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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小说是明清长篇章回小说的主要类别，它影响国人之深，甚至超过正史。明清历史小说的创作深受史学思想之影响。缺席了小说家的历史观的观照，史实也只能是一堆散漫的原始素材。可以说，明清历史小说，是小说家在所持历史观的观照下对王朝更迭史进行的再创作。小说家的历史观影响了明清历史小说的整体架构，也影响了具体作品的主旨、结构与人物塑造等，因而成为历史小说研究的一个重要议题。
正统论是中国古代史学中的一个重要理论，表达了对某一政权合法性及其历史地位问题的认识。正统论对明清历史小说的创作与接受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毛宗岗所谓“读《三国志》者，当知有正统、闰运、僭国之别”，即是这种正统论的直接体现。
一、正统论与明清历史小说中的汉族王朝书写
正统论是一种变动的、发展的历史理论，历代学者为此“攘臂张目，笔斗舌战，支离蔓衍，不可穷诘”。但在不断的发展中，大体上形成了两大理论系统：一是依据战国邹衍的“五德终始”说，以金、木、水、火、土“五德”的嬗递来计年定正闰;一是依据《春秋公羊传》“故君子大君正”及“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等的“君正”与“一统”来推衍的理论。前者之“统”强调时间上正统之延续，后者之“统”强调空间范围内的正统地位。至宋代，后一意义上的正统论逐渐占据主导地位。特别是宋元之后，重纲常名教以及大汉族主义的思想倾向越发明显。
从时间概念而言，正统就是帝王的正宗统系。按照正统论的观点，虽然某些王朝在历史长河中占据了一席之地，但并不意味着它就获得了正统地位。就汉族政权而言，王朝的正统性既基于其政治的“大一统”，又需考虑其立国方式是否合乎儒家的伦理道德。从这个角度来看，明代史家公认的正统汉族王朝首推上三代，即夏、商、周，其次是汉、唐、宋、明，其他的王朝几乎都不得为正统。如方孝孺认为：
天下有正统一，变统三。三代，正统也。如汉如唐如宋，虽不敢几乎三代，然其主皆有恤民之心，则亦圣人之徒也，附之以正统，亦孔子与齐桓、仁管仲之意歟？
按方孝孺的观点，历代汉族政权能称得上正统王朝的，除了夏、商、周三代，就是汉、唐、宋，虽然汉、唐、宋不如三代为“正”。而其他“取之不以其正”“守之不以仁义”的汉族政权，都不得为正统。方孝孺的正统论对明代史学产生了巨大影响，如晚明徐奋鹏即云：“独我太祖高皇帝起自宇内风烟之中，迅扫胡腥，再开天地……其所以上承唐、虞三代以来之正统者，惟我明而已。”明清历史小说对汉族政权的书写，深受此种史学思想的影响。由于上三代史料的缺乏，汉、唐、宋、明这四大正统王朝获得了小说家的青睐。因此，不论是明清历史小说的整体创作架构，还是具体作品的主旨，都呈现出重汉、唐、宋、明的倾向。
1.史家眼中之正统王朝与明清历史小说的整体架构
明清历史小说数量甚多，“几与正史分签并架”，但经仔细考究我们发现，小说家对汉族政权的书写并不是按照历史朝代的自然进程依次展开。早期历史小说特别是历史演义，于史籍依赖甚深，往往遵循“按鉴”的原则进行“演义”，受史学观念的影响也更深。从正统论与小说创作的角度考察，早期历史小说家选择的创作突破口恰恰是史家眼中的正统汉族王朝。元末明初署名罗贯中的《三国志通俗演义》《隋唐两朝志传》《残唐五代史演义传》，其书写的中心正是汉、唐王朝。
《三国志通俗演义》作为我国第一部长篇章回体历史小说，其作为文体典范的意义毋庸赘述。罗贯中选取三国历史为创作的突破口，正如鲁迅先生所说，确实倚仗了题材的优势。但作为第一部“演义”体小说，作者所“演”之“义”也值得探究。《三国志》作为前四史之一，详细记载了东汉末年至三家归晋的历史，其中自然有诸多“大义”耐人寻味。罗贯中以小说家之笔墨“陈叙百年，该括万事”，敷演了魏、蜀、吴三国的更迭史，也阐发了三国历史所蕴含的“义”，表达了对历史、政治的看法。这种“义”，修髯子表述为“知正统必当扶，窃位必当诛，忠孝节义必当师，奸贪谀佞必当去”。众所周知，《三国志》尊魏为正统。而罗贯中却以蜀汉为书写的中心，将蜀汉视为正统王朝，视为大汉王朝的延续。从这一角度看，《三国志通俗演义》书写的中心是大汉王朝，只不过选择的是东汉末年至蜀汉覆亡的一段历史。《隋唐两朝志传》虽名为隋唐“两朝”演义，实际上叙事讫于隋炀帝的荒淫误国，重点敷演了隋唐易代之际的历史。而隋之荒淫误国正是李唐王朝正统性的基础。《隋唐两朝志传》虽然“前多阙略，厥后铺缀唐季一二事，又零星不联属”，但却首开明清历史小说“说唐”先河。《残唐五代史演义传》从历史时期看，书写的是五代的历史;从小说史发展来看，也是宋元说话“五代史”题材的延续。但从作者关注的重点看，着重敷演的无疑是大唐末期至后唐的一段历史。黄巢起义导致了大唐王朝的崩塌，梁、唐、晋、汉、周迭相更替。《残唐五代史演义传》叙事讫于唐末僖宗之“亡”，叙事主线则是黄巢、朱温的“灭唐”与李克用、李存孝的“保唐”的斗争。在作者笔下，李存勖建立的后唐，是大唐王朝的延续;后唐的灭亡，其实是大唐王朝的灭亡。于是，在全书六十回的篇幅中，至第四十三回方敷演至后唐的建立，至第五十回后唐灭亡。关于刘知远建汉、郭威建周以及赵匡胤建宋的历史，作者仅用了十回篇幅加以敷演。赵景深曾说：“大约写书的人写到唐，便没有耐心再创造出英雄来;连刘知远出世的故事（《五代史平话》《刘知远诸宫调》《白兔记》均有详叙）都来不及加进去了。”作者之所以没有这个“耐心”，就在于《残唐五代史演义传》虽曰“五代史演义”，但其中心事件则是后唐之兴亡。因此，后唐历史演述完毕后，其他精彩的故事仅草草了事。小说家选择这三个历史时期，学界大多认为与讲史平话的积累、历史题材的优劣、政治时局的动荡有关，但如果将嘉靖年间的历史小说综合来考察，它们与史学上之正统论之关联更为明晰。
明嘉靖年间出现的历史小说有《皇明开运英武传》《大宋演义中兴英烈传》《唐书志传通俗演义》《全汉志传》《南北两宋志传》《列国志传》。这几部作品，除了《皇明开运英武传》出于郭勋的政治目的外，其他的都源于熊大木模式。熊大木模式的小说在汉、唐王朝演义的基础上增加了大宋王朝开国中兴史题材，同时也开始涉足列国志题材。从王朝史来看，这期间的历史小说在汉、唐王朝的基础上增加了宋、明、周。如前所述，明代史家在汉族政权中，首推夏、商、周三代，其次是汉、唐、宋、明。夏、商、周三代的正统性毋庸置疑，因此一直不是史家讨论的重点。在历史小说领域，三代因为历史久远、史料匮乏，也不是创作的重点。因此，早期历史小说的创作着力点与明代史家对汉、唐、宋、明的推崇表现出了惊人的一致性，也可以说，小说家最早都是选择史家眼中的正统王朝开始敷演。在具体表述上，小说家与明代史家也体现出了趋同性： 秦不过为汉驱除，隋不过为唐驱除，前之正统以汉为主，而秦与魏、晋不得与焉，亦犹后之正统以唐、宋为主，而宋、齐、梁、陈、隋、梁、唐、晋、汉、周俱不得与焉耳。且不特魏、晋不如汉之为正，即唐、宋亦不如汉之为正。（毛宗岗《读三国志法》）
自今万千余年，变更非一。三王而降，称大君者，汉唐宋而已。汉除秦暴，得天下为正。唐宋又其次矣。惟我太祖高皇帝，应天顺人，奋起濠泗，扫荡群雄，驱逐胡元，变腥膻污秽之俗为礼乐文明之会。其盛德大业，诚足以超汉唐而并降三代矣。（《皇明开运英武传》第一回）
在小说家看来，历代王朝中除了三代之外，称得上正统的只有汉、唐、宋。秦、隋虽拥有天下，却不过是为汉、唐做准备，二者皆不得为正统。唐、宋不如汉之得正统，而大明则“超汉唐而并降三代”。
这种正统论对明代历史小说的创作格局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小说家对汉族王朝的书写并不完整，他们真正垂青的历史时期是汉、唐、宋、明王朝。清代以后，历史小说的创作高潮已过，虽然有部分补缺之作，但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历史小说的整体架构。由此，明清历史小说作品主要集中于两汉系列、三国系列、隋唐系列、两宋系列、大明英烈系列，佳作也多集中于此。
2.史家之正统论与历史小说的思想倾向
小说家不独选择正统王朝为创作突破口，还不时在文本中为其争正统。刘邦、刘备、李世民、赵匡胤与朱元璋，也成为小说家心目中理想君王的化身。比如，《残唐五代史演义传》第一回“孙待诏史记世系”演述历代帝王统系时，明确“汉祛秦暴真天命，唐统华夷杂霸功”，强调唐与汉之正统地位。《隋炀帝艳史》《隋史遗文》《隋唐演义》开篇的帝王统系，重点演述了南北诸王朝的非正统性，尤其突出了隋文帝杨坚的“篡”周。而大隋“篡”周以定鼎，暴虐以亡国，正好成为大唐政权正统性的一大基础。《西汉演义》中，居于正统一方的刘邦与残暴的项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沛公专行仁义，不尚杀伐，广揽英雄，抚安百姓，怀王甚爱之，每与群臣曰：‘沛公刘邦，仁厚长者，使此人得专征伐，决能安辑地方，抚爱黎庶，足可以为天下主也。’鲁公（项羽）威权日重，天下诸侯，莫敢仰视，性暴气刚，人不敢近，怀王甚惮之而不发一言，每来奏事，怀王出席与之语。”对于楚汉相争的史实，虽然史家一直尊刘邦开创的汉王朝为正统，但对于项羽的评价却比较复杂。司马迁在《史记·项羽本纪》中刻画了一个复杂鲜活的项羽形象，虽然他有“为人傈悍滑贼，诸所过无不残灭”的残暴，但更有“力拔山兮气盖世”的英姿、“人有疾病，涕泣分食饮”的仁德、“无颜见江东父老”的深情厚义。这种复杂的性格特征与独特的人格魅力，显然是历史小说创作的绝佳素材。《史记》作为史传文学，尚且突破史家笔法，成就一段“英雄力量之文”，“如破秦军处，斩宋义处，谢鸿门处，分王诸侯处，会垓下处，精神笔力，直透纸背，静而听之，殷殷阗阗，如有百万之军，藏于腧麋汗青之中，令人神动”。然而，相比于《史记》或是其他历史小说，《西汉演义》中的项羽形象毫无神韵可言。这一方面与小说家的才情有关，但与小说家突出与美化刘邦的创作宗旨不无关系。
在这四大王朝中，汉之正统几乎与上三代一样毋庸置疑，但蜀汉之正统与否却是史学上的一大公案。值得注意的是，在小说领域，敷演西汉定鼎与东汉中兴的小说远没有《三国演义》为蜀汉争正统之殚精竭虑。虽然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拥刘贬曹”倾向不如后世版本鲜明，但“帝蜀寇魏”思想的存在是不争的事实。明末清初的毛宗岗父子通过修订与评点，让这一倾向进一步得以强化。然而，不论蜀汉怎样得“正统”，最终仍难逃覆亡的命运。蜀汉覆亡之后，小说还得继续演述至“三家归晋”。这本来就是演述“三国”历史之必然结局，但在毛宗岗看来，却另有说法：
三国以汉为主，于汉之亡可以终篇矣。然篡汉者魏也。汉亡而汉之仇国未亡，未足快读者之心也。汉以魏为仇，于魏之亡又可以终篇矣。然能助汉者吴也，汉亡而汉之与国未亡，犹未足竟读者之志也。故必以吴之亡为终也。
在毛宗岗看来，蜀汉覆亡之后，小说写魏、吴之覆亡，其用意仍在蜀汉。
《三国演义》中的“帝蜀寇魏”论，一直是学界的热点问题。学界普遍认为史学上三国正统之争往往屈从于当时的政治局势，陈寿、习凿齿、司马光、朱熹等人都基于时代的需要或尊魏或尊蜀。而三国题材的民间传说、戏曲、小说则一直有其独立的倾向，即始终以蜀汉为正统。也就是说，三国题材小说中的“帝蜀寇魏”论并不受史学上之正统论的影响，始终有其一致的倾向性。而且，《三国演义》中的“帝蜀寇魏”论有着浓厚的道德至上的价值取向。但是不是就可以说，小说中的“帝蜀寇魏”论与官方或者正统史学思想无关呢？事实上也不尽然。一方面官方的正统史学与民意之间并非泾渭分明，随着历史的发展，彼此之间难免会相互影响。特别是官方主流学说势必渗透到民间，影响一个时期的时代风气。退一步说，南宋以前的三国正统问题确实存在民众情感倾向与官方正统史学观点的分歧，这种分歧自南宋以后已不存在。南宋以来，“帝蜀寇魏”是史学界的主流观点，朱熹编《通鉴纲目》，以刘备为正统，承献帝之后，绍汉遗统。自此之后，论蜀正统问题者议论蜂起，而改撰三国之书者亦接踵而至。且“自朱子以来，无不是凿齿而非寿”。很难想象，如此大量的依据“帝蜀寇魏”论改撰的史书，不会对民众和《三国演义》的成书产生影响。也正是在此期间，三国故事逐渐丰满定型，最终出现了《三国志通俗演义》。而毛宗岗父子对《三国演义》正统论的强化，更是与明末清初史学上“帝蜀寇魏”论有关。因此《三国演义》中的“帝蜀寇魏”论与史学上之正统论的关系，并不能简单地予以否定，它是民众情感倾向与史学之正统论共同作用的结果。
二、正统论与明清历史小说中的少数民族王朝书写
正统论不仅涉及历代汉族政权，还涉及少数民族政权，特别是宋元之后，后者更为突出。宋元史家的正统之論，就汉族政权而言，突出的是道德意义上的“得天下之正”;就少数民族政权而言，则具有浓厚的“华夷之辨”的色彩。明初，朱元璋恢复汉族政权，极端道德主义、大汉族主义思想得到进一步强化。“土木堡”之变后，明与北方蒙古族等少数民族的矛盾激化，严防华夷的思想更是成为正统论的核心。 这种“严华夷之分”的正统论对明清之际的士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王夫之、顾炎武、黄宗羲等人都在其著作中对此多加赞许与吸取。如黄宗羲认为：“中国之于夷狄，内外之辨也。以中国治中国，以夷狄治夷狄，犹人不可杂之于兽，兽不可杂之于人也。”由此，他严厉批评了前代诸多史书处理华夷问题的做法，如明初修《元史》，在他看来，这简直就是认贼作父、为虎作伥，他认为应该“改撰《宋史》，置辽、金、元于《四夷列传》，以正中国之统”。“严华夷之分”的正统论对明清小说少数民族王朝史的创作产生了重大影响。
1.清中叶以前少数民族开国史的缺失
“严华夷之分”的正统论在明清历史小说中的突出表现就是少数民族开国史不產生于明代，而迟迟到清中叶后才出现。在我国历史王朝序列中，北朝的北魏、北齐、北周是第一批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政权。而在清中叶以前，历史小说中并无北史（当然也包括南史）题材的小说。值得注意的是，南北朝史自撰写史书始，就存在严重的华夷色彩。南朝梁沈约的《宋书》称北朝为“索虏”，并有《索虏传》;萧子显的《南齐书》称北魏为“魏虏”“索头”“虏”等;而北齐魏收的《魏书》则称宋、齐、梁为“岛夷”。唐代李延寿在前人史书的基础上，将原先分裂的南北史统一编写，将南、北朝同视为正统。但李延寿的努力并没有改变后人的正统观念，后世如宋刘敞的《南北朝杂记》、明林茂桂的《南北朝新语》也多南朝事而少北朝事。清中叶以前南北史历史小说的缺失，与小说家的正统观不无关系，从现存的小说来看，明代也确实未留下南北史题材的小说。
明代历史小说中，少数民族王朝史演义缺失的还有元王朝。崇祯年间刊行的《开辟衍绎叙》云：
名之开辟者何？譬喻云尔。如盘古氏者，首开辟也;天、地、人三皇，次开辟也;伏羲、神农、黄帝、尧、舜，又一开辟也;夏禹继五帝而王，又一开辟也;商汤放桀灭夏，又一开辟也。周文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武王克纣伐罪吊民，则有《列国志》，是又一开辟也。汉高定秦楚之乱，光武灭莽中兴，则有《西东汉传》，是又一开辟也。又有《三国志》《两晋传》《南北史》。隋杨坚混一南北，唐太宗平隋之乱，则有《隋唐传》，是又一开辟也。宋祖定五代之乱，则有《南北宋传》，是又一开辟也。其间又有《水浒传》《岳王传》。我太祖一统华夏，则有《英烈传》，是又一开辟也。
从上述文字看来，所谓的开辟，是指开创了一个新纪元，三代以后则是开创一个新王朝。作序者称夏、商、周、汉、隋、唐、宋、明都曰“开辟”，而宋末元初，理当是大元“又一开辟”，但小说家却列举不出相应的作品。由此可见，大元不可称为“开辟”。这种思想毫无疑问来自“严防华夷”的正统论。
就少数民族政权之正统性而言，明代的小说家与史家立场基本一致。小说家不仅不涉及少数民族开国史的创作，明代留存的其他小说也流露出强烈的华夷色彩。如《残唐五代史演义传》中写到石敬瑭（塘）借兵契丹后，小说家借诗曰：“中国须教中国治，卢龙岂可属夷人？尺一只因轻约誓，诸州从此入沉沦。却将礼乐冠裳地，货作侏鴃舌伦。读史至今遗怅恨，令人切齿怒庸臣。”石敬瑭薨逝，小说又录史官评论曰：“（石敬瑭）以中国之君，而屈身夷狄……夫以古人行一不仁，杀一不辜，而得天下，犹且不为，况附夷狄以伐中国，又从而取之者乎？《纲目》书晋王尊号于契丹，契丹加晋王尊号，所以著中国，事夷狄，首足倒悬之极，其恶契丹，而贱敬瑭也，甚矣！”虽然晋王朝总体上被小说家贬抑，但与少数民族政权比较，则成为小说家心目中的正统所系。在具体描述中，小说家在强调广大民众心向晋朝政权的同时，多揭露少数民族政权的凶残，如后赵石虎“每屠城邑，鲜有遗类”，与赵南阳王刘胤交战时，更是“枕尸千里”。这种“严夷夏之防”的论调在小说中比比皆是，不胜枚举。这种现象，虽然与史实以及明代时局有关，但其根本则源自“严华夷之防”观念。
2.《三国志后传》《北史演义》及其他
在少数民族史演义中，《三国志后传》是一篇特殊的作品。《三国志后传》主要叙写的是晋代“八王之乱”后“五胡乱华”的一段历史，其中尤以刘渊建立的汉赵兴亡为重点。其创作之缘起，却是为延蜀汉之正统。其《引》云：
观《三国演义》至末卷，见汉刘衰弱，曹魏僭移，往往皆掩卷不怿者众矣。又见关、张、葛、赵诸忠良反居一隅，不能恢复汉业，愤叹扼腕，何止一人。及观汉后主后为司马氏所并，而诸忠良之后杳灭无闻，诚为千载之遗恨。及见刘渊父子因人心思汉，乃崛起西北，叙掷历汉之诏，遣使迎孝怀帝，而兵民景从云集，遂改称炎汉，建都立国，重兴继绝（统）。虽建国不永，亦快人心。今是书之编，无过欲泄愤一时，取快千载，以显后关、赵诸位忠良也。其思欲显耀奇忠，非借刘汉则不能以显扬后世，以泄万世苍生之大愤。
酉阳野史见《三国演义》末卷叙“汉刘衰弱，曹魏僭移”，不禁“愤叹扼腕”，于是敷演了关羽、张飞、赵云等人的后人扶助刘备后人刘渊、刘曜恢复蜀汉正统王朝的事迹，以此“泄万世苍生之大愤”。匈奴贵族刘渊建立的汉赵（前赵）乃是“五胡乱华”的开始，直接导致了西晋的灭亡，史上称之为“永嘉之乱”“神州陆沉”。“五胡乱华”使得北方汉族几近亡族灭种，汉赵王朝在后世史家眼中绝对不能为正统。但作者为延三国蜀汉之苗裔，不惜犯“华夷之大防”，将刘渊、刘曜等处理成刘备后人。
至清代，正统论“严华夷之防”思想淡薄，少数民族史学的研究与相关小说的创作得以勃兴。比如，南北朝史在清乾隆年间倍受史家关注，人们对北朝历史的认识也发生了变化。相应地，小说领域出现了杜纲的《北史演义》（乾隆五十八年）与《南史演义》（乾隆六十年）。《北史演义》敷演了北魏、北齐、北周史事，主要以北齐开国君王高欢为中心。北魏由鲜卑族拓跋部建立，北周开国君王宇文泰也是鲜卑人，北齐开国君王高欢则是鲜卑化的汉人。因此，北朝的北魏、北齐、北周其实都是鲜卑王朝。《北史演义》是我国第一部敷演少数民族王朝史的小说。杜纲之所以“补缺”北史，主要原因在于心中对少数民族政权没有轻贱之心。唯其如此，才能满腔热情地塑造出高欢、娄昭君等少数民族男女形象，才会以鸿篇巨制来展现北齐这个少数民族政权的崛起史。假如没有以北齐为中心的《北史演义》，则明清历史小说就缺少了一环;恰是《北史演义》的出现，打破了这种严“华夷”之分的正统论，体现了汉族小说家对少数民族历史的尊重与重视。同样，蒙元史题材也最终出现在清代历史小说中。清代道光年间，尹湛纳希的《青史演义》演述了蒙元的兴盛史，第一次在小说中塑造了成吉思汗的英雄形象。作为一位蒙古族作家，尹湛纳希纠正华夷之分的愿望非常强烈，字里行间洋溢着民族自豪感。《青史演义》与《北史演义》一同冲淡了明清历史小说浓厚的华夷色彩，弥补了历史小说的不足，具有重大的意义。 三、明清历史小说正统论的特殊性
明清历史小说中的正统论与史学上之正统论关系密切，但小说家在强调某王朝的正统性时，并不是一味地依照史学观点加以敷演，而是更多地融入了民众的思想情感，由此体现了与史籍不同的审美趣味。大体而言，小说家笔下的正统之主，往往具有真命天子与仁德之主的双重身份，这是其王朝正统性的根本来源。
1.正统论往往与天命论相结合
史学上之正统论早期依照“五德终始说”来定正闰，虽然也有天命的成分，但更主要的是顺应了一种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而明清历史小说中的正统开国之主无一不是真命天子，几乎都是星宿臨凡。如《英烈传》第四回曰：
历代皇帝降世，都是星宿。即如盘古分开天地以来，那伏羲是虹之精，神农是荧惑星，颛顼是瑶光星，神尧是赤龙之瑞，大舜是乌燕之祥，大禹是水德星，成汤是高媒星，文王是居门星，汉的高帝是尾星，唐的高祖是金星，宋的太祖是三天门下修文史。
后唐明帝叹惜生民乱离，祈祷上苍早生圣人，以为生民之主。为此，玉帝命赤须火龙托生为赵匡胤，统系治世。元末顺帝荒淫怠政，世间混乱不堪，玉帝命身边的金童下凡，托生为朱元璋，建立大明。刘邦乃赤帝之子，李世民乃紫薇星，郭威是乌龙，箫衍是菖蒲精……
这些真命天子“未显贵时，必先有异征”（《北史演义》第九回总评）。与此相关的神异现象在历史小说中比比皆是。刘裕生时，屋上红光烛天，上天降下甘露。《大唐秦王词话》里，李世民生来有“龙凤之姿，天日之表”，天生就是“济世安民”之人。所生寺庙“异香阵阵扑鼻”，“半空中箫韶迭奏，剑佩铿锵，紫雾氤氲，祥云缭绕。”《飞龙全传》里，赵匡胤有“香孩儿”之称，其生时，“赤光满室，营中异香经宿不散”，到城隍庙时，钟鼓自鸣，泥马也听其命令而奔驰。
在这些历史小说中，《英烈传》的天命色彩尤其浓厚：朱元璋出生之日，天上的太阳比往日光彩;朱元璋小时与众小儿装扮帝王玩耍，别人都跌得头青脸肿，唯独他“端然正坐，一些不动”;起兵反元后，有五条花蛇聚积于其头巾中，又化为五条白龙。每遇作战，头巾中就跃跃有声，令其诸将“心益畏服”……《英烈传》据史敷演，其中的历史事件大多属实。然而，这样一部崇尚真实的历史小说却大量编造真命天子神话。据赵景深、钱静芳先生考证，这些神话几乎事事皆有所本。朱元璋本人曾大力宣传其得天命而取天下，其子孙大加效尤。因此，明史及野史笔记中记载了大量大明开国君臣的神话，这成为小说创作的主要题材来源。
小说家愈是强调新兴王朝的正统地位，则愈是强调其天命色彩。这种观念虽然与“君权神授”思想有关，也受到官修正史的影响，但主要与通俗小说的文体特征有关。
2.正统论有浓厚的道德色彩
明清历史小说中的正统论有着浓厚的道德色彩。在小说家笔下，举凡正统君王，都是仁德之君。《三国演义》“帝蜀寇魏”思想落实在刘备的仁德品格之上，尊刘备就是尊仁德为怀的王者之政。程毅中先生指出：“说话人拥刘反曹，拥的不是汉献帝而是‘孤穷’刘备，主要因为他有仁有义。他们拥刘反曹，正如《东坡志林》所记载王彭的话，是君子与小人之分，而不是什么正统和篡逆之辨。”刘备之起兵，乃为安黎庶，非为自我之野心，这是他成功的基础。因此李贽评曰：“桃园结义，劈头发愿，便说同心协力，救困扶危，上抱国家，下安黎庶。你看他三人岂寻常草泽之人而已乎！三分事业实基于此。”正是有“安黎庶”之愿，刘备处处待百姓以仁，事事皆以仁德为怀，因而诸葛亮感叹：“真仁慈之主也！”
小说家几乎都刻意描写了这些开国君王的仁德之举，如商侯“德及禽兽”（《有夏志传》）、西伯侯“泽及枯骨”（《有商志传》）、刘备“携民渡江”（《三国演义》）、刘邦“兵入咸阳”（《西汉演义》），等等。这些细节在小说中不断被提及，成为他们仁德爱民的象征，也成为其王朝正统性的基础。因此小说家感慨：“国家气运亦何常，须向人心问短长。时日在天悲曷丧，保民而王愿无疆。”
当然，明清史学中的正统论本身就偏重于道德评判，这种唯道德主义的标准恰好与小说的审美趣味一致，对小说强化正统王朝的道德色彩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正统论是一种先验的、主观的历史观念，它以某种人为的标准，排列封建王朝的正当统纪或偏闰地位，以此为原则来编纂史书和处理史料。比如在编年体史书中，用正统王朝的年号编年纪事，而偏闰政权的年号不得编年;在纪传体史书中，正统王朝的帝王有本纪，而偏闰政权的帝王事迹则入“载记”。正统论原则成为史书的编纂体例，饶宗颐说：“正统之确立，为编年之先务，故正统之义，与编年之书，息息相关。”明清历史小说中浓厚的正统论也影响了作品的艺术构思。正统论涉及以谁为小说描写中心的问题，也涉及历史人物的形象塑造问题。这种影响有利也有弊，比如，正是有了鲜明的正统观念，才使得小说家在三国纷繁复杂的史事中选择以刘蜀作为中心，重点刻画诸葛亮、刘备、张飞、关羽等刘蜀集团的人物，避免了将《三国演义》写成一本三国历史的大账簿。但以一方为正统势必弱化或丑化另一方或多方。《三国演义》作为一部优秀的作品，在尊刘蜀为正统的同时，总体上还是真实地再现了三国的历史，歌颂了曹操、孙权集团的时代精英。它虽然有“拥刘贬曹”的倾向，但并未一味歌颂刘蜀集团而丑化曹魏、孙吴集团，也就是说，《三国演义》尊刘备为正统，但并没有简单地将魏、吴视为“僭”“伪”，而是客观上描述了三国鼎立的历史。因此，正统论在《三国演义》中并没有影响小说的艺术性，相反，其主题的形成以及主要人物形象的塑造多得力于正统论。但在一些二三流的作品中，小说家很难做到二者兼得。如《英烈传》虽然模仿《三国演义》处甚多，但几乎仅为“英烈”作传，一味强调朱元璋的正统，一味斥责陈友谅、张士诚等人为“伪”、为“僭”，很难再现元末明初的历史风云，其思想性、艺术性难以望《三国演义》之项背。因此，正统论在某种程度上又制约了明清历史小说的创作，影响了明清历史小说的思想性与艺术性。
（选自《北京大学学报》）
正统论是中国古代史学中的一个重要理论，表达了对某一政权合法性及其历史地位问题的认识。正统论对明清历史小说的创作与接受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毛宗岗所谓“读《三国志》者，当知有正统、闰运、僭国之别”，即是这种正统论的直接体现。
一、正统论与明清历史小说中的汉族王朝书写
正统论是一种变动的、发展的历史理论，历代学者为此“攘臂张目，笔斗舌战，支离蔓衍，不可穷诘”。但在不断的发展中，大体上形成了两大理论系统：一是依据战国邹衍的“五德终始”说，以金、木、水、火、土“五德”的嬗递来计年定正闰;一是依据《春秋公羊传》“故君子大君正”及“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等的“君正”与“一统”来推衍的理论。前者之“统”强调时间上正统之延续，后者之“统”强调空间范围内的正统地位。至宋代，后一意义上的正统论逐渐占据主导地位。特别是宋元之后，重纲常名教以及大汉族主义的思想倾向越发明显。
从时间概念而言，正统就是帝王的正宗统系。按照正统论的观点，虽然某些王朝在历史长河中占据了一席之地，但并不意味着它就获得了正统地位。就汉族政权而言，王朝的正统性既基于其政治的“大一统”，又需考虑其立国方式是否合乎儒家的伦理道德。从这个角度来看，明代史家公认的正统汉族王朝首推上三代，即夏、商、周，其次是汉、唐、宋、明，其他的王朝几乎都不得为正统。如方孝孺认为：
天下有正统一，变统三。三代，正统也。如汉如唐如宋，虽不敢几乎三代，然其主皆有恤民之心，则亦圣人之徒也，附之以正统，亦孔子与齐桓、仁管仲之意歟？
按方孝孺的观点，历代汉族政权能称得上正统王朝的，除了夏、商、周三代，就是汉、唐、宋，虽然汉、唐、宋不如三代为“正”。而其他“取之不以其正”“守之不以仁义”的汉族政权，都不得为正统。方孝孺的正统论对明代史学产生了巨大影响，如晚明徐奋鹏即云：“独我太祖高皇帝起自宇内风烟之中，迅扫胡腥，再开天地……其所以上承唐、虞三代以来之正统者，惟我明而已。”明清历史小说对汉族政权的书写，深受此种史学思想的影响。由于上三代史料的缺乏，汉、唐、宋、明这四大正统王朝获得了小说家的青睐。因此，不论是明清历史小说的整体创作架构，还是具体作品的主旨，都呈现出重汉、唐、宋、明的倾向。
1.史家眼中之正统王朝与明清历史小说的整体架构
明清历史小说数量甚多，“几与正史分签并架”，但经仔细考究我们发现，小说家对汉族政权的书写并不是按照历史朝代的自然进程依次展开。早期历史小说特别是历史演义，于史籍依赖甚深，往往遵循“按鉴”的原则进行“演义”，受史学观念的影响也更深。从正统论与小说创作的角度考察，早期历史小说家选择的创作突破口恰恰是史家眼中的正统汉族王朝。元末明初署名罗贯中的《三国志通俗演义》《隋唐两朝志传》《残唐五代史演义传》，其书写的中心正是汉、唐王朝。
《三国志通俗演义》作为我国第一部长篇章回体历史小说，其作为文体典范的意义毋庸赘述。罗贯中选取三国历史为创作的突破口，正如鲁迅先生所说，确实倚仗了题材的优势。但作为第一部“演义”体小说，作者所“演”之“义”也值得探究。《三国志》作为前四史之一，详细记载了东汉末年至三家归晋的历史，其中自然有诸多“大义”耐人寻味。罗贯中以小说家之笔墨“陈叙百年，该括万事”，敷演了魏、蜀、吴三国的更迭史，也阐发了三国历史所蕴含的“义”，表达了对历史、政治的看法。这种“义”，修髯子表述为“知正统必当扶，窃位必当诛，忠孝节义必当师，奸贪谀佞必当去”。众所周知，《三国志》尊魏为正统。而罗贯中却以蜀汉为书写的中心，将蜀汉视为正统王朝，视为大汉王朝的延续。从这一角度看，《三国志通俗演义》书写的中心是大汉王朝，只不过选择的是东汉末年至蜀汉覆亡的一段历史。《隋唐两朝志传》虽名为隋唐“两朝”演义，实际上叙事讫于隋炀帝的荒淫误国，重点敷演了隋唐易代之际的历史。而隋之荒淫误国正是李唐王朝正统性的基础。《隋唐两朝志传》虽然“前多阙略，厥后铺缀唐季一二事，又零星不联属”，但却首开明清历史小说“说唐”先河。《残唐五代史演义传》从历史时期看，书写的是五代的历史;从小说史发展来看，也是宋元说话“五代史”题材的延续。但从作者关注的重点看，着重敷演的无疑是大唐末期至后唐的一段历史。黄巢起义导致了大唐王朝的崩塌，梁、唐、晋、汉、周迭相更替。《残唐五代史演义传》叙事讫于唐末僖宗之“亡”，叙事主线则是黄巢、朱温的“灭唐”与李克用、李存孝的“保唐”的斗争。在作者笔下，李存勖建立的后唐，是大唐王朝的延续;后唐的灭亡，其实是大唐王朝的灭亡。于是，在全书六十回的篇幅中，至第四十三回方敷演至后唐的建立，至第五十回后唐灭亡。关于刘知远建汉、郭威建周以及赵匡胤建宋的历史，作者仅用了十回篇幅加以敷演。赵景深曾说：“大约写书的人写到唐，便没有耐心再创造出英雄来;连刘知远出世的故事（《五代史平话》《刘知远诸宫调》《白兔记》均有详叙）都来不及加进去了。”作者之所以没有这个“耐心”，就在于《残唐五代史演义传》虽曰“五代史演义”，但其中心事件则是后唐之兴亡。因此，后唐历史演述完毕后，其他精彩的故事仅草草了事。小说家选择这三个历史时期，学界大多认为与讲史平话的积累、历史题材的优劣、政治时局的动荡有关，但如果将嘉靖年间的历史小说综合来考察，它们与史学上之正统论之关联更为明晰。
明嘉靖年间出现的历史小说有《皇明开运英武传》《大宋演义中兴英烈传》《唐书志传通俗演义》《全汉志传》《南北两宋志传》《列国志传》。这几部作品，除了《皇明开运英武传》出于郭勋的政治目的外，其他的都源于熊大木模式。熊大木模式的小说在汉、唐王朝演义的基础上增加了大宋王朝开国中兴史题材，同时也开始涉足列国志题材。从王朝史来看，这期间的历史小说在汉、唐王朝的基础上增加了宋、明、周。如前所述，明代史家在汉族政权中，首推夏、商、周三代，其次是汉、唐、宋、明。夏、商、周三代的正统性毋庸置疑，因此一直不是史家讨论的重点。在历史小说领域，三代因为历史久远、史料匮乏，也不是创作的重点。因此，早期历史小说的创作着力点与明代史家对汉、唐、宋、明的推崇表现出了惊人的一致性，也可以说，小说家最早都是选择史家眼中的正统王朝开始敷演。在具体表述上，小说家与明代史家也体现出了趋同性： 秦不过为汉驱除，隋不过为唐驱除，前之正统以汉为主，而秦与魏、晋不得与焉，亦犹后之正统以唐、宋为主，而宋、齐、梁、陈、隋、梁、唐、晋、汉、周俱不得与焉耳。且不特魏、晋不如汉之为正，即唐、宋亦不如汉之为正。（毛宗岗《读三国志法》）
自今万千余年，变更非一。三王而降，称大君者，汉唐宋而已。汉除秦暴，得天下为正。唐宋又其次矣。惟我太祖高皇帝，应天顺人，奋起濠泗，扫荡群雄，驱逐胡元，变腥膻污秽之俗为礼乐文明之会。其盛德大业，诚足以超汉唐而并降三代矣。（《皇明开运英武传》第一回）
在小说家看来，历代王朝中除了三代之外，称得上正统的只有汉、唐、宋。秦、隋虽拥有天下，却不过是为汉、唐做准备，二者皆不得为正统。唐、宋不如汉之得正统，而大明则“超汉唐而并降三代”。
这种正统论对明代历史小说的创作格局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小说家对汉族王朝的书写并不完整，他们真正垂青的历史时期是汉、唐、宋、明王朝。清代以后，历史小说的创作高潮已过，虽然有部分补缺之作，但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历史小说的整体架构。由此，明清历史小说作品主要集中于两汉系列、三国系列、隋唐系列、两宋系列、大明英烈系列，佳作也多集中于此。
2.史家之正统论与历史小说的思想倾向
小说家不独选择正统王朝为创作突破口，还不时在文本中为其争正统。刘邦、刘备、李世民、赵匡胤与朱元璋，也成为小说家心目中理想君王的化身。比如，《残唐五代史演义传》第一回“孙待诏史记世系”演述历代帝王统系时，明确“汉祛秦暴真天命，唐统华夷杂霸功”，强调唐与汉之正统地位。《隋炀帝艳史》《隋史遗文》《隋唐演义》开篇的帝王统系，重点演述了南北诸王朝的非正统性，尤其突出了隋文帝杨坚的“篡”周。而大隋“篡”周以定鼎，暴虐以亡国，正好成为大唐政权正统性的一大基础。《西汉演义》中，居于正统一方的刘邦与残暴的项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沛公专行仁义，不尚杀伐，广揽英雄，抚安百姓，怀王甚爱之，每与群臣曰：‘沛公刘邦，仁厚长者，使此人得专征伐，决能安辑地方，抚爱黎庶，足可以为天下主也。’鲁公（项羽）威权日重，天下诸侯，莫敢仰视，性暴气刚，人不敢近，怀王甚惮之而不发一言，每来奏事，怀王出席与之语。”对于楚汉相争的史实，虽然史家一直尊刘邦开创的汉王朝为正统，但对于项羽的评价却比较复杂。司马迁在《史记·项羽本纪》中刻画了一个复杂鲜活的项羽形象，虽然他有“为人傈悍滑贼，诸所过无不残灭”的残暴，但更有“力拔山兮气盖世”的英姿、“人有疾病，涕泣分食饮”的仁德、“无颜见江东父老”的深情厚义。这种复杂的性格特征与独特的人格魅力，显然是历史小说创作的绝佳素材。《史记》作为史传文学，尚且突破史家笔法，成就一段“英雄力量之文”，“如破秦军处，斩宋义处，谢鸿门处，分王诸侯处，会垓下处，精神笔力，直透纸背，静而听之，殷殷阗阗，如有百万之军，藏于腧麋汗青之中，令人神动”。然而，相比于《史记》或是其他历史小说，《西汉演义》中的项羽形象毫无神韵可言。这一方面与小说家的才情有关，但与小说家突出与美化刘邦的创作宗旨不无关系。
在这四大王朝中，汉之正统几乎与上三代一样毋庸置疑，但蜀汉之正统与否却是史学上的一大公案。值得注意的是，在小说领域，敷演西汉定鼎与东汉中兴的小说远没有《三国演义》为蜀汉争正统之殚精竭虑。虽然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拥刘贬曹”倾向不如后世版本鲜明，但“帝蜀寇魏”思想的存在是不争的事实。明末清初的毛宗岗父子通过修订与评点，让这一倾向进一步得以强化。然而，不论蜀汉怎样得“正统”，最终仍难逃覆亡的命运。蜀汉覆亡之后，小说还得继续演述至“三家归晋”。这本来就是演述“三国”历史之必然结局，但在毛宗岗看来，却另有说法：
三国以汉为主，于汉之亡可以终篇矣。然篡汉者魏也。汉亡而汉之仇国未亡，未足快读者之心也。汉以魏为仇，于魏之亡又可以终篇矣。然能助汉者吴也，汉亡而汉之与国未亡，犹未足竟读者之志也。故必以吴之亡为终也。
在毛宗岗看来，蜀汉覆亡之后，小说写魏、吴之覆亡，其用意仍在蜀汉。
《三国演义》中的“帝蜀寇魏”论，一直是学界的热点问题。学界普遍认为史学上三国正统之争往往屈从于当时的政治局势，陈寿、习凿齿、司马光、朱熹等人都基于时代的需要或尊魏或尊蜀。而三国题材的民间传说、戏曲、小说则一直有其独立的倾向，即始终以蜀汉为正统。也就是说，三国题材小说中的“帝蜀寇魏”论并不受史学上之正统论的影响，始终有其一致的倾向性。而且，《三国演义》中的“帝蜀寇魏”论有着浓厚的道德至上的价值取向。但是不是就可以说，小说中的“帝蜀寇魏”论与官方或者正统史学思想无关呢？事实上也不尽然。一方面官方的正统史学与民意之间并非泾渭分明，随着历史的发展，彼此之间难免会相互影响。特别是官方主流学说势必渗透到民间，影响一个时期的时代风气。退一步说，南宋以前的三国正统问题确实存在民众情感倾向与官方正统史学观点的分歧，这种分歧自南宋以后已不存在。南宋以来，“帝蜀寇魏”是史学界的主流观点，朱熹编《通鉴纲目》，以刘备为正统，承献帝之后，绍汉遗统。自此之后，论蜀正统问题者议论蜂起，而改撰三国之书者亦接踵而至。且“自朱子以来，无不是凿齿而非寿”。很难想象，如此大量的依据“帝蜀寇魏”论改撰的史书，不会对民众和《三国演义》的成书产生影响。也正是在此期间，三国故事逐渐丰满定型，最终出现了《三国志通俗演义》。而毛宗岗父子对《三国演义》正统论的强化，更是与明末清初史学上“帝蜀寇魏”论有关。因此《三国演义》中的“帝蜀寇魏”论与史学上之正统论的关系，并不能简单地予以否定，它是民众情感倾向与史学之正统论共同作用的结果。
二、正统论与明清历史小说中的少数民族王朝书写
正统论不仅涉及历代汉族政权，还涉及少数民族政权，特别是宋元之后，后者更为突出。宋元史家的正统之論，就汉族政权而言，突出的是道德意义上的“得天下之正”;就少数民族政权而言，则具有浓厚的“华夷之辨”的色彩。明初，朱元璋恢复汉族政权，极端道德主义、大汉族主义思想得到进一步强化。“土木堡”之变后，明与北方蒙古族等少数民族的矛盾激化，严防华夷的思想更是成为正统论的核心。 这种“严华夷之分”的正统论对明清之际的士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王夫之、顾炎武、黄宗羲等人都在其著作中对此多加赞许与吸取。如黄宗羲认为：“中国之于夷狄，内外之辨也。以中国治中国，以夷狄治夷狄，犹人不可杂之于兽，兽不可杂之于人也。”由此，他严厉批评了前代诸多史书处理华夷问题的做法，如明初修《元史》，在他看来，这简直就是认贼作父、为虎作伥，他认为应该“改撰《宋史》，置辽、金、元于《四夷列传》，以正中国之统”。“严华夷之分”的正统论对明清小说少数民族王朝史的创作产生了重大影响。
1.清中叶以前少数民族开国史的缺失
“严华夷之分”的正统论在明清历史小说中的突出表现就是少数民族开国史不產生于明代，而迟迟到清中叶后才出现。在我国历史王朝序列中，北朝的北魏、北齐、北周是第一批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政权。而在清中叶以前，历史小说中并无北史（当然也包括南史）题材的小说。值得注意的是，南北朝史自撰写史书始，就存在严重的华夷色彩。南朝梁沈约的《宋书》称北朝为“索虏”，并有《索虏传》;萧子显的《南齐书》称北魏为“魏虏”“索头”“虏”等;而北齐魏收的《魏书》则称宋、齐、梁为“岛夷”。唐代李延寿在前人史书的基础上，将原先分裂的南北史统一编写，将南、北朝同视为正统。但李延寿的努力并没有改变后人的正统观念，后世如宋刘敞的《南北朝杂记》、明林茂桂的《南北朝新语》也多南朝事而少北朝事。清中叶以前南北史历史小说的缺失，与小说家的正统观不无关系，从现存的小说来看，明代也确实未留下南北史题材的小说。
明代历史小说中，少数民族王朝史演义缺失的还有元王朝。崇祯年间刊行的《开辟衍绎叙》云：
名之开辟者何？譬喻云尔。如盘古氏者，首开辟也;天、地、人三皇，次开辟也;伏羲、神农、黄帝、尧、舜，又一开辟也;夏禹继五帝而王，又一开辟也;商汤放桀灭夏，又一开辟也。周文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武王克纣伐罪吊民，则有《列国志》，是又一开辟也。汉高定秦楚之乱，光武灭莽中兴，则有《西东汉传》，是又一开辟也。又有《三国志》《两晋传》《南北史》。隋杨坚混一南北，唐太宗平隋之乱，则有《隋唐传》，是又一开辟也。宋祖定五代之乱，则有《南北宋传》，是又一开辟也。其间又有《水浒传》《岳王传》。我太祖一统华夏，则有《英烈传》，是又一开辟也。
从上述文字看来，所谓的开辟，是指开创了一个新纪元，三代以后则是开创一个新王朝。作序者称夏、商、周、汉、隋、唐、宋、明都曰“开辟”，而宋末元初，理当是大元“又一开辟”，但小说家却列举不出相应的作品。由此可见，大元不可称为“开辟”。这种思想毫无疑问来自“严防华夷”的正统论。
就少数民族政权之正统性而言，明代的小说家与史家立场基本一致。小说家不仅不涉及少数民族开国史的创作，明代留存的其他小说也流露出强烈的华夷色彩。如《残唐五代史演义传》中写到石敬瑭（塘）借兵契丹后，小说家借诗曰：“中国须教中国治，卢龙岂可属夷人？尺一只因轻约誓，诸州从此入沉沦。却将礼乐冠裳地，货作侏鴃舌伦。读史至今遗怅恨，令人切齿怒庸臣。”石敬瑭薨逝，小说又录史官评论曰：“（石敬瑭）以中国之君，而屈身夷狄……夫以古人行一不仁，杀一不辜，而得天下，犹且不为，况附夷狄以伐中国，又从而取之者乎？《纲目》书晋王尊号于契丹，契丹加晋王尊号，所以著中国，事夷狄，首足倒悬之极，其恶契丹，而贱敬瑭也，甚矣！”虽然晋王朝总体上被小说家贬抑，但与少数民族政权比较，则成为小说家心目中的正统所系。在具体描述中，小说家在强调广大民众心向晋朝政权的同时，多揭露少数民族政权的凶残，如后赵石虎“每屠城邑，鲜有遗类”，与赵南阳王刘胤交战时，更是“枕尸千里”。这种“严夷夏之防”的论调在小说中比比皆是，不胜枚举。这种现象，虽然与史实以及明代时局有关，但其根本则源自“严华夷之防”观念。
2.《三国志后传》《北史演义》及其他
在少数民族史演义中，《三国志后传》是一篇特殊的作品。《三国志后传》主要叙写的是晋代“八王之乱”后“五胡乱华”的一段历史，其中尤以刘渊建立的汉赵兴亡为重点。其创作之缘起，却是为延蜀汉之正统。其《引》云：
观《三国演义》至末卷，见汉刘衰弱，曹魏僭移，往往皆掩卷不怿者众矣。又见关、张、葛、赵诸忠良反居一隅，不能恢复汉业，愤叹扼腕，何止一人。及观汉后主后为司马氏所并，而诸忠良之后杳灭无闻，诚为千载之遗恨。及见刘渊父子因人心思汉，乃崛起西北，叙掷历汉之诏，遣使迎孝怀帝，而兵民景从云集，遂改称炎汉，建都立国，重兴继绝（统）。虽建国不永，亦快人心。今是书之编，无过欲泄愤一时，取快千载，以显后关、赵诸位忠良也。其思欲显耀奇忠，非借刘汉则不能以显扬后世，以泄万世苍生之大愤。
酉阳野史见《三国演义》末卷叙“汉刘衰弱，曹魏僭移”，不禁“愤叹扼腕”，于是敷演了关羽、张飞、赵云等人的后人扶助刘备后人刘渊、刘曜恢复蜀汉正统王朝的事迹，以此“泄万世苍生之大愤”。匈奴贵族刘渊建立的汉赵（前赵）乃是“五胡乱华”的开始，直接导致了西晋的灭亡，史上称之为“永嘉之乱”“神州陆沉”。“五胡乱华”使得北方汉族几近亡族灭种，汉赵王朝在后世史家眼中绝对不能为正统。但作者为延三国蜀汉之苗裔，不惜犯“华夷之大防”，将刘渊、刘曜等处理成刘备后人。
至清代，正统论“严华夷之防”思想淡薄，少数民族史学的研究与相关小说的创作得以勃兴。比如，南北朝史在清乾隆年间倍受史家关注，人们对北朝历史的认识也发生了变化。相应地，小说领域出现了杜纲的《北史演义》（乾隆五十八年）与《南史演义》（乾隆六十年）。《北史演义》敷演了北魏、北齐、北周史事，主要以北齐开国君王高欢为中心。北魏由鲜卑族拓跋部建立，北周开国君王宇文泰也是鲜卑人，北齐开国君王高欢则是鲜卑化的汉人。因此，北朝的北魏、北齐、北周其实都是鲜卑王朝。《北史演义》是我国第一部敷演少数民族王朝史的小说。杜纲之所以“补缺”北史，主要原因在于心中对少数民族政权没有轻贱之心。唯其如此，才能满腔热情地塑造出高欢、娄昭君等少数民族男女形象，才会以鸿篇巨制来展现北齐这个少数民族政权的崛起史。假如没有以北齐为中心的《北史演义》，则明清历史小说就缺少了一环;恰是《北史演义》的出现，打破了这种严“华夷”之分的正统论，体现了汉族小说家对少数民族历史的尊重与重视。同样，蒙元史题材也最终出现在清代历史小说中。清代道光年间，尹湛纳希的《青史演义》演述了蒙元的兴盛史，第一次在小说中塑造了成吉思汗的英雄形象。作为一位蒙古族作家，尹湛纳希纠正华夷之分的愿望非常强烈，字里行间洋溢着民族自豪感。《青史演义》与《北史演义》一同冲淡了明清历史小说浓厚的华夷色彩，弥补了历史小说的不足，具有重大的意义。 三、明清历史小说正统论的特殊性
明清历史小说中的正统论与史学上之正统论关系密切，但小说家在强调某王朝的正统性时，并不是一味地依照史学观点加以敷演，而是更多地融入了民众的思想情感，由此体现了与史籍不同的审美趣味。大体而言，小说家笔下的正统之主，往往具有真命天子与仁德之主的双重身份，这是其王朝正统性的根本来源。
1.正统论往往与天命论相结合
史学上之正统论早期依照“五德终始说”来定正闰，虽然也有天命的成分，但更主要的是顺应了一种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而明清历史小说中的正统开国之主无一不是真命天子，几乎都是星宿臨凡。如《英烈传》第四回曰：
历代皇帝降世，都是星宿。即如盘古分开天地以来，那伏羲是虹之精，神农是荧惑星，颛顼是瑶光星，神尧是赤龙之瑞，大舜是乌燕之祥，大禹是水德星，成汤是高媒星，文王是居门星，汉的高帝是尾星，唐的高祖是金星，宋的太祖是三天门下修文史。
后唐明帝叹惜生民乱离，祈祷上苍早生圣人，以为生民之主。为此，玉帝命赤须火龙托生为赵匡胤，统系治世。元末顺帝荒淫怠政，世间混乱不堪，玉帝命身边的金童下凡，托生为朱元璋，建立大明。刘邦乃赤帝之子，李世民乃紫薇星，郭威是乌龙，箫衍是菖蒲精……
这些真命天子“未显贵时，必先有异征”（《北史演义》第九回总评）。与此相关的神异现象在历史小说中比比皆是。刘裕生时，屋上红光烛天，上天降下甘露。《大唐秦王词话》里，李世民生来有“龙凤之姿，天日之表”，天生就是“济世安民”之人。所生寺庙“异香阵阵扑鼻”，“半空中箫韶迭奏，剑佩铿锵，紫雾氤氲，祥云缭绕。”《飞龙全传》里，赵匡胤有“香孩儿”之称，其生时，“赤光满室，营中异香经宿不散”，到城隍庙时，钟鼓自鸣，泥马也听其命令而奔驰。
在这些历史小说中，《英烈传》的天命色彩尤其浓厚：朱元璋出生之日，天上的太阳比往日光彩;朱元璋小时与众小儿装扮帝王玩耍，别人都跌得头青脸肿，唯独他“端然正坐，一些不动”;起兵反元后，有五条花蛇聚积于其头巾中，又化为五条白龙。每遇作战，头巾中就跃跃有声，令其诸将“心益畏服”……《英烈传》据史敷演，其中的历史事件大多属实。然而，这样一部崇尚真实的历史小说却大量编造真命天子神话。据赵景深、钱静芳先生考证，这些神话几乎事事皆有所本。朱元璋本人曾大力宣传其得天命而取天下，其子孙大加效尤。因此，明史及野史笔记中记载了大量大明开国君臣的神话，这成为小说创作的主要题材来源。
小说家愈是强调新兴王朝的正统地位，则愈是强调其天命色彩。这种观念虽然与“君权神授”思想有关，也受到官修正史的影响，但主要与通俗小说的文体特征有关。
2.正统论有浓厚的道德色彩
明清历史小说中的正统论有着浓厚的道德色彩。在小说家笔下，举凡正统君王，都是仁德之君。《三国演义》“帝蜀寇魏”思想落实在刘备的仁德品格之上，尊刘备就是尊仁德为怀的王者之政。程毅中先生指出：“说话人拥刘反曹，拥的不是汉献帝而是‘孤穷’刘备，主要因为他有仁有义。他们拥刘反曹，正如《东坡志林》所记载王彭的话，是君子与小人之分，而不是什么正统和篡逆之辨。”刘备之起兵，乃为安黎庶，非为自我之野心，这是他成功的基础。因此李贽评曰：“桃园结义，劈头发愿，便说同心协力，救困扶危，上抱国家，下安黎庶。你看他三人岂寻常草泽之人而已乎！三分事业实基于此。”正是有“安黎庶”之愿，刘备处处待百姓以仁，事事皆以仁德为怀，因而诸葛亮感叹：“真仁慈之主也！”
小说家几乎都刻意描写了这些开国君王的仁德之举，如商侯“德及禽兽”（《有夏志传》）、西伯侯“泽及枯骨”（《有商志传》）、刘备“携民渡江”（《三国演义》）、刘邦“兵入咸阳”（《西汉演义》），等等。这些细节在小说中不断被提及，成为他们仁德爱民的象征，也成为其王朝正统性的基础。因此小说家感慨：“国家气运亦何常，须向人心问短长。时日在天悲曷丧，保民而王愿无疆。”
当然，明清史学中的正统论本身就偏重于道德评判，这种唯道德主义的标准恰好与小说的审美趣味一致，对小说强化正统王朝的道德色彩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正统论是一种先验的、主观的历史观念，它以某种人为的标准，排列封建王朝的正当统纪或偏闰地位，以此为原则来编纂史书和处理史料。比如在编年体史书中，用正统王朝的年号编年纪事，而偏闰政权的年号不得编年;在纪传体史书中，正统王朝的帝王有本纪，而偏闰政权的帝王事迹则入“载记”。正统论原则成为史书的编纂体例，饶宗颐说：“正统之确立，为编年之先务，故正统之义，与编年之书，息息相关。”明清历史小说中浓厚的正统论也影响了作品的艺术构思。正统论涉及以谁为小说描写中心的问题，也涉及历史人物的形象塑造问题。这种影响有利也有弊，比如，正是有了鲜明的正统观念，才使得小说家在三国纷繁复杂的史事中选择以刘蜀作为中心，重点刻画诸葛亮、刘备、张飞、关羽等刘蜀集团的人物，避免了将《三国演义》写成一本三国历史的大账簿。但以一方为正统势必弱化或丑化另一方或多方。《三国演义》作为一部优秀的作品，在尊刘蜀为正统的同时，总体上还是真实地再现了三国的历史，歌颂了曹操、孙权集团的时代精英。它虽然有“拥刘贬曹”的倾向，但并未一味歌颂刘蜀集团而丑化曹魏、孙吴集团，也就是说，《三国演义》尊刘备为正统，但并没有简单地将魏、吴视为“僭”“伪”，而是客观上描述了三国鼎立的历史。因此，正统论在《三国演义》中并没有影响小说的艺术性，相反，其主题的形成以及主要人物形象的塑造多得力于正统论。但在一些二三流的作品中，小说家很难做到二者兼得。如《英烈传》虽然模仿《三国演义》处甚多，但几乎仅为“英烈”作传，一味强调朱元璋的正统，一味斥责陈友谅、张士诚等人为“伪”、为“僭”，很难再现元末明初的历史风云，其思想性、艺术性难以望《三国演义》之项背。因此，正统论在某种程度上又制约了明清历史小说的创作，影响了明清历史小说的思想性与艺术性。
（选自《北京大学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