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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海书馆是中国近代意义上的第一家印刷机构，也是第一个教会印书馆，由英国伦敦会传教士麦都思等于1843年在上海创建。麦都思曾担任过世界上第一个以华人为对象的中文近代报刊《察世俗每月統记传》的编辑。近代上海开埠后，他将设立在巴达维亚（今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的印刷机构迁至上海。墨海书馆的英文名是London Missionary Press，即伦敦会印刷所。熊月之在《墨海书馆与〈六合丛谈〉》中认为，“墨海，在中文典籍中，原意是大砚、墨盆，作为出版印刷机构，以此命名，颇为符合。此外，麦都思以‘墨海’命名，很可能与他的姓有关。Medhurst 的读音，正是‘墨海’的上海话读音”。墨海书馆先是位于上海县城北门外的大境杰阁，后迁至英租界山东路口，因作为上海的编译出版中心，对周边形成较大的文化辐射力，这一带被人们称为“麦家圈”。
墨海书馆第一次将西方近代印刷设备引进中国，它所引进的铅活字印刷设备，在当时的中国为最先进。1847年，滚筒印刷机运进并投入使用，按王韬《弢园老民自传》所载，滚筒印刷机“车床以牛曳之，车床旋转如飞，云一日可印数千番，诚巧而捷矣。书楼俱以玻黎（璃）窗牗，光明无纤翳，洵属玻黎（璃）世界。字架东西排列，位置悉依字典，不容紊乱分毫。”该机器长一丈有余，宽三尺余，旁置齿状圆轮两只，两名工人管理印刷，所印书籍字迹清楚，印速奇快，每天可以印50，000个双面页，吸引了包括郭嵩焘在内的许多名流参观，并很快引起轰动。时人所做《竹枝词》有云，“车翻墨海转轮圆，百种奇编宇内传，忙煞老牛浑未解，不耕禾陇耕书田。”不过，按学者胡道静先生的研究，墨海书馆中机器印刷的书籍只限于《圣经》及宣教书，以及1857年出版的国内第一本华文杂志《六合丛谈》，至于译印的西方科技书籍，仍然用中国传统的雕版印刷术来刻印。
墨海书馆隶属于英国基督教（新教）伦敦会，书刊的出版目的主要是为传教。一方面，它是西方文化侵略的产物；另一方面，它是晚清国人了解西方的一个窗口，作为西学东渐的一部分，促进了中国出版、翻译事业的近代化，同时也促进了知识分子的觉醒与中国近代社会的新陈代谢。
据统计，自1844年至1860年，墨海书馆出版书刊171种，其中宣传宗教的书籍有138种，占出版总数的80.7%。书馆创始人麦都思是有名的“中国通”，伟烈亚力、艾约瑟、美魏茶、林乐知、慕威廉、合信等拥有广博知识的传教士也在书馆内从事编译工作或居住，他们认为介绍西方科技、政治和史地知识的书籍有助于福音的传播，这类书籍占出版总数的19.3%。由于19世纪中叶西学初入中国，通晓中文的外国人与精通英文的华人都不多，墨海书馆便采取“西译中述”的翻译方法，先由传教士们口头翻译，再聘请一批中国知名学者进行笔录并加工润色，如王韬、李善兰、管嗣复、徐寿、华蘅芳等人，这些人被称为“秉笔华士”。“西译中述”的翻译方法为墨海书馆所首创。
这些著名的“秉笔华士”参与编译之后，传播西学的出版活动速度不断加快，涉及医学、数学、天文学、植物学、光学、物理学、地理学等学科，不仅为中国近代自然学科建设填补了许多空白，甚至还对日本产生了一定影响。王韬不仅翻译，还撰写介绍西学的书籍，如《西学原始考》《西学图说》《泰西著述考》等。其中《西学原始考》作为第一次全面系统地向国人介绍西方科技发展史的书籍，记录了西方自公元前2400年到19世纪在天文、物理、化学、地理、哲学、法律、建筑、美术等方面的重大发现与发明。同样由王韬编译的《中西通书》年鉴，涵盖了中西历对照、世界大事、科学发明、天文知识等内容。晚清著名数学家李善兰，与伟烈亚力合译《几何原本》后9卷，《谈天》18卷、《代数学》13卷、《代微积拾级》18卷；与艾约瑟合译《重学》20卷；与韦廉臣合译《植物学》8卷等。除“西译中述”的书籍外，还有传教士的著作，如合信的《全体新论》《博物新编》《西医略论》《妇婴新说》《内科新说》等。墨海书馆还翻译过历史著作，即《大英国志》，不仅全面反映了英国的历史以及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成就，还对英国议会制度做了介绍。
1857年，伟烈亚力创办《六合丛谈》，共发行了15号，刊名的意义即宇宙之内，无所不谈。《六合丛谈》的主要内容为宗教、西学以及一些中西方时事新闻和评论文章。虽然在内容上较为浅显且不成系统，但卓南生先生在《中国近代报业发展史》中认为《六合丛谈》是“宗教月刊的集大成者，是新报的开拓者。”它不仅对中国近代的思想启蒙作用起到了积极作用，还将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等观念传入中国，促进了中国近代报纸、报人的形成。
在出版自然科学译著与创办报刊的同时，大量新词语也被引进、创译，许多词语被沿用至今。如李善兰创译的“植物学”“细胞”“十字花科”“代数学”“方程式”“函数”“极限”等。西方先进的科技理念传入中国，或促进传统学术门类近代化，或催生出新的学术领域。一系列编译活动同时带动了中国近代编辑、出版、印刷、发行人员的培养。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中国固有的价值观念开始发生巨大变化。梁启超曾说，“海禁既开，所谓‘西学’者逐渐输入，始则工艺，次则政制，学者若生息于漆室之中，不知室外更何所有。忽穴一牗外窥，则灿然者皆所未睹也。环顾室中，则皆沉黑积秽，于是对外求索之欲日炽，对内厌弃之情日烈。”墨海书馆虽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抒写了重要一笔，但也有一些遗憾：受时代局限，译著并未反映出西方最重要最先进的科技成果，一些内容甚至粗浅陈旧；从传播范围来看，影响力也多集中在上海，并未深入内地。
墨海书馆运营期间，麦都思与监理伟烈亚力矛盾重重，书馆在管理上也存在一些缺陷。1860年，接替麦都思管理墨海书馆的伟烈亚力离沪回国，那台先进的滚筒印刷机停止了运转，只有手摇印刷机还在工作。正是这一年，由美国传教士创办的美华书馆入驻上海，成为当时上海设备最新、最全的印刷厂，墨海书馆的印刷优势日渐丧失。后来伟烈亚力与伦敦会脱离关系，但伦敦会并未派专人继续管理墨海书馆。其中的原因较为微妙：伦敦会成立墨海书馆的初衷是为了传教，经过几年的大量印刷，《圣经》已然大量堆积，营利减少。而美华书馆成立时，麦都思已经去世，王韬等“秉笔华士”以及伟烈亚力、艾约瑟、韦廉臣等原本热衷于翻译西学书籍的传教士也相继离开上海。留在上海的慕威廉认为，中国人“总的来说对基督教没有特别的兴趣。虽然十分崇拜我们的科学著作，他们却无意于皈依我们的宗教体系，而只是满不在乎地坚持自己的道德和功利信条。”不仅如此，西学的传播还激起了中国人的发愤图强意识以及反抗侵略的精神，这与外国人传播福音、服务于西方政治利益的初衷背道而驰。此后，墨海书馆不再出版新的西学书籍。1858年《六合丛谈》停刊的原因也在于此。1861年秋后，墨海书馆卖掉了印刷设备，之后以出版发行机构进行活动，至1877年夏停业，遂成历史记忆。
墨海书馆第一次将西方近代印刷设备引进中国，它所引进的铅活字印刷设备，在当时的中国为最先进。1847年，滚筒印刷机运进并投入使用，按王韬《弢园老民自传》所载，滚筒印刷机“车床以牛曳之，车床旋转如飞，云一日可印数千番，诚巧而捷矣。书楼俱以玻黎（璃）窗牗，光明无纤翳，洵属玻黎（璃）世界。字架东西排列，位置悉依字典，不容紊乱分毫。”该机器长一丈有余，宽三尺余，旁置齿状圆轮两只，两名工人管理印刷，所印书籍字迹清楚，印速奇快，每天可以印50，000个双面页，吸引了包括郭嵩焘在内的许多名流参观，并很快引起轰动。时人所做《竹枝词》有云，“车翻墨海转轮圆，百种奇编宇内传，忙煞老牛浑未解，不耕禾陇耕书田。”不过，按学者胡道静先生的研究，墨海书馆中机器印刷的书籍只限于《圣经》及宣教书，以及1857年出版的国内第一本华文杂志《六合丛谈》，至于译印的西方科技书籍，仍然用中国传统的雕版印刷术来刻印。
墨海书馆隶属于英国基督教（新教）伦敦会，书刊的出版目的主要是为传教。一方面，它是西方文化侵略的产物；另一方面，它是晚清国人了解西方的一个窗口，作为西学东渐的一部分，促进了中国出版、翻译事业的近代化，同时也促进了知识分子的觉醒与中国近代社会的新陈代谢。
据统计，自1844年至1860年，墨海书馆出版书刊171种，其中宣传宗教的书籍有138种，占出版总数的80.7%。书馆创始人麦都思是有名的“中国通”，伟烈亚力、艾约瑟、美魏茶、林乐知、慕威廉、合信等拥有广博知识的传教士也在书馆内从事编译工作或居住，他们认为介绍西方科技、政治和史地知识的书籍有助于福音的传播，这类书籍占出版总数的19.3%。由于19世纪中叶西学初入中国，通晓中文的外国人与精通英文的华人都不多，墨海书馆便采取“西译中述”的翻译方法，先由传教士们口头翻译，再聘请一批中国知名学者进行笔录并加工润色，如王韬、李善兰、管嗣复、徐寿、华蘅芳等人，这些人被称为“秉笔华士”。“西译中述”的翻译方法为墨海书馆所首创。
这些著名的“秉笔华士”参与编译之后，传播西学的出版活动速度不断加快，涉及医学、数学、天文学、植物学、光学、物理学、地理学等学科，不仅为中国近代自然学科建设填补了许多空白，甚至还对日本产生了一定影响。王韬不仅翻译，还撰写介绍西学的书籍，如《西学原始考》《西学图说》《泰西著述考》等。其中《西学原始考》作为第一次全面系统地向国人介绍西方科技发展史的书籍，记录了西方自公元前2400年到19世纪在天文、物理、化学、地理、哲学、法律、建筑、美术等方面的重大发现与发明。同样由王韬编译的《中西通书》年鉴，涵盖了中西历对照、世界大事、科学发明、天文知识等内容。晚清著名数学家李善兰，与伟烈亚力合译《几何原本》后9卷，《谈天》18卷、《代数学》13卷、《代微积拾级》18卷；与艾约瑟合译《重学》20卷；与韦廉臣合译《植物学》8卷等。除“西译中述”的书籍外，还有传教士的著作，如合信的《全体新论》《博物新编》《西医略论》《妇婴新说》《内科新说》等。墨海书馆还翻译过历史著作，即《大英国志》，不仅全面反映了英国的历史以及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成就，还对英国议会制度做了介绍。
1857年，伟烈亚力创办《六合丛谈》，共发行了15号，刊名的意义即宇宙之内，无所不谈。《六合丛谈》的主要内容为宗教、西学以及一些中西方时事新闻和评论文章。虽然在内容上较为浅显且不成系统，但卓南生先生在《中国近代报业发展史》中认为《六合丛谈》是“宗教月刊的集大成者，是新报的开拓者。”它不仅对中国近代的思想启蒙作用起到了积极作用，还将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等观念传入中国，促进了中国近代报纸、报人的形成。
在出版自然科学译著与创办报刊的同时，大量新词语也被引进、创译，许多词语被沿用至今。如李善兰创译的“植物学”“细胞”“十字花科”“代数学”“方程式”“函数”“极限”等。西方先进的科技理念传入中国，或促进传统学术门类近代化，或催生出新的学术领域。一系列编译活动同时带动了中国近代编辑、出版、印刷、发行人员的培养。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中国固有的价值观念开始发生巨大变化。梁启超曾说，“海禁既开，所谓‘西学’者逐渐输入，始则工艺，次则政制，学者若生息于漆室之中，不知室外更何所有。忽穴一牗外窥，则灿然者皆所未睹也。环顾室中，则皆沉黑积秽，于是对外求索之欲日炽，对内厌弃之情日烈。”墨海书馆虽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抒写了重要一笔，但也有一些遗憾：受时代局限，译著并未反映出西方最重要最先进的科技成果，一些内容甚至粗浅陈旧；从传播范围来看，影响力也多集中在上海，并未深入内地。
墨海书馆运营期间，麦都思与监理伟烈亚力矛盾重重，书馆在管理上也存在一些缺陷。1860年，接替麦都思管理墨海书馆的伟烈亚力离沪回国，那台先进的滚筒印刷机停止了运转，只有手摇印刷机还在工作。正是这一年，由美国传教士创办的美华书馆入驻上海，成为当时上海设备最新、最全的印刷厂，墨海书馆的印刷优势日渐丧失。后来伟烈亚力与伦敦会脱离关系，但伦敦会并未派专人继续管理墨海书馆。其中的原因较为微妙：伦敦会成立墨海书馆的初衷是为了传教，经过几年的大量印刷，《圣经》已然大量堆积，营利减少。而美华书馆成立时，麦都思已经去世，王韬等“秉笔华士”以及伟烈亚力、艾约瑟、韦廉臣等原本热衷于翻译西学书籍的传教士也相继离开上海。留在上海的慕威廉认为，中国人“总的来说对基督教没有特别的兴趣。虽然十分崇拜我们的科学著作，他们却无意于皈依我们的宗教体系，而只是满不在乎地坚持自己的道德和功利信条。”不仅如此，西学的传播还激起了中国人的发愤图强意识以及反抗侵略的精神，这与外国人传播福音、服务于西方政治利益的初衷背道而驰。此后，墨海书馆不再出版新的西学书籍。1858年《六合丛谈》停刊的原因也在于此。1861年秋后，墨海书馆卖掉了印刷设备，之后以出版发行机构进行活动，至1877年夏停业，遂成历史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