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复旦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民国史研究专家吴景平教授，正与胡佛研究中心合作，逐步整理和公开该所珍藏的民国史料，并陆续出版，其中就有蒋介石在抗战时的日记。
对日：
“不抵抗”与“雪耻”同行
我们一直认为，蒋介石的对日不抵抗政策始于“九一八”事件。但日记公开后，学者们发现早在1928年，蒋介石就有过不抵抗的决定。
1928年4月，国民党开始第二次“北伐”，目标直指奉系军阀张作霖。蒋介石所率北伐军节节胜利，很快就攻入山东省。日军为了阻止北伐军进程，借口保护侨民，于5月3日悍然发动袭击，惨杀中国军民多达1000人，制造了“济南惨案”。
5月10日，南京国民党两个重要人物到山东与蒋介石开会，研究对日到底是打还是不打。蒋在日记中写道：“决定不抵抗主义。”后来也就因此有了北伐军绕道继续北上的行动。这篇日记确凿地证明，蒋介石的不抵抗并非从“九一八”开始的。蒋在日记中写道：此行的“主要任务是北伐，是打倒张作霖；和日本人打，北伐就无法进行了”。
不过，吴景平也告诉记者，尽管蒋介石在“济南惨案”发生时在日记中写有“不抵抗”，但他日记中同时也出现两个字：“雪耻”。
此时，蒋介石的抗日思想是复杂的，由于他认为中日实力对比悬殊，虽然战争不可避免，但中国绝无可能短时间取胜。所以在日记中，蒋介石每日提出一条如何“雪耻”的措施，自我惕励。在行动方面，一方面争取国际支持和援助，另一方面积聚力量，积极备战。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时，蒋在日记中以“日倭”、“倭寇”称呼日军。吴景平说，蒋介石抗战到底、拒绝与日本和谈的思想，在此期间首次出现。
对张学良：
多次感到失望
1933年2月，日军在占领山海关后立刻扑向热河（今属河北和内蒙古自治区），热河抗战爆发。但是，当时在张学良的指挥下驻守热河的数十万东北军，面对日军一触即溃。短短十来天工夫热河全面沦陷，使得中国军队一下子失去了战略缓冲地区。
吴景平说，当日军悍然进犯热河时，蒋介石在日记中表示“义愤填膺”，希望东北军能利用热河的有利地形来牵制打击日寇。随后，蒋介石发现张学良在热河不仅指挥无能，还为了保存实力不敢用主力抵抗，对东北军失望的心情在那段时间的日记中也多有提及。
当中日正式宣战后，蒋开始坚决反对和谈。1939年，日本暗中筹划扶植汪精卫政权，并于香港放出消息，指称蒋如愿和日本谈判，日本就不再支持汪精卫，并且会除掉汪。孔祥熙主张派人和日本谈判。蒋坚决反对，批示说：今后如再有人借汪精卫事来谈与日本和谈之问题，以叛国罪论处，杀无赦。
对苏联：
一直缺乏信心
1943年年底，两次安排二战后世界格局（包括东方格局）的会议——开罗会议和德黑兰会议先后召开。蒋介石代表中国出席了“开罗会议”，当时的舆论把中国与美、苏、英并称为“四强”，蒋介石也成了与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并列的“四巨头”之一，蒋介石的个人声誉达到顶峰。不过，吴景平从蒋介石抗战时期的日记中发现，他对其他三国的感情也是复杂的。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占领中国东北，同时也威胁到苏联远东地区的安全，共同的敌人促使中苏两国重新接近。1932年12月12日，两国恢复了中断几年的外交关系。1937年8月21日，中苏两国终于签订了《中苏互不侵犯条约》。
不过，各种迹象表明，蒋介石对苏联一直缺乏信心。吴景平对记者说，蒋介石在日记中多次表示了对苏联的抱怨。抱怨主要集中在苏方提供的援助物资，在兑现时间和货物数量上都跟之前的协议相差甚远。
1941年4月13日，苏联与日本签订了《中立条约》，标志着之前中苏协定的实际失效。吴景平说，这个情况是蒋介石预料之中的，他在之前的日记里已经多次提到中苏协定是不能起到保护作用的。
从史料来看，抗战期间中苏关系正式恶化是因为苏联在1944年初春对新疆问题的干涉。吴景平说，蒋介石在这个阶段的日记中，多次表现出对是否能保全新疆主权的担忧。
对英、美：
痛恨与忍耐
尽管英国也是当时中国的主要盟国，但早年在蒋介石的内心对英国则充满仇视。在蒋介石早期的日记中就能看到“英夷不灭非男儿”、“英番不灭能安枕乎”、“英番不灭，焉能解放全人类”等话。吴景平认为，早年英国是侵略中国的头号帝国主义，所以蒋介石对英国帝国主义很是仇恨。
抗战期间，蒋介石曾派出嫡系精锐部队远征缅甸，来挽救英国在当地的败势，但在付出军队伤亡数万、爱将戴安澜阵亡的惨重代价后，英国对中国的态度依然没有改观。对日本的侵华行为采取绥靖政策，甚至把在天津的租界交给日伪政权。
在即将整理出版的《蒋介石宋子文战时往来电报选》中，可以看到蒋介石在西藏问题上对英国的强烈不满。例如1943年电报显示，当时，英国在西藏问题上对中国无理指责。对此，宋子文与丘吉尔交涉，强调西藏的领土和主权属于中国。蒋介石闻讯后接连给宋发电报，支持宋的主张，要求他顶住英国的压力。
同样的不满表现在香港问题上。1943年1月中英签订的平等新约中，没有提出中国收回香港的要求。中方为何作这一让步呢？在蒋的日记中，吴景平发现了真相。
在1942年12月30日的日记里，蒋介石一方面对英国的态度感到“此可忍孰不可忍”，但又写道：“只要正约签订后，则九龙香港必为我军先行进入，造成事实，虽无文字之保留，亦何妨耶。”就是说，蒋介石考虑在盟军反攻时，中国及时派兵进入香港，接受日军投降，造成中国收复香港的既成事实。虽然这一想法最终没实现，但能看出蒋介石对香港问题的态度。
对于自己最重要的盟国美国，蒋介石内心的抱怨主要集中在美国派驻中国的军事顾问史迪威身上。虽然美国对华援助在几个重要盟国中是最多的，但蒋介石在日记中多次提到自己没有对这些援助物资的使用权。同时，蒋介石认为，连作战指挥权都要交给史迪威，那会使“中美互信”受到损害。
吴景平认为，从已公布的蒋介石日记来看，他还是颇有民族气节和风骨的，也一直在努力谋求中国的现代化。但由于个人性格的限制与时代的局限性，使这位曾经是中国最有权力的男人，背负着“失去中国大陆”的历史苦果而于1975年在台湾去世。
（武月霞摘自：中国期刊网）
对日：
“不抵抗”与“雪耻”同行
我们一直认为，蒋介石的对日不抵抗政策始于“九一八”事件。但日记公开后，学者们发现早在1928年，蒋介石就有过不抵抗的决定。
1928年4月，国民党开始第二次“北伐”，目标直指奉系军阀张作霖。蒋介石所率北伐军节节胜利，很快就攻入山东省。日军为了阻止北伐军进程，借口保护侨民，于5月3日悍然发动袭击，惨杀中国军民多达1000人，制造了“济南惨案”。
5月10日，南京国民党两个重要人物到山东与蒋介石开会，研究对日到底是打还是不打。蒋在日记中写道：“决定不抵抗主义。”后来也就因此有了北伐军绕道继续北上的行动。这篇日记确凿地证明，蒋介石的不抵抗并非从“九一八”开始的。蒋在日记中写道：此行的“主要任务是北伐，是打倒张作霖；和日本人打，北伐就无法进行了”。
不过，吴景平也告诉记者，尽管蒋介石在“济南惨案”发生时在日记中写有“不抵抗”，但他日记中同时也出现两个字：“雪耻”。
此时，蒋介石的抗日思想是复杂的，由于他认为中日实力对比悬殊，虽然战争不可避免，但中国绝无可能短时间取胜。所以在日记中，蒋介石每日提出一条如何“雪耻”的措施，自我惕励。在行动方面，一方面争取国际支持和援助，另一方面积聚力量，积极备战。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时，蒋在日记中以“日倭”、“倭寇”称呼日军。吴景平说，蒋介石抗战到底、拒绝与日本和谈的思想，在此期间首次出现。
对张学良：
多次感到失望
1933年2月，日军在占领山海关后立刻扑向热河（今属河北和内蒙古自治区），热河抗战爆发。但是，当时在张学良的指挥下驻守热河的数十万东北军，面对日军一触即溃。短短十来天工夫热河全面沦陷，使得中国军队一下子失去了战略缓冲地区。
吴景平说，当日军悍然进犯热河时，蒋介石在日记中表示“义愤填膺”，希望东北军能利用热河的有利地形来牵制打击日寇。随后，蒋介石发现张学良在热河不仅指挥无能，还为了保存实力不敢用主力抵抗，对东北军失望的心情在那段时间的日记中也多有提及。
当中日正式宣战后，蒋开始坚决反对和谈。1939年，日本暗中筹划扶植汪精卫政权，并于香港放出消息，指称蒋如愿和日本谈判，日本就不再支持汪精卫，并且会除掉汪。孔祥熙主张派人和日本谈判。蒋坚决反对，批示说：今后如再有人借汪精卫事来谈与日本和谈之问题，以叛国罪论处，杀无赦。
对苏联：
一直缺乏信心
1943年年底，两次安排二战后世界格局（包括东方格局）的会议——开罗会议和德黑兰会议先后召开。蒋介石代表中国出席了“开罗会议”，当时的舆论把中国与美、苏、英并称为“四强”，蒋介石也成了与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并列的“四巨头”之一，蒋介石的个人声誉达到顶峰。不过，吴景平从蒋介石抗战时期的日记中发现，他对其他三国的感情也是复杂的。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占领中国东北，同时也威胁到苏联远东地区的安全，共同的敌人促使中苏两国重新接近。1932年12月12日，两国恢复了中断几年的外交关系。1937年8月21日，中苏两国终于签订了《中苏互不侵犯条约》。
不过，各种迹象表明，蒋介石对苏联一直缺乏信心。吴景平对记者说，蒋介石在日记中多次表示了对苏联的抱怨。抱怨主要集中在苏方提供的援助物资，在兑现时间和货物数量上都跟之前的协议相差甚远。
1941年4月13日，苏联与日本签订了《中立条约》，标志着之前中苏协定的实际失效。吴景平说，这个情况是蒋介石预料之中的，他在之前的日记里已经多次提到中苏协定是不能起到保护作用的。
从史料来看，抗战期间中苏关系正式恶化是因为苏联在1944年初春对新疆问题的干涉。吴景平说，蒋介石在这个阶段的日记中，多次表现出对是否能保全新疆主权的担忧。
对英、美：
痛恨与忍耐
尽管英国也是当时中国的主要盟国，但早年在蒋介石的内心对英国则充满仇视。在蒋介石早期的日记中就能看到“英夷不灭非男儿”、“英番不灭能安枕乎”、“英番不灭，焉能解放全人类”等话。吴景平认为，早年英国是侵略中国的头号帝国主义，所以蒋介石对英国帝国主义很是仇恨。
抗战期间，蒋介石曾派出嫡系精锐部队远征缅甸，来挽救英国在当地的败势，但在付出军队伤亡数万、爱将戴安澜阵亡的惨重代价后，英国对中国的态度依然没有改观。对日本的侵华行为采取绥靖政策，甚至把在天津的租界交给日伪政权。
在即将整理出版的《蒋介石宋子文战时往来电报选》中，可以看到蒋介石在西藏问题上对英国的强烈不满。例如1943年电报显示，当时，英国在西藏问题上对中国无理指责。对此，宋子文与丘吉尔交涉，强调西藏的领土和主权属于中国。蒋介石闻讯后接连给宋发电报，支持宋的主张，要求他顶住英国的压力。
同样的不满表现在香港问题上。1943年1月中英签订的平等新约中，没有提出中国收回香港的要求。中方为何作这一让步呢？在蒋的日记中，吴景平发现了真相。
在1942年12月30日的日记里，蒋介石一方面对英国的态度感到“此可忍孰不可忍”，但又写道：“只要正约签订后，则九龙香港必为我军先行进入，造成事实，虽无文字之保留，亦何妨耶。”就是说，蒋介石考虑在盟军反攻时，中国及时派兵进入香港，接受日军投降，造成中国收复香港的既成事实。虽然这一想法最终没实现，但能看出蒋介石对香港问题的态度。
对于自己最重要的盟国美国，蒋介石内心的抱怨主要集中在美国派驻中国的军事顾问史迪威身上。虽然美国对华援助在几个重要盟国中是最多的，但蒋介石在日记中多次提到自己没有对这些援助物资的使用权。同时，蒋介石认为，连作战指挥权都要交给史迪威，那会使“中美互信”受到损害。
吴景平认为，从已公布的蒋介石日记来看，他还是颇有民族气节和风骨的，也一直在努力谋求中国的现代化。但由于个人性格的限制与时代的局限性，使这位曾经是中国最有权力的男人，背负着“失去中国大陆”的历史苦果而于1975年在台湾去世。
（武月霞摘自：中国期刊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