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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文学长河中陶渊明不能跨越。这种不能跨越就在于“南山”意象所承载的“放心”之意,已经由陶渊明自己独特的生命哲学,上升为中国文人群体乃至国人的共有哲学,继而延及出周敦颐的“莲”、朱自清的“荷塘”、戴望舒的“雨巷”……本文遵循意象的规律,试图解析陶渊明在自然之中所体味的生命之“真”。
关键词:陶渊明 “南山” 意象 “放心”之意
能够存活在浩如烟海的中国文学长河中的人物,一定有着鲜活的生命、深邃的思想、伟大的心灵。不论哪一个人编著的文学史版本,其中有一个人永远也不能跨越或忽略,他就是陶渊明。因为陶渊明是中国知识分子心底最深的文化烙印,已经幻化成了知识分子的自由灵魂,已经浓缩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精神的永久符号。陶渊明独特的人生志趣与高洁的心灵,面对人生波折时的所思所想,与山水自然的相惺相惜,虽穿越千年而历久弥新,对于其后任何历史阶段的每个个体都会带来生命的启示。
文人从古至今都是极其纠结的一个群体,也是极其敏感的一个群体,他们“心里颇不宁静”的时候显然要比俗世中的人来得更多,来得更快,追求心灵的安宁平和比俗世中的人来得更迫切。桃花源与乌托邦是人类共有的精神家园,对于俗世中的人来说显得太过遥远与虚幻,对于心思敏感的知识分子而言,这种心灵的安宁显得更加可遇而不可求。
安宁的“南山”就是陶渊明为自己搭建的桃花源,更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向往的心灵寄放之地。近代作家朱自清在《荷塘月色》中也感受到了这份安宁:“像今晚上,一个人在这苍茫的月下,什么都可以想,什么都可以不想,便觉是个自由的人。白天里一定要做的事,一定要说的话,现在都可不理。这是独处的妙处,我且受用这无边的荷香月色好了。”“希望逢着一个丁香一样地/结着愁怨的姑娘”的戴望舒也安宁在“悠长、悠长/又寂寥的雨巷”。从古代知识分子的“南山”到近代知识分子的“荷塘月色”或“雨巷”,中间有一千五百年的时间。在这段长河里,中国的知识分子依托“南山”,并创造了新的“放心之所”——“莲”。正如周敦颐在《爱莲说》中所言:“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正是在与“出淤泥而不染”的莲花的惺惺相惜中,周敦颐找到了感情的寄放与内心的安宁。顺着这样的思绪,我们仿佛找到了“南山”——“莲”——“荷塘月色”或“雨巷”一脉相承的关系。不论怎样的意象,其实探究的是中国知识分子向往的心灵寄放之地,而陶渊明的“南山”可谓是中国知识分子的生命寄托与心灵释放的本源。
而要理解陶渊明的安宁,理解陶渊明的诗歌,探索诗歌中的典型意象不失为一个好的选择——“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陶渊明的家建立在“南山”之脚,躬耕在“南山”之畔,陶渊明在“南山”之下采菊,在“南山”之下飲酒,与风、与云、与鸟、与松、与菊都成为契合的朋友,在与自然的交流中体会自然之真,感受生命之美。风、云、鸟、松、菊体现着陶渊明充盈天地之间的大爱,见证着陶渊明生命、理想、忠贞、自持的生发与完善,继而在“南山”之中孕育、发展出了陶渊明独特的诗人人格。所以,我们可以说,“南山”是陶渊明诗歌中的核心意象。在这个意象群体中,“南山”作为一个核心意象存在,并与其他几个意象一起,共同塑造出中国古典诗歌的一个至境。
那么,陶渊明在与“南山”的相看两不厌中,又体会到了什么人生至境呢?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庐”是一间田舍,前面的“结”更坚定了这间田舍也许就是一间茅草屋,一间栖居在荒郊野岭的具有隐居意义的草窝,但陶渊明却把这个居所安在了人境之中。这个安排有些出人意料,这是第一个反差。陶渊明的隐居之所虽然建立在人境之中,但是身处其中的作者并没有感觉到俗世的喧闹。这同样也是一种反差。一所建造在繁华闹市中的隐居之所“庐”,一个在人境之中却并没有感受车马喧闹的诗人。正是这两个对比才激起了千百年来无数读者的内心之问。
开篇直白地表达了自己虽然居住在人世间,但并无世俗来打扰的畅快和自信。人境之中的喧闹是不可避免的,不管是达官贵人还是市井小民,俗世的尘嚣沾染了其中的每个人。但是隔绝喧嚣的方法并不在于与世隔绝,实际上,陶渊明在归隐之后并未断绝所有的往来,在他这个阶段所写作的诗歌中,也不乏与官场中人的往来唱和,那么陶渊明断绝的是哪种“车马喧”呢?我们可以从“车马”一词的含义说起。我们知道,中国古代的交通工具有限,一般人出行都是靠步行,靠车马出行的一般都是有钱有势的阶层。在这里,陶渊明用车马的喧闹对断绝往来的人有了一个限定,他所断绝的正是具有功利性质的往来,陶渊明在此处否定的就是那个时代现实生活中的功利主义的人生准则。陶渊明在为官八十天之后就毅然辞去彭泽令,“吾不能为五斗米折腰,拳拳事乡里小人邪”,显然对功利性质的价值观给予了最彻底的否定。我们知道,人行于世,总要有自己的原则与追求。陶渊明否定了当时世道风行的功利主义价值观,必然要建立一个自成体系的人生哲学。有了这种生命哲学的陶渊明,才能处人境却无车马喧的烦恼,才能守住心灵,守住自己。那么他的人生哲学是什么呢?
随后,作者自问自答,“问君何能尔?”这是作者的问,更是无数读者内心之问。“心远地自偏”这是作者的回答,更是无数读者内心的期盼。只要内心能远远地摆脱世俗的束缚,那么即使处于喧闹的环境里,也如同居于僻静之地,隐居之地与心灵之所没有一一对应的关系,所以我们讲“大隐隐于朝”。世事纷扰如棋局,而真正能超脱世外的,并不在于隔绝一切与外界的联系,而是在于个人能否守住自己的“灵台方寸山”,能否有一颗远离尘世之心。在这里,作者抛出了一个“心”的概念。心远离的是功利,是蝇营狗苟,你争我夺,走近的就是田园、自然、心灵。这份安宁,这样一种超然物外之心,怎么才能获得呢?这正是下文探索的问题。
答案就是“心远”。“心远”是远离官场,更进一步说,是远离尘俗,超凡脱俗,不再崇尚世俗社会公认的价值尺度,而在探索一种新的人生观与世界观。这种哲学可以称为“自然哲学”,它既包含了陶渊明在“南山”之畔践行的自耕自食、俭朴寡欲的生活方式,又内化为接近自然、感受自然、人的生命与自然融为一体的统一和谐。
关键词:陶渊明 “南山” 意象 “放心”之意
能够存活在浩如烟海的中国文学长河中的人物,一定有着鲜活的生命、深邃的思想、伟大的心灵。不论哪一个人编著的文学史版本,其中有一个人永远也不能跨越或忽略,他就是陶渊明。因为陶渊明是中国知识分子心底最深的文化烙印,已经幻化成了知识分子的自由灵魂,已经浓缩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精神的永久符号。陶渊明独特的人生志趣与高洁的心灵,面对人生波折时的所思所想,与山水自然的相惺相惜,虽穿越千年而历久弥新,对于其后任何历史阶段的每个个体都会带来生命的启示。
文人从古至今都是极其纠结的一个群体,也是极其敏感的一个群体,他们“心里颇不宁静”的时候显然要比俗世中的人来得更多,来得更快,追求心灵的安宁平和比俗世中的人来得更迫切。桃花源与乌托邦是人类共有的精神家园,对于俗世中的人来说显得太过遥远与虚幻,对于心思敏感的知识分子而言,这种心灵的安宁显得更加可遇而不可求。
安宁的“南山”就是陶渊明为自己搭建的桃花源,更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向往的心灵寄放之地。近代作家朱自清在《荷塘月色》中也感受到了这份安宁:“像今晚上,一个人在这苍茫的月下,什么都可以想,什么都可以不想,便觉是个自由的人。白天里一定要做的事,一定要说的话,现在都可不理。这是独处的妙处,我且受用这无边的荷香月色好了。”“希望逢着一个丁香一样地/结着愁怨的姑娘”的戴望舒也安宁在“悠长、悠长/又寂寥的雨巷”。从古代知识分子的“南山”到近代知识分子的“荷塘月色”或“雨巷”,中间有一千五百年的时间。在这段长河里,中国的知识分子依托“南山”,并创造了新的“放心之所”——“莲”。正如周敦颐在《爱莲说》中所言:“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正是在与“出淤泥而不染”的莲花的惺惺相惜中,周敦颐找到了感情的寄放与内心的安宁。顺着这样的思绪,我们仿佛找到了“南山”——“莲”——“荷塘月色”或“雨巷”一脉相承的关系。不论怎样的意象,其实探究的是中国知识分子向往的心灵寄放之地,而陶渊明的“南山”可谓是中国知识分子的生命寄托与心灵释放的本源。
而要理解陶渊明的安宁,理解陶渊明的诗歌,探索诗歌中的典型意象不失为一个好的选择——“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陶渊明的家建立在“南山”之脚,躬耕在“南山”之畔,陶渊明在“南山”之下采菊,在“南山”之下飲酒,与风、与云、与鸟、与松、与菊都成为契合的朋友,在与自然的交流中体会自然之真,感受生命之美。风、云、鸟、松、菊体现着陶渊明充盈天地之间的大爱,见证着陶渊明生命、理想、忠贞、自持的生发与完善,继而在“南山”之中孕育、发展出了陶渊明独特的诗人人格。所以,我们可以说,“南山”是陶渊明诗歌中的核心意象。在这个意象群体中,“南山”作为一个核心意象存在,并与其他几个意象一起,共同塑造出中国古典诗歌的一个至境。
那么,陶渊明在与“南山”的相看两不厌中,又体会到了什么人生至境呢?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庐”是一间田舍,前面的“结”更坚定了这间田舍也许就是一间茅草屋,一间栖居在荒郊野岭的具有隐居意义的草窝,但陶渊明却把这个居所安在了人境之中。这个安排有些出人意料,这是第一个反差。陶渊明的隐居之所虽然建立在人境之中,但是身处其中的作者并没有感觉到俗世的喧闹。这同样也是一种反差。一所建造在繁华闹市中的隐居之所“庐”,一个在人境之中却并没有感受车马喧闹的诗人。正是这两个对比才激起了千百年来无数读者的内心之问。
开篇直白地表达了自己虽然居住在人世间,但并无世俗来打扰的畅快和自信。人境之中的喧闹是不可避免的,不管是达官贵人还是市井小民,俗世的尘嚣沾染了其中的每个人。但是隔绝喧嚣的方法并不在于与世隔绝,实际上,陶渊明在归隐之后并未断绝所有的往来,在他这个阶段所写作的诗歌中,也不乏与官场中人的往来唱和,那么陶渊明断绝的是哪种“车马喧”呢?我们可以从“车马”一词的含义说起。我们知道,中国古代的交通工具有限,一般人出行都是靠步行,靠车马出行的一般都是有钱有势的阶层。在这里,陶渊明用车马的喧闹对断绝往来的人有了一个限定,他所断绝的正是具有功利性质的往来,陶渊明在此处否定的就是那个时代现实生活中的功利主义的人生准则。陶渊明在为官八十天之后就毅然辞去彭泽令,“吾不能为五斗米折腰,拳拳事乡里小人邪”,显然对功利性质的价值观给予了最彻底的否定。我们知道,人行于世,总要有自己的原则与追求。陶渊明否定了当时世道风行的功利主义价值观,必然要建立一个自成体系的人生哲学。有了这种生命哲学的陶渊明,才能处人境却无车马喧的烦恼,才能守住心灵,守住自己。那么他的人生哲学是什么呢?
随后,作者自问自答,“问君何能尔?”这是作者的问,更是无数读者内心之问。“心远地自偏”这是作者的回答,更是无数读者内心的期盼。只要内心能远远地摆脱世俗的束缚,那么即使处于喧闹的环境里,也如同居于僻静之地,隐居之地与心灵之所没有一一对应的关系,所以我们讲“大隐隐于朝”。世事纷扰如棋局,而真正能超脱世外的,并不在于隔绝一切与外界的联系,而是在于个人能否守住自己的“灵台方寸山”,能否有一颗远离尘世之心。在这里,作者抛出了一个“心”的概念。心远离的是功利,是蝇营狗苟,你争我夺,走近的就是田园、自然、心灵。这份安宁,这样一种超然物外之心,怎么才能获得呢?这正是下文探索的问题。
答案就是“心远”。“心远”是远离官场,更进一步说,是远离尘俗,超凡脱俗,不再崇尚世俗社会公认的价值尺度,而在探索一种新的人生观与世界观。这种哲学可以称为“自然哲学”,它既包含了陶渊明在“南山”之畔践行的自耕自食、俭朴寡欲的生活方式,又内化为接近自然、感受自然、人的生命与自然融为一体的统一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