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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前人认为郑玄《尚书注》“兼采今古文”，但是单凭存世文献，辨别郑注哪些属于今文经说、哪些属于古文经说是个难题。而近年新出的清华简《金縢》篇是战国中晚期的古文本，通过文本对读等方法，可以推断郑氏经说主要采用了古文，亦可确知《史记·鲁周公世家》述《尚书·金縢》兼采今古文经说，构成了《史记》采用古文的新证据。
关键词：清华简；《金縢》；郑玄；《史记》；今古文
DOI： 10.16758/j.cnki.1004-9371.2016.03.005
一
东汉末年的经学大师郑玄曾遍注群经，据《后汉书·郑玄传》载：“凡玄所注《周易》、《尚书》、《毛诗》、《仪礼》、《礼记》、《论语》、《孝经》、《尚书大传》……凡百余万言。”1然而至今保存完好的只有《周礼注》、《仪礼注》、《礼记注》和《毛诗笺》四部，其他经注早已亡佚，所幸尚可通过后人的辑本略窥郑注之原貌。郑氏早年师从古文经学家张恭祖、马融习《古文尚书》，而且《后汉书·儒林列传》也记载“扶风杜林传《古文尚书》，林同郡贾逵为之作训，马融作传，郑玄注解，由是《古文尚书》遂显于世”，2所以郑玄注《尚书》使用的应为古文本。至于郑氏注《书》的特点，前人也多有讨论，如皮锡瑞言：“（郑玄）注《尚书》用古文，而多异马融；或马从今而郑从古，或马从古而郑从今。是郑注《书》兼采今古文也。”3但是自孔壁《古文尚书》亡佚以后，并没有真正的古文本可以作为参照，郑氏《尚书注》究竟是如何兼采今古文的，颇难具述，辨别郑注之说解何处为古、何处为今也是个难题。
前人多据《史记》以辨《尚书》之今古文。因司马迁曾从孔安国问故，故前人多以为马迁所录《尚书》均为古文说。此说盖源自班固的《汉书·儒林传》：“司马迁亦从安国问故，迁书载《尧典》、《禹贡》、《洪范》、《微子》、《金縢》诸篇，多古文说。”4清代学者中也多持此种看法，孙星衍即其代表。5然而也有相反的意见，段玉裁、陈乔枞、皮锡瑞等人就认为《史记》所录皆今文。6当然还有一些折中的观点，如陈寿祺认为史迁兼习今古。1这一观点多被后人认同，如近世学者古国顺就《史记》述《尚书》的内容逐条分析，说：“以今所见，计用今文者二百十三则，用古文者二十则，即此可知《史记》采取今古文《尚书》之多寡矣。”2
以《尚书·金縢》篇为例，《史记·鲁周公世家》几乎全录《金縢》原文，并有所增补。但是关于《金縢》文本的解读，司马迁的解释却与郑注有很大的差异，前人也早已注意到这个问题。3倘马迁是古文说，则郑注似应为今文，反之亦然。然而这一问题单凭传世典籍，殊难判断。近年公布的清华简中有一篇简文自题为《周武王有疾周公所自以代王之志》者，4其内容与今传本《尚书·金縢》十分相近，所以学界一般称之为清华简《金縢》。这是战国中晚期之际的文本，称得上真正的古文本。清华简的出现，为我们多提供了一个判断的依据。故现以《金縢》篇为例，结合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中的不同表述，探讨《尚书》郑注和《史记》中《尚书》经说的具体情况。
二
《尚书·金縢》篇在《今文尚书》二十八篇之中，孔壁《尚书》虽亦有此篇，但早已亡佚。因先秦著作中未见引用《金縢》文句者，故此前曾被怀疑为伪作或后出，而近世学者则多信其为先秦著作。5清华简《金縢》面世后，学者以之与“今传本”即伏生所传今文本《金縢》进行比较，认为二者应分属于不同的流传系统。6
郑玄注《尚书》时使用的是古文本还是今文本，其文本信息应保存在郑氏的《尚书注》中。虽然完整的《尚书注》今已不存，但前人的辑佚工作已尽可能地复原了郑注之原貌。7从目前所见郑注佚文来看，郑玄对《金縢》篇的注解与史迁多异。为了直观说明，现将清华简《金縢》以及今传本《尚书·金縢》、《史记·鲁周公世家》的相关文句并录于下，8用以讨论郑玄注《尚书》时使用的文本问题。因篇幅有限，故下面的讨论暂以与清华简内容相关的郑氏经说为主。
（1）清华简：武王既克殷三年，王不豫有迟，二公告周公曰：“我其为王穆卜。”周公曰：“未可以慼吾先王。”
今传本：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二公曰：“我其为王穆卜。”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
《鲁世家》：武王克殷二年，天下未集，武王有疾，不豫，群臣惧，太公、召公乃缪卜。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
今传本《金縢》及《鲁世家》皆云“未可以戚我先王”，伪孔传训“戚”为“近也……周公言，未可以死近我先王”。9而《鲁世家》集解引郑玄曰：“二公欲就文王庙卜。戚，忧也。未可忧怖我先王也。”10伪孔、郑二家注解不同。
清华简中为“慼”，《说文》作“慽”，“忧”之意也。11故郑说较长，合乎古文。
（2）清华简：周公乃为三坛同墠，为一坛于南方，周公立焉，秉璧戴珪。
今传本：公乃自以为功，为三坛同墠。为坛于南方，北面周公立焉；植璧秉珪，乃告太王、王季、文王。
《鲁世家》：周公于是乃自以为质，设三坛，周公北面立，戴璧秉圭，告于太王、王季、文王。
坛，《释文》曰：“筑土也。马云：‘土堂。’”《书》孔颖达疏引郑注：“时为坛墠于丰。坛墠之处犹存焉。”1清华简亦有坛、墠的字样，但文句最为简省。
今传本“植璧秉圭”，《书》正义引郑注云：“植，古置字。”2故郑本用字当为“植”。至于《鲁世家》作“戴”字，可依孙星衍之说，孙氏云：“史公‘植’作‘戴’者，戴亦植也。郑注《丧大记》云：‘戴之言值。’植与值通。”3而清华简文作“秉璧戴珪”，文字顺序不同，或为传抄之故。其“戴”字，字形写作，从“戠”从“首”，可隶定为“”。楚系简帛中的字，从首得声，读为戴是没有问题的。4
（3）清华简：史乃册祝告先王曰：“尔元孙发也，遘害虐疾。
今传本：史乃册祝曰：“惟尔元孙某，遘厉虐疾。
《鲁世家》：史策祝曰：“惟尔元孙发，勤劳阻疾。 清华简和今传本之“册”字，《鲁世家》作“策”，《集解》云：“郑玄曰：‘策，周公所作，谓简书也。祝者读此简书以告三王。’”5可见郑康成所用文本写为“策”，与清华简不同。又因《史记》作“策”，或以为“策”是今文。如《汉书·韦玄成传》、《论衡·死伪篇》皆作“策”。6
今传本“元孙某”，清华简、《鲁世家》皆作“元孙发”。《书》伪孔传以为“臣讳君”，而郑玄认为“讳之者，由成王读之也”（见《尚书》孔疏所引7），可见郑氏所用文本盖为“元孙某”，与清华简不同。
（4）清华简：尔毋乃有备子之责在上，惟尔元孙发也，不若旦也是年（佞）若丂（巧），能多才多艺，能事鬼神。命于帝庭，溥有四方，以定尔子孙于下地。
今传本：若尔三王，是有丕子之责于天，以旦代某之身。予仁若考，能多材多艺，能事鬼神；乃元孙不若旦多材多艺，不能事鬼神，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用能定尔子孙于下地。四方之民，罔不祗畏。
《鲁世家》：若尔三王是有负子之责于天，以旦代王发之身。旦巧，能多材多艺，能事鬼神。乃王发不如旦多材多艺，不能事鬼神。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用能定汝子孙于下地，四方之民，罔不敬畏。
历来对今传本的讨论多集中于“丕子”和“予仁若考能多材多艺”两处的解读。
《书》伪孔传训“丕子”为“大子”，但郑玄释“丕”为“不”，《书》孔疏引郑注云：“丕，读曰不。爱子孙曰子。元孙遇疾，若汝不救，是将有不爱子孙之过，为天所责，欲使为之请命也。”8马本亦当有“丕”字，《释文》云：“丕，普悲反，马同。”9马、郑所用的文本大概为古文本。而清华简作“备子”，可能是古文的另一种流传文本。备、丕、不皆同音之假借。
《史记》直接释“丕子”为“负子”，负训背，谓背弃子民。《鲁世家》索隐引郑注云“丕读曰负”，10异于上文所言的“丕读曰不”。两处所引郑注不同，可能本来此处就有异文。但不管是“负”还是“不”，其实一也，同音假借而已。11
今传本“予仁若考能多才多艺”一句自古解释各异，现依清华简，惟高邮王氏父子与俞樾之说最为可信。王引之《经义述闻》云：“家大人曰：‘《金縢》予仁若考，《史记·鲁周公世家》作旦巧，考、巧古字通，若而语之转，予仁若巧者，予仁而巧也。’”1而清华简“丂”为“巧”字之初文。
俞樾释“仁”字为“佞”。他在《群经平议》中说：“予仁若考者，予佞而巧也”，“佞”是有才智，“佞而巧，故多材多艺，能事鬼神也”。2而清华简有写作“年”者，可读为同泥母真部之“佞”，3佞从仁声见于《说文》（小徐本），有云：“佞，巧、讇、高材也。从女，仁声。”4《春秋》襄公三十年“天王杀其弟”，三传所附《春秋经》文有异，《左传》、《谷梁》作“佞夫”，《公羊经》作“年夫”。5是年、佞、仁可相通假之证。
此条目前未见郑注。
（5）清华简：尔之许我，我则晋璧与珪。尔不我许，我乃以璧与珪归。”
今传本：呜呼！无坠天之降宝命，我先王亦永有依归。今我即命于元龟，尔之许我，我其以璧与珪归俟尔命，尔不许我，我乃屏璧与珪。”
《鲁世家》：无坠天之降葆命，我先王亦永有所依归。今我其即命于元龟，尔之许我，我以其璧与圭归，以俟尔命。”
郑注云：“降，下也。宝，犹神也。有所依归，为宗庙之主也。”（见《鲁世家》集解6）清华简无此语，是郑氏采用的文本与清华简不同。
《鲁世家》集解引马融曰：“元龟，大龟也。”在“尔之许我”条下又引马融曰：“待汝命，武王当愈，我当死也。”7郑注虽不存，考虑到郑玄曾从马融就学，郑本“元龟”条很可能与清华简不同。
（6）今传本：乃卜三龟，一习吉。启籥见书，乃并是吉。
《鲁世家》：周公已令史策告太王、王季、文王，欲代武王发，于是乃即三王而卜。卜人皆曰吉，发书视之，信吉。周公喜，开籥，乃见书遇吉。
“籥”同“钥”，马融、郑玄与王肃都有注解。《经典释文》：“马云：‘藏卜兆书管。’”8《书》孔颖达疏曰：“郑玄云：‘籥，开藏之管也。开兆书藏之室以管，乃复见三龟占书亦合，于是吉。’王肃亦云：‘籥，开藏占兆书管也。’”9
今传本与《鲁世家》的文本区别在于“启籥”与“开籥”。根据《周礼·卜师》郑注“《书·金縢》：‘开籥见书。’”10可以判断郑本也作“开籥”。
清华简没有类似的文句，故郑氏所见与清华简不同。
（7）今传本：公曰：“体，王其罔害；予小子新命于三王，惟永终是图。兹攸俟，能念予一人。”
《鲁世家》：周公入贺武王曰：“王其无害。旦新受命三王，维长终是图。兹道能念予一人。”
关于郑玄理解的“体”的含义，可参看《周礼·占人》之“凡卜筮，君占体，大夫占色，史占墨，卜人占坼”，郑注云：“体，兆象也。”随后郑玄又引述《书》曰：“周公卜，武王占之曰：‘体，王其无害。’”11故郑本“罔”作“无”。但清华简无此句，故郑本与之不同，《鲁世家》亦无“体”字。
《鲁世家》“兹道能念予一人”之《集解》云：“马融曰：‘一人，天子也。’郑玄曰：‘兹，此也。’”12清华简无。
（8）清华简：周公乃纳其所为功自以代王之说于金縢之匮，乃命执事人曰：“勿敢言。”
今传本：公归，乃纳册于金縢之匮中。王翼日乃瘳。
《鲁世家》：周公藏其策金縢匮中，诫守者勿敢言。明日，武王有瘳。
《书》孔颖达疏引郑注：“縢，束也。凡藏秘书藏之于匮，必以金缄其表。”1三处文意相同。
（9）清华简：就后武王陟，成王犹幼在位，管叔及其群兄弟乃流言于邦曰：“公将不利于孺子。”
今传本：武王既丧，管叔及其群弟乃流言于国，曰：“公将不利于孺子。”
《鲁世家》：其后武王既崩，成王少，在强葆之中。周公恐天下闻武王崩而畔，周公乃践阼代成王摄行当国。管叔及其群弟流言于国曰：“周公将不利于成王。” 今传本“管叔及其群弟乃流言于国”一句与清华简及《鲁世家》区别不大。据《诗·七月序》正义，郑玄对管叔及群兄弟的身份做了解释：“郑曰：管，国名。叔，字。周公兄，武王弟。封于管。群弟蔡叔、霍叔。武王崩，周公免丧服意欲摄政。”2另，今传本与《史记》用“国”字，盖后人为避讳而改之。
“孺子”一句，《金縢》孔颖达疏曰：“郑玄云：‘流公将不利于孺子之言于京师。’于时管、蔡在东，盖遣人流传此言于民间也。”3是郑本与今传本、清华简大致相同。
（10）清华简：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
□□无以复见于先王。”
今传本：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无以告我先王。”
《鲁世家》：周公乃告太公望、召公奭曰：“我之所以弗辟而摄行政者，恐天下畔周，无以告我先王太王、王季、文王。三王之忧劳天下久矣，于今而后成。武王蚤终，成王少，将以成周，我所以为之若此。”……
今传本“我之弗辟”的“辟”字，马融、郑玄读为“避”，“谓避居东都”（据《释文》4）。郑曰：“我今不避孺子而去，我先王以谦谦为德，我反有欲位之谤，无怨于我先王，言愧无辞也。”（见于《诗·七月序》疏5）而伪孔传、许慎皆训辟为法，我不以法治管叔，则我无以复见我先王，故解居东为东征。6因清华简缺失四字，无从判断。
（11）清华简：周公石（宅）东三年，祸人乃斯得。
今传本：周公居东二年，则罪人斯得。
《鲁世家》：管、蔡、武庚等果率淮夷而反。周公乃奉成王命，兴师东伐，作《大诰》。遂诛管叔，杀武庚，放蔡叔。收殷余民，以封康叔于卫，封微子于宋，以奉殷祀。宁淮夷东土，二年而毕定。诸侯咸服宗周。
郑玄认为“居东”是避居东都，云：“居东者，出处东国待罪，以须君之察己。”（《七月序》正义引7）但汉今文家皆解居东为东征，如《鲁世家》和《尚书大传》、王肃（《金縢》疏引）之言。清华简的“石”字为禅母铎部，可读为定母铎部之“宅”，如《尔雅·释言》：“居也。”8至于“罪人”，郑玄以为“周公之属党，与知居摄者”（《诗·鸱鸮》正义引9），但伪孔传和王肃认为指管、蔡等作乱之人。
本条清华简与今传本相似，惟周公居东的时间记载不一。郑注实采古文家说。
（12）清华简：于后，周公乃遗王诗曰《周鸮》，王亦未逆公。
今传本：于后，公乃为诗以贻王，名之曰《鸱鸮》，王亦未敢诮公。
《鲁世家》：……东土以集，周公归报成王，乃为诗贻王，命之曰《鸱鸮》。王亦未敢训周公……
今传本中周公作诗《鸱鸮》“贻王”。据注，郑本作“怡”，云：“怡，悦也。周公伤其属党无罪将死，恐其刑滥，又破其家，而不敢正言，故作《鸱鸮》之诗以贻王。今《豳风·鸱鸮》也”（见于《鸱鸮序》疏1）。《鸱鸮》正义又评郑注云：“训怡为悦，言周公作此诗，欲以救诸臣、悦王意也。”2而清华简写作“周公乃遗王诗”，与郑本不同。
清华简中周公赠诗给成王，但“王亦未逆公”，还是没有迎周公回都。文从意顺，较好理解。并且简文后面述及成王“乃出逆公至郊”，与此处首尾呼应。而今传本所云“诮公”，《鲁世家》云“训周公”，诮、训可通假，皆为责备之意。
相关的郑注有：“公作《鸱鸮》之诗救其属臣，请勿夺其官位土地”（《书·金縢》正义引3），又“成王非周公意未解，今又为罪人言，欲让之，推其恩亲故未敢”（《诗·鸱鸮》疏引4），可见郑本与清华简之不同。
（13）清华简：是岁也，秋大熟，未获。天疾风以雷，禾斯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王乃】弁，大夫端，以启金縢之匮。王得周公之所自以为功以代武王之说。
今传本：秋，大熟，未获，天大雷电以风，禾尽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王与大夫尽弁，以启金縢之书，乃得周公所自以为功代武王之说。
《鲁世家》：……周公卒后，秋未获，暴风雷雨，禾尽偃，大木尽拔。周国大恐。成王与大夫朝服以开金縢书，王乃得周公所自以为功代武王之说。
有关“秋大熟未获”的时间，记载有异。郑玄云：“秋，谓周公出二年之后，明年秋也。”（见《豳谱》正义5）《鲁世家》写明在“周公卒后”，同于《尚书大传》，采今文家说。而清华简明确指出“是岁也”，似于义为长。清华简一出，有关天呈异相以及开启金縢时间的争论可以休矣。
“弁”字有郑注，释之为“爵弁”（《尚书》孔颖达疏6）。可见郑本此处同于清华简和今传本。
《周礼》占人注提到今本作“以启金縢之书”，7所以郑本应为“开金縢之书”。而《金縢》正义所引郑云：“开金縢之书者，省察变异所由故事也”，8也确系如此。启（清华简、今传本）、开（《鲁世家》、郑本）之异，可能是由于文本不同，更可能是因汉人避景帝刘启之讳而改。
（14）清华简：王问执事人，曰：“信。噫，公命我勿敢言。”王捕书以泣，曰：
今传本：二公及王乃问诸史与百执事。对曰：“信。噫，公命我勿敢言。”王执书以泣，曰：
《鲁世家》：二公及王乃问史百执事，史百执事曰：“信有，昔周公命我勿敢言。”成王执书以泣，曰：
郑注云：“问者，问审然否也。”（《鲁世家》集解引9）三本皆有“问”字。
《鲁世家》集解引郑玄曰：“泣者，伤周公忠孝如是而无知之者。”10此条郑本与《鲁世家》、清华简基本相同。
另，《释文》云：“噫，於其反。马本作懿，犹億也。”11惜郑注不存。
（15）清华简：“昔公勤劳王家，惟予冲人弗及知。今皇天动威，以彰公德，惟予冲人其亲逆公，我邦家礼亦宜之。”
今传本：“其勿穆卜。昔公勤劳王家，惟予冲人弗及知。今天动威，以彰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新逆，我国家礼亦宜之。”
《鲁世家》：“自今后其无缪卜乎。昔周公勤劳王家，惟予幼人弗及知。今天动威以彰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迎，我国家礼亦宜之。” 今传本之“新逆”，《释文》引马融本作“亲迎”。《诗·东山序》笺云：“成王既得金縢之书，亲迎周公。”1是郑本亦作“亲”之证。但郑玄释之为“新”，《诗·东山序》正义在引述《尚书·金縢》后说：“注云：‘新迎，改先时之心，更自新以迎周公于东，与之归，尊任之。’”2似郑注同时表达了成王改变主意和亲自迎接周公之意。此条清华简的文义同于马本。
再如《尚书》伪孔传云：“周公以成王未悟，故留东未还。改过自新，遣使者迎之。”3据清华简“惟予冲人其亲逆公”，可知伪孔释读之误。
至于“逆”，《尔雅·释言》曰：“迎也。”4又如《说文·辵部》云：“逆，迎也，从辵屰声。关东曰逆，关西曰迎。”5其实新亲、逆迎之异文源于通假，最初的文意并无不同，但后世各家经说的引申导致出现了歧义。
“邦家”、“国家”之异，亦是后人出于避讳而改。
（16）清华简：王乃出逆公至郊。是夕，天反风，禾斯起。凡大木之所拔，二公命邦人尽复筑之。岁大有年，秋则大获。
今传本：王出郊，天乃雨。反风，禾则尽起。二公命邦人，凡大木所偃，尽起而筑之，岁则大熟。
《鲁世家》：王出郊，天乃雨，反风，禾尽起。二公命国人，凡大木所偃，尽起而筑之。岁则大孰。于是成王乃命鲁得郊祭文王。鲁有天子礼乐者，以褒周公之德也。
伪孔传曰：“郊，以玉币谢天也。天即反风起禾，明郊是也。”马融云：“反风，风还反也。”（见《史记》集解6）可见伪孔传以“出郊”为郊祭。而清华简写得很明确：“王乃出逆公至郊”，郊为城外郊野。
针对异常天气情况，《书》孔颖达疏引郑注曰：“《易传》云：阳感天不旋日，阳谓天子也。天子行善以感天不回旋经日。”7是郑本可能亦有风雷之变的文句。
今传本与《鲁世家》皆作“凡大木所偃，尽起而筑之”，而竹简本作“凡大木之所拔……尽复筑之”。郑注见于《尚书》正义，康成云：“筑，拾也。禾为大木所偃者，起其木，拾下禾，无所亡失。”8可见郑本盖同于今传本和《鲁世家》。
三
利用清华简《周武王有疾周公所自以代王之志》（即《金縢》）和今传本《尚书·金縢》、《史记·鲁周公世家》的相关部分进行对读，有助于我们深入讨论一些自古以来莫衷一是的经学问题。大致可归纳为以下三点：
其一，在郑玄之说与《尚书》其他各家说法有歧异时，可依清华简《金縢》辨别各说之短长，并辨别辑本郑玄《尚书注》具体采用的文本和经说。
第（1）条《书·金縢》“未可以戚我先王”之“戚”，诸家训解不同。伪孔传训为“近也”，郑玄释为“忧也”，今据清华简可知郑注明显长于伪孔传。
皮锡瑞说过郑玄注《尚书》多异马融，的确如此。如第（15）条今传本“惟朕小子其新逆”，马本作“亲迎”，意为成王亲自迎接周公归都；郑本作“新迎”，成王更改先时之心并亲自迎接。今据清华简“惟予冲人其亲逆公”，可证明郑注脱离了马本原义，反觉纡曲牵强；更可证明伪孔传之成王“改过自尊，遣使者迎之”非是。
至于各家注疏涉及今古文不同经说的，如“葬疑”和“信谗”、“居东”指周公东征还是待罪于东，据清华简新材料可进一步探讨。竹书本云“管叔及其群兄弟乃流言于邦曰：‘公将不利于孺子’”，于是“周公居东”，且“乃遗王诗曰《周鸮》”，但直到“天疾风以雷”的警示之后，启金縢见书，“王乃出逆公至郊”，亲迎周公回都。很明显，郑玄的训解合乎简文所示，《尚书·金縢》正义引郑注云：“武王崩，周公为冢宰。三年服终，将欲摄政，管、蔡流言，即避居东都。成王多杀公之属党，公作《鸱鸮》之诗，救其属臣，请勿夺其官位土地。及遭风雷之异，启金縢之书，迎公来反。反乃居摄，后方始东征管、蔡。”1郑注系采古文家的“信谗”说，风雷之变系由于成王听信了管、蔡的流言而致；周公待罪居东，在成王迎接归都后才东征。2而《史记·鲁世家》相关内容采今文家说，不合西周史实。
其二，三种文本的《金縢》有助于我们重新考虑传世文献的流传问题。
伏生所授的《今文尚书》二十八篇，源自秦博士之学。而清华简《金縢》从文字风格看，带有明显的楚风，可视为战国中后期的楚系文化文本。通过清华简《金縢》与今传本《金縢》的对读比较，竹书本没有传世本涉及占卜的文句，在一些关键处还有重要的异文，这说明自战国以来存在同源异流的版本。
东汉以后，《尚书》可能还同时流传着不同的古文本。前辈学者已有推断，如王国维云：
郑玄平生未尝窥中秘，而其注《尚书》、《周官》颇引逸《书》。又其注《礼经》也，不独以古文校订今文，且其所据之古文亦非一本……是其所据古文必非一本，皆非中秘之本。夫两汉人未闻有传《古文礼》者，而传世之《古文礼》尚有数本，则《古文尚书》、《左氏传》等民间有是学者，其有别本可知。4
通过前文的文本对照，我们已了解到郑玄注《尚书》的确使用了古文本。郑玄对《尚书》的训解与清华简《金縢》大致相类者，系采用古文经说。但郑玄所用古文，并非竹书本《金縢》。最明显的例子是第（5）（6）（7）条，竹书本没有传世本关于占卜的内容，行文更为简省，而郑玄所用《尚书》是有这些内容的。
郑注还有文本和经说皆不同于别本者。如第（12）条，郑本作“怡”，意为“悦也”，清华简为“遗”，今传本与《鲁世家》用“贻”。其中惟竹书本的文意与表述最佳。可见郑玄注《尚书》所用古文本与清华简《金縢》也是同源异流的文本。
虽然郑玄在注《尚书》时兼采今古，5但不可仅仅依据郑本与清华简的异文就判定郑氏某条为今文说，也是这个道理。
其三，清华简《金縢》证明《史记》述《尚书》是兼采今古经说，并提供了采用古文的新证据。
《史记》究竟是多古文说，还是多今文说，清人争论不已。其实司马迁自己也说过在著《太史公书》时“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承认对各家的说法兼容并蓄。6仅以《鲁周公世家》一篇为例，司马迁以“王出郊”为成王举行郊祭，因郊祭止天变，此前周公已在丰病逝，成王“葬疑”。而竹书本《金縢》明言“王乃出逆公至郊”，是成王外出到郊野，以迎接周公回都，周公显然健在。这是《史记》采今文说的证据。
而第（3）条，周公祷辞中对武王的称呼，竹简本和《鲁世家》皆作“惟尔元孙发”，与今传本的“惟尔元孙某”不同。据周代彝铭所示，西周诸王在祷于先王时径称己名是当时的习惯，如周厉王于先王皆自称己名（钟、五祀钟、簋铭）。1战国时期的卜筮祭祷简出土甚多，当时人祈祷时也须对神灵报出己名。2故而《鲁世家》之“元孙发”，可以看作是《史记》采用古文的新证据之一。
关键词：清华简；《金縢》；郑玄；《史记》；今古文
DOI： 10.16758/j.cnki.1004-9371.2016.03.005
一
东汉末年的经学大师郑玄曾遍注群经，据《后汉书·郑玄传》载：“凡玄所注《周易》、《尚书》、《毛诗》、《仪礼》、《礼记》、《论语》、《孝经》、《尚书大传》……凡百余万言。”1然而至今保存完好的只有《周礼注》、《仪礼注》、《礼记注》和《毛诗笺》四部，其他经注早已亡佚，所幸尚可通过后人的辑本略窥郑注之原貌。郑氏早年师从古文经学家张恭祖、马融习《古文尚书》，而且《后汉书·儒林列传》也记载“扶风杜林传《古文尚书》，林同郡贾逵为之作训，马融作传，郑玄注解，由是《古文尚书》遂显于世”，2所以郑玄注《尚书》使用的应为古文本。至于郑氏注《书》的特点，前人也多有讨论，如皮锡瑞言：“（郑玄）注《尚书》用古文，而多异马融；或马从今而郑从古，或马从古而郑从今。是郑注《书》兼采今古文也。”3但是自孔壁《古文尚书》亡佚以后，并没有真正的古文本可以作为参照，郑氏《尚书注》究竟是如何兼采今古文的，颇难具述，辨别郑注之说解何处为古、何处为今也是个难题。
前人多据《史记》以辨《尚书》之今古文。因司马迁曾从孔安国问故，故前人多以为马迁所录《尚书》均为古文说。此说盖源自班固的《汉书·儒林传》：“司马迁亦从安国问故，迁书载《尧典》、《禹贡》、《洪范》、《微子》、《金縢》诸篇，多古文说。”4清代学者中也多持此种看法，孙星衍即其代表。5然而也有相反的意见，段玉裁、陈乔枞、皮锡瑞等人就认为《史记》所录皆今文。6当然还有一些折中的观点，如陈寿祺认为史迁兼习今古。1这一观点多被后人认同，如近世学者古国顺就《史记》述《尚书》的内容逐条分析，说：“以今所见，计用今文者二百十三则，用古文者二十则，即此可知《史记》采取今古文《尚书》之多寡矣。”2
以《尚书·金縢》篇为例，《史记·鲁周公世家》几乎全录《金縢》原文，并有所增补。但是关于《金縢》文本的解读，司马迁的解释却与郑注有很大的差异，前人也早已注意到这个问题。3倘马迁是古文说，则郑注似应为今文，反之亦然。然而这一问题单凭传世典籍，殊难判断。近年公布的清华简中有一篇简文自题为《周武王有疾周公所自以代王之志》者，4其内容与今传本《尚书·金縢》十分相近，所以学界一般称之为清华简《金縢》。这是战国中晚期之际的文本，称得上真正的古文本。清华简的出现，为我们多提供了一个判断的依据。故现以《金縢》篇为例，结合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中的不同表述，探讨《尚书》郑注和《史记》中《尚书》经说的具体情况。
二
《尚书·金縢》篇在《今文尚书》二十八篇之中，孔壁《尚书》虽亦有此篇，但早已亡佚。因先秦著作中未见引用《金縢》文句者，故此前曾被怀疑为伪作或后出，而近世学者则多信其为先秦著作。5清华简《金縢》面世后，学者以之与“今传本”即伏生所传今文本《金縢》进行比较，认为二者应分属于不同的流传系统。6
郑玄注《尚书》时使用的是古文本还是今文本，其文本信息应保存在郑氏的《尚书注》中。虽然完整的《尚书注》今已不存，但前人的辑佚工作已尽可能地复原了郑注之原貌。7从目前所见郑注佚文来看，郑玄对《金縢》篇的注解与史迁多异。为了直观说明，现将清华简《金縢》以及今传本《尚书·金縢》、《史记·鲁周公世家》的相关文句并录于下，8用以讨论郑玄注《尚书》时使用的文本问题。因篇幅有限，故下面的讨论暂以与清华简内容相关的郑氏经说为主。
（1）清华简：武王既克殷三年，王不豫有迟，二公告周公曰：“我其为王穆卜。”周公曰：“未可以慼吾先王。”
今传本：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二公曰：“我其为王穆卜。”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
《鲁世家》：武王克殷二年，天下未集，武王有疾，不豫，群臣惧，太公、召公乃缪卜。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
今传本《金縢》及《鲁世家》皆云“未可以戚我先王”，伪孔传训“戚”为“近也……周公言，未可以死近我先王”。9而《鲁世家》集解引郑玄曰：“二公欲就文王庙卜。戚，忧也。未可忧怖我先王也。”10伪孔、郑二家注解不同。
清华简中为“慼”，《说文》作“慽”，“忧”之意也。11故郑说较长，合乎古文。
（2）清华简：周公乃为三坛同墠，为一坛于南方，周公立焉，秉璧戴珪。
今传本：公乃自以为功，为三坛同墠。为坛于南方，北面周公立焉；植璧秉珪，乃告太王、王季、文王。
《鲁世家》：周公于是乃自以为质，设三坛，周公北面立，戴璧秉圭，告于太王、王季、文王。
坛，《释文》曰：“筑土也。马云：‘土堂。’”《书》孔颖达疏引郑注：“时为坛墠于丰。坛墠之处犹存焉。”1清华简亦有坛、墠的字样，但文句最为简省。
今传本“植璧秉圭”，《书》正义引郑注云：“植，古置字。”2故郑本用字当为“植”。至于《鲁世家》作“戴”字，可依孙星衍之说，孙氏云：“史公‘植’作‘戴’者，戴亦植也。郑注《丧大记》云：‘戴之言值。’植与值通。”3而清华简文作“秉璧戴珪”，文字顺序不同，或为传抄之故。其“戴”字，字形写作，从“戠”从“首”，可隶定为“”。楚系简帛中的字，从首得声，读为戴是没有问题的。4
（3）清华简：史乃册祝告先王曰：“尔元孙发也，遘害虐疾。
今传本：史乃册祝曰：“惟尔元孙某，遘厉虐疾。
《鲁世家》：史策祝曰：“惟尔元孙发，勤劳阻疾。 清华简和今传本之“册”字，《鲁世家》作“策”，《集解》云：“郑玄曰：‘策，周公所作，谓简书也。祝者读此简书以告三王。’”5可见郑康成所用文本写为“策”，与清华简不同。又因《史记》作“策”，或以为“策”是今文。如《汉书·韦玄成传》、《论衡·死伪篇》皆作“策”。6
今传本“元孙某”，清华简、《鲁世家》皆作“元孙发”。《书》伪孔传以为“臣讳君”，而郑玄认为“讳之者，由成王读之也”（见《尚书》孔疏所引7），可见郑氏所用文本盖为“元孙某”，与清华简不同。
（4）清华简：尔毋乃有备子之责在上，惟尔元孙发也，不若旦也是年（佞）若丂（巧），能多才多艺，能事鬼神。命于帝庭，溥有四方，以定尔子孙于下地。
今传本：若尔三王，是有丕子之责于天，以旦代某之身。予仁若考，能多材多艺，能事鬼神；乃元孙不若旦多材多艺，不能事鬼神，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用能定尔子孙于下地。四方之民，罔不祗畏。
《鲁世家》：若尔三王是有负子之责于天，以旦代王发之身。旦巧，能多材多艺，能事鬼神。乃王发不如旦多材多艺，不能事鬼神。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用能定汝子孙于下地，四方之民，罔不敬畏。
历来对今传本的讨论多集中于“丕子”和“予仁若考能多材多艺”两处的解读。
《书》伪孔传训“丕子”为“大子”，但郑玄释“丕”为“不”，《书》孔疏引郑注云：“丕，读曰不。爱子孙曰子。元孙遇疾，若汝不救，是将有不爱子孙之过，为天所责，欲使为之请命也。”8马本亦当有“丕”字，《释文》云：“丕，普悲反，马同。”9马、郑所用的文本大概为古文本。而清华简作“备子”，可能是古文的另一种流传文本。备、丕、不皆同音之假借。
《史记》直接释“丕子”为“负子”，负训背，谓背弃子民。《鲁世家》索隐引郑注云“丕读曰负”，10异于上文所言的“丕读曰不”。两处所引郑注不同，可能本来此处就有异文。但不管是“负”还是“不”，其实一也，同音假借而已。11
今传本“予仁若考能多才多艺”一句自古解释各异，现依清华简，惟高邮王氏父子与俞樾之说最为可信。王引之《经义述闻》云：“家大人曰：‘《金縢》予仁若考，《史记·鲁周公世家》作旦巧，考、巧古字通，若而语之转，予仁若巧者，予仁而巧也。’”1而清华简“丂”为“巧”字之初文。
俞樾释“仁”字为“佞”。他在《群经平议》中说：“予仁若考者，予佞而巧也”，“佞”是有才智，“佞而巧，故多材多艺，能事鬼神也”。2而清华简有写作“年”者，可读为同泥母真部之“佞”，3佞从仁声见于《说文》（小徐本），有云：“佞，巧、讇、高材也。从女，仁声。”4《春秋》襄公三十年“天王杀其弟”，三传所附《春秋经》文有异，《左传》、《谷梁》作“佞夫”，《公羊经》作“年夫”。5是年、佞、仁可相通假之证。
此条目前未见郑注。
（5）清华简：尔之许我，我则晋璧与珪。尔不我许，我乃以璧与珪归。”
今传本：呜呼！无坠天之降宝命，我先王亦永有依归。今我即命于元龟，尔之许我，我其以璧与珪归俟尔命，尔不许我，我乃屏璧与珪。”
《鲁世家》：无坠天之降葆命，我先王亦永有所依归。今我其即命于元龟，尔之许我，我以其璧与圭归，以俟尔命。”
郑注云：“降，下也。宝，犹神也。有所依归，为宗庙之主也。”（见《鲁世家》集解6）清华简无此语，是郑氏采用的文本与清华简不同。
《鲁世家》集解引马融曰：“元龟，大龟也。”在“尔之许我”条下又引马融曰：“待汝命，武王当愈，我当死也。”7郑注虽不存，考虑到郑玄曾从马融就学，郑本“元龟”条很可能与清华简不同。
（6）今传本：乃卜三龟，一习吉。启籥见书，乃并是吉。
《鲁世家》：周公已令史策告太王、王季、文王，欲代武王发，于是乃即三王而卜。卜人皆曰吉，发书视之，信吉。周公喜，开籥，乃见书遇吉。
“籥”同“钥”，马融、郑玄与王肃都有注解。《经典释文》：“马云：‘藏卜兆书管。’”8《书》孔颖达疏曰：“郑玄云：‘籥，开藏之管也。开兆书藏之室以管，乃复见三龟占书亦合，于是吉。’王肃亦云：‘籥，开藏占兆书管也。’”9
今传本与《鲁世家》的文本区别在于“启籥”与“开籥”。根据《周礼·卜师》郑注“《书·金縢》：‘开籥见书。’”10可以判断郑本也作“开籥”。
清华简没有类似的文句，故郑氏所见与清华简不同。
（7）今传本：公曰：“体，王其罔害；予小子新命于三王，惟永终是图。兹攸俟，能念予一人。”
《鲁世家》：周公入贺武王曰：“王其无害。旦新受命三王，维长终是图。兹道能念予一人。”
关于郑玄理解的“体”的含义，可参看《周礼·占人》之“凡卜筮，君占体，大夫占色，史占墨，卜人占坼”，郑注云：“体，兆象也。”随后郑玄又引述《书》曰：“周公卜，武王占之曰：‘体，王其无害。’”11故郑本“罔”作“无”。但清华简无此句，故郑本与之不同，《鲁世家》亦无“体”字。
《鲁世家》“兹道能念予一人”之《集解》云：“马融曰：‘一人，天子也。’郑玄曰：‘兹，此也。’”12清华简无。
（8）清华简：周公乃纳其所为功自以代王之说于金縢之匮，乃命执事人曰：“勿敢言。”
今传本：公归，乃纳册于金縢之匮中。王翼日乃瘳。
《鲁世家》：周公藏其策金縢匮中，诫守者勿敢言。明日，武王有瘳。
《书》孔颖达疏引郑注：“縢，束也。凡藏秘书藏之于匮，必以金缄其表。”1三处文意相同。
（9）清华简：就后武王陟，成王犹幼在位，管叔及其群兄弟乃流言于邦曰：“公将不利于孺子。”
今传本：武王既丧，管叔及其群弟乃流言于国，曰：“公将不利于孺子。”
《鲁世家》：其后武王既崩，成王少，在强葆之中。周公恐天下闻武王崩而畔，周公乃践阼代成王摄行当国。管叔及其群弟流言于国曰：“周公将不利于成王。” 今传本“管叔及其群弟乃流言于国”一句与清华简及《鲁世家》区别不大。据《诗·七月序》正义，郑玄对管叔及群兄弟的身份做了解释：“郑曰：管，国名。叔，字。周公兄，武王弟。封于管。群弟蔡叔、霍叔。武王崩，周公免丧服意欲摄政。”2另，今传本与《史记》用“国”字，盖后人为避讳而改之。
“孺子”一句，《金縢》孔颖达疏曰：“郑玄云：‘流公将不利于孺子之言于京师。’于时管、蔡在东，盖遣人流传此言于民间也。”3是郑本与今传本、清华简大致相同。
（10）清华简：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
□□无以复见于先王。”
今传本：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无以告我先王。”
《鲁世家》：周公乃告太公望、召公奭曰：“我之所以弗辟而摄行政者，恐天下畔周，无以告我先王太王、王季、文王。三王之忧劳天下久矣，于今而后成。武王蚤终，成王少，将以成周，我所以为之若此。”……
今传本“我之弗辟”的“辟”字，马融、郑玄读为“避”，“谓避居东都”（据《释文》4）。郑曰：“我今不避孺子而去，我先王以谦谦为德，我反有欲位之谤，无怨于我先王，言愧无辞也。”（见于《诗·七月序》疏5）而伪孔传、许慎皆训辟为法，我不以法治管叔，则我无以复见我先王，故解居东为东征。6因清华简缺失四字，无从判断。
（11）清华简：周公石（宅）东三年，祸人乃斯得。
今传本：周公居东二年，则罪人斯得。
《鲁世家》：管、蔡、武庚等果率淮夷而反。周公乃奉成王命，兴师东伐，作《大诰》。遂诛管叔，杀武庚，放蔡叔。收殷余民，以封康叔于卫，封微子于宋，以奉殷祀。宁淮夷东土，二年而毕定。诸侯咸服宗周。
郑玄认为“居东”是避居东都，云：“居东者，出处东国待罪，以须君之察己。”（《七月序》正义引7）但汉今文家皆解居东为东征，如《鲁世家》和《尚书大传》、王肃（《金縢》疏引）之言。清华简的“石”字为禅母铎部，可读为定母铎部之“宅”，如《尔雅·释言》：“居也。”8至于“罪人”，郑玄以为“周公之属党，与知居摄者”（《诗·鸱鸮》正义引9），但伪孔传和王肃认为指管、蔡等作乱之人。
本条清华简与今传本相似，惟周公居东的时间记载不一。郑注实采古文家说。
（12）清华简：于后，周公乃遗王诗曰《周鸮》，王亦未逆公。
今传本：于后，公乃为诗以贻王，名之曰《鸱鸮》，王亦未敢诮公。
《鲁世家》：……东土以集，周公归报成王，乃为诗贻王，命之曰《鸱鸮》。王亦未敢训周公……
今传本中周公作诗《鸱鸮》“贻王”。据注，郑本作“怡”，云：“怡，悦也。周公伤其属党无罪将死，恐其刑滥，又破其家，而不敢正言，故作《鸱鸮》之诗以贻王。今《豳风·鸱鸮》也”（见于《鸱鸮序》疏1）。《鸱鸮》正义又评郑注云：“训怡为悦，言周公作此诗，欲以救诸臣、悦王意也。”2而清华简写作“周公乃遗王诗”，与郑本不同。
清华简中周公赠诗给成王，但“王亦未逆公”，还是没有迎周公回都。文从意顺，较好理解。并且简文后面述及成王“乃出逆公至郊”，与此处首尾呼应。而今传本所云“诮公”，《鲁世家》云“训周公”，诮、训可通假，皆为责备之意。
相关的郑注有：“公作《鸱鸮》之诗救其属臣，请勿夺其官位土地”（《书·金縢》正义引3），又“成王非周公意未解，今又为罪人言，欲让之，推其恩亲故未敢”（《诗·鸱鸮》疏引4），可见郑本与清华简之不同。
（13）清华简：是岁也，秋大熟，未获。天疾风以雷，禾斯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王乃】弁，大夫端，以启金縢之匮。王得周公之所自以为功以代武王之说。
今传本：秋，大熟，未获，天大雷电以风，禾尽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王与大夫尽弁，以启金縢之书，乃得周公所自以为功代武王之说。
《鲁世家》：……周公卒后，秋未获，暴风雷雨，禾尽偃，大木尽拔。周国大恐。成王与大夫朝服以开金縢书，王乃得周公所自以为功代武王之说。
有关“秋大熟未获”的时间，记载有异。郑玄云：“秋，谓周公出二年之后，明年秋也。”（见《豳谱》正义5）《鲁世家》写明在“周公卒后”，同于《尚书大传》，采今文家说。而清华简明确指出“是岁也”，似于义为长。清华简一出，有关天呈异相以及开启金縢时间的争论可以休矣。
“弁”字有郑注，释之为“爵弁”（《尚书》孔颖达疏6）。可见郑本此处同于清华简和今传本。
《周礼》占人注提到今本作“以启金縢之书”，7所以郑本应为“开金縢之书”。而《金縢》正义所引郑云：“开金縢之书者，省察变异所由故事也”，8也确系如此。启（清华简、今传本）、开（《鲁世家》、郑本）之异，可能是由于文本不同，更可能是因汉人避景帝刘启之讳而改。
（14）清华简：王问执事人，曰：“信。噫，公命我勿敢言。”王捕书以泣，曰：
今传本：二公及王乃问诸史与百执事。对曰：“信。噫，公命我勿敢言。”王执书以泣，曰：
《鲁世家》：二公及王乃问史百执事，史百执事曰：“信有，昔周公命我勿敢言。”成王执书以泣，曰：
郑注云：“问者，问审然否也。”（《鲁世家》集解引9）三本皆有“问”字。
《鲁世家》集解引郑玄曰：“泣者，伤周公忠孝如是而无知之者。”10此条郑本与《鲁世家》、清华简基本相同。
另，《释文》云：“噫，於其反。马本作懿，犹億也。”11惜郑注不存。
（15）清华简：“昔公勤劳王家，惟予冲人弗及知。今皇天动威，以彰公德，惟予冲人其亲逆公，我邦家礼亦宜之。”
今传本：“其勿穆卜。昔公勤劳王家，惟予冲人弗及知。今天动威，以彰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新逆，我国家礼亦宜之。”
《鲁世家》：“自今后其无缪卜乎。昔周公勤劳王家，惟予幼人弗及知。今天动威以彰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迎，我国家礼亦宜之。” 今传本之“新逆”，《释文》引马融本作“亲迎”。《诗·东山序》笺云：“成王既得金縢之书，亲迎周公。”1是郑本亦作“亲”之证。但郑玄释之为“新”，《诗·东山序》正义在引述《尚书·金縢》后说：“注云：‘新迎，改先时之心，更自新以迎周公于东，与之归，尊任之。’”2似郑注同时表达了成王改变主意和亲自迎接周公之意。此条清华简的文义同于马本。
再如《尚书》伪孔传云：“周公以成王未悟，故留东未还。改过自新，遣使者迎之。”3据清华简“惟予冲人其亲逆公”，可知伪孔释读之误。
至于“逆”，《尔雅·释言》曰：“迎也。”4又如《说文·辵部》云：“逆，迎也，从辵屰声。关东曰逆，关西曰迎。”5其实新亲、逆迎之异文源于通假，最初的文意并无不同，但后世各家经说的引申导致出现了歧义。
“邦家”、“国家”之异，亦是后人出于避讳而改。
（16）清华简：王乃出逆公至郊。是夕，天反风，禾斯起。凡大木之所拔，二公命邦人尽复筑之。岁大有年，秋则大获。
今传本：王出郊，天乃雨。反风，禾则尽起。二公命邦人，凡大木所偃，尽起而筑之，岁则大熟。
《鲁世家》：王出郊，天乃雨，反风，禾尽起。二公命国人，凡大木所偃，尽起而筑之。岁则大孰。于是成王乃命鲁得郊祭文王。鲁有天子礼乐者，以褒周公之德也。
伪孔传曰：“郊，以玉币谢天也。天即反风起禾，明郊是也。”马融云：“反风，风还反也。”（见《史记》集解6）可见伪孔传以“出郊”为郊祭。而清华简写得很明确：“王乃出逆公至郊”，郊为城外郊野。
针对异常天气情况，《书》孔颖达疏引郑注曰：“《易传》云：阳感天不旋日，阳谓天子也。天子行善以感天不回旋经日。”7是郑本可能亦有风雷之变的文句。
今传本与《鲁世家》皆作“凡大木所偃，尽起而筑之”，而竹简本作“凡大木之所拔……尽复筑之”。郑注见于《尚书》正义，康成云：“筑，拾也。禾为大木所偃者，起其木，拾下禾，无所亡失。”8可见郑本盖同于今传本和《鲁世家》。
三
利用清华简《周武王有疾周公所自以代王之志》（即《金縢》）和今传本《尚书·金縢》、《史记·鲁周公世家》的相关部分进行对读，有助于我们深入讨论一些自古以来莫衷一是的经学问题。大致可归纳为以下三点：
其一，在郑玄之说与《尚书》其他各家说法有歧异时，可依清华简《金縢》辨别各说之短长，并辨别辑本郑玄《尚书注》具体采用的文本和经说。
第（1）条《书·金縢》“未可以戚我先王”之“戚”，诸家训解不同。伪孔传训为“近也”，郑玄释为“忧也”，今据清华简可知郑注明显长于伪孔传。
皮锡瑞说过郑玄注《尚书》多异马融，的确如此。如第（15）条今传本“惟朕小子其新逆”，马本作“亲迎”，意为成王亲自迎接周公归都；郑本作“新迎”，成王更改先时之心并亲自迎接。今据清华简“惟予冲人其亲逆公”，可证明郑注脱离了马本原义，反觉纡曲牵强；更可证明伪孔传之成王“改过自尊，遣使者迎之”非是。
至于各家注疏涉及今古文不同经说的，如“葬疑”和“信谗”、“居东”指周公东征还是待罪于东，据清华简新材料可进一步探讨。竹书本云“管叔及其群兄弟乃流言于邦曰：‘公将不利于孺子’”，于是“周公居东”，且“乃遗王诗曰《周鸮》”，但直到“天疾风以雷”的警示之后，启金縢见书，“王乃出逆公至郊”，亲迎周公回都。很明显，郑玄的训解合乎简文所示，《尚书·金縢》正义引郑注云：“武王崩，周公为冢宰。三年服终，将欲摄政，管、蔡流言，即避居东都。成王多杀公之属党，公作《鸱鸮》之诗，救其属臣，请勿夺其官位土地。及遭风雷之异，启金縢之书，迎公来反。反乃居摄，后方始东征管、蔡。”1郑注系采古文家的“信谗”说，风雷之变系由于成王听信了管、蔡的流言而致；周公待罪居东，在成王迎接归都后才东征。2而《史记·鲁世家》相关内容采今文家说，不合西周史实。
其二，三种文本的《金縢》有助于我们重新考虑传世文献的流传问题。
伏生所授的《今文尚书》二十八篇，源自秦博士之学。而清华简《金縢》从文字风格看，带有明显的楚风，可视为战国中后期的楚系文化文本。通过清华简《金縢》与今传本《金縢》的对读比较，竹书本没有传世本涉及占卜的文句，在一些关键处还有重要的异文，这说明自战国以来存在同源异流的版本。
东汉以后，《尚书》可能还同时流传着不同的古文本。前辈学者已有推断，如王国维云：
郑玄平生未尝窥中秘，而其注《尚书》、《周官》颇引逸《书》。又其注《礼经》也，不独以古文校订今文，且其所据之古文亦非一本……是其所据古文必非一本，皆非中秘之本。夫两汉人未闻有传《古文礼》者，而传世之《古文礼》尚有数本，则《古文尚书》、《左氏传》等民间有是学者，其有别本可知。4
通过前文的文本对照，我们已了解到郑玄注《尚书》的确使用了古文本。郑玄对《尚书》的训解与清华简《金縢》大致相类者，系采用古文经说。但郑玄所用古文，并非竹书本《金縢》。最明显的例子是第（5）（6）（7）条，竹书本没有传世本关于占卜的内容，行文更为简省，而郑玄所用《尚书》是有这些内容的。
郑注还有文本和经说皆不同于别本者。如第（12）条，郑本作“怡”，意为“悦也”，清华简为“遗”，今传本与《鲁世家》用“贻”。其中惟竹书本的文意与表述最佳。可见郑玄注《尚书》所用古文本与清华简《金縢》也是同源异流的文本。
虽然郑玄在注《尚书》时兼采今古，5但不可仅仅依据郑本与清华简的异文就判定郑氏某条为今文说，也是这个道理。
其三，清华简《金縢》证明《史记》述《尚书》是兼采今古经说，并提供了采用古文的新证据。
《史记》究竟是多古文说，还是多今文说，清人争论不已。其实司马迁自己也说过在著《太史公书》时“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承认对各家的说法兼容并蓄。6仅以《鲁周公世家》一篇为例，司马迁以“王出郊”为成王举行郊祭，因郊祭止天变，此前周公已在丰病逝，成王“葬疑”。而竹书本《金縢》明言“王乃出逆公至郊”，是成王外出到郊野，以迎接周公回都，周公显然健在。这是《史记》采今文说的证据。
而第（3）条，周公祷辞中对武王的称呼，竹简本和《鲁世家》皆作“惟尔元孙发”，与今传本的“惟尔元孙某”不同。据周代彝铭所示，西周诸王在祷于先王时径称己名是当时的习惯，如周厉王于先王皆自称己名（钟、五祀钟、簋铭）。1战国时期的卜筮祭祷简出土甚多，当时人祈祷时也须对神灵报出己名。2故而《鲁世家》之“元孙发”，可以看作是《史记》采用古文的新证据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