在一定条件下， 他们超越善举的界限， 涉足更多的地方事务。善堂也由此产生更多利益纠葛。
2003年，存心善堂成功注册为存心慈善会，机构也面临着人员调整。根据政策要求，超过70岁的人不再担任理事，原善堂的五名老理事改为顾问组成员。这在一些老理事看来，无异于一场“清理运动”。人员调整，无疑也加深了老理事与新理事之间的矛盾。
一位退任的老理事，向记者列举了善堂管理腐败、挪用善款和贿赂政府官员的种种事实。由于缺乏书面证据，他从未考虑过曝光，只是摆了摆手说，“反正我知道这么多，信不信由你。”
尽管如此，存心善堂依然快速发展着，新计划层出不穷，新的机构、新的服务都在这两年“小政府、大社会”的社会管理洪流中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
2013年，存心善堂还有一个计划：在半个世纪之后，与远在泰国的兄弟善堂——报德善堂重新取得联系。
同时，戊庚癸文化公司正在筹拍中国第一部慈善公益组织电影《善堂》，1月19日，《善堂》剧本创作艺术研讨会在汕头民政局召开，希望借此传播善堂慈善精神，激发更多人的善念。
这是一所特殊的学校。
从外表上看，这所学校和其他学校没有什么区别，校门口立着一座中西合璧的拱门，里面有儿童乐园，还有水疗池。三层的教学楼通透宽敞，立面上雕满了欧式的花纹。
大半个世纪前，这座学校是为烈士遗孤和战时儿童建立的存心学校。 如今，这座学校是为患有智力障碍儿童提供生活、生存技能的特教学校。
8点半，50多岁的廖姨赶到学校，与值夜班的护工做了简单的交接。今天她的任务是教孩子们整理内务， 与其说是教，不如说是她一个人的重复劳动。眼前几个住校的十几岁孩子，生活都不能自理，有些孩子甚至上完厕所不穿裤子就跑了出来。
整理完内务，她把孩子带回教室看电视，还没有到儿童节目的时间，孩子们对电视剧没有多少兴趣，几个孩子蠢蠢欲动地想溜走，被她一声大喝止住。
“战争时期求温饱，现在则是追求幸福，善堂也需要集社会之所需与时俱进。我们看社会的需要，服务最需要的人群。”存心善堂慈善会会长蔡木通告诉记者。
目前，存心善堂有特教学校、慈善养老院、免费诊所、免费快餐厅、残疾人工疗站、物资救助站等多个子机构，服务范围包括扶贫、恤孤、助残、养老、救灾、环保等多个领域。与此同时，存心善堂开始尝试开发能挣钱的“产业”。目前已经建成的存心陵园，提供平价的殡葬服务，盈利所得作为善堂办公费用。
和1949年前的存心善堂相比，今天的存心善堂在潮商、宗族、华侨、宗教等不同社会力量中有了巨大改变。一方面，它为了适应社会变化而进行着积极转型；另一方面，善堂的发展中又杂糅了乡土社会的利益、权力、信仰和人事纠葛，现实错综复杂。
产业化慈善链条
2009年，存心善堂开办了特教学校，随后，他们发现，对于智障孩子，即使经过特殊教育，16岁之后仍然难以步入社会。
2010年，善堂联合残联在存心慈善园成立了存心残疾人工疗站，以工疗帮扶的形式，安排那些从特殊学校毕业的残疾孩子到工疗站接受康复训练，并从事一些简单的手工制作。
每天早上8点半，22岁的郭茂（音）都会跟母亲一起来到慈善园的残疾人工疗站上班。郭茂患有智障，母亲没想到，他有一天也可以自食其力地工作。
一开始，她担心儿子会受到欺负，总是小心翼翼地陪护着他。但不久便欣喜地发现，儿子很快融入其中，孩子们之间不仅互相帮助，还变得礼貌了许多。 以前，郭茂只会成天呆在家里看电视，寡言少语。
“他们现在常常扎堆在一起聊天，有时候还会聊恋爱、婚姻的话题呢。”一位护工阿姨说。
工疗站里摆着三排桌椅，桌子上堆满了纸钱和汽车的玩具模型，女孩子们认真地叠着纸钱，男孩们则拼着模型。工厂包吃住，叠10000张可以赚到40元，一个人一个月可以赚得几百元收入。加工出来的纸钱销往善堂办的公益陵园，自产自销。
“一个智障孩子会拖累整家，解决一个孩子的就业问题就是帮助一个家庭根本脱贫。为这些孩子创造一些能够实现社会价值的就业机会，在工作中进行康复治疗，同时也可以让善堂的慈善救助形成一个链条，提高成效并促使救助长效化。”蔡木通说。
目前，残疾人工疗站已经运转2年。为了提高智障儿童的职业技能和生存技能，蔡木通今年的计划是将存心特教学校推动成为特教职业技术学校，针对6-16岁的智障儿童。新建的学校还将配套开设小工厂、小商场、修车厂、洗车场等学习场所，培养残疾智障儿童的学习专业技术能力，以便今后更好地融入社会。目前，这一改建工程已得到区政府的审批。
在蔡木通的设想中，等这些智障儿童长到五六十岁的时候，亲人都走了，护理会成为问题，因而新养老院建成后，原养老院旧址将改为精神残疾人庇护中心。
现代管理
民国时期，潮汕善堂在人员组成方面就已经有了近代企业决策制度的色彩，其组成基本上是两个层次， 据《解放前潮州的善堂善事概述》介绍，当时的善堂管理分为“上层人员多为绅商富户，组成董事会，设董事长和董事若干人，这是出钱和决定堂务的头面人物，俗称长衫队；下层人员就是义务负担各种善堂善事活动的堂员，此类人员多为小贩、手工业者、手工业工人、搬运工人等，是出力奔走的群众”。而这种组织制度也一直延续保留在今天的善堂，但形式则呈现出现代管理的模式。
目前，存心慈善会和存心义工协会是单独注册、相互独立的两个机构，蔡木通兼任两个机构的会长。义工协会不接受募捐，不参与商业活动，需要经费时向慈善会申请，存心慈善会需要志愿者协助时向义工协会协调。
存心慈善会下属的分支机构，则多采取官民合办的方式经营：存心养老院是与民政局合办的民办非企业，存心特教学校是与教育局合作的公办性质学校，残疾人工疗站是与残联合作。慈善会本身则起到枢纽作用，其下设的理事会协调不同职能的工作。
在这样的架构下，15名理事分管15个部门的运作，部门之间形成策略联盟。
在存心慈善会，每一名会员都可以参选会长，由会员代表大会推举，100名会员中产生一名会员代表。理事会任命秘书长，理事会相当于权力机关，秘书处相当于执行机关，此外理事任期5年后，老一届的理事会便组成监事会，直接掌控会员代表大会、会刊《存心公报》和财务。80岁以上的理事组成耆老会，不参与慈善会的管理，监督会员代表，出席重大节日和仪式。
春节期间，存心慈善会四层楼的办公室里，依然人来人往。
二楼，开水壶嘟嘟地响着，蔡木通沏了一壶功夫茶，正在和养老院、福利部门和救助部门的几名理事以及秘书处的人开会。
“考虑到如今医保和社保制度逐渐完善，我们再做这方面保障的余地已经不大了。但对于住院病人而言，护工费用会是一个压力，我们正在考虑是否明年实行会员住院给予一天150元/人的护工补贴制度。”蔡木通说。 类似这样一个议题，从提出到实施，需要依次经过常务理事会、理事会扩大会议的表决。表决通过后便会组织义工进行社会需求调查，根据调查结果在《存心公报》和《汕头日报》等媒介上予以公示，征求意见。
善男信女的捐款
新中国成立以前的善堂，主要来自“绅商富户、归侨侨眷和海外华侨的捐赠，以及善男信女的喜敬，另外还有单项善举的定额认捐”，而到了改革开放后潮汕善堂重新兴起，其收入来源则主要依靠善堂会员缴纳的类似于会费的款项，当然也依然还有海外华侨以及本地富户的捐赠。而善堂内也设有功德箱，有人进来会捐赠一些钱物，而其中善堂依靠其本身历史传统中就拥有的民间信仰力量，也还是可以得到善男信女的“香油钱”。
2012年，存心善堂筹得的善款发展到2700万元的规模。主要来自于存心慈善会的4万多名会员和社会捐赠，善堂会员高达4万名，包括社会各个阶层的成员，既有商人，也有工薪阶层，既有政府官员，也有打工人员。会员实行月捐制度，每人每月10元会费，一年120元，用于维持善堂运作。
善堂的财务支出非常公开，除了每三个月都要上报当地审计部门一次，善堂内部还设有监事会和耆老会共同监督理事会。每年正月初九，善堂开会员大会之时，善堂的会计人员则会把所有开支都挂在墙上，受所有捐款者监督。善堂会刊《存心公报》、《汕头日报》以及存心慈善会的网站也会予以公示。
对于捐赠者，存心善堂十分重视共同参与。“我们把回条拿给你看，米发到哪里，对方的证明，让你明明白白。捐赠的项目，我们请你一起过去看。善堂不劝捐，不募捐，我们有能力做大点，否则就做少些。”蔡木通告诉记者。
但质疑声依然不断，关于善堂善款来源，善款是否被挪用，是否真正救助弱势群体，一直有不同说法。对于这类争议，蔡木通早已耳闻，他很坦然：“自己问心无愧即可。”
参与贡天法会的一位佛教徒告诉记者，他相信这些流言，但他更相信佛教的因果报应，谁造的因，谁受果。鉴于此，他依旧会向善堂捐钱。
一位在善堂服务四年的义工对这类传言则不置可否，她觉得，善款去向与自己无关，只要做好自己即可。
复杂现实
上世纪90年代，日本学者夫马进教授对中国善会善堂史进行了深入研究后得出结论：中国社会始终未曾产生独立于官或超脱于“国家”和“社会”的公共领域和公共组织。
从某种程度来说，善堂也是各行商人之间及商与绅扩大社会联系的一个场所， 既然各行董、商董和绅界领袖可为地方善事商议协调，那么， 在一定条件下， 他们超越善举的界限， 涉足更多的地方事务。善堂也由此产生更多利益纠葛。
2003年，存心善堂成功注册为存心慈善会，机构也面临着人员调整。根据政策要求，超过70岁的人不再担任理事，原善堂的五名老理事改为顾问组成员。这在一些老理事看来，无异于一场“清理运动”。人员调整，无疑也加深了老理事与新理事之间的矛盾。
一位退任的老理事，向记者列举了善堂管理腐败、挪用善款和贿赂政府官员的种种事实。由于缺乏书面证据，他从未考虑过曝光，只是摆了摆手说，“反正我知道这么多，信不信由你。”
尽管如此，存心善堂依然快速发展着，新计划层出不穷，新的机构、新的服务都在这两年“小政府、大社会”的社会管理洪流中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
2013年，存心善堂还有一个计划：在半个世纪之后，与远在泰国的兄弟善堂——报德善堂重新取得联系。
同时，戊庚癸文化公司正在筹拍中国第一部慈善公益组织电影《善堂》，1月19日，《善堂》剧本创作艺术研讨会在汕头民政局召开，希望借此传播善堂慈善精神，激发更多人的善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