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关键词：马克思;阿伦特;劳动;公共性
一、阿伦特劳动私人领域的界定及对马克思劳动理论的批判
阿伦特是西方政治哲学公共性思想的开创人物，但其在《人之境况》等著作中，根据自己对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界定，最终把劳动归结为私人领域，并对马克思的劳动观进行了批判。在此，阿伦特认为，“私人”既意味着“被剥夺”，“被剥夺了从被他人看到和听到中产生的实在性;被剥夺了一种在一个共同事物世界的媒介下形成的，使人们彼此既联系又分离的‘客观’关系;被剥夺了赢得某种比生命本身更长久的事物的机会”。①因此，私人的意味着他人的缺席，意味着无法显现，“他存在就如同不存在一样”，他做任何事情都不会对他人产生影响，对他重要的东西对别人来说无足轻重。阿伦特把劳动归结为私人领域，根据三个理由：一是劳动产品是维持生命的必需品，劳动以及劳动者（或劳动动物）受制于必然性，劳动动物缺乏自由;二是劳动产品是消费品，消费品的非持久性和自然性决定劳动不属于公共领域;三是劳动或者劳动产品不依赖于他人存在，属于私人的，具有很强的个体生命意义，对他人而言不具有实质意义。劳动私人领域的判断和劳动市民社会领域的判断内在关联，特别是在阿伦特那里，公共领域属于政治领域，而劳动属于市民社会的经济领域。
阿伦特批判马克思的劳动观其实就是批判马克思劳动观的僭越。马克思把劳动看作人的本质，并一再強调人的解放和全面自由发展。这样，按照劳动私人领域的判断，马克思把劳动看作人实现自由的根源就是自相矛盾的。对此，阿伦特指出：“马克思对待劳动的态度（从而也是对待他思想的核心的态度），自始至终都是混乱的。劳动既是‘自然所强加的永恒必然性’，又是最人性的和最富生产性的人类活动。可是按照马克思的观点，革命的任务却不是解放劳动者阶级，而是把人从劳动中解放出来;只有取消劳动，‘自由王国’才能代替‘必然王国’。因为‘只有在被需求和外在效用所决定的劳动状态终结之处，自由王国才开始’，在那里，‘直接肉体需要的统治’就终止了。”①他认为，马克思在此出现了显著的自相矛盾，这种自相矛盾即使在二流作家那里也很少出现，而在马克思那里却构成其核心思想。接着，他写道：“事实是在他作品的所有阶段，他都把人定义为劳动动物，然后又从中导出一个社会，在那个社会里这种最伟大最人性的力量不再是必须的了。留给我们的只是一个令人沮丧的选择：是要生产性的奴役，还是要非生产性的自由。”②
阿伦特指责马克思劳动的自相矛盾其实也是劳动的必然与自由的矛盾。她认为，马克思一方面把劳动看作生产物质资料、生活资料的活动，另一方面又将劳动视作实现人的自由、使人从繁忙的物质资料生产中解脱出来的革命实践。这种生产物质资料的劳动和创造闲暇的劳动是自相矛盾的。对此，阿伦特指出：“因为认为劳动活动本身是人类必然的屈服——传统印象中的概念，与把劳动看作人类最高的积极的自由、具有生产性质的自由那种近代的观念之间，实际上有本质上的势不两立的地方。”③
阿伦特建构政治公共领域的宗旨是人的解放，是对资本逻辑的技术理性、工具主义的批判，从这一点来看，阿伦特和马克思具有深刻的一致性。对此，徐亮指出：“马克思对市民社会个体主义的批判与阿伦特对资本主义原子化个体的批判，在一定程度上是一致的，他们均反对资产阶级启蒙精神所主张的极端主体性，认为人应该是社会性存在。”④如果从人的解放来看，马克思劳动理论是最彻底的解放理论。因此，其劳动公共性应该代表最广泛的、最彻底的公共性。既然如此，为什么阿伦特在建构其政治公共领域时还特意把劳动划归为私人领域，并批判马克思的劳动理论自相矛盾呢？一方面，这说明马克思劳动理论是阿伦特政治公共性理论建构的基础，阿伦特要通过批判马克思的劳动理论来实现其政治公共性建构，对此，徐亮认为，“阿伦特的行动政治观是马克思的劳动政治观与实践哲学传统在20 世纪的回响”;⑤另一方面，这也说明马克思劳动公共性是根本不同于阿伦特的政治公共性，阿伦特对马克思劳动理论具有深刻的误解。
公共领域建设是当代政治理论和实践的重要议题。相对于西方政治公共领域的理论与实践，社会主义公共领域建设的理论和实践应该具有更高层次，更能体现人类社会的解放。而这种公共领域的建设必定根源于马克思主义的劳动公共性。因此，无论是反驳西方政治理论的责难还是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共领域，对马克思劳动公共性理论研究都具有重大意义。本文拟从马克思劳动理论形成过程，即从马克思对黑格尔和斯密劳动理论的批判继承角度，来梳理马克思劳动公共性的批判性建构，并在此基础上回应阿伦特劳动私人领域批判。
二、“本源劳动”批判“中介劳动”：马克思劳动公共性的政治哲学建构
黑格尔的劳动观念辩证法表现为“中介劳动”运动，即劳动成为个人需要体系（市民社会）上升到政治国家（司法、警察和同业公会）的中介环节。黑格尔的“中介劳动”与斯密的“交换劳动”具有密切关系。白刚认为，黑格尔劳动观是斯密劳动价值论的“观念性模仿”。①对于这种关系，从黑格尔“市民社会的人”与斯密“交换劳动的人”的一致性中也能得到充分验证。《法哲学原理》对“市民社会的人”的描述是：“在市民社会中，每个人都以自身为目的，其他一切在他看来都是虚无。但是，如果他不同别人发生关系，他就不能达到他的全部目的，因此，其他人便成为特殊的人达到目的的手段。但是特殊目的通过同他人的关系就取得了普遍性的形式，并且在满足他人福利的同时，满足自己。”②此处的人和斯密所例举的“追求奢侈生活的地主”以及“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资本家”毫无区别。马克思劳动公共性的批判性建构也是从黑格尔“中介劳动”批判开始，通过批判“中介劳动”实现其劳动公共性的政治哲学建构。因此，“中介劳动”和“交换劳动”的一致性也为马克思整体而科学地建构劳动公共性提供保障。
遵循古典政治经济学路径，黑格尔劳动辩证法实现了从特殊的个体利益上升到普遍的公共利益，但这一公共利益需要国家这一“地上之神”的伦理实体来保证。“地上之神”的国家设置也是黑格尔解决现代政治公共性所遵循的路径，即重构政治公共性取代市民社会的劳动公共性。在此，黑格尔劳动辩证法看到了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分离，也力图通过“中介劳动”实现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统一。这是黑格尔思想的合理内核。但是，“中介劳动”只在观念中实现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统一，这种统一也是黑格尔绝对精神演化的环节，是从主观精神上升到客观精神的环节。因此，黑格尔虽然立足劳动来实现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的统一，但其整个关系是颠倒的。马克思的劳动公共性正是通过把黑格尔颠倒的关系扳过来而实现的，具体包括三个方面。 阿伦特用现代社会走向消费社会来批判马克思的劳动理论，把消费社会看作是劳动私人领域的证据，但是，这一切并不能反驳马克思劳动公共性。阿伦特的具体例证是“把所有人类活动都拉平到获取生活必需品和提供物质富足的共同标尺上来了”。③在此，她要批判和反驳的劳动最多只能是斯密的交换劳动，只能证明斯密的交换劳动的公共性的有限性，并不能说明马克思共同劳动（社会劳动）的解放人的公共性。现代社会走向消费时代不是历史的必然，只是资本主义“物的关系”主导“人的关系”的异化现象，其表明的只是資本逻辑的局限性，资本逻辑被劳动逻辑取代的必然性。
最后，劳动生产关系充分体现了劳动中人的复数性存在。阿伦特批判马克思的劳动，认为劳动只是个体的、孤立的人的行为;认为劳动中的人不具有复数性。阿伦特认为，马克思“在把劳动升格为尊严的过程中，忽视了劳动营生最基本的性质。即对劳动营生进行再定义的话，它是属于私人领域的，因为这是人与自然的物质代谢，因为只与个体的人发生关系，只与政治上所说的孤独的人发生关系”。④因此，在阿伦特那里，只有行动才能呈现人的多样性和复数性特质，而劳动与工作都无法呈现人的这些特质。⑤
从“复数性”标准来看，阿伦特对马克思的劳动理论是完全的误解甚至是曲解。马克思劳动关系中包括人与物的关系（生产力）和人与人的关系（生产关系），对生产关系（劳动中的人与人的关系）的考察是马克思劳动理论的最细致和最基础的部分。在马克思的劳动理论中，从劳动解放人的角度来看，劳动中凝结的人与人的关系充分体现了“复数性”。这种劳动是充分分工和普遍交往有机结合的人际关系。当然，在私有制下，劳动中的人与人的关系的“复数性”被物的关系所遮蔽，此时，个体陷入一种孤独的个人主义，在整个劳动过程中，物（货币、金钱）的关系主宰着人与人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的复数性也被遮蔽。但是，这种状态只是私有制，特别是资本主义私有制下的形态，并非所有社会的劳动关系都被物的关系所遮蔽。同时，即使是资本主义社会，劳动的复数性也没有完全被遮蔽，特别是马克思论述的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特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阶段，此时，劳动呈现为分工、合作、协作基础上的社会劳动，劳动生产力表现为科学技术主导的社会劳动生产力和一般社会生产力;科学技术活动越来越成为社会劳动的主要形式，科学技术创新越来越成为现实的生产力。任何科学技术创新所凝结的绝非单个人的劳动，而是无数劳动者的劳动共同推进的结果，因此，科学技术所代表的劳动更是充分体现了劳动者的复数性存在。
阿伦特的政治行动力理论试图抛开现实的社会关系的复杂性来谈论政治行动中人的复数性，此种行动也是后来哈贝马斯构建交往行动的重要理论资源。无论是阿伦特的政治行动还是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都只是撇开具体社会实践复杂性的乌托邦。没有生产力的高度发展，这种政治行动的人的复数性根本不可能。相比于阿伦特的政治行动中的人的复数性，马克思劳动关系中的人的复数性是建构在主客体关系基础上的主体间关系，这种主体间关系才是人的真正的复数性。
一、阿伦特劳动私人领域的界定及对马克思劳动理论的批判
阿伦特是西方政治哲学公共性思想的开创人物，但其在《人之境况》等著作中，根据自己对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界定，最终把劳动归结为私人领域，并对马克思的劳动观进行了批判。在此，阿伦特认为，“私人”既意味着“被剥夺”，“被剥夺了从被他人看到和听到中产生的实在性;被剥夺了一种在一个共同事物世界的媒介下形成的，使人们彼此既联系又分离的‘客观’关系;被剥夺了赢得某种比生命本身更长久的事物的机会”。①因此，私人的意味着他人的缺席，意味着无法显现，“他存在就如同不存在一样”，他做任何事情都不会对他人产生影响，对他重要的东西对别人来说无足轻重。阿伦特把劳动归结为私人领域，根据三个理由：一是劳动产品是维持生命的必需品，劳动以及劳动者（或劳动动物）受制于必然性，劳动动物缺乏自由;二是劳动产品是消费品，消费品的非持久性和自然性决定劳动不属于公共领域;三是劳动或者劳动产品不依赖于他人存在，属于私人的，具有很强的个体生命意义，对他人而言不具有实质意义。劳动私人领域的判断和劳动市民社会领域的判断内在关联，特别是在阿伦特那里，公共领域属于政治领域，而劳动属于市民社会的经济领域。
阿伦特批判马克思的劳动观其实就是批判马克思劳动观的僭越。马克思把劳动看作人的本质，并一再強调人的解放和全面自由发展。这样，按照劳动私人领域的判断，马克思把劳动看作人实现自由的根源就是自相矛盾的。对此，阿伦特指出：“马克思对待劳动的态度（从而也是对待他思想的核心的态度），自始至终都是混乱的。劳动既是‘自然所强加的永恒必然性’，又是最人性的和最富生产性的人类活动。可是按照马克思的观点，革命的任务却不是解放劳动者阶级，而是把人从劳动中解放出来;只有取消劳动，‘自由王国’才能代替‘必然王国’。因为‘只有在被需求和外在效用所决定的劳动状态终结之处，自由王国才开始’，在那里，‘直接肉体需要的统治’就终止了。”①他认为，马克思在此出现了显著的自相矛盾，这种自相矛盾即使在二流作家那里也很少出现，而在马克思那里却构成其核心思想。接着，他写道：“事实是在他作品的所有阶段，他都把人定义为劳动动物，然后又从中导出一个社会，在那个社会里这种最伟大最人性的力量不再是必须的了。留给我们的只是一个令人沮丧的选择：是要生产性的奴役，还是要非生产性的自由。”②
阿伦特指责马克思劳动的自相矛盾其实也是劳动的必然与自由的矛盾。她认为，马克思一方面把劳动看作生产物质资料、生活资料的活动，另一方面又将劳动视作实现人的自由、使人从繁忙的物质资料生产中解脱出来的革命实践。这种生产物质资料的劳动和创造闲暇的劳动是自相矛盾的。对此，阿伦特指出：“因为认为劳动活动本身是人类必然的屈服——传统印象中的概念，与把劳动看作人类最高的积极的自由、具有生产性质的自由那种近代的观念之间，实际上有本质上的势不两立的地方。”③
阿伦特建构政治公共领域的宗旨是人的解放，是对资本逻辑的技术理性、工具主义的批判，从这一点来看，阿伦特和马克思具有深刻的一致性。对此，徐亮指出：“马克思对市民社会个体主义的批判与阿伦特对资本主义原子化个体的批判，在一定程度上是一致的，他们均反对资产阶级启蒙精神所主张的极端主体性，认为人应该是社会性存在。”④如果从人的解放来看，马克思劳动理论是最彻底的解放理论。因此，其劳动公共性应该代表最广泛的、最彻底的公共性。既然如此，为什么阿伦特在建构其政治公共领域时还特意把劳动划归为私人领域，并批判马克思的劳动理论自相矛盾呢？一方面，这说明马克思劳动理论是阿伦特政治公共性理论建构的基础，阿伦特要通过批判马克思的劳动理论来实现其政治公共性建构，对此，徐亮认为，“阿伦特的行动政治观是马克思的劳动政治观与实践哲学传统在20 世纪的回响”;⑤另一方面，这也说明马克思劳动公共性是根本不同于阿伦特的政治公共性，阿伦特对马克思劳动理论具有深刻的误解。
公共领域建设是当代政治理论和实践的重要议题。相对于西方政治公共领域的理论与实践，社会主义公共领域建设的理论和实践应该具有更高层次，更能体现人类社会的解放。而这种公共领域的建设必定根源于马克思主义的劳动公共性。因此，无论是反驳西方政治理论的责难还是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共领域，对马克思劳动公共性理论研究都具有重大意义。本文拟从马克思劳动理论形成过程，即从马克思对黑格尔和斯密劳动理论的批判继承角度，来梳理马克思劳动公共性的批判性建构，并在此基础上回应阿伦特劳动私人领域批判。
二、“本源劳动”批判“中介劳动”：马克思劳动公共性的政治哲学建构
黑格尔的劳动观念辩证法表现为“中介劳动”运动，即劳动成为个人需要体系（市民社会）上升到政治国家（司法、警察和同业公会）的中介环节。黑格尔的“中介劳动”与斯密的“交换劳动”具有密切关系。白刚认为，黑格尔劳动观是斯密劳动价值论的“观念性模仿”。①对于这种关系，从黑格尔“市民社会的人”与斯密“交换劳动的人”的一致性中也能得到充分验证。《法哲学原理》对“市民社会的人”的描述是：“在市民社会中，每个人都以自身为目的，其他一切在他看来都是虚无。但是，如果他不同别人发生关系，他就不能达到他的全部目的，因此，其他人便成为特殊的人达到目的的手段。但是特殊目的通过同他人的关系就取得了普遍性的形式，并且在满足他人福利的同时，满足自己。”②此处的人和斯密所例举的“追求奢侈生活的地主”以及“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资本家”毫无区别。马克思劳动公共性的批判性建构也是从黑格尔“中介劳动”批判开始，通过批判“中介劳动”实现其劳动公共性的政治哲学建构。因此，“中介劳动”和“交换劳动”的一致性也为马克思整体而科学地建构劳动公共性提供保障。
遵循古典政治经济学路径，黑格尔劳动辩证法实现了从特殊的个体利益上升到普遍的公共利益，但这一公共利益需要国家这一“地上之神”的伦理实体来保证。“地上之神”的国家设置也是黑格尔解决现代政治公共性所遵循的路径，即重构政治公共性取代市民社会的劳动公共性。在此，黑格尔劳动辩证法看到了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分离，也力图通过“中介劳动”实现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统一。这是黑格尔思想的合理内核。但是，“中介劳动”只在观念中实现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统一，这种统一也是黑格尔绝对精神演化的环节，是从主观精神上升到客观精神的环节。因此，黑格尔虽然立足劳动来实现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的统一，但其整个关系是颠倒的。马克思的劳动公共性正是通过把黑格尔颠倒的关系扳过来而实现的，具体包括三个方面。 阿伦特用现代社会走向消费社会来批判马克思的劳动理论，把消费社会看作是劳动私人领域的证据，但是，这一切并不能反驳马克思劳动公共性。阿伦特的具体例证是“把所有人类活动都拉平到获取生活必需品和提供物质富足的共同标尺上来了”。③在此，她要批判和反驳的劳动最多只能是斯密的交换劳动，只能证明斯密的交换劳动的公共性的有限性，并不能说明马克思共同劳动（社会劳动）的解放人的公共性。现代社会走向消费时代不是历史的必然，只是资本主义“物的关系”主导“人的关系”的异化现象，其表明的只是資本逻辑的局限性，资本逻辑被劳动逻辑取代的必然性。
最后，劳动生产关系充分体现了劳动中人的复数性存在。阿伦特批判马克思的劳动，认为劳动只是个体的、孤立的人的行为;认为劳动中的人不具有复数性。阿伦特认为，马克思“在把劳动升格为尊严的过程中，忽视了劳动营生最基本的性质。即对劳动营生进行再定义的话，它是属于私人领域的，因为这是人与自然的物质代谢，因为只与个体的人发生关系，只与政治上所说的孤独的人发生关系”。④因此，在阿伦特那里，只有行动才能呈现人的多样性和复数性特质，而劳动与工作都无法呈现人的这些特质。⑤
从“复数性”标准来看，阿伦特对马克思的劳动理论是完全的误解甚至是曲解。马克思劳动关系中包括人与物的关系（生产力）和人与人的关系（生产关系），对生产关系（劳动中的人与人的关系）的考察是马克思劳动理论的最细致和最基础的部分。在马克思的劳动理论中，从劳动解放人的角度来看，劳动中凝结的人与人的关系充分体现了“复数性”。这种劳动是充分分工和普遍交往有机结合的人际关系。当然，在私有制下，劳动中的人与人的关系的“复数性”被物的关系所遮蔽，此时，个体陷入一种孤独的个人主义，在整个劳动过程中，物（货币、金钱）的关系主宰着人与人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的复数性也被遮蔽。但是，这种状态只是私有制，特别是资本主义私有制下的形态，并非所有社会的劳动关系都被物的关系所遮蔽。同时，即使是资本主义社会，劳动的复数性也没有完全被遮蔽，特别是马克思论述的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特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阶段，此时，劳动呈现为分工、合作、协作基础上的社会劳动，劳动生产力表现为科学技术主导的社会劳动生产力和一般社会生产力;科学技术活动越来越成为社会劳动的主要形式，科学技术创新越来越成为现实的生产力。任何科学技术创新所凝结的绝非单个人的劳动，而是无数劳动者的劳动共同推进的结果，因此，科学技术所代表的劳动更是充分体现了劳动者的复数性存在。
阿伦特的政治行动力理论试图抛开现实的社会关系的复杂性来谈论政治行动中人的复数性，此种行动也是后来哈贝马斯构建交往行动的重要理论资源。无论是阿伦特的政治行动还是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都只是撇开具体社会实践复杂性的乌托邦。没有生产力的高度发展，这种政治行动的人的复数性根本不可能。相比于阿伦特的政治行动中的人的复数性，马克思劳动关系中的人的复数性是建构在主客体关系基础上的主体间关系，这种主体间关系才是人的真正的复数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