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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断错或对，就靠开大会；解决大事情，就靠搞运动。”虽然是一句玩笑话，却也概括出了计划体制的些许特点。即便中国社会转型至如今，仍是留下了许多计划体制的痕迹。从这个角度看高等教育，无论是1999年开始的高校扩张，还是15年后的本科教育向职业教育转型，始终没有摆脱“运动式改革”的色彩。教育是件大事情，需要长远和稳健的考量，但是似乎在一夜之间，教育部就提出要将1999年之后“专升本”的600所本科院校转为职业教育院校。其实，将本科高校转为职业院校，背后有三个问题需要回答：首先，为什么要将本科院校转向职业教育；其次，本科院校转向职业院校的激励和动力在哪里；最后，如何确定转型原则和具体途径。
目标：减少本科院校
教育部官方给出的改革理由是明确的，即主要为了解决技术和专业人员的短缺，增加职业教育的数量以及应用型人才的供给，从而解决就业结构矛盾。但实际上，比之增加应用型院校，减少本科院校数量才更接近教育部的本意。
这是因为，关于高等教育的一个事实是，至今教育部批准的普通高等学校共有2198所（不包括292所独立学院），其中本科院校有877所，而高职和专科院校则有1321所，占到所有高等教育学校数量的六成。因此，不能认为应用型高校的数量是不足的。教育部提出的需要转型的600所本科院校，专指877所本科院校中建校不满15年的308所，再加上独立学院的292所。
而这308所专升本的学校本身，大部分是归属地方教育部门的师范院校，以及原来地方上的工程专科学校，实质上就是高职教育的升级版本。而独立学院本身则多是民办的，其中大部分依靠一些技术类的专业吸引生源。这意味着，这600所学校原本就更贴近于职业教育，被称作本科教育只是名义上的层级较高，转不转型并无多少实质意义。
另外一个事实，则是近二十年的经济发展对劳动的需求，大部分是依靠农民工来满足的。在这段时期里，全国每年的高校毕业生从一百多万增加到六七百万，而城镇中每年新增的农民居民则一直稳定超过两千万，其中大部分在城镇中就业。
根据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公布的统计数据，近年来城市里缺口较大的，仍然是第三产业中的餐饮服务人员、营销人员、治安保卫和简单劳动人员。这也就是说，从数量上来看，目前城市里的职位空缺仍然主要表现为“民工荒”而并非“技工荒”。在这样的背景下，将本科教育专科化作为解决就业结构矛盾的举措，并不具有全局的和当下的针对性。如此看来，将一部分本科院校转为高等职业教育，所能起到的实际作用并不是增加了职业教育的供给，而是显著减少了本科高校的数量，以便使得它退回到大学扩招之前的规模。
转向：对高校扩张的否定
经济学家斯彭思早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提出了有关教育的“信号发送理论”。这个理论认为，劳动者的需求方由于缺乏个人信息，不知道哪些劳动者能够满足工作要求。而一个劳动者的受教育年限、专业、学校等等不同的学历特征，包含了他自身特殊的能力、偏好等等信息。因此，劳动者可以通过学历向需求方传达信号，表明自己适合哪些工作。
这就是说，不同人的能力、偏好是不同的，与之对应的高等教育本身应该是多层次而多样的，以面对多元的社会需求。而事实上，宏观到教育的行政体制，微观到课堂的教学内容，现行高等教育都有一套较为刻板的规定和程式，也就意味着它较少的面对大众，也很少面对社会和市场。
尤其对本科教育而言，头等大事是要在本科教学评估中得到好的评级。能够获得好的评级，便意味着能够获得好的声誉，获得更多财政支持，从而能吸引来好的教师和生源，学校便能够良好的运作下去。
教育部的评级只有一个标准，于是，1999年的高校扩张从一开始，就是按照这套标准建立起了千篇一面的教育模式和架构，差学校是好学校的低水平复制，地方院校是中央院校的低层级复制。而好学校和中央院校则乘机扩大规模，跑马圈地，不断扩张。
而在千篇一面的教育体系下，学历能够发送信号的功能已经大大弱化了，除去少部分行政等级高、财政投入多的知名院校的毕业生，剩下的毕业生们对社会来说已经没有太大不同。另外一方面，学生们也认为除了名校，上哪个大学选哪个专业也没有太大不同，毕业之后能够继续从事本专业工作的学生亦是少数。
现行高等教育体系下的劳动供给与市场脱节，已经是早早便注定了的。也有很多人意识到上大学已经从投资变成了消费，本科教育也不再那么有吸引力。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减少本科教育无可厚非，也是对前面的高校扩张一定程度上的否定。
为转型提供适当激励
前文中讲到，即便不包括独立学院，高等院校当中也已经有六成是高职专科教育学校，而这些学校为什么没能为市场提供出足够的应用型人才？不回答这个问题，即便再多出600所或是1000所职业教育院校，都不过是在做无用功。
追根溯源，现行高等教育的本质仍然是“让官家满意的教育”，在这个逻辑下有了较为刻板的教育体系和僵化的教育评估标准。而职业教育和专科教育甚至被远远的排斥在教育评估之外。高职专科学校的领导层级处在高等教育的末端，也就意味着高职专科教育处在高等教育的底端。
反过来，只要随便浏览一下网络上招聘大学应届生的信息，就可以看到无论是公务员系统、事业单位或是有一定规模和名声的外资、民企，基本上要求应届生具有本科或者以上学历。这也就是说，市场本身和产业层级对应用型技术人才的需求还不足够大。如果市场需求的力量足够大，职业专科教育也不会像如今这样惨淡。
两方面的作用相互强化，职业教育和专科教育无法与本科教育处于同样地位，这就解释了六成数量的应用型高等教育院校，却只能提供不到劳动总量四成的应用型人才。
在这种情况下，期望地方专升本的本科学校主动降回到职业学校是件不可能的任务，不讲其他的，仅仅从可以获得的财政补贴来讲，本科学校要远远超过专科教育。唯一可行的折衷方案是保留这些学校的本科层级，在此基础上增加应用型的专业。可如果要做到这一点，似乎从中央层级或者重点高校着手试点更为可行。
当然，完全将鞭子打在行政支配教育的体制上确实有失公允，但要改革高等教育，从政府本身改起是一个好的切入点。因为市场和社会的改变是随机的，长期的，也是很难控制和预计的，行政体制改革则可以相机抉择，为高等教育改革提供一个最初的动力。
转型准则
高等教育不同于义务教育，后者作为基本公共服务要努力做到均等化，前者需要面对社会和市场，努力做到多样化和多元化。而政府依靠行政体制配置资源则很难满足多元的目标。
当前专家学者们把目光对准了德国等欧洲国家的应用技术教育体系，可是，我们和欧洲国家的教育传统不同，市场结构和产业层次不同，是否可以机械模仿还需要仔细斟酌。而且，简而化之的对比会让我们陷入问题本身而无法看到问题的全貌。
具体来讲，本科教育转型必须要改变“让官家满意的教育”思路。
无论是中央高校或者地方高校，也无论是本科教育或者职业教育，只要社会和市场认可，政府首先要做到一碗水端平，而不能再通过行政层级决定如何配置教育资源，尤其不能按照自身偏好将高等教育分成三六九等，并据此配置财政补贴。另外，教育部要减少对学校教学内容和教学体系的干涉，在保有政治教育等没有问题讨论空间的基础上，将办学的权力还给市场和社会。也唯有如此，本科教育、职业教育和民办教育才能在市场中得到检验，并从中建立起声誉，探索出多样的办学模式，并最终改变社会对他们系统性的有偏评价。如果这些改革的原则不能做到，本科院校数量减少后便会更具有优势地位，学生们会更加积极的涌向本科教育这条小路，而职业教育则会变得更加边缘化，本科转型的失败也就在所难免。
（作者系天则经济研究所项目研究员）
目标：减少本科院校
教育部官方给出的改革理由是明确的，即主要为了解决技术和专业人员的短缺，增加职业教育的数量以及应用型人才的供给，从而解决就业结构矛盾。但实际上，比之增加应用型院校，减少本科院校数量才更接近教育部的本意。
这是因为，关于高等教育的一个事实是，至今教育部批准的普通高等学校共有2198所（不包括292所独立学院），其中本科院校有877所，而高职和专科院校则有1321所，占到所有高等教育学校数量的六成。因此，不能认为应用型高校的数量是不足的。教育部提出的需要转型的600所本科院校，专指877所本科院校中建校不满15年的308所，再加上独立学院的292所。
而这308所专升本的学校本身，大部分是归属地方教育部门的师范院校，以及原来地方上的工程专科学校，实质上就是高职教育的升级版本。而独立学院本身则多是民办的，其中大部分依靠一些技术类的专业吸引生源。这意味着，这600所学校原本就更贴近于职业教育，被称作本科教育只是名义上的层级较高，转不转型并无多少实质意义。
另外一个事实，则是近二十年的经济发展对劳动的需求，大部分是依靠农民工来满足的。在这段时期里，全国每年的高校毕业生从一百多万增加到六七百万，而城镇中每年新增的农民居民则一直稳定超过两千万，其中大部分在城镇中就业。
根据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公布的统计数据，近年来城市里缺口较大的，仍然是第三产业中的餐饮服务人员、营销人员、治安保卫和简单劳动人员。这也就是说，从数量上来看，目前城市里的职位空缺仍然主要表现为“民工荒”而并非“技工荒”。在这样的背景下，将本科教育专科化作为解决就业结构矛盾的举措，并不具有全局的和当下的针对性。如此看来，将一部分本科院校转为高等职业教育，所能起到的实际作用并不是增加了职业教育的供给，而是显著减少了本科高校的数量，以便使得它退回到大学扩招之前的规模。
转向：对高校扩张的否定
经济学家斯彭思早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提出了有关教育的“信号发送理论”。这个理论认为，劳动者的需求方由于缺乏个人信息，不知道哪些劳动者能够满足工作要求。而一个劳动者的受教育年限、专业、学校等等不同的学历特征，包含了他自身特殊的能力、偏好等等信息。因此，劳动者可以通过学历向需求方传达信号，表明自己适合哪些工作。
这就是说，不同人的能力、偏好是不同的，与之对应的高等教育本身应该是多层次而多样的，以面对多元的社会需求。而事实上，宏观到教育的行政体制，微观到课堂的教学内容，现行高等教育都有一套较为刻板的规定和程式，也就意味着它较少的面对大众，也很少面对社会和市场。
尤其对本科教育而言，头等大事是要在本科教学评估中得到好的评级。能够获得好的评级，便意味着能够获得好的声誉，获得更多财政支持，从而能吸引来好的教师和生源，学校便能够良好的运作下去。
教育部的评级只有一个标准，于是，1999年的高校扩张从一开始，就是按照这套标准建立起了千篇一面的教育模式和架构，差学校是好学校的低水平复制，地方院校是中央院校的低层级复制。而好学校和中央院校则乘机扩大规模，跑马圈地，不断扩张。
而在千篇一面的教育体系下，学历能够发送信号的功能已经大大弱化了，除去少部分行政等级高、财政投入多的知名院校的毕业生，剩下的毕业生们对社会来说已经没有太大不同。另外一方面，学生们也认为除了名校，上哪个大学选哪个专业也没有太大不同，毕业之后能够继续从事本专业工作的学生亦是少数。
现行高等教育体系下的劳动供给与市场脱节，已经是早早便注定了的。也有很多人意识到上大学已经从投资变成了消费，本科教育也不再那么有吸引力。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减少本科教育无可厚非，也是对前面的高校扩张一定程度上的否定。
为转型提供适当激励
前文中讲到，即便不包括独立学院，高等院校当中也已经有六成是高职专科教育学校，而这些学校为什么没能为市场提供出足够的应用型人才？不回答这个问题，即便再多出600所或是1000所职业教育院校，都不过是在做无用功。
追根溯源，现行高等教育的本质仍然是“让官家满意的教育”，在这个逻辑下有了较为刻板的教育体系和僵化的教育评估标准。而职业教育和专科教育甚至被远远的排斥在教育评估之外。高职专科学校的领导层级处在高等教育的末端，也就意味着高职专科教育处在高等教育的底端。
反过来，只要随便浏览一下网络上招聘大学应届生的信息，就可以看到无论是公务员系统、事业单位或是有一定规模和名声的外资、民企，基本上要求应届生具有本科或者以上学历。这也就是说，市场本身和产业层级对应用型技术人才的需求还不足够大。如果市场需求的力量足够大，职业专科教育也不会像如今这样惨淡。
两方面的作用相互强化，职业教育和专科教育无法与本科教育处于同样地位，这就解释了六成数量的应用型高等教育院校，却只能提供不到劳动总量四成的应用型人才。
在这种情况下，期望地方专升本的本科学校主动降回到职业学校是件不可能的任务，不讲其他的，仅仅从可以获得的财政补贴来讲，本科学校要远远超过专科教育。唯一可行的折衷方案是保留这些学校的本科层级，在此基础上增加应用型的专业。可如果要做到这一点，似乎从中央层级或者重点高校着手试点更为可行。
当然，完全将鞭子打在行政支配教育的体制上确实有失公允，但要改革高等教育，从政府本身改起是一个好的切入点。因为市场和社会的改变是随机的，长期的，也是很难控制和预计的，行政体制改革则可以相机抉择，为高等教育改革提供一个最初的动力。
转型准则
高等教育不同于义务教育，后者作为基本公共服务要努力做到均等化，前者需要面对社会和市场，努力做到多样化和多元化。而政府依靠行政体制配置资源则很难满足多元的目标。
当前专家学者们把目光对准了德国等欧洲国家的应用技术教育体系，可是，我们和欧洲国家的教育传统不同，市场结构和产业层次不同，是否可以机械模仿还需要仔细斟酌。而且，简而化之的对比会让我们陷入问题本身而无法看到问题的全貌。
具体来讲，本科教育转型必须要改变“让官家满意的教育”思路。
无论是中央高校或者地方高校，也无论是本科教育或者职业教育，只要社会和市场认可，政府首先要做到一碗水端平，而不能再通过行政层级决定如何配置教育资源，尤其不能按照自身偏好将高等教育分成三六九等，并据此配置财政补贴。另外，教育部要减少对学校教学内容和教学体系的干涉，在保有政治教育等没有问题讨论空间的基础上，将办学的权力还给市场和社会。也唯有如此，本科教育、职业教育和民办教育才能在市场中得到检验，并从中建立起声誉，探索出多样的办学模式，并最终改变社会对他们系统性的有偏评价。如果这些改革的原则不能做到，本科院校数量减少后便会更具有优势地位，学生们会更加积极的涌向本科教育这条小路，而职业教育则会变得更加边缘化，本科转型的失败也就在所难免。
（作者系天则经济研究所项目研究员）