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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翻译研究只有以语言学的理论作为主干框架，才会对翻译活动有本质的认识。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目前出现的翻译研究的“语言学回转”并非偶然。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确实给翻译研究带来了新的视野，但是文化研究只是翻译研究的外部研究，不应该也不可能取代语言而成为翻译研究的本体。然而，翻译学的“语言学回归”并非回归到结构主义语言学，而是主要应该回归到普遍语用学的语言理论框架。
关键词：翻译研究；语言学回转；普遍语用学；翻译研究范式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2831(2007)12-0068-4
Abstract: Only when we adopt linguistic theory as the main theoretical framework for translation studies, can we acquire a substantive understanding of translation. In this sense, it is no accident that translation studies today have taken a “linguistic return”. The cultural turn in translation studies created a new perspective,but cultural studies are external studies only. Cultural studies should not and will not replace language as the subject for translation studies. However, the “linguistic return” is not to be understood as a turn in structural linguistics. Rather, it should be a linguistic turn mainly to universal pragmatics.
Key words: translation studies, linguistic return, universal pragmatics, translation paradigm
所谓转向，就是改变了原有学科的研究主题和观点，实现了研究重点的转移和研究方法的变换。回顾翻译理论的研究历程，我们不难发现翻译研究经历了多次转向和范式的嬗变，主要包括语文学翻译研究范式、结构主义语言学翻译研究范式、解构主义翻译研究范式等等。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在翻译界产生了重大影响，以至于在翻译研究中有泛文化倾向。然而，从20世纪90年代初，在西方翻译界出现了语言学的回转。（张美芳，2006）那么，翻译研究的语言学回转是要回转到原来的结构主义语言学吗？本文拟就此作一些探讨。
1. 翻译研究中的“文化转向”
翻译研究中的“文化转向”是翻译研究吸收当代西方批判理论尤其是文化研究的理论资源发生的研究重点的变化。翻译中的“文化转向”主要发生在以色列、英格兰、德国、芬兰和巴西等国家和地区，其中产生了四股潮流，即操纵学派、翻译目的论、翻译行为论和解构主义或“食人”主义。一般认为，1990年苏珊·巴斯奈特和安德烈·勒菲弗尔合著的《翻译、历史和文化》一书的问世是翻译研究转向文化研究的标志。在我国，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有学者对翻译中的文化加以研究，但是研究重点一般在于文化差异与翻译过程中词语的文化处理问题。（方梦之，2004：28）随着弗雷德里克·詹姆孙的《文化转向》一书在国内的译介和其它关于殖民和后殖民批评的书籍的出版，以及斯皮瓦克、韦努蒂和尼南贾纳等人一些有关翻译的文章在国内的广泛流传，“文化转向”这股风头越演越盛。（吕俊、侯向群，2006：102）在20世纪90年代的中后期文化广泛成为翻译中的研究热点。换言之，20世纪80年代直至整个90年代，抑或一直到今天，我国译学研究表现为一种多元的态势，其中以文化批评为主的翻译研究在我国翻译研究中占据着主流地位。
翻译研究重心向文化的转移，有着深厚的学术背景。从文化研究的角度来看，20世纪60年代是文化研究的文化主义阶段，文化从精英文化走向大众文化，内涵得到扩大；20世纪70年代是结构主义文化研究阶段，研究视角转向文本与霸权的关系；而在后结构主义阶段，文化研究关注的是文化的多元性。从哲学研究的角度来看，当今哲学经历了从意识哲学到语言哲学的发展历程，哲学的语言学转向所涉及的实质是文化哲学问题。一切意义都是人的意义，都是文化的意义。从社会批判理论和文化理论的角度来看，语言可以传达确定的意义的观点受到了挑战。微观的分析和解构可以发现，索绪尔的结构主义停留在语言的静态结构中，只满足于对语言系统封闭范围内静态结构的固定化二元对立模式，将语言同整个人类文化创造过程的生命运动割裂开来，从而认识不到语言的形成和运作只是文化创造过程的中介。在分析语言性质和结构后，必须走出语言系统，考查语言系统内各因素及其相互关系、语言系统创造过程中采取的非语言的或者超语言的因素和传统语言系统的社会文化基础等等。
后现代主义理论对意义的确定性的否定从根本上动摇了翻译等值等理论的理论基础和假设。一时间，翻译和语言研究从文本意义和结构研究走向文本产生过程和话语的研究，从语言的内部研究走向语言的外部研究，从文本走向文本的背后和潜层等研究。但是必须承认，解构性的后现代主义所带来的冲击也充满了矛盾。例如，美国解构主义翻译的一代学者认为解构主义就是研究文本和翻译自身，完全脱离文学以外的文本写作的社会环境等因素，也就是说用德里达的解构主义来支持保守批评；而解构主义的后一代学者又用解构主义支持激进的多元文化研究。（陈永国，2005：124-125）
此外，多年来人们对于文化转向中“文化”本身的探究比较少见。中外学者很少界定翻译研究中的文化概念，“文化”好像无所不包。事实上，在早期的文化讨论中，特别是18世纪与19世纪期间德国哲学家和历史学家所使用的文化概念，意指智力或精神发展的过程，强调进步的思想，强调价值观与素质的培养与提高。他们热衷于学术与文学作品，并将某些作品和价值观凌驾于其它之上，作为提升人们心灵的手段，是一种文化的古典的概念；其二，19世纪后半叶出现了文化的人类学的概念，这是人类学学科的诞生与发展的结果。文化的概念中取出了一些种族中心主义的内涵，较少关心心灵的提升。泰勒和马林诺夫斯基等认为，一个群体的或社会的文化是人们作为该群体或社会成员所具有的一批信仰、习俗、思想和价值观，以及物质制品、物品和工具；其三，文化的象征性概念认为，文化是体现于象征形式（包括行动、语言和各种有意义的物品）中的意义形式，人们依靠它相互交流并共同具有一些经验、概念与信仰。这种意义上的文化研究更接近于文本解释，认为人种史的实践就是文本的生产，文化似乎成了文本的汇聚与积累。但是，它忽视了权力和社会冲突中所包含的文化现象，在强调意义的同时，没有重视文本的生产和接受的社会背景。最后，文化的结构性概念是对文化的再思考的结果，不仅强调文化现象的象征性，而且强调这种现象总是包罗在结构性的社会背景和进程中。它克服了结构主义分析方法主要分析诸如文本叙事结构的内部结构性特点的缺陷，同时通过分析社会结构性背景与进程来研究象征形式。象征形式在此成为广泛的意义现象，不仅包括行动、姿态与仪式，而且包括话语、文本、影视剧目与艺术品等等。（汤普森，2001：143-146）
总而言之，尽管后殖民主义理论和文化批评让翻译研究者深刻地认识到了翻译活动中的权力和政治的操控等外部因素，但是翻译的文化转向只是翻译研究过程的一次深化，只是翻译研究多元视角中的一个视角，只有翻译研究一次研究重点的转移。因此，正如吕俊、侯向群（2006：106）所言，必须防止文化研究对翻译研究的剥夺，使翻译研究消弭在历史研究、文化研究、人类学研究之中，从而使翻译学丧失其作为独立学科的本体地位。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确实给翻译研究带来了新的视野，但是文化研究只是翻译研究的外部研究，不应该也不可能取代语言而成为翻译研究的本体。
2. 翻译学研究的“语言学”回转
结构主义语言学的翻译研究范式忽视了对翻译活动具有很大影响的外在因素，如政治的干预、权力的操控、意识形态的作用、不平等文化语境、译者的主体性等等。索绪尔区分了能指和所指，而德里达则区分了能指与所指和意义。现代语言学的研究可以部分归结为其研究中心是放在能指还是放在所指上。形式主义语言学将重点放在能指上，而功能主义语言学则把重点放在所指上。（朱永生等，2004：203）德里达从认识论的角度批判了一直在人的思维领域占主导地位的罗格斯中心主义，指出其本质就是认识主体利用人类的得天独厚的语言工具所设定出的一个个静态的封闭体，是“在场”的形而上学和语音中心主义的结合体，意味着言语能够完善地再现和把握思想与存在。然而，无论是人类的认识能力和实践能力，还是人类的表现能力都是有限的。所指和意义也并不具有同一性，所指在许多场合与前后关系中再次变成了单纯的符号。一方面，没有一种语言学的研究理论和方法能够覆盖语言的所有领域；另一方面，翻译学又具有其自身的学科性质和特点。因此，翻译活动的本质决定了翻译学中语言学理论框架的选择。
“文化转向”与后现代主义的强调差异与不定性的思想是一致的。然而，解构性的后现代主义在“破”的同时并没有给“立”提供直接的答案。到20世纪90年代末，解构性的后现代主义热潮在西方社会减退，而建构性的后现代主义的出现标志着解构性后现代主义的出场。走过文化转向，回归翻译的本体即语言本身，在翻译学的理论框架中应该选择什么样的语言学理论框架呢？
回顾部分翻译理论家的翻译理论，我们发现他们的翻译理论都具有一定的语言学理论。卡特福德（1965）借用了系统语法对语言的描述分类，应用层次、阶和范畴的概念作为论述语际等值转换的理论依据；奈达借鉴了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语法中的深层结构和表层结构等作为动态对等理论的基础；纽马克在其《交际翻译》的论述中，认为翻译学源于比较语言学，并认为所有语义学的问题都与翻译理论有关。从不同的翻译范式来看，语文学范式的语言观主要是洪堡特的过程论语言观，结构主义语言学范式是结构论语言观，解构主义翻译范式是本体论语言观。
翻译研究的“语言学回转”是翻译研究本体论的显现。翻译研究的语言学回归并非要回归到结构主义语言学，也不是要回到解构主义的那种“语言是存在的家园”的神秘王国的语言观，而是要回归到言语研究的语言学，即主要应该回归到哈贝马斯在《交往与社会进步》（1989）一书中所提出的普遍语用学的语言理论框架。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后起之秀哈贝马斯没有像维特根斯坦和德里达等人那样，试图从语言学的角度消解整个世界的结构。哈贝马斯批判了认识论上的实证主义，批判了解释学并指出伽达默尔的解释学具有相对主义和唯心主义倾向，同时也反对海德格尔将解释学本体化，也就是“语言是存在的家园”的观点。在批判的基础上，哈贝马斯提出了交往行为理论，认为交往行为是最主要的行为，是人类赖以生存和繁衍的基础，其它行为是交往行为的派生形式。该理论“以语言为理解机制之核心；用听说两主体互为主体关系作为基础的语言行为以代替自我反思主体的意识行为，突出认识主体与事件的关系——理论意识，突出主体间的关系——实践意识，突出主体的内部关系——审美意识”（张之沧，2005：48-49）。与解构性的后现代主义理论不同，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具有积极的意义和实践指向，放弃对社会的否定性批判转向积极的重构，主张传统的工具理性让位给交往理性。
哈贝马斯（1989）的“语言转向”就是对达成理解的交往过程的关注。基于哈贝马斯的理论，翻译活动是一种跨文化的交往活动。交往活动首先离不开语言，强调语言在交往活动中的作用，因而重视语言学在翻译学研究中的本体地位。交往活动是为达到理解而进行的活动，其本质就是对话性的。这样，翻译活动作为跨文化的交往行为，就意味着一种与作者的平等对话和交流，体现了作者、读者、译者的有限主体性。“理解”是哈贝马斯社会交往理论中的核心概念。要达到理解，一个人必须：（1）说出某种可理解的东西；（2）使自己成为可理解的和与他人（听者）达成相互理解或共识。为此，一个人除了具备“语言资质”外，还必须具备哈贝马斯所说的“交往资质”的三种能力：（1）选择陈述语句的能力；（2）表示自己意向的能力；（3）实行言语行为的能力。
哈贝马斯的普遍语用学发展了奥斯汀、塞尔等人的言语行为理论内容，指出每一个成功的言语行为都具有三重关系：（1）话语与外在世界的关系；（2）话语与社会世界的关系；（3）话语与言说者内部世界的关系。言语行为与三个世界的关系对应于语言的三种不同的语用功能，而对应于三种不同的语用功能存在三种普遍的有效性要求，即要求陈述外部世界话语的“命题真实性”、建立合法人际关系话语的“道义正确性”以及表达主体内心意向的“自我表达真诚性”。也就是说，哈贝马斯克服了传统意义上“理解”只涉及语言表达层面的局限性，进而包括交往层面。从翻译研究的角度来看，普遍语用学的语言学理论框架使翻译克服了结构主义语言学范式中语义—句法模式的理解观，而变成了语义—语用模式的理解观。言说人除了遵守语言的构成性规则外，还必须遵守协调性规则。具体地说，普遍语用学的意义观克服了结构主义语言学意义观的静止性、封闭性，也克服了诠释哲学对个体差异和意义任意性的过度强调。
3. 结语
翻译中的“文化转向”是翻译学的语言外部研究的一个方面，即文化研究视角。翻译学的“语言学回归”，就是回归到对语言的本体的研究，重视翻译研究中的语言内部与语言外部的研究。之所以说语言学回归“主要”应回归到哈贝马斯的普遍语用学的理论框架是因为：首先，哈贝马斯的普遍语用学的理论并不是直接为翻译研究提出的，而是从理论上重建交往行为的普遍前提条件，即对取向于理解的言语行为之普遍规则和必然前提给予理性重建；其次，没有任何一种理论能够穷尽纷繁复杂的语言的所有领域；再者，普遍语用学也存在一些有待进一步探讨的问题。哈贝马斯（1989）的“正规语言”与“其它语言”的分类是否赋予了前者优越性，使后者处于低等地位？语言的普遍有效性要求是否构成了话语的理想语境，是否某种意义上的语言乌托邦？普遍语用学中存在不存在先验主义的成份？这些问题的探讨将有利于翻译学主干语言学框架的进一步研究。
该文同时发表在“雅信达英语互动网”www.EnglishVod.net和“认真企业网站”www.TopEnglish.net。
参考文献
Bassnett, S. & A. Lefevere. Translation, History and Culture[M]. Nova York: Pinter Publishers, 1990.
Catford, J. C. A Linguistic Theory of Translation[M].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5.
Newmark, P. A Textbook of Translation[M]. Hempstead: Prentice Hall International Ltd, 1988.
哈贝马斯. 曹卫东译. 交往与社会进步[M]. 重庆：重庆出版社，1989.
陈永国. 翻译与后现代性[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124-125.
方梦之. 译学词典[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28.
汤普森. 高铦等译. 意识形态与现代文化[M]. 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143-146.
吕俊、侯向群. 翻译学：一个建构主义的翻译视角[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6：102.
张美芳. 重新审视现代语言学理论在翻译研究中的地位[J]. 中国翻译，2006(3).
朱永生、张德禄、李战子. 功能语言学导论[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203.
张之沧. 论身体教育的迫切性[J]. 体育与科学，2005(4)：48-59.
关键词：翻译研究；语言学回转；普遍语用学；翻译研究范式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2831(2007)12-0068-4
Abstract: Only when we adopt linguistic theory as the main theoretical framework for translation studies, can we acquire a substantive understanding of translation. In this sense, it is no accident that translation studies today have taken a “linguistic return”. The cultural turn in translation studies created a new perspective,but cultural studies are external studies only. Cultural studies should not and will not replace language as the subject for translation studies. However, the “linguistic return” is not to be understood as a turn in structural linguistics. Rather, it should be a linguistic turn mainly to universal pragmatics.
Key words: translation studies, linguistic return, universal pragmatics, translation paradigm
所谓转向，就是改变了原有学科的研究主题和观点，实现了研究重点的转移和研究方法的变换。回顾翻译理论的研究历程，我们不难发现翻译研究经历了多次转向和范式的嬗变，主要包括语文学翻译研究范式、结构主义语言学翻译研究范式、解构主义翻译研究范式等等。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在翻译界产生了重大影响，以至于在翻译研究中有泛文化倾向。然而，从20世纪90年代初，在西方翻译界出现了语言学的回转。（张美芳，2006）那么，翻译研究的语言学回转是要回转到原来的结构主义语言学吗？本文拟就此作一些探讨。
1. 翻译研究中的“文化转向”
翻译研究中的“文化转向”是翻译研究吸收当代西方批判理论尤其是文化研究的理论资源发生的研究重点的变化。翻译中的“文化转向”主要发生在以色列、英格兰、德国、芬兰和巴西等国家和地区，其中产生了四股潮流，即操纵学派、翻译目的论、翻译行为论和解构主义或“食人”主义。一般认为，1990年苏珊·巴斯奈特和安德烈·勒菲弗尔合著的《翻译、历史和文化》一书的问世是翻译研究转向文化研究的标志。在我国，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有学者对翻译中的文化加以研究，但是研究重点一般在于文化差异与翻译过程中词语的文化处理问题。（方梦之，2004：28）随着弗雷德里克·詹姆孙的《文化转向》一书在国内的译介和其它关于殖民和后殖民批评的书籍的出版，以及斯皮瓦克、韦努蒂和尼南贾纳等人一些有关翻译的文章在国内的广泛流传，“文化转向”这股风头越演越盛。（吕俊、侯向群，2006：102）在20世纪90年代的中后期文化广泛成为翻译中的研究热点。换言之，20世纪80年代直至整个90年代，抑或一直到今天，我国译学研究表现为一种多元的态势，其中以文化批评为主的翻译研究在我国翻译研究中占据着主流地位。
翻译研究重心向文化的转移，有着深厚的学术背景。从文化研究的角度来看，20世纪60年代是文化研究的文化主义阶段，文化从精英文化走向大众文化，内涵得到扩大；20世纪70年代是结构主义文化研究阶段，研究视角转向文本与霸权的关系；而在后结构主义阶段，文化研究关注的是文化的多元性。从哲学研究的角度来看，当今哲学经历了从意识哲学到语言哲学的发展历程，哲学的语言学转向所涉及的实质是文化哲学问题。一切意义都是人的意义，都是文化的意义。从社会批判理论和文化理论的角度来看，语言可以传达确定的意义的观点受到了挑战。微观的分析和解构可以发现，索绪尔的结构主义停留在语言的静态结构中，只满足于对语言系统封闭范围内静态结构的固定化二元对立模式，将语言同整个人类文化创造过程的生命运动割裂开来，从而认识不到语言的形成和运作只是文化创造过程的中介。在分析语言性质和结构后，必须走出语言系统，考查语言系统内各因素及其相互关系、语言系统创造过程中采取的非语言的或者超语言的因素和传统语言系统的社会文化基础等等。
后现代主义理论对意义的确定性的否定从根本上动摇了翻译等值等理论的理论基础和假设。一时间，翻译和语言研究从文本意义和结构研究走向文本产生过程和话语的研究，从语言的内部研究走向语言的外部研究，从文本走向文本的背后和潜层等研究。但是必须承认，解构性的后现代主义所带来的冲击也充满了矛盾。例如，美国解构主义翻译的一代学者认为解构主义就是研究文本和翻译自身，完全脱离文学以外的文本写作的社会环境等因素，也就是说用德里达的解构主义来支持保守批评；而解构主义的后一代学者又用解构主义支持激进的多元文化研究。（陈永国，2005：124-125）
此外，多年来人们对于文化转向中“文化”本身的探究比较少见。中外学者很少界定翻译研究中的文化概念，“文化”好像无所不包。事实上，在早期的文化讨论中，特别是18世纪与19世纪期间德国哲学家和历史学家所使用的文化概念，意指智力或精神发展的过程，强调进步的思想，强调价值观与素质的培养与提高。他们热衷于学术与文学作品，并将某些作品和价值观凌驾于其它之上，作为提升人们心灵的手段，是一种文化的古典的概念；其二，19世纪后半叶出现了文化的人类学的概念，这是人类学学科的诞生与发展的结果。文化的概念中取出了一些种族中心主义的内涵，较少关心心灵的提升。泰勒和马林诺夫斯基等认为，一个群体的或社会的文化是人们作为该群体或社会成员所具有的一批信仰、习俗、思想和价值观，以及物质制品、物品和工具；其三，文化的象征性概念认为，文化是体现于象征形式（包括行动、语言和各种有意义的物品）中的意义形式，人们依靠它相互交流并共同具有一些经验、概念与信仰。这种意义上的文化研究更接近于文本解释，认为人种史的实践就是文本的生产，文化似乎成了文本的汇聚与积累。但是，它忽视了权力和社会冲突中所包含的文化现象，在强调意义的同时，没有重视文本的生产和接受的社会背景。最后，文化的结构性概念是对文化的再思考的结果，不仅强调文化现象的象征性，而且强调这种现象总是包罗在结构性的社会背景和进程中。它克服了结构主义分析方法主要分析诸如文本叙事结构的内部结构性特点的缺陷，同时通过分析社会结构性背景与进程来研究象征形式。象征形式在此成为广泛的意义现象，不仅包括行动、姿态与仪式，而且包括话语、文本、影视剧目与艺术品等等。（汤普森，2001：143-146）
总而言之，尽管后殖民主义理论和文化批评让翻译研究者深刻地认识到了翻译活动中的权力和政治的操控等外部因素，但是翻译的文化转向只是翻译研究过程的一次深化，只是翻译研究多元视角中的一个视角，只有翻译研究一次研究重点的转移。因此，正如吕俊、侯向群（2006：106）所言，必须防止文化研究对翻译研究的剥夺，使翻译研究消弭在历史研究、文化研究、人类学研究之中，从而使翻译学丧失其作为独立学科的本体地位。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确实给翻译研究带来了新的视野，但是文化研究只是翻译研究的外部研究，不应该也不可能取代语言而成为翻译研究的本体。
2. 翻译学研究的“语言学”回转
结构主义语言学的翻译研究范式忽视了对翻译活动具有很大影响的外在因素，如政治的干预、权力的操控、意识形态的作用、不平等文化语境、译者的主体性等等。索绪尔区分了能指和所指，而德里达则区分了能指与所指和意义。现代语言学的研究可以部分归结为其研究中心是放在能指还是放在所指上。形式主义语言学将重点放在能指上，而功能主义语言学则把重点放在所指上。（朱永生等，2004：203）德里达从认识论的角度批判了一直在人的思维领域占主导地位的罗格斯中心主义，指出其本质就是认识主体利用人类的得天独厚的语言工具所设定出的一个个静态的封闭体，是“在场”的形而上学和语音中心主义的结合体，意味着言语能够完善地再现和把握思想与存在。然而，无论是人类的认识能力和实践能力，还是人类的表现能力都是有限的。所指和意义也并不具有同一性，所指在许多场合与前后关系中再次变成了单纯的符号。一方面，没有一种语言学的研究理论和方法能够覆盖语言的所有领域；另一方面，翻译学又具有其自身的学科性质和特点。因此，翻译活动的本质决定了翻译学中语言学理论框架的选择。
“文化转向”与后现代主义的强调差异与不定性的思想是一致的。然而，解构性的后现代主义在“破”的同时并没有给“立”提供直接的答案。到20世纪90年代末，解构性的后现代主义热潮在西方社会减退，而建构性的后现代主义的出现标志着解构性后现代主义的出场。走过文化转向，回归翻译的本体即语言本身，在翻译学的理论框架中应该选择什么样的语言学理论框架呢？
回顾部分翻译理论家的翻译理论，我们发现他们的翻译理论都具有一定的语言学理论。卡特福德（1965）借用了系统语法对语言的描述分类，应用层次、阶和范畴的概念作为论述语际等值转换的理论依据；奈达借鉴了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语法中的深层结构和表层结构等作为动态对等理论的基础；纽马克在其《交际翻译》的论述中，认为翻译学源于比较语言学，并认为所有语义学的问题都与翻译理论有关。从不同的翻译范式来看，语文学范式的语言观主要是洪堡特的过程论语言观，结构主义语言学范式是结构论语言观，解构主义翻译范式是本体论语言观。
翻译研究的“语言学回转”是翻译研究本体论的显现。翻译研究的语言学回归并非要回归到结构主义语言学，也不是要回到解构主义的那种“语言是存在的家园”的神秘王国的语言观，而是要回归到言语研究的语言学，即主要应该回归到哈贝马斯在《交往与社会进步》（1989）一书中所提出的普遍语用学的语言理论框架。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后起之秀哈贝马斯没有像维特根斯坦和德里达等人那样，试图从语言学的角度消解整个世界的结构。哈贝马斯批判了认识论上的实证主义，批判了解释学并指出伽达默尔的解释学具有相对主义和唯心主义倾向，同时也反对海德格尔将解释学本体化，也就是“语言是存在的家园”的观点。在批判的基础上，哈贝马斯提出了交往行为理论，认为交往行为是最主要的行为，是人类赖以生存和繁衍的基础，其它行为是交往行为的派生形式。该理论“以语言为理解机制之核心；用听说两主体互为主体关系作为基础的语言行为以代替自我反思主体的意识行为，突出认识主体与事件的关系——理论意识，突出主体间的关系——实践意识，突出主体的内部关系——审美意识”（张之沧，2005：48-49）。与解构性的后现代主义理论不同，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具有积极的意义和实践指向，放弃对社会的否定性批判转向积极的重构，主张传统的工具理性让位给交往理性。
哈贝马斯（1989）的“语言转向”就是对达成理解的交往过程的关注。基于哈贝马斯的理论，翻译活动是一种跨文化的交往活动。交往活动首先离不开语言，强调语言在交往活动中的作用，因而重视语言学在翻译学研究中的本体地位。交往活动是为达到理解而进行的活动，其本质就是对话性的。这样，翻译活动作为跨文化的交往行为，就意味着一种与作者的平等对话和交流，体现了作者、读者、译者的有限主体性。“理解”是哈贝马斯社会交往理论中的核心概念。要达到理解，一个人必须：（1）说出某种可理解的东西；（2）使自己成为可理解的和与他人（听者）达成相互理解或共识。为此，一个人除了具备“语言资质”外，还必须具备哈贝马斯所说的“交往资质”的三种能力：（1）选择陈述语句的能力；（2）表示自己意向的能力；（3）实行言语行为的能力。
哈贝马斯的普遍语用学发展了奥斯汀、塞尔等人的言语行为理论内容，指出每一个成功的言语行为都具有三重关系：（1）话语与外在世界的关系；（2）话语与社会世界的关系；（3）话语与言说者内部世界的关系。言语行为与三个世界的关系对应于语言的三种不同的语用功能，而对应于三种不同的语用功能存在三种普遍的有效性要求，即要求陈述外部世界话语的“命题真实性”、建立合法人际关系话语的“道义正确性”以及表达主体内心意向的“自我表达真诚性”。也就是说，哈贝马斯克服了传统意义上“理解”只涉及语言表达层面的局限性，进而包括交往层面。从翻译研究的角度来看，普遍语用学的语言学理论框架使翻译克服了结构主义语言学范式中语义—句法模式的理解观，而变成了语义—语用模式的理解观。言说人除了遵守语言的构成性规则外，还必须遵守协调性规则。具体地说，普遍语用学的意义观克服了结构主义语言学意义观的静止性、封闭性，也克服了诠释哲学对个体差异和意义任意性的过度强调。
3. 结语
翻译中的“文化转向”是翻译学的语言外部研究的一个方面，即文化研究视角。翻译学的“语言学回归”，就是回归到对语言的本体的研究，重视翻译研究中的语言内部与语言外部的研究。之所以说语言学回归“主要”应回归到哈贝马斯的普遍语用学的理论框架是因为：首先，哈贝马斯的普遍语用学的理论并不是直接为翻译研究提出的，而是从理论上重建交往行为的普遍前提条件，即对取向于理解的言语行为之普遍规则和必然前提给予理性重建；其次，没有任何一种理论能够穷尽纷繁复杂的语言的所有领域；再者，普遍语用学也存在一些有待进一步探讨的问题。哈贝马斯（1989）的“正规语言”与“其它语言”的分类是否赋予了前者优越性，使后者处于低等地位？语言的普遍有效性要求是否构成了话语的理想语境，是否某种意义上的语言乌托邦？普遍语用学中存在不存在先验主义的成份？这些问题的探讨将有利于翻译学主干语言学框架的进一步研究。
该文同时发表在“雅信达英语互动网”www.EnglishVod.net和“认真企业网站”www.TopEnglish.net。
参考文献
Bassnett, S. & A. Lefevere. Translation, History and Culture[M]. Nova York: Pinter Publishers, 1990.
Catford, J. C. A Linguistic Theory of Translation[M].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5.
Newmark, P. A Textbook of Translation[M]. Hempstead: Prentice Hall International Ltd, 1988.
哈贝马斯. 曹卫东译. 交往与社会进步[M]. 重庆：重庆出版社，1989.
陈永国. 翻译与后现代性[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124-125.
方梦之. 译学词典[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28.
汤普森. 高铦等译. 意识形态与现代文化[M]. 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143-146.
吕俊、侯向群. 翻译学：一个建构主义的翻译视角[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6：102.
张美芳. 重新审视现代语言学理论在翻译研究中的地位[J]. 中国翻译，2006(3).
朱永生、张德禄、李战子. 功能语言学导论[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203.
张之沧. 论身体教育的迫切性[J]. 体育与科学，2005(4)：48-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