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绛生于1911年，2016年去世，享年105岁。张爱玲生于1920年，1995年去世，享年75岁。对比起来，杨绛比张爱玲长九岁，却多活了近三十年的光景。
　　同时代的两位杰出女子，有着不同的成长环境、教育背景、人生经历、性格特征，又皆学贯中西，博聞强记，涉猎面广，聪明绝顶，在文学史上的成就和地位不容忽视。更为有趣的是，两人都享有“不近人情”的坊间“美誉”，时刻与尘世保持距离，洁身自好。
　　把她俩放一起，不管是杨绛还是张爱玲，估计谁都不愿意。
　　这里却不得不把二人相提并论，只因台湾《联合文学》前总编辑丘彦明的《人情之美》中有这么一句话：
　　（给张爱玲）寄去《干校六记》一书，她看了在信中写下：“新近的杨绛‘六记’真好，那么冲淡幽默，而有昏蒙怪异的别有天地非人间之感。
　　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张爱玲对杨绛作品的评价，震动颇大。
　　杨绛的《干校六记》1981年5月先在香港出版，同年7月在北京出版，记叙的是1970年7月至1972年3月她被迫下放到“五七”干校劳动改造的一段生活。丘彦明与张爱玲因编者与作者的关系，于1979年至1987年之间通信达45次之多。推算起来，有可能《干校六记》在香港甫一出版，丘彦明便寄给张爱玲，张以作者的身份，本着对编辑有信必回的原则，于是有了上边一段。
　　之所以震动，是2016年杨绛去世后，作为其挚友的老出版家钟叔河先生应《湖南日报》之约，拿出杨绛生前写予的两封信，由王平先生代写文章交代缘由（题为《用生命之火取暖—— 杨绛致钟叔河信两封》），于报纸上刊登，以表怀念之情。在其中一封里，杨绛谈及张爱玲，这里摘录部分：
　　前天刘绪源赠我一本《翻书偶记》，序文是你的大笔，忙翻开细读，我觉得你们都过高看待张爱玲了，我对她有偏见，我的外甥女和张同是圣玛利女校学生，我的外甥女说张爱玲死要出风头，故意奇装异服，想吸引人，但她相貌很难看。一脸“花生米”（青春豆也），同学都看不起她。我说句平心话，她的文笔不错，但意境卑下。她笔下的女人，都是性饥渴者，你生活的时期和我不同，你未经日寇侵华的日子，在我，汉奸是敌人，对汉奸概不宽容。“大东亚共荣圈”中人，我们都看不入眼。夏至（志）清很看中张爱玲，但是他后来对钱锺书说，在美初见张爱玲，吓了一跳，她举止不自然，貌又可怕。现在捧她的人，把她美化得和她心目中的自己一样美了（从照片可证）。我没有见过她。她的朋友苏青却来找过我。苏青很老实，她要我把她的《结婚十年》编成剧本。
　　信写于2010年1月20日。关于此信刊登所掀起的波澜，则是后话。
　　此时距张爱玲写那封信给丘彦明已过去约30年。
　　坊间一直对杨绛张爱玲的互评有一些描绘，但往往旋即被否认，无从查证。有记载的只是一些相关人士讲述的零星印迹。1979年钱锺书访美，回答台湾作家水晶的提问时，曾夸过张爱玲。20世纪90年代安迪（作家陆灏的笔名）到钱北京的寓所重问此事，钱说那不过是应酬而已，因为那人（指水晶）是捧张爱玲的。据说当时杨绛曾在一旁补充，“劝他不要乱说自豪感，以免被别人作为引证”，钱锺书说无所谓。水晶后来出版的作品《夜访张爱玲》提到：“我又说《围城》当然写得很好，可惜太过‘俊俏’了，用英文说，就是‘too cute’，看第二遍时，便不喜欢了。她（张爱玲）听到这里，又笑了起来。”水晶据此推断“看来她同意我的看法”。
　　1981年5月22日宋淇致函钱锺书时，直接提到张爱玲：“读《红楼梦》者必须是解人，余英时其一，张爱玲其一，杨绛其一，俞平伯有时不免困于俗见，可算半个，其余都是杂学，外学。”钱锺书回信对此事未置一词。宋淇曾有信给张爱玲，提及钱锺书“表面上词锋犀利，内心颇工算计，颇知自保之道”。因钱锺书和张爱玲皆由宋淇推荐给夏志清，宋自有其伯乐之功，他信里的观感可供参照。
　　宋淇儿子宋以朗著的《宋家客厅：从钱锺书到张爱玲》里也有这么一段：“究竟钱锺书和杨绛是否真如网络传闻中那么瞧不起张爱玲呢？你不可能在父亲和他们的通信中找到真凭实据，充其量也不过是一些蛛丝马迹而已。但我家中有一本书，大概很少有人知道，那本书叫《浪漫都市物语：上海、香港’40s》，1991年出版，是一部日文的现代中国文学选集，而合著者正是张爱玲和杨绛两人。杨绛当年一定是同意这安排的。”宋以朗的分析和论断未必准确，不经作者本人授权随意选编合集的做法还少吗？当事人杨绛或张爱玲都未必知道此事或见过此书。
　　张爱玲一直给人高冷的感觉，不愿见人，谢绝活动，正如她写给丘彦明的信里说：“我此间的地址只用作通信处，从来不找人来，亲友一概没有例外—— 也不能出来赴约，实在缺少时间，因为健康不好，好的时候就特别忙迫……”言辞入情入理，让人唯有同情之理解。
　　杨绛更是一味深居简出，尤其晚年失女丧夫之后以一耄耋老妪之笔写下《我们仨》，令人唏嘘动容。她坚辞各种桂冠头衔，谢绝各种邀约集会，警惕各种以拜访为由实欲得私利、赚私名的举止行为，甚至为捍卫亲人的隐私名誉不惜年过期颐仍挺身而出。
　　那么，张爱玲对《干校六记》的评价，杨绛知道吗？不得而知。
　　从为人处世上看，杨绛和张爱玲确有相似之处，只是，双方眼里的对方却大不相同。
　　我不免以“小人之心”，在这里揣测一番，做了几种假想——
　　第一，通信对象。张爱玲面对的是杂志编辑，尽管她和丘彦明有着八年的稿约合作，终究关系也只是作者与编辑的“君子之交”。甚至丘彦明的同事苏伟贞，自1985年进入《联合晚报》始，至1995年张爱玲去世终，长达10年的时间里给张爱玲写了无数信件，却只收到回信12封，并未约到一篇稿子。所以，张爱玲客气地以“真好”作答，这份评价是完全发自内心，或是囿于情面、出于自保，不好说。 　　杨绛面对的是钟叔河，一位与钱鍾书、杨绛一家交往长达30年的老友人，她彻底敞开心扉，不设防地思无不言，言无不尽。信中的意见完全是杨绛心底想说的。只不过，杨绛写信的时候，没想到日后信件会被公布出去。对于信件的公开，钟叔河先生有自己的一番见解，他认为信件是钱杨二人文品及人品的一部分，具有珍贵的文献价值和史料价值，应为读者及研究者所明悉。
　　第二，阅读审美。在国内文坛已享盛名的张爱玲于1952年向香港大学申请复学获得批准，持港大证明出境，以翻译和创作为生，后移居美国，深居简出，但她对世界文学，包括大陆文坛动向了然于胸。台湾作家王祯和曾陪她于1961年10月游览台湾花莲，途中聊天，张爱玲“从丁玲说起，说到大陆小说，她说在大陆都是按一种模式来写作，不会有好东西的”（见丘彦明《人情之美》）。那是张爱玲人生中唯一的一次去到台湾。当然，20年后她再看杨绛的《干校六记》，有可能修正了自己的看法。以她特立独行的性格、惜字如金的表达，故意应景或是敷衍，似乎有违她的处世原则。
　　张爱玲在20世纪40年代凭小说《沉香屑·第一炉香》一炮打响，之后一发而不可收，《沉香屑·第二炉香》《茉莉香片》《心经》《倾城之恋》等小说、散文相继惊艳亮相。同样活跃于文坛的杨绛对此不会没有自己的想法，在那个水深火热的年代，她于是有“你生活的时期和我不同，你未经日寇侵华的日子，在我，汉奸是敌人，对汉奸概不宽容”之感慨。
　　第三，年龄差距。尽管她俩相差九岁，同属一个时代，但杨绛说她外甥女和张爱玲同是圣玛利女校学生。在杨绛眼里，她明显不愿与张爱玲平起平坐，甚至有意把她和自己看成两代人。因此提及张爱玲，杨绛毫不掩饰对晚辈严苛的看法：“我对她有偏见，……故意奇装异服，想吸引人……”
　　第四，礼尚往来。钱锺书访美是1979年，他对张爱玲的“超级粉丝”水晶说：“She is very good，她非常非常好。”这话之后有可能传到了同在美国的张爱玲耳朵里。故张爱玲在看到丘彦明寄去的《干校六记》后，便还给钱锺书一个人情，在回信中夸道“真好”。张爱玲后来一直隐居，不与外界联络，直至1995年去世，病逝一周之后才被房东发现。钱锺书1992年11月18日在北京寓所与上门拜访的安迪闲聊，谈及张爱玲时并无好感，杨绛在场。不过他们的谈话有个“约法三章”—— 不可报道。纪念钱锺书诞辰一百周年时，安迪还是写了文章《我与钱锺书先生的短暂交往》，尽管自嘲“如钱先生所说的日月下的爝火”，但还是透露了以上信息，留下宝贵资料。
　　丘彦明写文章时已卸下《联合文学》总编辑的职务，准备前往欧洲进修，那一年是1989年。她断不知杨绛写予钟叔河的信（2010年），也无从知晓钱杨与张之间的真实关系，或许，这些也不在她所关心的范畴之内。
　　借由第三人的口，说出的话未必当真可信，就像钱锺书在一份校样旁批注：“都似可删。借人之口，所言亦非诚心，徒扯篇幅。”
　　从现存的公开信息上看（且不管背景如何）：张爱玲对杨绛《干校六记》的评价表明了她在这一部作品上对杨绛的欣赏和认同（对其他作品的评价未能见到）;杨绛给钟叔河的信则表明了她对张爱玲从人（一脸“花生米”）到文（意境卑下）的偏见。
　　这种互相的评价是白纸黑字在信里公开了的。
　　（选自《书人陆离》/姚峥华 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9年7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