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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刘心武的《钟鼓楼》对于构成老北京文化的四合院、方言、京戏等都做了全面、细致地描写，其中老北京人的婚俗描写片段尤其能够体现北京人的精神风貌及文化心理，本文将着重分析其中所描写的婚俗文化并且探究其背后所蕴含的文化心理结构。
关键词：老北京;婚俗描写;文化心理
一、北京，作为五朝古都集聚浓厚而深邃的独特文化氛围，其独特体现在作为城市的北京仍旧拥有许多与乡村同构的乡土中国特性，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在在北京文化中有着明显可以被感知的乡土感。因此，“京味小说”中所涉及到的民俗背后的文化思维结构和中国乡土是相通且呼应的。中国社会学家费孝通在其《乡土中国》中认为“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这种乡土性的一大特征表现为血缘与地缘在中国人的社会关系中所扮演的角色，在《钟鼓楼》中从婚宴的座次安排上我们可以清楚的洞悉这种文化心理：新房中的一桌，除新郎新娘面南而座外，靠着新郎的是薛永全，靠着新娘的是七姑，其次是：王经理、佟师傅、表姐夫、殷大爷、薛宝奎、薛大娘…”首先，在这里需要明确的是中国人的座次文化，在重要的宴席中，大家公认的座次排序为：主宾面南坐在最中的位置，挨着主宾而坐的是地位稍次的副宾，其余座次按照与主宾的亲疏远近关系依次排开。以此知识背景为基础，我们可以看到薛家在安排座次时也大有讲究，其他宾客的安排，我们可以看到挨着新郎新娘而坐的分别是新郎的父亲薛永全与新娘的七姑，这两位是与新郎新娘血缘关系最近的两位，因此被安排在仅次于主宾的副宾位置，其余各人则按照社会地位、血缘关系中的辈分、与主人的交好程度等因素来进行安排，座次的安排是体现中国人人际关系形态的冰山一角，在《乡土中国》中费孝通用“差序格局”这个概念来概括中国人的人际关系生发形态，在社会生活当中“我们的格局…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就是在这圈子的不断推及的过程当中产生的，这也是我们理解“七大姑八大姨”这样的俗语的基础，只要这个圈子不断向外扩散，原本不可能发生联系的两个人之间也能够搭上关系，这样的情形在婚宴或丧葬仪式上尤其明显。
二、经由文化的长期发展，数字被赋予了丰富的内涵，中国著名人类学家叶舒宪在其著作《中国古代神秘数字》中认为，数字“寄寓着华夏文明原生的神话宇宙观，与本土的巫术与宗教有着不解之缘;它是早期众多社会模式话语的存在基础，成为天人合一观念的意义呈现”。因此，与人类生活息息相关的数字在民间转变成为数字崇拜出现于全球各种不同的文化中。就中国的传统文化心理而言，对于数字的崇拜在民间多以对吉祥数字信奉和不吉数字避讳的形式表现出来，如对六、七、九等数字赋予福禄、至尊等含义，对于四等数字因其谐音或诸多原因而产生避讳的心理。在当代，科技文化水平的提高不再限制人们的认知，但作为稳定的文化因素对于数字的崇拜心理仍旧被沉淀了下来并且贯穿于中国人生活的方方面面。《钟鼓楼》中对于北京的婚俗描写可以很好的窥见融入入北京市民心灵深层的数字崇拜观念，其一为薛大娘为薛纪跃择吉日办喜事的原则为：“就是得选个阴历、阳历月日都是双数的日子”这一原则背后的心理动因为：“怕逢上单数会产生不吉利的丧偶的后果”因双数有和谐、圆满、完整的含义，中国历来有崇拜双数忌讳单数的风俗心理，尤其是在婚丧嫁娶、祭祀拜祖等中国人极为重视的活动中，择取代表吉祥的偶数日来举行活动是延续至今的习俗。其二为婚宴上对于菜品的数量要求：首先总数得是颇有讲究的四四到底即为十六道菜;而当热心的詹丽颖将自己制作的泡菜端上宴席時，引起了新娘七姑的不满认为詹丽颖破坏了九道冷盘的吉利格局，没有办法形成九九归一的吉祥数。可以看出这些数字崇拜心理中一部分表现为简单的谐音崇拜，一部分则来源于深远的文化沉淀。
三、婚姻的缔结一方面践行积极的社会意义，使得适龄的男女青年通过法律的保护组成家庭，成为稳定且有生机的社会结构中的最小单位;一方面在生物学上也承担着不可忽略的作用，子孙后代的延续不仅是某一支血脉在残酷进化过程中的生存与壮大，同时也是文化传统得以承继的重要因素，大至国家，小至家族都需要鲜活而年轻的生命来得以传承和发展，因此子嗣的绵延便成为了婚姻中的一个重大主题，中国人这种重子嗣的思维定势，在婚姻习俗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如：新娘上轿之前，在花轿内外遍撒谷豆，到达夫家之后，新娘下轿也要撒，寓意为祝新婚夫妇多子多福。新娘入洞房时，用食物和钱币撒在床上，称为“撒帐”，所用食物一般为石榴、栗子、红枣、长生果等，石榴多子，枣子谐音“早子”。栗子谐音“立子，是取早生贵子之义。在《钟鼓楼》中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多子嗣的要求不仅要落实到新娘新郎身上，就连在婚礼中充当重要角色的迎亲人的确定也需要进行严格筛选，在《钟鼓楼》中薛大娘之所以选择澹台智珠作为迎亲人是因为她：“…是个全可人，上有老，下有小，你们夫妻和美，儿女双全，你又大难不死…”我们可以看到薛大娘之所以选择澹台智珠是因为她是个“全可人”，“全可人”是旧时对参加民俗仪礼中有福之人的称谓。流行于北京、河北、辽宁、吉林、黑龙江等地。在结婚、生子与各种喜庆场合，常忌讳所谓“命凶运乖”之人参加，而需要“命佳运吉”，配偶、兄弟姊妹俱全，有儿有女的“福幸完美”之人。这种人民间称为“全可人”。……北京婚俗中有娶亲太太、送亲太太等，任者须为“大全可人儿”，即不仅须有儿有女，而且须上有公婆，下有子孙，四世同堂。这样的婚俗除去取吉祥之意的考虑之外，背后所表现出来的则是中国人世世代代传承下来的生育观变迁问题，在传统婚姻里，婚姻的主体不是个人，而是家庭及宗族。婚姻是家族行为，只要婚姻合乎礼仪，是经过明媒正娶的，那么婚姻就是合理合法的。男女结合不只是为了他们自身的幸福和感情的满足，甚至可以说感情的需求在封建时代，被压制在最低的地位。唯有传宗接代才是男女相交结合的唯一主题。
参考文献
[1]费孝通.乡土中国[M].北京大学出版社：北京，2012：9.
[2]刘心武.钟鼓楼[M].人民文学出版社：北京，1985：136.
[3]费孝通.乡土中国[M].北京大学出版社：北京，2012：42.
[4]叶舒宪，田大宪.中国古代神秘数字[M].陕西人民出版社：陕西，2011：1.
[5]刘心武.钟鼓楼[M].人民文学出版社：北京，1985：9.
[6]潘倩菲.实用中国风俗辞典[M].上海辞书出版社：上海，2013：425.
作者简介：周韵亭（1995.02-），女，汉，甘肃白银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关键词：老北京;婚俗描写;文化心理
一、北京，作为五朝古都集聚浓厚而深邃的独特文化氛围，其独特体现在作为城市的北京仍旧拥有许多与乡村同构的乡土中国特性，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在在北京文化中有着明显可以被感知的乡土感。因此，“京味小说”中所涉及到的民俗背后的文化思维结构和中国乡土是相通且呼应的。中国社会学家费孝通在其《乡土中国》中认为“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这种乡土性的一大特征表现为血缘与地缘在中国人的社会关系中所扮演的角色，在《钟鼓楼》中从婚宴的座次安排上我们可以清楚的洞悉这种文化心理：新房中的一桌，除新郎新娘面南而座外，靠着新郎的是薛永全，靠着新娘的是七姑，其次是：王经理、佟师傅、表姐夫、殷大爷、薛宝奎、薛大娘…”首先，在这里需要明确的是中国人的座次文化，在重要的宴席中，大家公认的座次排序为：主宾面南坐在最中的位置，挨着主宾而坐的是地位稍次的副宾，其余座次按照与主宾的亲疏远近关系依次排开。以此知识背景为基础，我们可以看到薛家在安排座次时也大有讲究，其他宾客的安排，我们可以看到挨着新郎新娘而坐的分别是新郎的父亲薛永全与新娘的七姑，这两位是与新郎新娘血缘关系最近的两位，因此被安排在仅次于主宾的副宾位置，其余各人则按照社会地位、血缘关系中的辈分、与主人的交好程度等因素来进行安排，座次的安排是体现中国人人际关系形态的冰山一角，在《乡土中国》中费孝通用“差序格局”这个概念来概括中国人的人际关系生发形态，在社会生活当中“我们的格局…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就是在这圈子的不断推及的过程当中产生的，这也是我们理解“七大姑八大姨”这样的俗语的基础，只要这个圈子不断向外扩散，原本不可能发生联系的两个人之间也能够搭上关系，这样的情形在婚宴或丧葬仪式上尤其明显。
二、经由文化的长期发展，数字被赋予了丰富的内涵，中国著名人类学家叶舒宪在其著作《中国古代神秘数字》中认为，数字“寄寓着华夏文明原生的神话宇宙观，与本土的巫术与宗教有着不解之缘;它是早期众多社会模式话语的存在基础，成为天人合一观念的意义呈现”。因此，与人类生活息息相关的数字在民间转变成为数字崇拜出现于全球各种不同的文化中。就中国的传统文化心理而言，对于数字的崇拜在民间多以对吉祥数字信奉和不吉数字避讳的形式表现出来，如对六、七、九等数字赋予福禄、至尊等含义，对于四等数字因其谐音或诸多原因而产生避讳的心理。在当代，科技文化水平的提高不再限制人们的认知，但作为稳定的文化因素对于数字的崇拜心理仍旧被沉淀了下来并且贯穿于中国人生活的方方面面。《钟鼓楼》中对于北京的婚俗描写可以很好的窥见融入入北京市民心灵深层的数字崇拜观念，其一为薛大娘为薛纪跃择吉日办喜事的原则为：“就是得选个阴历、阳历月日都是双数的日子”这一原则背后的心理动因为：“怕逢上单数会产生不吉利的丧偶的后果”因双数有和谐、圆满、完整的含义，中国历来有崇拜双数忌讳单数的风俗心理，尤其是在婚丧嫁娶、祭祀拜祖等中国人极为重视的活动中，择取代表吉祥的偶数日来举行活动是延续至今的习俗。其二为婚宴上对于菜品的数量要求：首先总数得是颇有讲究的四四到底即为十六道菜;而当热心的詹丽颖将自己制作的泡菜端上宴席時，引起了新娘七姑的不满认为詹丽颖破坏了九道冷盘的吉利格局，没有办法形成九九归一的吉祥数。可以看出这些数字崇拜心理中一部分表现为简单的谐音崇拜，一部分则来源于深远的文化沉淀。
三、婚姻的缔结一方面践行积极的社会意义，使得适龄的男女青年通过法律的保护组成家庭，成为稳定且有生机的社会结构中的最小单位;一方面在生物学上也承担着不可忽略的作用，子孙后代的延续不仅是某一支血脉在残酷进化过程中的生存与壮大，同时也是文化传统得以承继的重要因素，大至国家，小至家族都需要鲜活而年轻的生命来得以传承和发展，因此子嗣的绵延便成为了婚姻中的一个重大主题，中国人这种重子嗣的思维定势，在婚姻习俗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如：新娘上轿之前，在花轿内外遍撒谷豆，到达夫家之后，新娘下轿也要撒，寓意为祝新婚夫妇多子多福。新娘入洞房时，用食物和钱币撒在床上，称为“撒帐”，所用食物一般为石榴、栗子、红枣、长生果等，石榴多子，枣子谐音“早子”。栗子谐音“立子，是取早生贵子之义。在《钟鼓楼》中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多子嗣的要求不仅要落实到新娘新郎身上，就连在婚礼中充当重要角色的迎亲人的确定也需要进行严格筛选，在《钟鼓楼》中薛大娘之所以选择澹台智珠作为迎亲人是因为她：“…是个全可人，上有老，下有小，你们夫妻和美，儿女双全，你又大难不死…”我们可以看到薛大娘之所以选择澹台智珠是因为她是个“全可人”，“全可人”是旧时对参加民俗仪礼中有福之人的称谓。流行于北京、河北、辽宁、吉林、黑龙江等地。在结婚、生子与各种喜庆场合，常忌讳所谓“命凶运乖”之人参加，而需要“命佳运吉”，配偶、兄弟姊妹俱全，有儿有女的“福幸完美”之人。这种人民间称为“全可人”。……北京婚俗中有娶亲太太、送亲太太等，任者须为“大全可人儿”，即不仅须有儿有女，而且须上有公婆，下有子孙，四世同堂。这样的婚俗除去取吉祥之意的考虑之外，背后所表现出来的则是中国人世世代代传承下来的生育观变迁问题，在传统婚姻里，婚姻的主体不是个人，而是家庭及宗族。婚姻是家族行为，只要婚姻合乎礼仪，是经过明媒正娶的，那么婚姻就是合理合法的。男女结合不只是为了他们自身的幸福和感情的满足，甚至可以说感情的需求在封建时代，被压制在最低的地位。唯有传宗接代才是男女相交结合的唯一主题。
参考文献
[1]费孝通.乡土中国[M].北京大学出版社：北京，2012：9.
[2]刘心武.钟鼓楼[M].人民文学出版社：北京，1985：136.
[3]费孝通.乡土中国[M].北京大学出版社：北京，2012：42.
[4]叶舒宪，田大宪.中国古代神秘数字[M].陕西人民出版社：陕西，2011：1.
[5]刘心武.钟鼓楼[M].人民文学出版社：北京，1985：9.
[6]潘倩菲.实用中国风俗辞典[M].上海辞书出版社：上海，2013：425.
作者简介：周韵亭（1995.02-），女，汉，甘肃白银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